第一节 近代历史场景中的维吾尔人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意为“团结”或“联合”，是今天汉文对“UYGHUR”一词的音译。在我国历代汉文献对维吾尔族称谓的书写上，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公元4世纪《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一词，是至今所看到的对“维吾尔”的首次汉译写法。

公元6～7世纪的隋、唐时期，汉文献多把“维吾尔”写作“韦纥”。对此，《新唐书·回纥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乌纥，至隋曰韦纥”。唐朝中后期，又写作“回纥”，据说是韦纥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脱离突厥统治后给自己新组成的联合体所定的汉文名称。

唐朝德宗贞元四年（788），回纥统治者取汉文“捷鸷犹鹘然”之意，提出把“回纥”二字改写为“回鹘”，经唐王朝同意后正式启用，直至13世纪70年代（元朝初年）。元、明时期，汉文史籍一般写作“畏兀儿”，有时也写作“畏吾儿”。

840年回鹘汗国解体之前，在包括今新疆西部在内的中亚广大地区，活动着葛逻禄、突骑施、样磨、处月等许多部落及为数不少的先前移居这里的回鹘部众。这些部落原本多在突厥统治之下，或本来就是突厥的一部分，与回鹘同属一个语系，早已存在着密切的联系。840年回鹘汗国瓦解后，如前所述，部分民众迁徙到这里，与这里原有各部落联合建立了喀喇汗王朝。

回鹘汗国强盛时，疆域西邻中亚的卡拉库姆沙漠，东到天山以南的罗布泊，北至巴尔喀什湖，南到中亚的阿姆河。汗国的统治中心，前期在中亚楚河流域的八拉沙衮，后期在今新疆的喀什。汗国内部族群众多复杂，经济上农、牧生产并举。从840年回鹘大批部众西迁这里，到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最后一个苏丹奥斯曼被杀，汗国共存在370余年。喀喇汗王朝时期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公元10世纪初，以萨图克为首的汗室成员接受伊斯兰教，萨图克本人也改称萨图克·布格拉汗，这标志着伊斯兰教在汗国管辖地域中已处于统治地位。以后，王朝的历任统治者在对内对外战争中，利用“圣战”旗帜使伊斯兰教在王朝势力所到之处迅速发展，不但改变了回鹘以及其他操突厥语系诸族群的宗教信仰，而且逐渐取代了天山以南地区佛教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地位，并迫使原在天山以南地区长期流行的祆教、摩尼教、景教等其他宗教也退出这一地区。这个巨大变化，不但使阿拉伯文化大量涌入今新疆地区，而且为这里的族群融合加入了黏合剂，对近代维吾尔族的最终形成和近代维吾尔族文化的形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国存在期间，迁居这里的回鹘人由原来以游牧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逐渐转变为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定居生活方式，这种转变，有利于各部族的融合和以后维吾尔族的形成。总之，在840年回鹘汗国解体以后的数百年间，是今新疆，特别是天山以南各个族群（部落、部族）大分化、大融合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大批回鹘人的进入，无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特别是居于统治地位的大批回鹘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和宗教信仰的改换，更加快了各族群（部落、部族）的融合进程。这个过程，史学界有人称为“回鹘化”，并认为早在此前“天山一带及天山以南原有各民族的回鹘化”过程就已经开始。这一时期，无疑是后来维吾尔族形成的最重要时期。

12世纪前期，我国以北方契丹族为主体建立的辽朝（947～1125）衰亡，辽朝皇族耶律大石率部分契丹人向西迁徙。但是，西辽政权存在时间并不长，到13世纪前期，今新疆地区又被迅速崛起的蒙古族所控制。嘉定十一年（1218），蒙古首领成吉思汗率大军横扫天山南北，灭西辽政权，不久，又把新疆的大部分地区分封给儿子察合台统治。这时，原在这里活动并已经融合了众多操突厥语族群的“回鹘”，在汉文史籍中开始改写为“畏兀儿”（有时则写作“畏吾儿”）。这说明，天山南北原许多操突厥语族群（部落、部族）之间的长期融合过程已基本完成，也就是说“回鹘化”已基本完成，近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已初步形成。经元（1279～1368）、明（1368～1644）两朝，一直到18世纪中期清王朝统一新疆为止的数百年间，今新疆地区主要处于蒙古贵族及其后裔的统治之下。不过这中间经历了许多重大变化。

1225年察合台受封统治畏兀儿人主要生活的天山以南地区后，建立了政权，史称“察合台汗国”（1225～1513）。察合台承认自己的政权受蒙古大汗节制，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元朝世祖至元八年（1271），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迁都大都（今北京），建立元朝，察合台汗国又归元朝中央政府管辖。但是察合台后裔后来摆脱了元朝控制，建立了独立的察合台汗国。汗国强盛时，统治地域包括今新疆西部地区和中亚的部分地区。14世纪初，察合台汗国统治层发生分裂，汗国分成东、西两部分，畏兀儿人集中生活的天山以南地区主要处于东察合台汗国（1348～1513）的统治之下。

明朝太祖洪武元年（1368），蒙古统治者失去今北京后退回大漠南北。不久，东察合台汗国也发生内乱，四分五裂，今新疆境内出现许多割据政权，“地大者称国，小者止 [只] 称地面”。

“这些政权的统治者虽然基本上还是蒙古贵族的后裔，但是这时的蒙古统治者已经被人数众多的被统治者畏兀儿人所同化，他们不但在生产生活方式上已从以游牧为主转变为以农业定居为主，而且还改信仰了伊斯兰教，在生活、语言、心理上与畏兀儿人也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异。因此，到察合台汗国灭亡时，众多的蒙古察合台后裔和跟随他们进入这一地区的蒙古人，大部分已成为土生土长的畏兀儿人了。”

16世纪初，已经畏兀儿化的蒙古察合台后裔赛伊德击败各政敌，于明朝武宗正德九年（1514）率兵攻下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等天山南部各地，消灭了东察合台汗国，在叶尔羌（今莎车）建立了新的政权，史称“叶尔羌汗国”（1514～1680）。汗国的居民基本是已经比较巩固统一的畏兀儿族人。叶尔羌汗国后期，由于宗教中自称穆罕默德先知后裔的和卓势力的介入，汗国发生分裂，权力被伊斯兰教中的所谓“白山派”和“黑山派”中的首领相继控制。清朝圣祖康熙十九年（1680），在争权夺利中失势的“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联合这时统治天山以北广大地区的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率准噶尔蒙古军队12000余人越天山南下，攻灭了叶尔羌汗国，建立了由准噶尔蒙古军队控制下的所谓“和卓政权”。

清朝圣祖康熙三十六年（1697），噶尔丹在与清朝军队作战失败后死亡，和卓政权趁机独立，摆脱准噶尔蒙古控制。但几年后便被准噶尔部新即位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率兵攻灭（1700）, “白山派”首领阿帕克和卓的孙子阿合玛特等也被押送伊犁拘禁，“黑山派”首领达尼亚力和卓又在准噶尔蒙古庇护下建立了新的“和卓政权”。

17世纪中期，当天山以南地区的“和卓政权”不断更迭的时候，我国内地政治局势也正发生着重大变化。

清朝世祖顺治元年（1644），明朝灭亡，崛起于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入主北京，建立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中央王朝——清朝（1644～1911）。经百余年经营，到18世纪中期清朝强盛起来，决定出兵统一天山南北。

清朝高宗乾隆二十年（1755），清朝出动五万大军，趁准噶尔蒙古内讧加剧之机，兵分两路直捣其统治中心伊犁，歼灭准噶尔军队主力，首领达瓦齐不久也被抓获。这不仅标志着强盛一时的准噶尔汗国的灭亡，也标志着蒙古贵族及其后裔在天山南北长达500余年的统治结束。这年被准噶尔部囚禁在伊犁的“白山派”和卓首领阿合玛特（已死）的两个儿子波罗尼都（Burhanidin Hoja）、霍集占（Hojajahan）兄弟（史称“大小和卓”）也被清军释放。大小和卓感谢清军救助，表示愿臣属清朝中央政府。

清朝政府派大和卓返回天山以南召集旧部归属，让小和卓仍留伊犁率原被准噶尔贵族掳掠到伊犁的畏兀儿群众进行生产。这时，清朝对元明时期称为“畏兀儿”的今维吾尔族有了比较直接的了解，并在汉文献中开始普遍称其为“回”“回子”（在行文中这时也开始称“维吾尔”）。大和卓波罗尼都在清军护送下，依靠旧部支持，很快控制了天山以南局势。这时，伊犁发生原准噶尔部台吉、后来投诚清朝并被封为双亲王的阿睦尔撒纳的叛乱，小和卓霍集占趁机逃回今南疆，煽动叛乱，并杀害清朝招抚使臣阿敏道等百余人。清朝中央政府不得不出兵天山南部平叛。

清朝乾隆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758～1759），清朝军队经多次战斗平定了大小和卓的叛乱，统一了天山南北，在把天山南疆仍称为“西域”一地的同时，也开始把这一区域称为“新疆”。

清朝当时管辖的范围，包括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天山南北广大地区，比今新疆范围大了许多。清朝统一新疆后，结束了天山南北长期动荡不安的局势，不但为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提供了条件，而且也为维吾尔族本身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清道光二十年（1840）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新疆政局发生多次重大事件，严重影响了维吾尔族地区的稳定和发展。

一是和卓后裔在南疆地区的多次作乱。大小和卓叛乱失败被杀后，其后裔流散到中亚各地。道光初年，已长大成人的张格尔、玉素甫（大小和卓之孙一代）在中亚浩罕汗国支持下，纠集追随者一再入卡作乱，一度攻占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等城。

1840年以后，和卓后裔倭里罕、迈买的明、铁完库里等（大小和卓重孙一代）又不断入卡作乱。这些和卓后裔之乱，虽然很快都被清朝政府平定，但每次都给维吾尔族群众带来严重灾难，不少人被杀或逃亡，财产被掠夺一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

二是19世纪60年代新疆各地的农民起义。在内地太平天国，特别是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清朝同治三年（1864）库车维吾尔族、回族等族的农民群众首先发动起义，推翻了清朝政府在当地的统治。接着，全疆各地军民群起响应，使清朝在天山南北的统治机构很快瓦解。清朝同治五年（1866），全疆出现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苏丹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得麟政权，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丁政权和以和田、喀什、叶尔羌等为中心的各个地方政权。在这些政权中，除乌鲁木齐妥得麟政权是以回族为主的政权外，其他各地建立的政权几乎都是以维吾尔族为主建立的政权。因此，在这一时期反对清朝统治的武装斗争中，维吾尔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是19世纪60～70年代阿古柏匪帮和沙俄对新疆的军事入侵。

清朝同治四年（1865）年初，浩罕军官阿古柏匪帮挟持和卓后裔布素鲁克（张格尔之子）侵入喀什噶尔。阿古柏利用“和卓（圣裔）”“圣战”等名义欺骗维吾尔群众，并施用各种诡计手段先后击败叶尔羌、和田、库车、乌鲁木齐等各地政权，侵占了天山以南及乌鲁木齐等新疆大部分地区。清朝同治十年（1871），沙俄利用新疆政局动荡之机，也武装出兵伊犁地区。

在外国侵略军统治下，新疆各族群众包括维吾尔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反抗侵略者，各族军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并为此作出了重大牺牲。例如叶尔羌军民数次打败阿古柏匪军的进犯，并差点活捉阿古柏本人；和田维吾尔军民在反抗阿古柏侵略时，约有五万群众英勇战死；伊犁维吾尔军民在抗御沙俄军队入侵时，用大刀长矛英勇抗击用近代枪、炮武装起来的敌军并重创侵略军的精锐部队，为此不少人为国捐躯。

四是中国军民反侵略斗争的胜利。清朝德宗光绪元年（1875），清朝政府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统帅中国军民收复新疆。在新疆各族军民支持下，于清朝德宗光绪七年（1881）首先把阿古柏匪帮驱逐出新疆，然后又驱逐了沙俄军队。

五是新疆建省。清朝政府重新统治新疆后，在左宗棠、刘锦棠主持下，新疆废除了旧的以军事为主的军府制统治，建立了与内地一致的郡县制统治，设立新疆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