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为何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进入经济增长缓慢、社会进步停滞、各种矛盾相继爆发、居民不满情绪高涨的“中收陷阱”阶段。为什么会跌入“中收陷阱”？各国情况不尽相同，具有一定共通性并且起到主导作用的，主要是跟不上科技进步、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以及社会矛盾集中爆发、畸形发展的城市化和没有利用好老龄化初期人口年龄结构“黄金时代”机遇期等几个方面。

1．跟不上科技进步、信息化、经济全球化的步伐

（1）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了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的技术革命。包括新能源、新材料、激光技术、宇航技术、海洋工程、生物工程等，以电子计算机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新的技术革命。众所周知，自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发生后，已经经过五次影响全球发展的技术革命。第一次，以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产业革命，尤以纺纱机和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为标志，开辟了由英国波及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德国、美国、日本等和由欧洲波及美洲、亚洲、澳洲等的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的新的时代。第二次，以钢铁工业为主要标志，带动了制造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等的发展，加快了全球工业化进程。第三次，以石油、重化工业和电力工业为主要标志，掀起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第四次，以汽车工业为主要标志，缩短了生产、生活、交往之间的距离，加快了产业革命全球化进程。第五次，“二战”结束后，发生以微电子技术为主要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当前由于基因技术、克隆技术、纳米技术等不断取得新的突破，一个以生命科学为主导学科的更新的技术革命时代已经到来。

上述两个半世纪经历的五次技术革命，每一次都形成新的带头产业，极大地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与新技术革命相伴的是新兴产业革命的迅速扩张，成为引领新一代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任何国家如果不能掌握新的核心技术，便不能建立更不能形成新的主导产业，就要落在时代发展后面，遭受落后挨打的命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没有经历过完整的资产阶级革命，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产业革命，因而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欺侮。无数革命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艰苦奋战，始建立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开启工业化、现代化新的征程。然而技术进步无止境，如果跟不上每一次新的技术进步的步伐，落后的产业得不到应有的淘汰，产业结构得不到应有的调整，就要落在时代发展的后面，陷入不同类型的“发展陷阱”。

（2）信息化。1963年日本学者Tadao Umesao发表《论信息产业》一文，接着Kamishima在《信息社会中的社会学》一文中首次使用“信息社会”概念，其后的讨论将“信息化”解释为在由工业化向信息化社会过渡中，信息产业逐渐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的过程。随着实践的发展，信息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和深入，提出突破计算机化局限包括计算机化、通信现代化、网络技术现代化涵盖“3C”（Computer, Communication, Control）的信息化；包括交换和传输的数字化、通信和网络管理服务“融合”（Convergence）等在内的“4C”的信息化；以及包括信息环境、从有形信息产品向模拟信息产品转变过程的信息化等。尽管不同学科、不同部门对信息化所下定义有所不同，但是在基本点上则取得越来越多的共识。一是信息技术、信息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从事信息生产和服务的信息产业的价值得到确立和提升，成为独立和不可取代的产业，在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主导和决定的作用。二是信息资源价值不断增值。意味着在商品生产和劳务中物质财富消耗不断降低，信息劳动所占比例不断升高，信息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并成为整个市场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市场，最终导致信息资源价值的增值。随着信息化向纵深推进，应用现代电子技术等手段开发利用信息资源，实现信息资源共享，提高社会的智能和潜力，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三是信息化迅速提升着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和服务业的效率和效益。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武装工农业物质生产部门、服务业非物质生产部门、劳动和管理等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切部门，从而使劳动生产率、社会工作效率和效益全面提高。与此相适应，经济增长转向主要依赖人的智力投资和人力资本积聚的增长，产业结构转变到与信息产业密切相关、低耗高效为主的产业上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包括信息资源开发、信息产品和设备的生产、信息服务的发展等在内的信息产业迅速发展起来。这就必然打破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就业结构，从事信息产业劳动的职工人数大量增加、所占比例迅速上升；从事传统产业劳动的职工人数明显减少、所占比例下降许多。可见，信息化大大提升了对人口素质的要求。在农业社会手工工具时代，人的体力就是他们的力量和价值所在，对人的要求主要偏向人口和劳动者的数量方面；始于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的传统工业化，对人的要求逐渐由数量转向数量与质量并重；“二战”后发生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的要求则由数量转向质量方面，越来越取决于人口的质量，取决于人力资本。如果人口质量、人力资本不能得到相应的提高，在信息化社会面前就要落伍，很难避免落入“中收陷阱”。

（3）经济全球化。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概念，用来说明在过去的20年中国际经济发生的巨大变化，现代技术、资本、商品、市场、服务等在世界投资、生产、消费领域的扩散，已成一种不可阻挡之势。这种扩散趋势产生不对称的国际劳动分工，而围绕生产和市场活动的分工和扩散，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扮演着主要角色。尽管不同学科对“全球化”的定位和解释不尽相同，然而大都承认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两大特点。一是自由贸易成为一种趋势，全球性市场正在加速形成。经济全球化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世界贸易组织（WTO）作为独立于联合国之外的永久性国际组织，把国际贸易以及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各个领域纳入多边贸易体制，削弱甚至消除国家市场关税壁垒保护，使之成为世界市场的主要贸易方式。二是资本在国际间流动速度加快，金融体制接轨成为大势所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国家竭力倡导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并且出台了相应的政策，使得国际资本在更大的范围和更高的层次上，以更大的流量和更快的流速在国际间流动起来，远远超过商品形式物的流动和劳务形式劳动力流动的增长速度。当前金融市场国际化，不仅放宽了国内金融管制而向国际开放，为不同国家银行、企业或居民进入金融市场从事经营活动提供了各种条件和便利；而且离岸金融市场（境外金融市场）得到迅速发展和提升，在很大意义上实现了资本的自由流动。在现代微电子技术高度发达的情况下，金融衍生工具不断更新换代，容易突破现有不合理管理办法的约束，使国际资本的跨国界交易变得更为便捷，推动着全球金融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三是产业转移加速推进，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国际合作体系正在形成。“二战”后，产业升级、调整、扩散和转移的规模空前扩大了，速度更快了，促进了国际间的分工与合作，全球性的生产体系逐渐形成。主要发达国家生产能力转移的比例不断提高，美国跨国公司出口产品中国外再加工占到70%以上，日本、欧盟国家等占比也很高，有效地降低了成本，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规模较大的生产体系，使得国际分工由垂直向水平方向发展，跨国公司的全球化战略得以施展。四是国内外经济发展不平衡相互影响，财富分配不均日益扩大。各国经济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的联系日益加强，跨国公司携经济一体化强有力地推进，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主要发达国家力图通过知识产权保护控制高端技术及其产品，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过程中赚取利润；发展中国家则发挥劳动力廉价优势，通过降低成本打入国际市场，取得外汇积累和吸引国际投资，实现快速发展的目的。但是各国情况千差万别，国内经济不平衡是基础，由此引发国际经济不平衡；国际经济不平衡是条件，如果国内不能采取有效措施改变和调整这种不平衡，则有可能导致内外不平衡交互作用的加剧。

2．社会矛盾集中爆发

脱离“贫困陷阱”后的经济起飞，由于以重化工业为主要驱动力，固定资产投资获得较快增长，煤炭、石油、电力、水泥、钢铁、机械、建筑、铁路、公路、水运、航空、邮电等行业得到优先发展，城市化速度提升，人们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得以扩展，就业人口大量增加，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虽然事实上高收入与低收入、城市与乡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但是因为总体上都在提高，低收入者忍受了。一些国家推行不同的改革措施，对收入差距的扩大做出某种限制，缓解了不同阶层和阶级的矛盾，没有爆发剧烈的社会冲突，保持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社会资源占有不公和收入差距的急剧扩大达到比较严峻的地步，容易引发矛盾的集中爆发。《人民论坛》杂志在广泛征询各方面专家意见基础上，举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社会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10个方面的矛盾和问题。笔者认为，这10个或更多一些的矛盾和问题不是平列的，而是有主有从、存在着一定的内在关联性的。“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句话，给了我们理顺和分析这些矛盾和问题以必要的方法论。虽然各国在经济“起飞”时期情况各异，但是具有普遍性的一个现象，是“起飞”阶段资源占有不公逐步升级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不但不可避免，而且是维护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市场经济要坚持反垄断原则。竞争的结果是优胜劣汰，使资源和财富进一步向大资本集中，造成资源占有不公、财富占有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趋势。因此，当人们一觉醒来，发现与贫困阶段相比竟有天壤之别：虽然贫困阶段也有贫有富，但是差别并不特别显著，只是吃的肉多一些少一些，住的宽一些窄一些，出行坐公交车、骑自行车或走路的问题；而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以后，吃的是一般饭菜与高档酒席，住的是普通居民楼与洋房别墅，出行是乘公交车、骑自行车与驾驶奔驰、宝马豪华汽车的差别。虽不能说是天上地下，但是拉开的档次太悬殊，容易滋生仇富心理。如果富者之中居官者所占比例较大并同政治腐败联系在一起，则又会滋生某种仇官心理。要是当政者对此不能采取有效措施调节资源占有和财富分配不公，遇到某种突发事件时，就容易引发不满情绪急速爆发，社会秩序动荡加剧，损害到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特别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后，社会财富占有一般是金字塔状的。即富有者人口占比较低，财富占比却较高；贫困者人口占比很高，财富占比却很低，人口与财富占比成反比，呈正三角形金字塔状分布。这样的财富占有分布结构，由于低收入者所占比例过高，容易激起不满情绪和引起社会震荡。相反，发达国家财富占有是橄榄型的，最富有者和最贫困者所占比例均比较低，中产阶层所占比例最高，这部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中产人口阶层，希望社会安定，成为社会的稳定器。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中，也往往考虑到占人口多数的这部分人的利益，并且运用法律程序使之固定下来。我们可以说，发展中国家陷入“中收陷阱”经济停滞是基础，民主乱象、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等，是经济停滞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的折射和反映，反过来又会成为摆脱经济停滞的羁绊。

3．畸形发展的城市化

落入“中收陷阱”的国家，大都首先陷入以大城市畸形发展为主要特征的人口过度城市化“陷阱”。城市化是什么？从人口学角度观察，是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一种过程，是人口的城乡结构问题；从劳动学角度观察，是就业在一、二、三次产业之间的分布，是就业结构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观察，是农业、加工业、服务业等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动问题；从社会学角度观察，是工业社会取代农业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用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问题。因此，城市化不仅是变农村人口为城镇人口纯人口地理迁移的过程，而且是人口转变、产业结构升级、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本质体现，城市化进程要同这种转变、升级和进步的步伐相适应，城市化水平要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如果城市化发展滞后，就会拖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相反，如果超前也会造成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二者均不利于人口、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同大城市畸形发展关系密切的，是都市圈理论。它源于20世纪中期法国和意大利地理学家和经济学家，尤以戈特曼的“大都市圈”理论和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为代表，该理论提出并论证了超大都市圈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可能性，美、日、英、法等国超大都市圈产值一般占到本国GDP的65%～80%，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称之为“都市圈”式城市化。该理论诞生之初并未受到太多的关注，因为当时大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数量有限，作用也未得到充分的展现。20多年过去后，当世界城市化迅猛异常，超大城市崛起尤为引人瞩目之时，这一理论才在学术界迅速升温并作为“重大轻小”城市化道路的理论依据，获得广泛传播。考察当今世界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步入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城市化或都市圈式城市化，大致有四种类型：一为欧洲文化型，以巴黎、巴塞罗那为代表。这些超大城市发展以欧洲文艺复兴为文化底蕴，以18世纪中叶产业革命的兴起为经济和科技背景，形成既有欧洲民主、平等文化色彩，又有先进科技、产业支撑的都市圈。二为经济集约型，以纽约、东京为代表。即在科技进步和产业结构升级中形成的以制造业、金融业和商业等为支柱产业的超大城市组群，它们具有很强的中心、主导、辐射功能。三为美国中西部散落型，以洛杉矶、盐湖城为代表。它们是在美国西部开发中，随着东部移民向西部迁移而形成的松散型超大城市组群。这三种类型的超大城市，或以特定的文化为凝聚力，或以现代产业、现代科技为核心，走出市场经济和人文理念相结合、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结构比较协调的城市化发展模式，没有因此而产生更大的社会矛盾，有不少值得总结和借鉴的经验。四为拉美畸形，以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印度的孟买、德里（旧德里）等为代表。这些城市主要集中在发展中国家，残留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烙印，以拉丁美洲国家最为突出，故称之为“拉美畸形”的城市化。其基本特征可用“三个畸形”并存概括：一是畸形先进与畸形落后并存。一方面，这些大都市拥有先进的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产业、高档的住宅和相应的现代化设施；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原始手工作坊式的生产、缺少最基本公共设施的贫民居住区、被边缘化到城乡结合部的大量贫民窟。二是畸形富裕与畸形贫困并存。大企业家、银行家、高级职员等收入丰厚，可谓腰缠万贯；而生活贫困特别是生活在贫民窟内的居民，几乎是一贫如洗，相当多的贫民不得不以乞讨为生。三是畸形文明与畸形愚昧并存。教育、卫生、文化等资源主要被少数富人占有，他们的现代文明与发达国家没有什么两样；而穷人却与这些资源无缘，上不起学、看不起病，不能享受这个时代应当享受的文明生活。拉美国家的人口城市化是贫富高度两极分化的城市化，目前10%的富人占到总收入的60%以上，贫困人口占到总人口的40%左右，其中60%以上居住在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中。这就形成了城市中大量无业和失业的人口群体，城市失业率超过10%，为全球各洲之冠；社会冲突加剧，治安等社会问题成为影响政局稳定的重要因素；政府财政拮据，城市治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国外援助，造成国家债台高筑；城市公共设施严重不足，交通运输和水、煤气等的供给紧张，环境污染加剧；城区地价大幅度上涨，失业人口和流入的农民纷纷向郊外转移，逐渐形成大面积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贫民区，与现代化的城市中心区形成鲜明的对照。拉美国家人口城市化的畸形发展，不仅没有给城市的健康发展注入活力，也没有给农村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创造新的生机，而且成为整个城乡经济发展的绊脚石，国家财政的累赘，社会发展的障碍，跌入“中收陷阱”的铺路石。

4．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影响

考察20世纪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的世界人口转变，年龄结构变动速率加快，21世纪人口老龄化的到来和加深，是必然的趋势。然而由于不同国家人口转变的程度不同，老龄化推进的速度和达到的水平表现出很大的差异。依据联合国提供的数据资料，2010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比较如表2所示。

表2 2010年世界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状况

∗为2005～2010年出生时平均预期寿命。

表2显示，2010年世界跨入老年型年龄结构不久，发达国家已达到严重阶段，发展中国家正在向老年型过渡，尚未达到老年型。这与前面表1从属比的变动衔接起来，表明发达国家自20世纪60年代从属比开始下降，80年代下降到50%以下，正式进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世界和发展中国家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下降，目前已接近“黄金时代”边缘，从属比已经历30多年缓慢持续的下降。因此，多数发展中国家是否能认识和抓住在走向老龄化过程中出现的从属比下降（少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在老龄化前期出现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加快发展），就成为能否走出或跨越“中收陷阱”的关键。日本、韩国等抓住了这一有利时机，经济迅速“起飞”并打下现代产业基础，得以顺利走出“中收陷阱”；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没有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沿着传统工业化路子走下来，在经济“起飞”之后难以有所作为，只能在“陷阱”中发展，三四十年走不出来。因此，老龄化的作用是二重的：在走向老龄化阶段和步入老龄化前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升高、老少人口之和占比下降，即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不仅对于经济“起飞”不可缺少，而且对于“起飞”以后的发展和跨越“中收陷阱”尤为重要，是人口变动提供的最有力的支撑。已有的经验表明，这个支撑大概在40年左右。40年过后到了老龄化后期，其对投资、储蓄、消费、产业结构、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等的不利影响，将会以增强的态势表现出来。虽然对于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明天的事情，但是要认真研究，积极应对，科学决策，广泛吸取超越“中收陷阱”国家的成功经验，做好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