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老龄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前面重点阐述了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促进经济较快增长的经验，也分析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落入“中收陷阱”的教训，目的在于立足人口老龄化视角，谋求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经验和决策选择。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

1．立足老龄化的经济结构调整

前面的分析表明，跨越“中收陷阱”未来10年是关键的历史时期。但是并非10年一过就万事大吉，因为如若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地发展，返回“中收陷阱”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追求的目标应该是老龄化背景下，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关于可持续发展，自1972年联合国斯德哥尔摩国际环境会议以来，有过多种诠释；我们以为，1987年联合国人类环境委员会《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将其定义为“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尽管还不能穷尽可持续发展的全部内涵和外延，但是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准确性和现实性，不失为一个言简意明的阐发。这一定义从代际关系上阐释可持续发展，体现了以人的全面发展需要为宗旨，发展是为了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发展的驱动力，在自然资本、产出（生产）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中，可持续发展主要依赖人力资本；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必须在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前提下进行；人与人之间和谐发展，协调当代不同人口组群、当代与后代不同人口组群之间的关系，公平地分享发展成果。将老龄化、跨越“中收陷阱”纳入可持续发展视野和轨道，发挥在坚持科学发展主题、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中的作用，是首要的一条。前已论及，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峰值，绝对数量不久即可达到峰值，一方面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尚未结束，需要进一步在用好、用够“人口盈利”、“人口红利”上下功夫；另一方面由劳动力过剩向平衡、不足过渡的道路已经打通，由劳动密集向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转型升级的大门已经开启，要不失时机地启动以人口和劳动力质量换数量、开创以人力资本驱动经济增长为主的新的人口变动的“黄金时代”，由人口和劳动力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大国和强国。面对人口老龄化加速推进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机遇，老年人口占比不断上升，绝对数量不断增加，意味着老年消费的累进增长，从而为从投资和外贸主导转变到消费主导型经济，提供了持续增长的动力和现实的需求。这两个方面提供的机遇结合起来，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变得恰逢其时，人口老龄化的作用不可替代。

2．立足老龄化的收入分配改革

国际经验证明，经济增长与“中收陷阱”之间，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二者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不能指望仅仅通过经济增长就一定能够成功跨过“中收陷阱”。问题出在收入分配上。因为如果收入分配调整不好，则有可能抵消一部分甚至很大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效果。日本经验中，长期以来执政党比较注重农民和自营业者等社会下层的利益，在社会中尽可能地均等配置各种资源，赢得并保持了较高的国民支持率。均等配置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从微观上看，日本的各个阶层在收入、财产、学历、职业声望上等存在不少差距，收入高者不见得职业声望一定高；但是将各种要素集中起来进行综合评价，总体感觉是这些差异是比较均等的和合理的，因而现行的政策是可行和可以接受的。

如前所述，我国收入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不争的事实。1988年基尼系数为0.382, 1995年上升到0.452, 2002年再上升到0.455（南亮进，2008）。据新华社报道，2010年已超过0.5。由于近年来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基尼系数，无确切数据可考；但是普遍认为，如果加上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收入和分配差距的扩大，以及城镇个人灰色收入地域宽广，一个时期以来基尼系数呈上升趋势，是可以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无疑是正确的和有效的；然而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经济迅速发展而来的，是贫富差距的快速拉大，现在已经到了相当可观的地步，不合理、不公平、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突出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公平被提到首位，近年来加大了公平的实施力度，普遍提高劳动阶层收入，大力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个人所得税起征点提高并实行累进税制等，初显收入分配改革成效。不过必须明确，仅从分配上强调公平是不够的，还必须从资源占有和生产源头上实现公平。特别是消除二元结构体制障碍，根除产生社会歧视的根源，保护老年、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等，从上到下制定“一揽子”公平社会政策，方能取得综合效果。

3．立足老龄化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当代，社会保障是经济发展、社会前进的稳定器，跨越“中收陷阱”也离不开这个稳定器。例如，单从人均GDP来看，巴西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的状况都是不错的。问题在于，这一指标掩盖了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保障缺失、失业率居高不下、人口城乡结构失衡等多重矛盾，经济发展处于不稳定、不均衡、不可持续状态。一部分人在改革过程中积聚了大量新的财富，甚至将财产转移到国外；大部分人的生活状况却没有因改革而改善，社会政局长期动荡不安。国家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相对滞后，在20世纪90年代国企私有化改革中，65%～95%的职工没有劳动合同，65%～80%没有参加医疗和养老保险，致使广大职工失业，医疗、养老等没有起码的社会保障。这样的改革，只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中产阶层的认同和支持，失去了广大社会底层的信任，最终导致社会分化和周期性的社会动荡、政治危机和政府更迭，不能走出“中收陷阱”。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一些，说明没有包括养老保障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就没有稳固的后方，社会就缺少必要的稳定器，就不能实现长期可持续的发展。

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年以来，我国养老、失业、医疗、伤残、计生等社会保障事业获得较快发展，初步建立起覆盖面较宽的社会保障制度。不过总起来看，一是保障面还不够宽，多数并未实现全覆盖；二是保障水平比较低，即使实现了全覆盖，覆盖物质量不高、含金量低，多数是“被单”而非“被褥”，总体上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城乡之间差距明显，从2010年开始推行社保城乡一体化，农村开始实行新型养老保险（新农保）以来，社会保障二元结构体制逐渐被打破，收入差距有望缩小。不管怎样，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并快速实现全覆盖，社会保障支出在逐年增加，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为建立全方位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

2002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第二次老龄问题世界大会，提出并出版了《积极老龄化政策框架》，将以往“以需要为基础”改为“以权利为基础”来看待和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框架》提出并论证了积极老龄化的三个支柱：健康、参与和保障。根据政策框架文本（WHO, 2004）的解释，积极老龄化的主旨是：当人们步入老年的时候，仍然可以最大限度地获得健康、参与和保障的机会，从而提高生命质量。健康是指：当罹患慢性疾病和功能性衰退的风险因素（包括环境的和行为学的）保持在低水平，同时保护性因素保持在高水平的时候，人们就将延年益寿，在进入老年时保持健康，并能够料理自己的生活，而需要昂贵的医学治疗和照料服务的高龄老人就会减少；对于那些确实需要照料的女性和男性，在他们进入老年的时候，应依据其需要和权利得到全方位的卫生和社会服务。参与是指：应该从就业、教育、卫生和社会政策等方面，支持老年人依据基本人权、能力、需求和爱好充分参与社会经济和精神文化活动，通过从事有薪酬和无薪酬的活动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保障是指：应通过制定政策和方案，尊重和维护老年人在社会、金融和物质等方面的需要和权利；当年长者失去自我供养和自我保护能力时，应确保他们得到保护、尊严和照顾；应支持家庭和社区在照料年长者方面所付出的努力。

在我国，健康老龄化得到普遍认同。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五个统筹”的科学发展观，为统筹老龄事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2006年制定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把“坚持科学发展观，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兼顾当前与长远，把解决当前老龄问题和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结合起来，促进老龄事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作为指导老龄事业发展的基本原则。在这一基本原则的指导下，“十一五”时期老年健康、参与、保障均取得显著成绩。“十二五”提出“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目标和任务。立足于人口老龄化和可持续发展视角，建立健全老年社会保障体系自然也包含在其中。2011年2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第十三次全体会议，明确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老龄工作的重点是推进“六个体系”建设。2011年9月《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发布，对“六个体系”即老龄战略规划体系、社会养老保障体系、老年健康支持体系、老龄服务体系、老年宜居环境体系、老年群众工作体系作出阐发。除了宏观上的阐发外，针对当前社会保障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如老年医疗卫生保健，提请对高龄、空巢、患病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予以特别关注，倡导老年健康教育、增强老年心理健康意识、发挥家庭成员精神关爱和心理支持的作用；加强老龄服务，除了发展居家养老服务、社区照料服务和机构养老服务外，提出应优先发展护理康复服务、加强老年护理院和康复医疗机构的建设，探索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制度和发展长期护理保险等。首次提出“建立以城市社区为基础的老年人管理与服务体系”目标，并将农村社区为老年服务也列入议事日程。建立和健全包括城乡为老年服务在内的全方位老年社会保障体系，有效提升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质量，同时发挥老有所学、老有所为潜能。这是跨越“中收陷阱”和实现老龄化与可持续发展的一项长期性战略任务。完成这一战略任务，要克服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老年人力资本积聚厚重不够、现有老年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以及经济、政治体制机制方面等种种障碍，还要吸取国际社会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方向已经指明，道路已经开通。只要沿着正确的方向不断改革前进，就会跨越“中收陷阱”，并逐步走上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