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老龄化背景下应对“中收陷阱”的国际经验

当前，我国处在改革引向深入还是停滞不前，方向是集中统一还是市场分享的十字路口。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全局，毫无疑问需要继续深化改革，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最后一个目标。为此，首先要争取10年内最好是2020年以前，跨越横在我们面前的“中收陷阱”，步入较高收入国家行列。而走好这一步，研究和借鉴国际社会经验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1．日本的经验

一般认为，亚洲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是成功跨越“中收陷阱”的典型，相对说来日本更为典型，需要重点研究。1972年日本人均GDP接近3000美元，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到1984年突破1万美元，花了大约12年时间，其中的重要背景之一，是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走向老龄化。1945年二战结束后，战败的日本一度处于战后极度贫困的混乱状态。经过15年左右的恢复和调整，20世纪60年代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60年日本人口9319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5.7%，年龄中位数25.5岁，平均预期寿命不足68岁，属于成年型人口中期。1970年人口增加到10445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7.0%，年龄中位数28.9岁，平均预期寿命超过70岁，标志着人口年龄结构步入老年型；此时日本经济步入快速增长期，人均GDP已接近中等收入门槛。1963年，日本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前一年，人均GDP仅为573美元，是美国2544美元的22.5%，不足四分之一。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是在1966年，迎来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1971年突破2000美元，1973年达到2964美元。人均GDP从1000美元增加到2000美元，用了6年；从2000美元增加到3000美元，只用了3年时间，大大快于西方发达国家（李国庆、丁红卫，2004）。20世纪中期超过10000美元，快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口老龄化的速度进一步加快，1990年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提升到12.0%，年龄中位数提升到37.4岁；2000年分别提升到17.2%、41.4岁；2010年分别提升到22.6%、44.7岁，成为当今世界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也是人均GDP水平很高的国家。

不难看出，日本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人口老龄化前期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战后日本经过一段恢复和调整，工业化、人口城市化迅速起步；同时人口出生率不断下降，老龄化前期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较为缓慢，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逐步攀升，出现被抚养的少年和老年人口之和占比下降的有利时机。日本成功地利用了这一不可复得的“黄金时代”加快经济发展，同时人口数量增长受到强有力的抑制，并在战后50多年后实现了人口的负增长。根据日本总务省公布的数据，截至2008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12769.2万人，比上一年减少7.9万人；2009年进一步减少到12754.7万人，比2008年减少14.5万人。少子高龄化的这一新的变动趋势，必将对日本经济产生新的更为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日本迅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又迅速越过“中收陷阱”达到发达国家较高水平，得益于人口老龄化前期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那么继续沿着老龄化惯性走下去，加速老龄化的后果必然会表现出来。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所经历的时间，法国为125年，美国为71年，英国为47年，日本仅为24年，这使日本老龄化后期“人口亏损”、“人口负债”凸显，给经济增长蒙上一层阴影，少子高龄化成为日本经济停滞不前的一个重要元素。根据日本总务省的统计资料，2007年日本少年儿童人口和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分别为13.53%和21.49%，老少之和从属年龄比（抚养比）上升到53.89%,“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已为“人口亏损”、“人口负债”所取代，并且面临社会负担快速上升的压力。联合国的预测表明，2030年可上升到68.9%, 2050年可进一步上升到96.08%，连创“亏损”、“负债”新高，构成对未来日本社会经济发展的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有效应对，有可能出现停滞和倒退的危险。

总结日本过去成功跨越“中收陷阱”的做法和经验，值得借鉴的地方很多。立足于中国实际，以下三点更具现实意义。

（1）突出发展重点，适时调整产业政策。日本在经历二战后的10年恢复之后，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55～1965年实施了以引进技术和投资拉动为主的快速工业化阶段；在此基础上，1966～1975年实施了以消费引领为主的“黄金十年”高速发展阶段；此后在石油危机冲击下，1976～1985年实施了产业结构轻型化和国家经济节能化的新阶段，完成向后工业化的成功转型。可见，日本在发展中前期也曾走过粗放式发展道路，但是在石油危机压力下，向低耗、高效转型卓有成效，实现了产业结构和经济技术结构的转型升级。适时调整产业政策，是转型升级的关键。首先，加大节能技术和高新技术研发，研发取得成果后，再发展节能和“高加工度化”产业；其次，加快“高加工度化”和“知识集约化”产业发展步伐，推动从以资本密集程度高的重、化工业为中心向以知识密集程度高的加工装配工业为中心的产业结构转变，1975年以来又补充增加了对尖端技术支持的政策。1982年第二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政府采取刺激国内需求政策，推行“内需扩大主导型”战略方针；鼓励海外投资，扩大对外贸易；加大社会公共投资，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经过这些政策调整，日本经济步入了现代化结构转换期，制造业占比开始走出由上升转而下降的倒U型曲线，第三产业占比则呈现稳步升高态势；外贸出口受到抑制，经济增长方式由主要依赖出口转变为出口和内需扩大并重；国际分工参与方式也有改变，由“加工贸易型”转变为“水平分工型”。产业政策的适时转变，推动了产业结构升级和出口商品结构的优化，日本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占出口商品比例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生产的高精密机械、半导体、机器人等高附加值工业制成品，占世界市场的份额大幅度提升，是主要的生产国和世界市场的供应国。

（2）重视民生，缩小差距。日本之所以能成功跨越“中收陷阱”，除了对产业政策本身的调整外，重视民生、对社会进行综合治理、缩小各阶层的收入差距，以及改变和改善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等，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日本很注意社会均等化发展，主要有战后初期实施的农地改革、解散财阀以及工会组织的普及。正是由于政治民主化改革先行，才使随之而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创造的巨大财富，得以均等地分配到各个职业阶层。除了实施民主化改革外，日本政府还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均等化的社会制度。其中高就业制度与就业保障政策、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政策、税收调节政策、收入再分配制度与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等，起了关键的作用。在持续18年的高速增长时期，“终身雇用”等日本式经营制度，促使日本实现了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就业率。税收调节政策，则有效地起到缩小阶层差距的功效。收入再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使弱势群体获得了社会再生的制度援助。构成战后初期最大社会差别的农户与城市工薪家庭的消费支出水平，在1973年发生逆转，消除了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从经济增长的实质看，高速增长可以分为两大时期：60年代中期以前是由生产性投资推动的高速增长时期，此后则是由消费增长推动的高速增长时期。社会的均等化影响到政治和社会的稳定，是自民党长期执掌政权的重要社会基础。

战后日本社会均等化发展的首要标志是经济收入差距的缩小，国民收入分配的显著变化就是基尼系数的降低。二战以前，日本的基尼系数很高且不断上升，1895年为0.476, 1915年上升到0.597。二战之后，由于经济民主化、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基尼系数大幅度降低，1962年下降为0.376, 1980年下降为0.337，以后则稍有升高。按照库兹涅茨曲线，在近代经济长期的变动过程中，收入分配一般会先出现一定程度的不平等，然后趋向均等化趋势，日本收入分配走过的轨迹，证实了这样的理论模型。

（3）发展健全社会保障，调节收入再分配。社会保障政策的健全完善程度是决定国民福利水平的重要因素。1961年，日本就已经实现了“国民皆年金”的目标，国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得以确立。在社会保障制度中，再分配效果最为显著的是低收入者生活保障和残疾者生活保障。从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例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保障水平，日本人均社会保障费用持续上涨，社会保障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持续上升。1965年日本社会保障费用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为5.5%, 1970年上升到6.1%, 1976年再上升到10.4%（南亮进，1981）。实现了在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改善的同时，收入和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资源的合理分配，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和进步，营造出跨越“中收陷阱”必要的社会环境。

2．落入“陷阱”国家的教训

二战后仅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地跨越了“中收陷阱”，大部分没有迈过这道门槛，长期在“陷阱”中徘徊，尤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为典型。研究这些国家落入“中收陷阱”的教训，结合中国实际，最值得注意和引以为戒的是“三化”。

其一，过度城市化。以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一些国家最为突出，故称之为“拉美畸形”的城市化。依据联合国提供的最新资料，2010年世界人口城市化率为50%，发达国家为75%，发展中国家为45%，最不发达国家为29%。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为80%，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35个百分点，而且高于发达国家5个百分点。人口较多国家的人口城市化率，墨西哥达到78%，巴西达到87%，智利达到89%，阿根廷达到92%，委内瑞拉达到93%。而且，拉美过度城市化以超大城市的畸形集聚为主要特征，60%以上人口居住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这就形成了城市中大量无业和失业的人口群体，城市失业率超过10%；社会冲突加剧，治安等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财政拮据，城市治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援助，造成国家债台高筑；城市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交通运输和水、煤气等的供给紧张，环境污染加剧；城区地价大幅度上涨，失业人口和流入的农民纷纷向郊外转移，逐渐形成大面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贫民区，与现代化的城市中心区形成鲜明的对照。拉美国家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而成为整个城乡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家财政的累赘，社会发展的障碍，跌入“中收陷阱”的铺路石、垫脚石。

中国与拉美国家情况不同，迄今为止中国人口城市化并没有落入“拉美陷阱”，这是一件颇为国际社会称道的了不起的成就。然而仔细研究一下世纪之交转入第二阶段的中国人口城市化，发现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如不采取科学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和得力的措施，落入“拉美陷阱”的危险并不是没有可能。特别是在理论上，存在人口城市化都市圈理论误导；在实践上，存在大城市“摊大饼”式向外延伸的某种风险。以发展源于20世纪中期法国和意大利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尤以戈特曼的“大都市圈”理论和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为代表，提出并论证了由超大城市主导同时吸纳了相当数量的大城市、中等城市组成的城市产业链经济带，一般占到本国GDP的65%～80%，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称之为“都市圈”式城市化理论。在我国“乡村城市化”诸多问题暴露出来、寻求新的城市化理论的时候，这一理论迅速传播开来并作为“重大轻小”城市化道路的理论依据，开始了小城镇向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向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过渡和升级，大城市、超大城市一圈又一圈“摊大饼”式地向外扩张，失地农民大量增加，已经出现大小不等诸如“新疆村”、“浙江村”那样的城中村。虽然这些农民工聚集区与拉美贫民窟有着本质的差别，我们的农民工多是城市市场经济的积极参与者，但是就住房条件、生产性质、卫生状况、本人和子女教育等说来，则有颇大相近之处，有些已发展为具有较大规模的棚户区。还要注意到，城市中一批新生的贫困阶层有可能被边缘化为失地农民的同盟军，使矛盾复杂化，这也必须引起重视和妥善整治。

其二，贫富两极分化。陷入“中收陷阱”的国家，经济和分配主导权常常掌握在几个大的利益集团手中，没有也不可能实行公平、合理、有效的收入分配，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许多国家两极分化严重。20世纪70年代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时，造富运动也随之兴起，涌现出一批富有阶层。更多的人因为涌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没有体面的工作而沦为贫困人口，占比迅速上升，大片贫民窟同大城市中心区高楼大厦同步扩张。人们将这样的发展，常常称之为“有增长无发展”的典型。目前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大约10%的富人占到总收入的60%以上，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0%以上，其中60%以上居住和生活在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中。这就形成了城市中大量无业和失业的人口群体，城市失业率超过10%。与享受现代文明的城市中心富人区，形成鲜明的对照。2003年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达2.266亿，占比上升到44%以上。对此，智利前总统艾尔文指出：拉丁美洲的情况表明，市场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市场推动消费和创造财富，但它不能公平地分配财富（江时学，2004）。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竞争永远是优胜劣汰，市场的天平永远向着资本雄厚的一方倾斜，结果是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其三，社会矛盾固化。所谓矛盾固化，就是矛盾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根源，社会又不能从根本上铲除这种基础和根源，往往都是采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使矛盾暂时得到缓解和部分消除。过一段时间旧有的矛盾又重新滋生出来，有的变本加厉地爆发出来，新的调节政策出台后，可能又有所缓解，开始新一轮的矛盾“爆发——缓解”重复。久而久之，社会资源占有不公、贫富差距悬殊、财政危机加剧、民主法治缺失、贪污腐败泛滥、失业率居高不下等矛盾，长期得不到解决，有些则愈演愈烈，直至集中爆发，造成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在大变革面前，社会矛盾同各种事物发展规律一样，不进则退。如果矛盾不能有效解决，旧有的矛盾就会在新的变革中假途伐虢、趁势而上，成为改革和发展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