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脱离“低收入陷阱”后的经济“起飞”
考察“二战”后发展的历史,发现相当多数国家在脱离“低收入陷阱”之后,经济发展大幅度提速,很快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那么,首先的一个问题是:为何这些国家经济能够迅速“起飞”?笔者以为,可从“起飞”的外在条件和内在的动力两个方面做出分析和阐述。
1. “起飞”的外在条件
(1)相对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局部的摩擦和战争从未间断过。如朝鲜战争是朝鲜与韩国之间的一场战争,但是有美国、中国、苏联等18个国家卷入,从1950年6月25日战争爆发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半岛军事停战协定》签署,历经3年多时间,是冷战时期介入国家较多、伤亡人数很大的一次大规模战争。又如越南战争,“二战”结束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先是进行了长达10年以驱除法国殖民统治为目标的抗法救国战争;后又在1961~1973年,进行了以推翻美国扶持的越南共和国统治为目标的战争,粉碎了美国的“特种战争”、“局部战争”攻势,最后美国不得不从越南撤出;1973~1975年,又进行了推翻南越傀儡政权,实现统一全国的战争。此外,在中东、加勒比、北非、南欧等地区,不同规模、不同级别的局部战争时有发生。区域性的冲突也始终未断,如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剧变,亚、非、拉一些国家政局动荡不安等。不过从总体和全局上观察,在“二战”结束后的60多年里,这种局部性的冲突和战争,一是规模有限,介入的国家数量较少,没有形成世界性的战争;二是影响有限,除直接参战国之外,介入的国家只出动部分军力、人力和物力,对经济发展影响不是很大;三是多数战争具有打打停停、打谈交替进行的特点,不同于誓言打到最后、一定要分出谁赢谁负的世界大战。因此,“二战”结束以来的60多年,基本上是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2)刺激经济发展的改革收到效果。“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重新洗牌,先是出现了以苏联为首,包括中国、朝鲜、越南、蒙古、东欧诸国等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这些国家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理论,建立了相应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得到有力的贯彻,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计划经济一统天下,开启了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带动了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然而经过一段较快的发展之后,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成为前进的羁绊,常常陷入“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被动局面,最终不得不进行旨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苏联、东欧,提出五花八门的改革方案,方向是打破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推出力度不等的改革,改革的方向同样是完善和发展市场经济。虽然这些改革取得的绩效有很大差别,但是在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明显的,有些国家则出现历史性的重大转折,由此驶入发展的快车道。
(3)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黄金时代”提供的机遇。“二战”结束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一段带有补偿性的生育高潮(baby boom)。进入70年代以后,则出现生育率的持续下降。1950~2010年世界人口出生率变动如图1所示。
图1 1950~2010年世界人口出生率变动
图1表明,“二战”后至1965年,世界人口出生率始终保持在35‰以上,经历了长达20年的生育高潮。不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很大差别,在此期间,发达国家出生率保持在20‰以上,发展中国家保持在40‰以上并且直至1975年还保持在35‰以上,说明发达国家生育高潮水平要低一些、持续的时间要短一些;发展中国家生育水平要高一些、持续的时间要长一些。图1还表明,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的速度均加快了,出生的人数也有程度不等的减少。这就决定了0~14岁少年人口占比的下降,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升高,构筑了一段长达40年左右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必需的“人口盈利”或“人口红利”、“人口视窗”,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人口条件。1950~2010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占比变动如图2、图3、图4所示。
图2 1950~2010年世界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
图3 1950~2010年发达国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
图4 1950~2010年发展中国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变动
比较以上三图,无论世界还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均有所增长,不过增长的幅度发展中国家要高出发达国家许多。然而主要受生育率变动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生育高潮期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呈下降趋势,七十年代以来受生育率持续下降影响呈上升趋势,总体上呈U型曲线走势。与此相对应的是,从属年龄比[dependency ratio,(0~14)+65 +/(15~64)],呈倒U型曲线走势(参见表1)。
表1 1950~2010年世界人口从属年龄比变动
表1显示,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从属比以1970年前后为最高,因为“二战”后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下降始于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生育高潮结束较早,1960年前后即迎来从属比峰值,此后则出现逐步降低走势。换句话说,二战结束后发生的一段生育高潮,曾使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经历30年左右,发达国家经历10多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少年和老年被抚养人口之和占比升高,于社会经济发展不利的时期。这一时期过后,由于出生率长期持续下降,从而使少年人口占比以及老少人口之和占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相对升高,出现“干活人多、老少吃闲饭人少”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黄金时代”的贡献,一是提供了比较充裕的劳动力,满足经济“起飞”对劳动力增加的需求,并使活劳动成本变得比较低廉,提高了商品的竞争力;二是少年和老年人口之和占比下降,社会总抚养比经历长达40年左右较低的最佳时期,得以利用“黄金时代”提供的“人口盈利”、“人口红利”加快发展。事实证明,“二战”之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起飞”,这个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黄金时代”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2. “起飞”的内在动力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依据。脱离“低收入陷阱”国家的经济“起飞”,无疑内在因素是主要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从生产力角度观察,最主要的一个共同点,是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二战”后,以微电子技术为前导的新技术革命,率先在发达国家兴起;而发展中国家则致力于以重化工业为主导的传统工业化,像采矿、冶炼、钢铁、机械、水泥、石油、化工、造船、建筑等技术和工艺比较成熟,主要生产流程各国均比较熟悉,只要具备一定的资源、劳动力和资金,便可以发展起来。资源和劳动力是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而资金可以通过税收、发行债券等手段取得,还可以寻求外援和借贷。于是20世纪下半叶,许多发展中国家呈现城乡点火、处处冒烟的繁忙景象。一座座拦河大坝、跨海大桥横空出世,一条条高等级铁路、公路向远处延伸,一幢幢高楼大厦、车间厂房拔地而起,传统工业化出现前所未有的壮丽场面,带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迅速达到中等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