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1967年 七十四岁

1月1日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社论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

同日 《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1月2日 决定派张春桥、姚文元以中央文革小组调查员的身份去上海，负责向中央反映上海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四日，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

1月4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并就江青状告陶铸“镇压群众”一事询问周恩来。周恩来汇报陶铸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十日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王任重，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湖北省政协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迫害，1978年8月恢复工作。）造反团”的经过后说，不是镇压群众。毛泽东表示：不要把王任重揪到北京来，让他在武汉检查。

1月6日 阅刘少奇一月五日关于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要他去作公开检查的来信，批示：“总理：此件请你酌处。我看还是不宜去讲。请你向学生方面做些工作。”次日晨，周恩来接见北京建工学院学生代表，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

同日 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策划下，以王洪文（王洪文，当时是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负责人。后任上海市革委会领导成员、副主任，上海国棉十七厂革委会主任。1971年1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王洪文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组织宣布夺取上海市党政领导权，由此引发全国性的夺权风暴。

同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杨成武，当时还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67年1月11日、3月、9月又先后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在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4年11月杨成武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1979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杨、余、傅事件”平反。）向徐向前（徐向前，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传达毛泽东的指示，要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1月8日 召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开会。谈到上海文汇报社和解放日报社的造反派接管这两家报社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由左派夺权，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四日造反，解放日报五日也造了反。两张报纸夺权，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支持他们造反。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这两张报纸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上海革命力量起来，全国就有希望。谈到当前的舆论宣传问题时，毛泽东说：搞一场革命，先要搞舆论。要大量转载红卫兵报的文章，我们的报纸很死。许多事情宣传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教育部管不了，你们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谈到当前应该注意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要用各种人，左、中、右都要发生联系。统统搞得那么干干净净，我历来不赞成。要讲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脱离岗位来搞革命嘛！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各部改成组，从中宣部开始，改成宣传组。宣传组由王力任组长。

1月10日 晨，阅江青本日报送的新华社电讯稿《上海革命造反派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击——记者评述上海地区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革命造反组织，在发出（1967年1月9日发出的这个《紧急通告》说，以经济福利问题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是上海市委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为此，《紧急通告》提出冻结流动资金、不准发放较高劳动工资等10条规定，并责令上海市委、市公安局照此执行。）》。批示：“伯达同志及小组同志们：（一）此两件很好；（二）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起草好了之后，开一次较大的会通过发表。”

1月11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这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次同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联名发文。）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稿和《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稿《反对经济主义，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陈伯达与江青一月九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稿和《中共中央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稿。毛泽东批示：“总理、伯达、江青同志：两件及另三件已阅。很好。请林彪同志主持，在今日下午或明天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有文革小组及其他某些同志参加，将五个文件讨论、通过，然后发出。如同意，请告林彪同志。”

同日 下午，出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周恩来在谈到外面有很多有关贺龙（贺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9年6月9日在北京去世。1974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通知》。）的大字报时说：主席说了，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不公开点名。我们政治局的同志和常委同志不要在公开的场合点他的名，当然也不要让红卫兵去揪他。会上，徐向前、叶剑英、朱德（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央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至1969年4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秘书长任至196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至1972年10月）。1975年1月又任国防部部长。朱德，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69年4月任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先后发言，强调要维护军队的稳定。会议决定徐向前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萧华、杨成武等为副组长。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等五个文件。《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说：当前有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转移斗争目标，挑动不明真相的少数人大闹经济主义，不但要恢复而且要扩大过去关于工资、福利制度中的一些错误措施，煽动一些群众要求晋级加薪，提出不合理的经济要求，企图把一些群众引向经济主义的邪路。中央认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关于制止腐蚀群众组织的通知》说：最近有少数党政负责人为了抵制革命群众对他们的批判，腐蚀革命群众，任意给群众组织大批金钱物资。中央认为，这是一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必须坚决制止。《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说：广播电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工具，凡是发生两派斗争的广播电台，一律由人民解放军实行军管，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转播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已经进入广播电台的革命群众，应当立即退出。贺电和社论一月十二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三个通知于一月十三日发出。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改组全军文革小组的通知，决定成立新的全军文革小组，在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新成立的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顾问江青，副组长萧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王新亭，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徐立清，当时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总政治部副主任。）、关锋、谢镗忠、李曼村（谢镗忠，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李曼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1月12日 审阅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稿、《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稿和《中央军委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稿，批示：“同意。恩来同志：因是重要文件，应当由政治局通过，请你酌办。”《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指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幕前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指出：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文件作出了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的六条具体规定。《重申军队绝不允许当防空洞的通知》指出：我们曾三令五申，军队（包括医院、疗养院、招待所等）决不能成为防空洞，窝藏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庇护那些坚持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以及逃避群众斗争的人。但是，至今仍然有一些单位没有这样做。各级党委必须立即采取坚决措施，杜绝类似情况的继续发生。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这三个文件。

1月13日 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刘少奇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辞去国家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主任（1966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的职务，和妻子儿女去延安或老家种地。

1月14日 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批示：“伯达同志：写得很好。”文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这篇文章发表在一月十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二期，同日《人民日报》转载。

1月16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说：我们的干部十几年来有些人变质了。左派群众起来夺权，这是好的。右派夺权当然不好。左派的力量发展很快。上海的左派工人去年十一月上旬只有一千多人，今年一月上旬一百万，再加上学生，就是主力。群众选举新的干部，就让他们选嘛！厂长、书记让他们去选。被接管的地方可以选。接管很好，只管政务，只管监督，不管业务，事情还是原来的人去搞。军队接管电台，只能在左派不占优势时暂时接管，如左派占了优势，就交给他们去管。过去是军队打江山，现在是工农自己打江山，军队帮助。军队完全不介入是不可能的。领导去和大家见面嘛，运动中不要怕群众。聂荣臻同志，你去见了半个小时，人家不是就鼓掌欢送你嘛。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平等待人。群众运动像雨后春笋一样，问题是看你怎样下雨。

1月1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一个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毛泽东说：我们党内有党，这点你们过去不知道。表面上是一团和气，实际上是斗得很厉害。为人民服务，我们党过去也讲了许多。但我有怀疑，有的人到底是为人民服务还是为资产阶级服务。没有这场文化大革命，我们毫无办法。讲了多少年了，虽然我的名声很大，但他们还是那么搞法。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工人是欢迎解放军去接管。现在他们自己起来接管，他们接管了工厂、机关、学校。列宁说过：没有干部，为什么不在革命当中训练干部？革命才能出干部。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捍卫派。给了我许多头衔，说什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在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

同日 审阅林彪本日给解放军报社的复信，批示：“同意，这样答复好。”十三日，肖力（肖力，即李讷，毛泽东的女儿。）等八人贴出《向何处去？》的大字报，并夺了《解放军报》的权。次日他们致信林彪请求批准和支持。林彪在复信中说：“你们的行动好得很！我坚决支持你们。”

1月19日 周恩来和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指出：现在发现有的坏人煽动抢劫仓库的事件，中央决定一切重要的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以及其他中央规定必须保护和监视的重要单位，都要立即派出军队，实行军事管制。

1月中旬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一月十六日《快报》特刊登载的《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第一号通告》。十三日发布的这个通告宣称：“原山西省委对文化大革命的一切领导权，自即日起由本指挥部接管。”毛泽东批示：“退王力同志。”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山西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的社论。

1月21日 阅南京军区党委关于首都第三造反司令部驻安徽联络站等单位要在合肥召开群众大会并要求安徽省军区派部队警卫会场给中共中央军委的电报，批示：“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请酌。”

同日 下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谈军队要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问题，要王力抓紧起草一个指示。

同日 阅延边自治州党委一月十九日关于两个造反派组织为接管《延边日报》出现武斗伤亡，请求中央文革小组出面制止冲突给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批示：“总理：应当把延边反革命派手中的权力夺过来，请你部署一下。毛远新（毛远新，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是“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1968年5月任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12月又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1974年2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9月在北京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文化大革命”中参加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拘留审查，开除党籍，后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去延边工作一个月，那里大有起色。他今天去哈尔滨，如尚未走，可找他谈一下。”

同日 阅贵州省军区副政委李再含（李再含，1967年2月、5月、12月又先后任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党的领导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5月被撤职。）一月二十日关于贵州造反派情况给总政治部并中央文革小组的电报。电报说：贵州造反派红卫军负责人及其总部一小撮人，最近把斗争矛头进一步指向军队，绑架放哨战士并夺走武器弹药，扬言接管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长期扣压当权派干部，并随意扣压大量一般群众和基层干部，在中央重申“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后，仍然大量调动工人日夜开大会，严重影响生产。特此请求对他们实行专政。毛泽东批示：“总理：似应将李再含、军区司令员、省委个别革命干部及若干群众革命造反派的可靠领袖，共约十几人，找来北京，加以研究、确定政策，然后叫他们回去执行。请与文革小组商量决定。每一个省、市似可都照这样办，一个一个地解决。”周恩来二十五日约李再含等谈话，二十六日听取从贵阳来京的学生、工人、干部的汇报，着手研究解决贵州的问题。

1月22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要支持造反派。他们人数少，也要坚决支持，要亮相。我们的基本方针，要站在革命左派方面。过去不介入，其实是假的。要做右派群众的工作，这样可以挽救许多人，挽救许多干部。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67年1月被关押。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1975年2月任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刘志坚，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5年3月、5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到错误批判。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1973年3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张体学、江渭清（张体学，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湖北省省长。1968年2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1年3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北省军区政治委员。江渭清，原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三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1974年12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江西省革委会主任。1975年9月又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兼江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这些人过去总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犯了错误，要给他们改的时间，错了就批。还是按照延安整风的办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李大章、张平化（李大章，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处书记、四川省省长。1968年5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8月）。1971年8月、11月又先后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5年11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张平化，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4月、5月先后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3月、7月、8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8月又任广州军区政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二书记、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张体学、韦国清、江华（韦国清，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8月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至1975年10月）。1970年4月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2月）。1971年2月又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至1975年10月）。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0月又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东省革委会主任。江华，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渭清、谭启龙、刘俊秀、李丰平、杨勇（谭启龙，当时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0年4月任福建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71年4月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1972年4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革委会副主任。1973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浙江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刘俊秀，当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丰平，当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杨勇，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73年6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二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汉生、苏振华、刘志坚不能一点工作不让做。要搞好团结，以大局为重。我们在座的这些人不搞好团结，还得了！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搞小团体主义。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经毛泽东审阅的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社论指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要展开夺权斗争，就必须大联合。

1月23日 审阅周恩来等报送的由王力起草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稿，批示：“照发。”决定指出：人民解放军必须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坚决支持和援助无产阶级革命左派。以前关于军队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以及其他违反上述精神的指示，一律作废。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这个决定于本日发出。

1月26日 阅全军文化革命小组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要报》第五号登载的《关于夺权的若干情况和问题》，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反映群众提出，究竟哪些机关可以夺权，哪些不能夺权；夺了权的人们对待不同意见的群众应取什么态度（应争取多数，不能排斥）。请加以研究。”

同日 审阅林彪一月二十五日报送的《中央军委命令》稿。林彪在送审报告中说：昨天下午徐向前同志来谈到，军队许多高干被随便抓去、任意抄家、变相体罚，有些机关已处于瘫痪状态，有些处于半瘫痪状态。此次来京开会的干部，心情都很紧张。接着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同志来继续谈了这些问题。大家一致认为，面对这种情况，一方面要使军队文化大革命更有序地开展，一方面要去掉一些使军队发生不稳现象和不适合于作战部队与指挥机关的具体做法。因此，需要发出新的指示，使运动能正常开展。他们在这里谈了大意后，即到中央文革开会，与文革小组成员、总理、陈毅共同讨论，写出七条规定。毛泽东批示：“所定七条，很好，照发。”“再加上一条关于管教干部子女的问题。”“冲击领导机关问题。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左派冲击了，不追究。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此文件经过讨论修改后，再发出。”

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公交系统各单位造反派时说：主席讲过几次，余秋里（余秋里，当时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兼秘书长。1970年6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8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要保。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节约闹革命，保护国家财产》的社论。社论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节约闹革命’。”

1月27日 阅章伯森（章伯森，当时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湖南省副省长。1967年8月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年4月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一月二十五日关于湖南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情况给周恩来和陈伯达的报告。报告反映：（一）目前省委工作处于瘫痪状态，领导机关的工作也基本停顿。如何团结大多数，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这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二）目前有很多单位要求对犯错误的干部罢官、开除党籍，如果这样处理下去，后果很难设想。对下面干部的处分问题，可否放到运动后期。请求中央对以上两个问题给予指示，并批准他到北京作一次汇报。毛泽东批示：“总理：湖南也应照贵州那样予以处理（见本卷第36页1967年1月21日第4条毛泽东关于处理贵州问题的批示。）。章伯森是去年运动初期在省委坚持工作、没有逃跑的唯一省委书记。似可找他来商量一下，看有无别的较好干部以及造反派领袖，可以找来共同商量？请酌处。”

1月28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开会，讨论《中央军委命令》稿修改问题。

同日 审阅《中央军委命令》修改稿，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毛泽东改写了其中的第五条，将原第五条中的“今后右派冲击，要抵制，左派冲击，要欢迎”，改为“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本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这个命令，通称“军委八条”。

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浙江造反派代表时说：江华同志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老同志，是少数民族，主席再三说要保。

1月30日 阅谭震林（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至1969年4月，1973年8月任中央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公室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月二十八日关于农垦部、农业部、水产部等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情况和出现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值得一阅。党、政、军、民、学、工厂、农村、商业内部，都混入了少数反革命分子、右派分子、变质分子。此次运动中这些人大部都自己跳了出来，是大好事。应由革命群众认真查明，彻底批倒，然后分别轻重，酌情处理。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谭震林的意见是正确的。此件请周印发较多的同志看，引起警惕。”

同日 审阅陈伯达一月二十九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批示：“林彪同志：此件我看了，认为很好，并作了一些修改，请你看一下，退还陈伯达同志。如有修改，请告伯达。”毛泽东修改的主要内容有：（一）在原稿“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阶级观点的”一句中“反对一切”后面，加写“排斥一切，打倒一切”。（二）修改原稿中的两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要正确对待，不能一概打倒。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鼓励他们将功赎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是党的传统政策。只有这样才能使犯错误的本人心悦诚服，也才能使无产阶级革命派取得大多数人的衷心拥护，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否则是很危险的。”“各级干部，都要经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考验，都应该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建立新的功劳，不能躺在过去的成绩上自以为了不起，看轻新起来的革命小将。对自己只看见过去的功劳，而看不见今天的革命大方向。对新的革命小将则又只看见他们的某些缺点错误，而看不见他们的革命大方向是正确的。这样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必须改过来。”（三）将原稿中的“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立新功”一句，改为：“人民解放军正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为社会主义事业创立新的伟大的功劳。这是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任务。”这篇社论发表在二月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三期。

同日 针对中央广播事业局夺权中存在的问题，指出：中央广播电台的革命同志夺了权，很好。听说现在又要分裂，内部争吵。还有广播学院革命派夺了权又分化。要劝他们团结，以大局为重。要搞大团体主义，不要小团体主义。管他反对不反对自己，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也要善于团结；反对自己的人就不能工作，我就不赞成。

1月31日 阅贵州省革命造反派主办的《新贵州报》一月二十六日登载的《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通告》。通告宣布，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于一月二十五日接管了贵州省委、省人委和贵阳市委、市人委的一切领导权。通告提出：一切权力归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抓革命，促生产；坚决反对经济主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凡把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动用武器、弹药，盗窃或泄露国家机密者，依法查处。毛泽东批示：“恩来同志：这个通告很好，你看是否可以发表？新近搞的那个文件（指《贵州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总指挥部十项通令》，1967年2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待他们回去商量修改后，可以再发表，作为第二篇。如何，请酌。”《人民日报》二月一日转载了这个通告，并发表题为《西南的春雷》的社论。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新疆军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并“新疆自治区革命夺权总指挥部”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指出：（一）立即劝阻人民内部的一切武装冲突。凡是有群众的场面，我武装部队绝对不准开枪。（二）新疆军区领导机关及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的武装、机要部门和武装部队，任何人、任何组织均不准冲击，不准夺权。（三）石河子地区的武装冲突问题，待中央派人调查处理。

同日 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取黑龙江省党政大权。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东北的新曙光》的社论。二月十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人民日报》发表《黑龙江省红色造反者夺权斗争的基本经验》。

2月1日 致信周恩来，指出：给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办法达不到教育人的目的。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的目的。请你转告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

2月2日 阅王任重的妻子萧慧纳一月二十九日来信。信中说，王任重病重垂危，现被揪斗，不知去处，朝不保夕，请求给予治疗。毛泽东批示：“林、周阅后，交文革小组商处。我意应说服红卫兵，让他就医。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三日，中共中央在给湖北省委并武汉军区党委的电报中指出：“王任重最近以来病情加重。为了使他能进一步检查错误，中央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建议能让王就医一段时间，红卫兵有事，视王病情许可，随叫随到。请武汉军区党委协助省委办理此事。”

2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卡博、巴卢库（卡博，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巴卢库，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等，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王树声，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11月任第二政治委员）。）在座。毛泽东说：多少年来，我们党内的斗争没有公开化。比如七千人大会时，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如果我们现在不注意，不进行斗争，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中国会要变成法西斯专政的。在那个时候已经看出问题来了。过去五年来，我们只抓了一些个别的问题、个别的人物，搞了一些在文化界的斗争，在农村的斗争，在工厂的斗争，就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文章发表后，各省都转载，北京不转载。我那个时候在上海，说印成小册子，各省都答应发行，就是北京的发行机关不答应。北京市委就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现在不是改组了吗？改组了的市委还不行，还要改组。前年十二月，把罗瑞卿（罗瑞卿，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5年底遭林彪等人诬陷，被调离军事方面的领导职务，1966年5月又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解除其他职务，被关押。1973年解除监禁。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的问题处理了；去年五月，把北京市委这些人处理了。发动大字报运动，是去年六月一号。发动红卫兵，是去年八月。接着八月上旬到中旬就开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这个时候，我自己才写了一张二百个中国字的大字报。解决这样的问题，只有发动群众才有办法。没有群众我们毫无办法。我们党里暴露出许多人。一部分是搞民主革命的，在民主革命阶段可以合作，打倒民族资本主义就不赞成了，要组织合作社他就不赞成了。这就是一批老干部。第二部分是解放以后才进党的一批人。第三部分是接收下来的国民党的一些人。第四部分就是资产阶级、地主、富农的子弟。这些人也不都坏，有许多是站在我们方面的，但有一部分是反革命分子。大概就是这么几部分人。总之，在中国人数并不多，百分之几。他们的阶级基础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五。有一些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现在流行着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想，口号是一切怀疑，一切打倒，结果弄到自己身上。资产阶级要打倒，无产阶级呢？他那个理论就是不行。现在，两方面的决战还没有完成，大概二、三、四这三个月是决胜负的时候。至于全部解决问题，可能要到明年二、三、四月或者还要长。有一条真理是永远的，天不会掉下来的，绝大多数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党员、团员是好的，我们要坚决相信这条真理。有些人有些错误缺点，我也不来包庇叶剑英、杨成武、萧华、王树声，但是他们基本上是好人。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

2月5日 针对外单位造反派插手工人日报社夺权一事，指出：工人日报社的问题，外单位不要在那里辩论。那里的事由报社内部革命同志自己来解决。

同日 上海市三十二个群众造反组织联合成立“上海人民公社”，宣布“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七日，《解放日报》、《文汇报》刊登《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

2月6日 下午，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叶剑英、江青等开会，谈夺权问题。毛泽东说：各个城市夺权，要有广大革命群众代表、军队代表、机关革命干部代表三结合，没有三结合，就不能承认。军队不能夺权，要有人夺权，就抓起来。你们这一摊子（指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要接受批评，你们毫无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工人农民斗争经验，更没有军队斗争经验，只是在文艺方面做了一些调查研究。对陶铸的问题，没有经过我、林彪和总理同意，你们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是事后报告的。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我从来都说要团结更多的人嘛，你眼高于顶，把见面笑不笑、拉不拉手，都当成政治问题来判断。你们这摊子有错误。所有省市都叫人民公社，那全国就叫中华人民公社啦，也不要中央、国务院了。今天上海要登报成立人民公社，要压下来，不要搞。上海人民公社是你们通知搞的。以后登报的各省的重要消息，要给我看看。你们代替了书记处。常务工作，由总理主持。我也是常委嘛，每周开一次会，我来主持。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和红卫兵进行步行串连问题的通知》稿，批示：“照发。”通知指出：长途步行串连，在全国都停止，已到各地的步行串连队要迅速返回原地，返回时原则上应当步行。串连期间的伙食费、市内交通费一般应当自理。来北京的师生和红卫兵的食宿自二月八日起，不再免费。

2月7日 阅西藏军区党委二月六日关于西藏造反派要打倒张国华（张国华，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司令员。1967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5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8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并说西藏军区党委是“保皇派”、“黑窝子”，建议中央对张国华尽快表明看法的电报，批示：“林彪、恩来、叶、聂、徐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张国华、周仁山、王其梅（周仁山，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代理第一书记、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王其梅，当时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等究竟是好人、坏人，一二日内拟电告我，发出表态，是为至盼！有些问题处理太慢了。新疆问题应当快点解决。另有一些重大问题处理太快，不经常委从容讨论，似乎不妥。”本日和次日，周恩来、聂荣臻、叶剑英、徐向前同新疆自治区负责人谈新疆问题，决定对新疆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实行军管，以推动和促进“三结合”。十二日，中央军委复电西藏军区党委，指出张国华是站在毛主席路线一边的。尽管他在工作上有缺点和错误，但基本上是个好同志。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给驻外使馆、代办处的电报。电报指出：使馆工作人员，不建立战斗组织。已建立的，应在使馆党委领导之下，转为文革学习小组，不容许直接干涉使馆党委行使职权。

2月8日 晚上，阅周恩来本日来信。信中说：二月七日中央碰头会拟定先将江华、曹祥仁、叶飞（曹祥仁，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叶飞，原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8月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5年1月任交通部部长、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谭启龙、江渭清、刘俊秀等同志接来北京养病并予保护，对北京、天津两市实行军管。毛泽东批示：“已阅，退周存。”

2月9日 两次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稿。上午，在送审稿上批示：“有一些修改。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此事应总结经验，写出几条指示。请速办。”下午，在送审的修改稿上批示：“林彪同志：又改了一些，请酌定。此件应在总理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上讨论通过，然后发出。”规定稿原为四条，毛泽东审阅时加写了第五、第六两条：“（五）要相信，即使是反革命组织，大多数群众仍然是好的，是可以教育争取的，坏人只是少数个别分子。”“（六）要沉着应战，即使有几万人向我军示威、包围、冲击、打人、抓人、侮辱人，也不要紧。若不沉着，怕字当头，就是大错。”将标题改为《关于军队在支持无产阶级真正革命派夺权斗争中不准任意开枪的规定》。这个规定于二月十日发出。

2月10日 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叶剑英、江青、王力出席。毛泽东讲话，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我看现在还同过去一样，不向我报告，对我实行封锁。总理除外，总理凡是重大问题都是向我报告的。毛泽东提出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范围要扩大，提名增加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李先念、谢富治（李先念，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谢富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9年4月任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1967年3月、4月、5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2年3月26日去世。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布开除谢富治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谢富治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关锋、戚本禹等。

2月11日 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此件由毛泽东提议起草。在林彪十日报送的送审稿上批示：“照办。如昨夜会议上有修改，照修改稿办。”晚上，在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十日晚中央碰头会讨论过的修改稿上批示：“送总理照发。”规定共七条，主要内容是：一、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日的八条命令是个重要的文件，必须广泛宣传，深入学习，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二、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分期分批进行“四大”，把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来。三、陆、空军的军以下单位，海军的基地以下单位，北京卫戍区等单位，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一律不搞“四大”。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这些单位进行串连。四、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五、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六、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七、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等不良倾向，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二十七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军委又发出《关于执行中央军委的补充规定》，要求：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

2月12日 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谈话。毛泽东说：小组成立以来，没有一次提出要我主持开会。去年六月以来，小组代替了书记处，也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文化大革命，闹一二年，总要停顿。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谈到上海一月夺权后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一事，说：人民公社这样大事，你们不拿出来，不讨论，别的大事，也不讨论。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一直压着没有发表（指没有让《人民日报》转载1967年1月7日《解放日报》、《文汇报》登载的《一月革命胜利万岁——上海人民公社宣言》。），如果一发表，各地都叫人民公社了，那党、政、军还要不要？一切都管？北京市也号召搞人民公社，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巴黎公社如果胜利，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公社。苏联名为苏维埃，后来内容也变了。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把工人、学生提上来，掌握了权，没有经验，几个月就变了，很不稳定。党委，暂时抓不起来，过些时候，群众会需要。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学校还是叫文化革命委员会，工厂叫革命委员会。上海公社还是改过来，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

2月14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十二日编印的《要事汇报》（8）刊载的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明昆关于处理西安地区造反派冲突的电话汇报记录。王明昆说：昨天晚上，我们向林副主席和中央文革发的电报，看法有问题。原来的观点倾向于西安交通大学，现在看来交大有问题，我们犯了错误。现在纠正错误观点，站到西安解放军电讯工程学院和西北工业大学这边，把西安交大排除在外。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排斥交通大学一派，支持极左派的主张，值得研究。应当继续做调查工作，不必急于公开表态。破坏工厂，极左派是有嫌疑的，而交大不主张破坏工厂。以上请酌。并告文革小组。”

同日 阅新华社二月十三日编印的《内部参考》特刊登载的《北京两所中学实行军训的情况》，批示：“林彪同志：请派人去调查一下，这两校军训的经验是否属实？核实后，可以写一一千字左右的总结，发到全国参考。又大专学校也要作一个总结，发往全国。请酌。”这份材料说：驻京部队最近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分阶段进行集训革命师生的试点，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一阶段以毛主席《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为主要教材，发动群众分清敌、我、友，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消除各群众组织之间的隔阂；第二阶段以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为主要教材，引导师生深入批判阻碍革命派大联合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大破个人主义、分散主义、山头主义，实行革命组织大联合、大夺权。

2月15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外交、计划部部长瓦尼率领的毛里塔尼亚政府代表团，周恩来、陈毅等在座。在瓦尼谈到这次来中国是学习取经时，毛泽东说：我们解放的时间不久，我们的经验很少。可能你们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这是互相交换经验。我们都是互相帮助的国家，不是互相仇视的国家。你们的土地广大，将来人口还可以大发展。我们国家人太多了，好处在这里，坏处也在这里。看得起我们的还是很少，你们这么一些民族看得起我们。什么美国人、法国人，别的一些什么人，他们不可能这样，他们嫌我们落后。我们落后，解决的办法就是沙石峪（沙石峪，位于河北省遵化县境内，属于石灰岩山区。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沙石峪村党支部书记张贵顺的带领下，村民在青石板上挑土造田，开展生产，以“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精神闻名全国。）嘛，那个地方没有机械。中国有很大部分土地是靠天吃饭的，黄河以北水很少。

2月16日 下午，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原定议程是谈“抓革命，促生产”问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徐向前、李先念、余秋里等在会上对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谭震林责问张春桥为什么不让陈丕显到北京来。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谭震林站起来要退出会场，周恩来叫他回来。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搞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主要集中了谭震林、陈毅、李先念、余秋里的发言，于当晚十时向毛泽东作口头汇报。毛泽东在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的怀仁堂会议记录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

同日 审阅林彪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夺权范围的规定》稿，批示：“已阅，同意。”这个规定指出：一、军队可以夺权的范围，只限于学院学校（机要学校、尖端技术学校、飞行学校和有外训任务的班、系除外）、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只限于解放军总医院，军区、军种总医院，教学医院）、军事工厂（有尖端技术试验任务的工厂、海军基地所属工厂和绝密工厂除外）。二、夺权必须是由本单位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来进行，不准联合本单位以外的革命组织参加夺权。在夺权斗争中，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之间互相发生争执时，要通过民主协商来解决，绝不能武斗。三、各院校、军事工厂等单位的警卫、通信、练习、勤务和运输分队的权不能夺，也不准参加夺权。四、除第一条规定可以夺权的范围以外，其他一切大小单位都不准采取自下而上的办法进行夺权。此件于本日发出。

2月18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红旗》杂志社论稿《必须正确地对待干部》。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这篇社论很重要，很及时，我看写得还不错。提议在党、政、军、文碰头会上讨论一次再发表。”同时，在社论稿第二部分讲“革命干部和广大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几段文字旁注明：“在这一部分，可以把地方上的三结合和机关内部三结合加以解释和阐明。”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同意你的意见，讨论后再发表，并把三结合的思想写进去。再则，以后重要社论都应这样做。”毛泽东删去社论稿末尾的三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万岁！”“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二十二日，再次审阅社论修改稿，批示：“照发。”修改稿根据周恩来和毛泽东的意见，加写了两段话：“经验证明，在需要夺权的省、市，必须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这种‘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在需要夺权的工矿企业，也必须建立由革命干部（领导干部、一般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代表（老工人、青年工人）和民兵代表组成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需要夺权的党政机关，则必须实行革命领导干部、革命的中级干部和革命群众相结合的原则。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代表性的、有权威的领导班子，率领广大革命群众，胜利地完成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战斗任务。”“建立‘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在当前必须着重解决正确对待革命干部的问题。”这篇社论发表在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2月19日 晨，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李富春、叶剑英、李先念、康生、谢富治、叶群（叶群，当时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林彪办公室主任。1967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13日与林彪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叶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代表林彪）等出席。毛泽东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等人十六日在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决定谭震林、陈毅、徐向前“请假检讨”。二月二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怀仁堂召开了七次“政治局生活会”，对谭震林、陈毅、徐向前以及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进行批评。江青等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原由周恩来主持、各副总理及有关负责人参加，处理党和国家大事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

同日 阅林彪本日送阅的谭震林二月十七日给林彪的信。谭震林在信中说：江青等人“有兴趣的是打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抓住不放，非打死你不可”。“他们能当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好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不叛国，但决不允许他们再如此蛮干。”“这个反，我造定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斗下去，拼下去。”林彪在附信中写道：“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毛泽东批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

同日 林彪本日向毛泽东报送北京卫戍区关于在北大、清华等五所高校和在北京二中、二十五中进行军训试点工作的两个总结报告，请示是否可以转发全国。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一）此两件应即转发全国。（二）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每年训练一次，每次二十天。上课以后，在军训的二十天中，军训时间每天不要超过四小时，同时学校原课程每天相应减少时间四小时。（三）党、政、军、民机关，除老年外，中年、青年都要实行军训，每年二十天。以上请酌办。此两件总理阅后送林彪同志。”三月四日，陈伯达、王力写报告给毛泽东，说北京卫戍区提出公开发表这两个材料。二十三日，毛泽东批示：“都不要发表。各地经验已超过北京。我的批语也有些不适应新情况。因此都不宜发表。”

同日 阅陈伯达二月十七日报送的《贵州革命造反派举行盛会庆祝贵州省临时权力机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成立》等有关文电和新闻稿（共四件），批示：“伯达、王力同志：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请你们在四份材料一律改过来。可分两天发表。第一天发前三件，后一件在第二天发。”二十二日、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这四份文电和新闻稿，文中的“毛泽东思想贵州省革命委员会”均改为“贵州省革命委员会”。

同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稿，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汪东兴（汪东兴，当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1968年3月又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碰头会成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任政治局委员）。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照办。”信中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建议立即开一次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三级干部会议和生产队全体社员会议，布置、讨论春耕生产工作。此信于二月二十二日发出。

同日 审阅周恩来二月三日报送的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的通知稿，批示：“同意，照办。”并在通知稿开列的“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的单位中，增加“各级银行”。二十二日，周恩来将通知修改稿再次送审，毛泽东批示：“照办。”通知指出：中央认为，军委的八条命令很好。这个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通知还作了五点具体说明：一、认真执行中央军委命令中的有关规定，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二、所有在外地、外单位串连的人员，除经中央特许的以外，都应立即返回本地、本单位、本校参加文化大革命。三、军事领导机关，今后一律不许冲击。军队和地方的战备系统、机要系统和保密系统，今后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四、党中央机关，国防工业各部，公安部、外交部、财政部、计委、经委、建委、科委，各级银行，两报一刊、新华社、广播事业局和各地广播电台等，不许由外单位人员接管，已经进驻这些单位的外单位人员要立即退出。五、中央和地方一切需要夺权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都应以本单位革命派为主进行夺权斗争。通知要求，本通知连同中央军委的命令，要在所有基层单位普遍张贴。

2月21日 审阅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张春桥、姚文元的电报，批示：“照发。”电报说：“同意来电所述关于改变上海人民公社名称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布置。”二月二十四日，“上海市人民公社”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2月22日 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各造反组织联合召开大会，通过《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宣言》，宣告“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成立。

2月24日 阅广州军区二月二十三日关于广州夺权斗争的新形势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报告，批示：“总理：请告广州军区，查一查赵紫阳、区梦觉（赵紫阳，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1971年5月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书记、内蒙古自治区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3月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4月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1974年4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197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区梦觉，当时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处书记。）二人政治态度如何，其他省委书记、常委如何，是否可找赵、区二人来京和陈郁、黄永胜（陈郁，当时任广东省省长。黄永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2月、3月又先后任广东省革委会主任、广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1969年4月、8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黄永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一道谈一次，加以开导。”

2月25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康生、叶剑英等开会。

2月27日 阅林彪报送的山西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张日清的《坚定不移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一文，批示：“林彪同志：可以登报并广播，军队同志就看到了，不必再印发。如你同意，请退文革小组。”此文发表在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三月一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四期。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二月二十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三三四号登载的《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贵阳棉纺厂按行政系统联合效果好》，批示：“伯达、王力同志：此件似可公开报道。又，《文汇报》有一篇题为《革命不分先后》的社论，略加修改后，似可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北京其他报纸早已转载了。《人民日报》的政治嗅觉，似不甚强。”这份材料说：贵阳棉纺厂在夺权以后，按车间等行政单位搞联合，对文化革命和生产都起了很好的促进作用。他们把这种联合的方式叫做归口大联合，是大联合中的又一新形式。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这份材料。

2月28日 阅周恩来二月二十七日夜关于处理广东问题的报告。报告说：昨日与广东来京同志座谈了一天。今晚，我们在文革碰头会上讨论了广东问题，一致建议：广东立即实行军管，准备筹建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目前以黄永胜为主、陈德（陈德，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东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为副，主持广东全省工作，帮助省委同志检讨，估计有一些同志可得到群众通过。云南情况，与广东颇似，拟亦先行军管，准备三结合的条件。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做。”

3月1日 周恩来在工交口各部部长和造反派代表参加的会议上说：我向主席谈了中央各部夺权情况，认为各部的业务权还是监督为好，主席同意了。

3月3日 阅沈阳军区三月二日关于抽调机关干部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厂和院校讲解党的政策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可印发军级会议（指中共中央、中央军委1967年2月26日至3月25日召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以上干部会议。）各同志。军队不但要协同地方管农业，对工业也要管。沈阳军区派遣大批人员进厂做宣传和做调查的办法是很好的。二十七军在无锡、五十四军在重庆、二十三军在伊春、苇河（苇河，旧县名，1948年并入黑龙江省尚志县（今尚志市）。）等处也有好的经验。总之，军队不能坐视工业生产下降而置之不理。”

3月7日 审阅修改王力、关锋起草的《红旗》杂志社论稿《论革命的“三结合”》。批示：“林彪同志阅后，退文革小组。”在文中加写一段话：“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或民兵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这篇社论载于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第五期，《人民日报》三月十日提前转载。这篇社论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同日 阅天津警备区司令员郑三生（郑三生，1969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等三月六日关于天津延安中学通过军训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参照执行。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先作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还要说服学生，实行马克思所说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教导，在军训时不要排斥犯错误的教师和干部。除老年和生病的以外，要让这些人参加，以利改造。所有这些，只要认真去做，问题并不难解决。”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

同日 阅铁道兵党委三月四日转发的四川渡口驻军支左经验报告，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此件似可转发全国全军，参照执行。请酌处。”报告说：渡口支左工作的经验，主要是把支左工作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到群众斗争中去识别真正的左派，帮助他们在斗争中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斗争大方向，使之成为思想统一的有战斗力的集体。三月八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的批示和这个报告。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外出的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号之前返校，进行短期军政训练，在校内批判斗争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着手研究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规定由革命师生、教职员工和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行使本校的权力。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

3月9日 审阅周恩来报送的谢富治等三月五日关于北京市夺权筹备工作的请示报告，批示：“总理：工人代表大会还没有开，中学和农民的代表大会还无消息。开全市代表大会并选举革委会，似以在三月下旬为宜，请与谢富治同志酌处。”根据毛泽东的批示，北京市先后召开贫下中农代表会、革命职工代表会和中学红代会后，于四月二十日成立革委会，谢富治为主任，吴德、郑维山、傅崇碧（吴德，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理市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卫戍区第一政治委员。1967年4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72年5月任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0年6月又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1972年5月任第一书记）。1972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郑维山，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69年6月任司令员）。1967年4月又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82年12月复出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在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5年4月傅崇碧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副司令员。）、聂元梓为副主任。

3月10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毛泽东三月九日对成立革命委员会程序的批示落实情况的报告，批示：“各省、市亦宜照此办理。凡条件不成熟者，要等待条件成熟，然后举行。处于无政府状态者，则先实行军管。”

同日 圈阅同意周恩来本日起草的中共中央给广州军区党委、广东军区党委的电报稿。当天发出的这个电报指出：中央决定，广东省军事管制委员会改为十五人，黄永胜任主任。军管会下，可设立两个班子，一个抓革命，可名为革命委员会或支左委员会，领导全省文化大革命；另一个促生产，可名为生产委员会，把农业、公交、财贸、卫生等都管起来。

同日 复信章士钊（章士钊，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惠书敬悉。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指刘少奇。）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章士钊来信中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

3月11日 批准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二月二十三日，青海省军区调动部队夺占被造反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控制的青海日报社时，发生开枪事件。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作出《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对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着手筹建以刘贤权（刘贤权，当时任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均至1968年3月）。1967年8月又任青海省革委会主任、青海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3月）。1968年9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政治委员（1969年5月改任司令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0年6月又任国务院文化组副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副司令员。）为主任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3月12日 在同周恩来等谈到文化大革命第二阶段（指“三结合”的阶段，即由造反组织负责人、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军代表和革命领导干部实行“三结合”建立革命委员会的阶段。）什么时候结束时，说：恐怕要二、三、四、五月了。到了五月份，“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也可能成熟，至少省一级可以成熟或接近成熟。这样，大概的眉目可以看出来。

3月14日 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刚果（布）（刚果（布），全称为刚果共和国（布拉柴维尔），1968年12月改名刚果人民共和国。）司法和劳工部部长马科索和夫人。谈到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搞了八九个月了，发动人民批评我们。就是要搞一点民主嘛，不然不能把我们身上的脏东西洗掉、去掉。

3月16日 同林彪、陈伯达、王力等谈话。谈到再印和翻译《毛泽东选集》是否要修改或删去一些人的名字时，毛泽东说：名字一个不要去掉。彭德怀（彭德怀，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1959年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首要成员。1965年9月重新工作，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彭德怀平反。），过去名字印在上边，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些都是历史嘛。没有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何以出晋史。注释要修改的话，要花费很多时间，还是照原来的印，还是原来的版本。谈到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六卷时，毛泽东说：五卷、六卷，一年以后再说，你们现在太忙，我也没有时间搞。谈到军管会时，毛泽东说：军管会，不同于一九四九年，那时什么都管，政权、工厂、学校。那时把国民党的人，都留下来了。现在，群众起来了。工厂干部百分之九十是好的，也有了一些管理工业的经验，坏的只有百分之几。工厂里留下的，混进的一些坏人，要整掉。解放后入党的，也混进一些坏人。谈到夺权问题时，毛泽东说：大局还没有定哩！要写一个通知，各地夺权要事先同中央商量，否则，不能成立。大企业的工人最多，最重要，不要急于夺权。急于夺权的人有问题。别人要夺，让他夺。好就支持，不好再夺回来。不好的，反正中央不承认。谈到对外宣传工作时，毛泽东说：对外宣传是有问题，只注重形式，不注意内容。

同日 审定北京卫戍区关于对一些厂矿实行军事管制的布告。当天，中共中央批发这个布告，要求在有关厂矿张贴。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人自首叛变材料的批示》（薄一波，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刘澜涛，原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西北局第一书记、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安子文，原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杨献珍，哲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3年3月至1955年8月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副院长、院长。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1961年2月至1965年9月任副校长）。1965年9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杨献珍等在1931年前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时被捕。这个批示把薄一波等错定为“自首叛变”后，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迫害。1978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中组部的报告指出：“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的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是不存在的，是一个大错案。”他们履行的出狱手续是“组织上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采取的特殊措施”。）和附件，把一九三六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薄一波等经中央批准先后出狱错定为“自首叛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宣传问题的几项规定》，规定报社接受各省市自治区临时权力机构或军管会的领导，参照“两报一刊”的重要社论和评论进行宣传，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不许使用谩骂语言，国际问题的发言权集中于中央，不能发表攻击人民解放军的文章和报道等。

3月17日 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福州军区关于建立福建省革委会和夺权情况的请示报告。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提议：一、福建还是经过军管来筹备“三结合”的革委会为好；二、如各方面认为“三结合”（不是三凑合）条件确已成熟，可推出代表来中央一谈；三、如果已经宣布十八日召开成立大会无法取消，可改为准备夺权大会。毛泽东批示：“照办。”当天，韩先楚（韩先楚，当时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处书记（至1967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司令员。1967年5月又任福建省军管会主任（至1968年8月）。1968年8月又任福建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1971年4月又任中共福建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来电话报告：成立大会推迟，代表明日到京。

同日 周恩来在给李富春、李先念、余秋里、谷牧并叶剑英的信中说：“主席指示，继国防工业军管之后可对工交财贸各部，凡瘫痪陷入无政府状况者，也可实行军管。”

3月18日 阅周恩来三月十六日送审的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批示：“照办。”信中要求：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这封信于三月十九日发出。

3月19日 阅《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此事请研究酌处为盼！”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

同日 中共中央军委作出《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

3月20日 阅由澳大利亚共产党推荐到西安外语学院担任教师的库普写的大字报《让我们“治病救人”》，批示：“这个外国人很能看出问题，分析得很不错。总理阅后，送文革小组一阅。”库普在这张大字报里分析了西安当时出现的两派对立，由群众大会开除党员党籍，打、砸、抢，游街等一系列情况，认为这是“左”倾机会主义的影响，并受坏分子的操纵。他提出，要把那些存心要把我们引上背离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人清除出去，然后才能搞造反派、革命干部和解放军的“三结合”。

同日 阅周恩来三月十八日关于对国防工业部门和国防科研院、所实行军管的报告，批示：“退总理照办。”周恩来的报告说：对国防工业各部门的研究院、所和科学院所属承担国防任务的各研究所，拟同意聂荣臻同志的意见，交国防科委实行军管。报告还说：国务院工交、财贸、农林、卫生各部门正遵照主席指示，分别进行排队，拟在工作瘫痪部门，亦实行军管，其办法如对国防工业各部。

同日 林彪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称文化大革命的“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而得到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最大”，还要“采取主动的进攻”，“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

3月中旬 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北京军区机关暂停“四大”的决定》稿，批示：“照办。”这个文件要求迅速恢复军区机关的正常秩序，进行整风后抽调、组织力量投入“三支两军”工作。

3月21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召集会议，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就谭震林、陈毅、徐向前、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聂荣臻在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上的发言而召开的七次“政治生活批评会”的情况。

3月23日 阅戚本禹三月二十二日送审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一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毛泽东在文中引用红灯照的歌谣处批注：“红灯照，又是当时北方许多地方女青年们的组织，她们很有纪律地自己组织起来，练习武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似可在这里增加几句。”毛泽东对文章的修改，主要是删去文中“毛主席”前面的四个定语“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并加写一段话：“究竟是中国人民组织义和团跑到欧美、日本各帝国主义国家去造反，去‘杀人放火’呢？还是各帝国主义国家跑到中国这块地方来侵略中国、压迫剥削中国人民，因而激起中国人民群众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走狗、贪官污吏？这是大是大非问题，不可以不辩论清楚。”戚本禹的这篇文章首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章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和四月一日《人民日报》。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军管会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油田的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教育、团结他们。

3月27日 晨二时，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三月二十六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三五期登载的反映四川宜宾地区两派冲突激烈的来信后，批示：“中央文革小组：此事应加以处理。可找双方各十人左右来京商谈，成都军区甘渭汉（甘渭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第四政治委员。）也应来。请商总理酌办为盼！”当天，陈伯达、康生、江青致信毛泽东：“宜宾问题，我们接触较早。二十天前，我们替中央起草了一个文件，并有几个附件，送给了总理。现在送上一份，供主席参考。”晚八时，毛泽东批示：“林彪同志：此件请一阅。此事不仅牵涉宜宾一处，而且涉及成都军区及若干军分区对群众组织所采取的政策。你阅后，请送聂荣臻同志一阅，然后还我。”二十八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主席给中央文革小组的批示已看到。当由康生、王力、关锋三同志约刘结挺（刘结挺，曾任中共四川宜宾地委第二书记。）等同志商谈，决定双方各来十数人，包括军区甘渭汉、宜宾军分区司令员政委在内。”毛泽东批示：“已阅，退总理。”四月一日至四日，周恩来连续同四川党政军负责人及群众组织代表谈四川和宜宾问题，强调群众组织不能把领导干部拉出去罚跪、挂黑牌子、戴高帽子、游街，要文斗，不要武斗。

3月29日 阅王力、关锋三月二十八日报送的《清华大学工作组在干部问题上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情况调查》，批示：“王力、关锋同志：此件很好，可以公开发表，并予广播。还应调查一二个学校、一二个机关的情况。请先印发参加碰头会的同志们及其他同志看一看。”这篇以《红旗》杂志编辑部调查员名义写的调查报告，点名批判了刘少奇和王光美及清华大学原校系领导。毛泽东审阅时，删去调查报告中点到的刘少奇的名字，对点到的其他人，只保留姓，将名一律改为“××”，并把标题改为《“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篇调查报告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人民日报》等转载。

3月30日 下午，审阅林彪三月二十日在军以上干部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批示：“林彪同志：看了一遍，很好，请交文革小组加以斟酌，然后印成小册发给党、政、军、民的基层。我作少许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毛泽东作的主要修改是：（一）讲话稿说“中国可以说是在世界上起决定因素的国家”。毛泽东加“就现时说”四个字。（二）讲话稿说“所有的地方都修了，都黑了，我们还可以把它重新光明起来，重新由黑的颜色变为红的颜色”。毛泽东将“所有的地方”改为“多数地方”，并加写：“何况现在世界各地革命力量或者已经起来，或者正在起来，要革命的总是多数，希望我们给予支持。”（三）讲话稿说“我们要以毛主席的思想来统帅全国，来指导我们的一切工作，这样要传至万万世，指导我们现在的一切，而且是全世界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全中国人民永远的思想财富”。毛泽东删去“这样要传至万万世”和两个“永远”。四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林彪的这个讲话。

同日 审阅《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在干部问题上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批判》，批示：“王力同志：看过，照发。”这篇文章发表在三月三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五期，《人民日报》等转载。

同日 同意增补谢富治、萧华、杨成武、粟裕（粟裕，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2年11月任第一政治委员）。1975年2月又任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为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增补谢富治为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3月31日 圈阅中共中央关于同意组成以李成芳（李成芳，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昆明军区第二政治委员。）为主任的云南省军管会给昆明军区党委的电报。

3月 同意周恩来的建议，决定对中共中央调查部实行军管。

4月1日 审阅周恩来三月三十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条是：“不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不准乱捕人。仅仅因为冲军区和对军区提意见，或对本地区、本单位的夺权有不同意见，而被打成‘反革命’的，应一律平反，被捕的，应一律释放，通缉令，应一律取消。”在这一条末尾，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许多外地学生冲入中南海，一些军事院校冲进国防部，中央和军委并没有斥责他们，更没有叫他们认罪、悔过或者写检讨，讲清问题，劝他们回去就行了。而各地把冲军事机关一事，却看得太严重了。”当天，中共中央下发这个决定。

4月3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正式成立以刘贤权为主任的青海省军管会的电报。

4月4日 审阅林彪四月二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关于支左工作的十条命令稿，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很好。只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适当，请酌定。建议以草稿形式印发军区会议各同志，征求意见，修改后，即可发出。”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第六条“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运动”后面，加写一段话：“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以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删去第七条“在军队中要深入进行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教育”一句中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十个字。六日，再次审阅命令的修改稿，批示：“已阅。请再送中央常委碰头会议讨论批准，即可发出。”中央军委的这个命令于四月六日当天发出。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等等。

同日 审阅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各地来京拘捕人犯手续的通知稿，批示：“照办。”通知规定：一、来京拘捕人犯，凡中央批准成立“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的，要经省市区革委会批准；凡中央批准实行军管的，要经省市区军管会批准；其余各省市区要经大军区、省军区批准，并持批准机关介绍信，经公安部审查，转报中央文革小组批准后，才能交由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执行。二、为了便于审查，对拘捕的人犯，必须携带足够的罪证材料。三、拘捕军事系统内部的人犯，按照中央军委规定执行。

4月11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范文同（范文同，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总理。）等，主要谈在越南战场上注意摸索游击战争规律和打歼灭战以及对越援助等。林彪、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在座。谈到韦国清的情况时，毛泽东说：这个韦国清被红卫兵整得不得了，被包围了几个月，脱不得身，说是犯了错误。错误是犯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还是一个好人。他是一个斯文的人，并不是一个野蛮的人。他到过你们那里，我认识他就是因为跟你们的关系。谈到大寨经验时，毛泽东说：我见过陈永贵（陈永贵，当时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昔阳县革委会主任、昔阳县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1970年11月又任中共昔阳县委书记。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他是个老实人。

4月13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通知提出了保证交易会顺利进行的五点要求。

4月中旬 两次审阅修改江青四月十二日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江青十五日在送审报告中说：林彪同志说是要发，我希望得到你的批改。十六日，毛泽东批示：“可以，照办。”并作了一些修改，删去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四人名字前的“反革命分子”的定性词。十七日，江青把讲话修改稿送审，毛泽东批示：“看过，删了一点。”在修改稿讲《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一事后加写一段话：“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修改稿讲军队支左问题处加写一段话：“几个月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将修改稿的“目前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一句中的“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改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将修改稿说解放后十七年文艺“基本上是名、洋、古的东西”，“都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句中的“基本上是”、“都是”，均改为“大量的是”。将“彭真这个反革命分子拼命保护吴晗”，改为“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删去修改稿中的“我身体上慢性病是很多的，但是我的心脏是好的。前年冬天就被他们整出心脏病来了”。修改稿中说“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是姚文元同志写的嘛”。毛泽东删去了其中的“是主席亲自在那里领导的嘛”，并在“姚文元同志”后面加写“（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

4月2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重申停止全国大串连决定的通知。

4月23日 阅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梁兴初，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司令员。1968年5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12月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四月二十日关于四川省释放被捕、拘留、收容审查的人员情况的报告，批示：“加印发给军委扩大会议各同志。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看此件就知道。现在另一种思潮又起来了，即有些人说，他们那里军队做的事都错了，弄得有些军队支左、军管、军训人员下不得台，灰溜溜的。遇到这种情况，要沉得住气，实事求是地公开向群众承认错误，并立即改正。另外，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使他们走上正轨。我看现在这股风，不会有二月那样严重，因为军队和群众都有了经验。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林、周阅后办。”

同日 阅河南省军区党委二十二日关于河南各造反派组织准备近日派四千余名代表进京反映有关问题的报告，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河南问题争得厉害，请商陈再道、钟汉华、刘建勋（陈再道，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文化大革命”中，因1967年7月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州军区副司令员。1975年8月任中共中央军委顾问。钟汉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因1967年7月20日的所谓“反革命事件”受迫害。1972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建勋，当时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至1967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6月、10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71年11月改任第二政治委员）、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3月又任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诸同志，是否将两派领导人调来谈一次，省军区只保一个赵文甫（赵文甫，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河南省副省长。），将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戴苏理、杨蔚屏（文敏生，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河南省省长。纪登奎，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8年1月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3年8月任政治局委员）。1969年10月又任河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3月又先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2年5月任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河南省委书记。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戴苏理，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杨蔚屏，当时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都不要，这种看法是否适当，值得研究。又湖北问题也很大，几乎省委大都是坏人，也应快点研究为宜。”二十七日下午，周恩来开始约陈再道等谈话。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一日编印的《快报》第一九四○号登载的《陕西驻军负责同志虚心听取群众意见改进工作》，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建议将此件印发军委扩大会各同志。军队这样做是很正确的。希望全军都采取此种做法。”这份材料说：陕西省军区和驻陕部队负责人自四月中旬以来，连续召集西北工业大学等院校革命派座谈，听取他们对支左工作的意见和批评。座谈中，学生们提出许多批评意见。在这段话后面，毛泽东批注：“不要怕批评，全军在这种批评过程中，将会正确地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有人对军区支左提出八条意见，第七条说“相信大多数干部和群众”，第八条说“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加强相互间的了解，增强团结，促进两大造反派之间的大联合”，毛泽东分别批注：“这是最基本的一条。”“开展谈心活动，这个方法很好。”

4月24日 晚上，接见上海、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北京等省市革委会负责人，并一同观看上海舞蹈学校演出的芭蕾舞剧《白毛女》。

4月28日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社论《热烈响应拥军爱民的号召》。社论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

4月29日、5月2日 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关于福建问题的意见》稿。意见稿说：现在福建的革命群众组织，应该实现自己的革命大联合，实现同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大联合。要民拥军、军爱民，为革命的“三结合”，创造必要的良好的条件。毛泽东四月二十九日批示：“请韩先楚同志斟酌。”五月二日批示：“退总理照办。”

5月1日 晚上，在天安门城楼出席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焰火晚会，并接见北京市革委会成员和上海市、山西省革委会代表团成员。

5月3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四月二十日编印的两期《快报》登载的《湖南军区领导干部对当前长沙形势的看法有严重分歧》、《黎原同志对长沙当前形势的看法》、《章伯森同志对湖南文化大革命形势的看法》等材料，批示：“看来，湖南可望好转，省军区政委谭文邦，四十七军军长黎原是好的。”“省委也有一批较好的干部。”

5月4日7日 三次审阅陈伯达报送的王力、关锋起草的《（指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送审稿。四日，在第一次送审稿上批示：“有些意见，写在文内，请酌定。改后应送小组及常委碰头会讨论通过。”六日，在第二次送审稿上批示：“退文革小组。在第七页，加了几句话，请研究，是否妥当。定稿后，请印正式清样送阅为盼！”七日，在第三次送审稿上批示：“照此发表。”三次审阅，主要加写了两段话：“照作者的意见，共产主义社会里，一切都是美好的，一点黑暗也没有，一点矛盾也没有，一切都好了，没有对立物了。社会从此停止发展，不但社会的质永远不变化，连社会的量似乎也永远不变化了，社会的发展就此终结，永远一个样子。在这里，作者把马克思主义一个基本规律抛掉了——任何事物，任何一个人类社会，都是由对立斗争，由矛盾而推动发展的。作者在这里宣扬了形而上学，抛弃了伟大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种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古已有之的。在中国，有《礼运·大同篇》，有陶潜的《桃花源记》，有康有为的《大同书》，在外国，有法国和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大批著作，都是这一路货色。”这篇文章由《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署名，在五月八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六期和同日《人民日报》发表。

5月7日 阅广东省军管会五月五日《关于支左干部集训情况报告》，批示：“林彪同志：此件似可转发，供各地参考。各地军队都应整训一个短时期，时间以十天至十四天为宜，方针和办法采用广州的较好。已经整训过的，一个月或两个月后再整训一次。全军三支两军人员，每一个月或两个月都应整训一次，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以上，请酌定。”报告介绍了对派往广州地区支左、支工、军管的干部进行集训的经验，主要是：一、突出解决正确对待群众的问题；二、发动群众，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教育自己；三、组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

同日 阅山东省军区五月四日给济南军区并中央文革小组等的电报。电报说：山东地区目前的斗争锋芒指向解放军，越来越明显，已波及各地区。这个情况正在向基层发展，严重影响了战备等工作的进行。毛泽东批示：“林彪、恩来、文革小组各同志：此件请阅。看来山东学生、工人出事地点（就全省说，占少数），省军区、军分区、县人武部，大都可能有些问题。此事应如何解决，请你们研究出办法，告我为盼！”“山东及各省，正规军弄错的较少。重庆五十四军有电报说关于支持重大‘八一五’（“八一五”是当时重庆大学的一个群众组织。）是否错误问题，宜找两方面人都来，和梁、张、甘、韦（梁、张、甘、韦，指梁兴初、张国华、甘渭汉、韦杰。韦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副司令员。）诸同志共同商处。”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五日编印的《文化革命简报》第四七○期登载的《在北师大搞军训的部队是如何支持左派的？》，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请你们研究一下，此件是否可以公开发表。如准备发表，事前要找炮五师、谭厚兰、李庆林（谭厚兰，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公社”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革委会主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后任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0年6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4月因反革命罪被逮捕。1981年因患癌症被保外就医。1982年6月被免予起诉。李庆林，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另一群众组织“井冈山造反兵团”负责人。）等同志核对属实，不妥处加以修改，然后发表。又，四川那个文件（指中共中央1967年5月7日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于1967年5月15日发出。），关系重大，如何修改的，请告知为盼！”简报登载的这个材料说：北京军区炮五师在北师大搞军训期间，在调查研究中解决立场问题，明确支持左派；做细致深入的政治思想工作，争取团结群众大多数；狠抓毛主席著作学习，从根本上提高左派队伍。五月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这个材料。

5月9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关于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宣传工作的意见稿。意见稿建议，五月份的宣传工作以《讲话》为中心，组织演出、宣传、纪念活动，提出各报重新发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七项具体内容。毛泽东批示：“提碰头会讨论决定。如大家同意，我不反对。”

5月10日 阅刘伯承（刘伯承，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正在济南养病。）四月三十日转报的一封关于济南地区出现反对解放军之风的群众来信，批示：“此件表现这一时期军队许多人的心情。遇到这种情况，应当沉着镇静，多做工作，发扬成绩，纠正错误，问题总是可以得到解决的。”这封群众来信说：目前济南反对解放军的大风已经刮到十二级了，革命的群众已处在少见的白色恐怖之中。我们难以相信，这是左派夺权之后发生的事情。

5月11日 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同意成立以张国华为主任的西藏自治区军管会给西藏军区的复电。

5月12日 审阅北京军区关于对河北省及石家庄、唐山、张家口、承德、衡水等五个专区实行军管的请示报告，批示：“照办。”

5月13日 阅济南军区支左人员秦厚德四月二十一日的来信。来信认为，驻济南部队对济南市的支左工作，自二月十日以后进入工厂。学校至今，存在不少问题。主要是：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保守派；在“抓革命，促生产”问题上，有的单位没有把革命放在首位；有的宣传队对所谓的反革命组织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山东省革委会同济南军区保卫文革指挥部的意见分歧已发展到针锋相对的程度；部队的同志和革命群众组织十分对立。毛泽东批示：“印《快报》（指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编印的《快报》。），文革办。”“这位同志反映的问题，是个比较普遍的问题，很值得注意。济南空军于五月五日，济南军区于五月六日已公开声明支持省革命委员会。陆、空军均对中央来了报告，问题已经开始解决。但其他许多省、市有些解决了，有些则还未解决。”

5月14日 晨三时，阅兰州军区党委五月十三日关于请示表态支持甘肃红色造反派，建立甘肃省革委会的电报后，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此件请阅。所见似有理由，请与张、冼、詹大南（张，指张达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司令员。1969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司令员。冼，指冼恒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1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5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2月）。1971年2月又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詹大南，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甘肃省军区司令员。）诸同志商处。胡继宗（胡继宗，原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省副省长。1968年1月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5月又任甘肃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2月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同志等既已站出来，所见与军区一致，积极支持三司（指甘肃红色造反派联合第三司令部。），是否可不实行军管，而照军区意见，做一时期工作之后即可成立省革命委员会。以上请商酌。”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准备转发的《关于甘肃问题座谈纪要》，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已阅，很好，照办。”纪要指出，甘肃省可不实行军事管制，直接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日 为转发广东省军管会五月十三日、湖南省军区党委五月十二日关于支左工作的检查报告，起草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军委文革小组给全军的批语。批语指出：“凡犯了错误的必须坚决改正。如不改正，越陷越深，到头来还得改正，威信损失就太大了。及早改正，威信只会比前更高。”“不要动动摇摇，游移不决。听信老婆孩子从保字号那里带来的错话，信以为真。”“要受得住工人、农民、学生、战士、干部的批评，加以分析，好的接受，错的解释。解释不通，暂时搁下，将来再说。”“要坚决相信绝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是极少数，不过百分之一、二、三。这样一想，就什么都通了。”并批示：“恩来、林彪、中央碰头会阅发。”中央批语和这两个检查报告于五月十五日发出。

同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十一日送审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批示：“照办。”通告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不得拒绝执行。不许破坏劳动纪律，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坚决执行中央四月二十日关于停止外出串连的通知。北京市革委会通告于五月十四日当天发出。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对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雕塑壁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加以保护；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作为反面教材；把破四旧中查抄的文物图书收集起来，集中保管；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应当妥善保存；各地应当尽快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

5月16日 中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保安部门负责人宾迪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团，周恩来、谢富治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状况时，毛泽东说：乱得很，红卫兵到处闹。不是我创造的，是群众创造的。大字报，红卫兵，都是他们创造的，炮轰这个，炮轰那个，打倒这个，打倒那个。我们的一些事，完全没办法，我们政府、中央、公安部毫无办法，红卫兵、群众一起来，就有办法了。几十年我们不清楚的事，红卫兵一闹就清楚了。你不借红卫兵的力量，什么法子也没有，一万年也不行。大概乱一两年就好了，现在已经乱了一年。乱是由于阶级斗争，两派斗争，左派同右派斗争。乱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来。谈到要依靠群众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政府是靠群众，没有群众，什么事也办不成。当然，我们也靠党和解放军。党从哪里来？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还不是从群众中来的。没有群众，哪里有党？哪里有解放军？谈到世界革命形势时，毛泽东说：你们的教员也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不压迫你们，你们就不会起来革命。全世界革命的人总是多数，反革命的是极少数。不过，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控制了城市、工厂、广播、报纸，就显得它有力量，如美国就是这样，过去中国也是这样。群众起来，他们就害怕了。他们不怕我们这些人，怕中国的老百姓。所以你们要注意团结人民。帝国主义不怕你们，怕你们的人民同你们团结起来。世界上的事，无非是这一派推翻那一派，那一派推翻这一派，归根到底，还是人民推翻压迫者。当宾迪谈到“毛主席不仅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也是世界革命的领袖”时，毛泽东说：要声明一点，我不是什么世界革命领袖，中国的事还管不好，还管外国的事？中国的右派反对我，我也没办法，现在开始找到一些办法。给我的封号很多，我都不承认。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重庆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同意立即建立重庆市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当地驻军副政委蓝亦农（蓝亦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4军副政治委员（1967年7月任政治委员）。1969年4月、10月又先后任昆明军区副政治委员（1969年11月兼贵州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贵州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代理组长（至1971年5月）。1971年5月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为组长，吸收有代表性的、持有不同意见的各主要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参加，迅速建立工农业生产领导班子。

5月17日 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公开发表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五一六通知”）。当天，《人民日报》登载了这个通知。

5月18日 晨二时半，审阅修改《红旗》杂志编辑部、《人民日报》编辑部为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而写的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后，批示：“即退王力同志。改了一点，请小组酌定。”毛泽东主要修改了一段话（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特别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以后，还有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上的一切阶级斗争是不是还集中在争夺政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还要不要革命？革谁的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列宁看到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被打败的资产阶级甚至比无产阶级还要强大，时时企图复辟，同时小生产者不断生长新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威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要对付这些反革命威胁，并且战胜它，必须在长时期里强化无产阶级专政，舍此没有第二条路。但因列宁逝世过早，没来得及在实际上解决这些问题。斯大林是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在实际上解决了很大一批钻进党内的反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狄克，布哈林，李可夫之流。他的缺点是在理论上不承认在无产阶级专政整个历史时代社会上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革命的谁胜谁负没有最后解决，弄得不好，资产阶级就有复辟之可能。在他临死的前一年，他已觉察到了这一点，说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弄得不好，可能使矛盾变成对抗性的。毛泽东同志充分注意了整个苏联历史的经验，在他的一系列伟大著作和指示中，在这个伟大的历史文件中，在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正确地解决了这一系列问题。”另外，在文章末尾加写一段话：“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毛泽东同志近几年经常说，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如果弄得不好，资本主义复辟将是随时可能的。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这篇文章先后发表在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和五月二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七期。

同日 江青把南开大学造反派送来的一九三二年一些报纸上登载的国民党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伍豪，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1972年6月23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转送林彪、周恩来、康生，并附信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十九日，周恩来在江青信上批注：“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同时致信毛泽东，并附送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的有关事件的《大事记》。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八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毛泽东阅后批示：“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5月20日 上午十一时，到中央警卫团一中队三个分队的宿舍，同警卫战士谈话，询问生活、生产、训练和工作等情况。

5月22日 审阅周恩来五月二十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军委准备转发的内蒙古军区的命令，批示：“照办。”命令指出：一、内蒙古全体来京人员必须于五月二十四日前全部离京返回；二、内蒙古军区机关和部队一律进行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不许串连，不许随便参加游行和集会；三、对少数对抗中央指示的人，视其情节轻重给予适当处分；四、军区指战员绝对不参加武斗，要坚决反对打、砸、抢、抄、抓；五、支持左派群众组织，教育和团结保守组织群众。这个命令于五月二十三日转发全军。

同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5月23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一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一三一期登载的黄永胜同“广州工联”造反派座谈时讲话的摘要，批示：“林彪、恩来同志，并告文革小组：黄永胜同志讲话一篇，建议发给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作为参考。我觉得这种小型的谈心会很好。当地最高首长出面与小将平等地谈心，不摆架子，有错爽直承认，而不吞吞吐吐，并且立即改正，这些都很好。如同意，请酌处。”

同日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文艺组，江青任组长，戚本禹、姚文元任副组长。十月十二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文艺组宣布解散。

5月24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日编印的《快报》第二二一三号登载的《江西军区和革命群众的对立情绪为何愈演愈烈》，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小组阅后，交汪东兴阅。江西军区某些同志对群众的态度是否正确，值得研究。此外，还有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军区对群众的态度是否对，都值得研究。”

5月25日 晚上，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处理内蒙古问题的情况。

5月26日 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赵毅敏五月十八日《关于我党参加中缅两党会谈的代表团成员请示》，请示的我党代表团组成人员名单中有江青的名字。毛泽东批示：“江青以不参加为好。”

5月27日 为转发第五十四军五月二十六日关于对反对派进行工作的情况报告，起草中共中央军委给各军区、各军、各军种兵种的批语：“五十四军在重庆的工作做得不错，可供你们参考。凡属两派革命群众组织互相对立很严重的，只要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问题总是可以解决的。对于有群众的保守组织，甚至反动组织，也要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林彪、恩来同志阅发。”

5月28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对国务院××部（委）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批示：“照办。”这个决定当天发出后，国务院一些部（委）陆续成立军管会或军管小组，实行统一领导。

同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五月二十六日编印的《要事汇报》（2）登载的《一些高干子弟抄了云南省副省长王少岩的家并抢走财物》，写批语：“如不教育好，会成为将来反革命复辟的祸根之一。好在还不占干部子弟的多数，多数还是较好的。”

5月29日 阅唐闻生、王海容（唐闻生，当时是外交部翻译室翻译。1974年3月任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王海容，当时是外交部办公厅综合组干部。1971年7月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1972年5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74年7月任外交部副部长。）五月二十七日关于社会上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风的来信和附送的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文革各同志：此件请阅。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请文革同志向他们做说服工作。”

5月31日 听取周恩来汇报工作，同意他关于对铁道部、交通部实行军管不能再拖的意见。当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六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

5月 会见一个外国军事代表团，介绍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林彪等在座。毛泽东说：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应该从一九六五年冬姚文元同志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开始。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一些部门、某一些地方，被修正主义分子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是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政策策略上讲，大致可分四个阶段：从姚文元同志文章发表到八届十一中全会，这可以算第一个阶段，主要是发动阶段。八届十一中全会到一月风暴，这可以算第二阶段，主要是扭转方向阶段。自一月风暴夺权到大联合、三结合，这可以算第三阶段。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及《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这篇文章是王力、关锋起草的。）发表以后，这可以算是第四阶段。第三、第四阶段，都是夺权问题。第四阶段是在思想上夺修正主义的权、夺资产阶级的权，所以这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决战的关键阶段，是主题，是正题。本来在一月风暴以后，中央就在着急大联合的问题，但未得奏效。后来发现这个主观愿望是不符合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的。因为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还在顽强地表现自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是没有任何力量的，捏成了还要分。所以现在中央的态度只是促，不再捏了，拔苗助长的办法是不成的。这个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任何人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本来想在知识分子中培养一些接班人，现在看来很不理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知识分子和广大青年学生先搞起来的，但一月风暴夺权彻底革命，就要靠时代的主人，广大的工农兵作主人去完成。知识分子从来是转变、察觉问题快，但受到本能的限制，缺乏彻底革命性，往往带有投机性。对待干部，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相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是好的或比较好的信念，不能偏离，这是阶级观点。对革命的及要革命的领导干部就是要保，要理直气壮地保，要从错误中把他们解放出来。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经过长期的教育，改正了错误，还是允许他们革命的。真正的坏人并不多，在群众中最多百分之五，党团内部是百分之一到二。顽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只是一小撮。就是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我们必须作为主要对象打，因为他们的影响及流毒是深远巨大的，所以也是我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老干部遇到了新问题，今后老干部还会遇到更多的新问题。要想保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必须在思想上来个无产阶级革命化。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是主要任务，绝不是目的。目的是解决世界观问题，搞掉修正主义根子问题。

同月 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邓小平说，外面大字报中提出的许多问题与事实不符，要求同毛泽东当面谈谈。汪东兴将邓小平的要求转报了毛泽东。一天深夜，毛泽东派机要秘书徐业夫接邓小平到住处谈话。谈话中，邓小平向毛泽东详细汇报了他一九三一年离开红七军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的情况，并表示接受毛泽东对他和刘少奇派工作组错误的批评。邓小平问以后如有事情要向毛泽东汇报找谁，毛泽东说，可以找汪东兴，也可以给他本人写信。

6月1日 《人民日报》发表的《要让孩子们经风雨、见世面》一文用黑体字引用毛泽东的一段话：“老干部过去有功劳，但是不能靠吃老本，要很好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锻炼改造自己，要立新功，立新劳。”

6月4日 阅汪东兴等六月三日关于中央警卫团（八三四一部队）准备分期分批参加支工的报告，批示：“退汪东兴同志酌办。”报告说到警卫团党委坚决执行毛泽东关于警卫团“也要参加支工”的指示。二十六日，中央警卫团组织支工部队分别进入北京针织总厂及其所属的两个分厂和北京市化工三厂。临行前，毛泽东提出三点要求：一、下去后要做好宣传工作，要做深入的、细致的、艰苦的思想政治工作。厂子里女工多，要派些女同志下去，便于工作。二、下去后不要匆匆忙忙急于表态，经过调查研究，如果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逐步地把他们联合起来。就是两派严重对立的群众组织，群众也是愿意联合的，不愿意联合的只是少数的几个头头。三、要向工人群众学习，不要怕犯错误，错了就改。要关心群众的生活，组织个医疗组，给他们看病。

6月6日 批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通令。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私设公堂、搜查和抄家，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行凶打人和抢夺个人财物。对于肇事者、背后挑动者、打人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

同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康生、刘宁一（刘宁一，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代理部长（至1968年4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9年7月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座。谈到中东局势时，毛泽东说：美、英在地中海和中近东相当被动。可能打局部战争，帝国主义在后面，主要是以色列和阿联（今埃及）打。（1967年6月6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以色列在美帝国主义的策动和支持下，悍然对阿联、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发动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我们坚决站在阿拉伯人民一边，坚决支持他们反对美、以侵略的正义战争。”6月7日，北京举行30万人示威游行，拥护中国政府声明。）阿拉伯世界石油的大部分，约百分之六十，被美国控制，百分之三十五受英国控制。他们发动这场战争的主要目标是争夺石油。战争既然打起来了，就可能要打一会。如果以色列在局部战争中得胜，战争可能上升。但这牵涉到苏联。他们说英国宣布中立，我不太相信。谈到阿联可能采取的对策时，毛泽东说：他们可能会封锁苏伊士运河，至少在战时是这样。这对他们自己会造成一些损失，但主要是整英、法、德，因为英、法、德的石油主要是靠这条运河运输。美国也要靠这条运河，但它可以从非洲南边走。如果运河真正被封锁，叙利亚真正把油管截断，欧洲国家的工业就会受到影响。欧洲这些国家主要烧石油。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苏伊士运河的运输都没有中断过。这次战争爆发，如果整个阿拉伯世界都卷进去，有可能把苏伊士运河堵死。如果没有别的国家参加以色列一边，光是它一个国家的军队要占领阿联、叙利亚、约旦，是不可能的。现在，阿拉伯国家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仅是伊拉克、叙利亚、阿尔及利亚同阿联联合，连老殖民地国家利比亚，以及约旦、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也都和阿联联合在一起。谈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中国现在起了变化。这个变化还没有结束，还在进行中。现在已经一年了，再一年差不多了。用两三年时间来完成这种变化，并不算太长。有武斗，大量的是用拳头、椅子、棍子、石头、砖头打。更大量的是口斗，利用报纸、刊物、广播、广播车、大字报、标语，还有很多小刊物。这些报纸何止几百种，我就收到两百多种，看不完。一个学校起码有两派。去年夏天，在北京，左派是少数，去冬今春变成了多数。但是少数派还存在。一个学校是如此，一个工厂也是如此。左派在今年春天掌权以后，又分裂了，两派都自称是左派。中联部也是两派。外交部有人要打倒陈毅，可是陈毅照样当外交部长。我们这个国家真有点怪。好几个副总理都有人要打倒，一个是陈毅，一个是谭震林，一个是李先念，但是他们还是在工作。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一定都是无产阶级，甚至混进来一些坏人。但是，主要的是工人、农民、革命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过去的领导方法不行了，那是官僚主义的，脱离群众的，机会主义的。现在包括外交部这些部门在内，都建立了群众组织来监督工作人员。

6月9日 下午，接见参加亚非作家常设局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二十五周年讨论会”的亚非和世界各国的作家和友人，并合影。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参加。

6月12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毛主席的通知》。十九日，《人民日报》重新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6月15日 阅周恩来六月十四日关于召开一次会议听取当前国民经济情况和一九六七年计划安排报告的建议，批示：“退总理。”本日，召集周恩来等开会。

6月16日 晚上，观看由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

6月17日 我国第一颗氢弹在本国西部地区上空爆炸成功。毛泽东审阅新华社本日题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稿，删去文中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等。

6月18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姚文元率红卫兵代表团出席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等事宜。谈到姚文元到阿尔巴尼亚的讲话稿时，毛泽东说：我的话要少引。二十一页太长，砍去一半。红卫兵专想吹出去。文化大革命以来，大吹特吹，外国人看不惯吹，自己吹，勿外吹。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指当时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三个阶段、三个里程碑，即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删掉。一些外国人对我们《北京周报》、新华社的对外宣传有意见。宣传毛泽东思想发展马克思主义，过去不搞，文化大革命以后大搞特搞，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有些话何必要自己来说，我们要谦逊，特别是对外，出去要谦逊一点，当然又不是失掉原则。昨天氢弹的公报，我就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焰无际”也勾掉了。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把“万分”也勾掉了，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我就一分也不要，勾掉了。谈到对斯大林的评价和苏联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对斯大林的估价要比过去高。当然，斯大林是有错误的。《联共党史》第四章讲生产关系完全适应生产力；一九三六年宪法中提国内不存在阶级了，只有工人、农民、教职员三种。实际上抓了很多人，称国民公敌。临死前一年在书上又讲社会主义社会有矛盾，搞不好会出乱子，搞成对抗性的。还是要解决思想问题，不发动群众不行。谈到青年团等问题时，毛泽东说：青年团未取消，未活动，红卫兵代替青年团未定。青年团中央犯了错误，地方团也有错误。二十日，姚文元率代表团离京前往阿尔巴尼亚。

6月21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六月十九日编印的《信电快报》第二三四期登载的反映西安几个学校造反派庆祝革委会成立大搞铺张浪费的群众来信，批示：“文革小组各同志：建议此件公开发表。是否妥当，请在常委碰头会上一议。发时宜写一按语。”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节约闹革命、防止铺张浪费的通知》。

6月22日 晚上，观看上海京剧院演出的现代京剧《海港》。

6月24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一行，林彪、周恩来、陈毅、李先念等在座。谈到中国革命的历程时，毛泽东说：我们大半辈子都放在打仗上面去了。搞建设、搞文化革命少。革命胜利才十八年，打仗就打了二十五年。谈到中国的发展现状时说：中国也不发达，农业、手工业没有机械化。搞机械化要很长时间。交通不很发达，铁路太少，比印度少，远洋轮船很少，同我们国家的人口、面积不相称。要几十年、百把年才能好些。谈到国际援助时说：先独立的国家有义务帮助后独立的国家。你们独立才两年半，还有很多困难。你们也帮助了未独立的国家。我们独立已有十八年了，更应该帮助他们。全世界如果不解放，中国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你们也不可能最后解放自己。

6月25日 周恩来同上海市干部群众代表进行座谈时转述了毛泽东的话：省、市一级还是要干部挂帅，红卫兵小将往往是今天上台，明天被打倒，政治上不成熟，还不能当省、市的革委会主任。

同日 《人民日报》在转载《文汇报》六月二十一日社论《无产阶级革命性与小资产阶级摇摆性》的编者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话：“必须善于把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引导到无产阶级革命的轨道，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胜利的一个关键问题。”

6月27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秘鲁共产党（马）学习团、厄瓜多尔共产党（马列）学习团及玻利维亚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古铁雷斯，康生、刘宁一等在座。在听了客人的谈话后，毛泽东说：你们讲的内容都差不多，就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修正主义和打倒各国反动派，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以前，要完成一个任务，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这项任务中，包括给农民分土地，但只是没收地主的封建所有制的土地，不能动农民的个体所有制。在你们国家里，总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是与帝国主义有矛盾的。在革命的第一步，也不能触动这部分资产阶级，这样，打击面就小了。要团结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反帝这个任务不是个小任务，你们的直接敌人就是美帝国主义，但如没有农民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反帝就没有力量，就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你们回去后，我希望你们少讲中国的事情，最好忘掉，但不要忘了有用的东西，这就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同你们国家具体条件结合起来，不和本国具体情况相结合，谁也没办法。不要完全搬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经验可供你们参考。你们应创造自己的经验。例如，越南南方的战争有很多特点。完全搬用外国的经验，我们是吃过亏的。但我们不能忘记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忘掉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成修正主义了。马列主义原则，一些人可这样解释，另一些人可那样解释。所有的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如中国开始时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后来的“左”倾机会主义都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讲讲我们是怎样失败——胜利——又失败——又胜利的，不讲历史就讲不出道理。战争只有在战争中学，阶级斗争只有在阶级斗争中学。在马克思以前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创造了并实现了列宁主义。我们为什么不能？我们可以根据他们的基本原则，可以创造本国的经验。

上半年 在同一位身边工作人员的一次谈话中说：你总说“乱”。你没有看到最根本的一条：这个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不要怕。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到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失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

7月4日 阅周恩来七月三日夜关于处理江西问题并建议从山东调一个师进驻江西支左，加强军管会及未来的革委会或筹备小组的报告，批示：“从山东调一个师问题，待江西会议开得有眉目后，再定为宜。”

7月5日 阅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信访处七月四日编印的《文化大革命信访简报》第二八○期登载的《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批示：“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同期一则简讯说，北京矿业学院一群众组织收集、编印毛泽东没有公开发表的讲话材料，毛泽东批示：“此事也请制止。”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中央指示将毛泽东七月五日的批示转发各地，要求各级群众组织对建造塑像一事加以制止；并重申“毛主席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讲话、文章、文件、诗词，未经毛主席和中央批准，一律不得编印，不得出版发行”。

7月6日 审阅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六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和天津大学“八一三”红卫兵五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两本小册子，对前一本小册子批示：“退陈伯达同志：此件内容，错误很多，应大加砍削，至少去掉三分之一。”对后一本小册子批示：“陈伯达同志：这一本《论教育》，我未看，可能也收进一些坏东西，请你同文革小组几位同志，连同你们编的那一本，一起审查一下，把坏的一概删去，留下一半左右较正确的就行了。”

同日 阅中共中央军委办公厅七月四日编印的反映江西赣州武斗严重，要求中央派部队前往制止的《群众来信摘抄》第五十五号，批示：“林彪、恩来同志：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十多县，调一个师去，只能管南昌、吉安、宜春、抚州等处，对赣南鞭长莫及。是否可从广州军区调一个师，至少一个团进驻赣州，将事情办好后仍返广东。此事请先考虑，待面商。”当天深夜，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已与黄永胜通了电话，他可以调两个团、一个师部驻赣州。”次日，毛泽东批示：“退总理。”

7月12日 审阅林彪七月十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和总政治部《坚决执行林副主席关于建造主席大型全身塑像指示的通知》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通知稿说：林副主席六月二十八日指示：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通知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彪的指示执行。

7月13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稿。通知稿说：最近一个时期江西等省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特别是某些省市地县公社的地方武装部门的坏人，挑动一些不明真相的农民进城参加武斗。中央认为，这种做法是十分错误的。毛泽东批示：“照办。”将文中的“坏人”一词改为“少数思想没有改造好的同志”，并批注：“不宜称为坏人。”中央通知于本日发出。

同日 下午，召集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以及萧华、杨成武开会。毛泽东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定下基础；明年结束。这就是文化大革命。他提出要去湖北、湖南，并对周恩来说：到武汉去，保陈再道去。大多数与会者认为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不赞成他去。毛泽东说：我不怕乱，让杨成武跟我去，就这样定了。还让汪东兴立刻准备专列，通知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同车前往武汉，以便在火车上谈河北省的问题。

7月14日 晨三时，乘专列离开北京，杨成武、郑维山、汪东兴同行。这是毛泽东一年来第一次离开北京。在专列上听取郑维山汇报河北省支左情况后说：河北要在军管前，大县来三四个人，小县来两三个人，开个会，交代政策。有错误就改，没有什么了不得。有错误主要是我负责。谁叫我一月二十一日发个指示，要解放军介入，要支左？那个时候党政都不行了，只有解放军出来担负这个任务。军队介入后，因为情况不熟悉，调查研究不够，错误是难免的。来了个“八条”，抓人抓多了，有些革命组织不应取缔的取缔了，起了压的作用。这样，林彪同志起草了“十条”。“十条”后，受压的又起来了，又恢复了，来了个反复。后来，又来了个“六·六通令”。“六·六通令”下来后，有的不听。反复好，我看湖南，江西的九江、南昌、庐山、赣州，经过大武斗，阵线也分明了。华北、东北、北京、上海比较平静，江西、湖南、湖北、河南比较乱，安徽也比较乱，还有山西。现在黑龙江还在乱。甘肃提出打倒张、冼、杨（张、冼、杨，指张达志、冼恒汉、杨嘉瑞。杨嘉瑞，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解放大西北。我看张、冼两个人还好嘛，态度比较正确。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改正了错误，工作就更好了。我看解放军垮不了，垮了，还依靠什么？郑维山汇报说：河北的县、地、省的领导干部在斗林铁（林铁，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三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8年3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79年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顾问。）时打倒了一批，以后斗刘子厚（刘子厚，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河北省委第一书记等职。1968年2月、3月先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2月任主任）、河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1年2月至5月任组长）。1971年5月又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书记。1972年5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河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时又打倒了一批，打击面宽了，现在有些干部不敢站出来。毛泽东说：干部多数是好的，河北的干部将来要来个大翻案。我过去支持刘子厚。刘子厚站出来了，阎达开（阎达开，原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1972年8月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就好办了嘛！专列过郑州时，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为什么不能联合起来呢？晚九时，到达武昌，住东湖客舍。本日晨，周恩来乘专机到达武汉。

7月17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杨成武、郑维山、余立金（余立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在1968年3月林彪、江青制造的所谓“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事件”中，被撤职并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1975年8月余立金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二政治委员。）、汪东兴等开会，听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四川等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谈到军管问题时，毛泽东说：军管就是难办，谁管谁要犯错误。着重做军队工作，给他们开脱好，不能让军队干部和战士负责。谈到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时说：发五月十六日的通知，我同总理临时决定的。发得那么快，引起了很多猜测，整到总理头上。谈到四川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成人员名单时说：四川补充了十二个代表，里边有李大章。那是我的事，我提过多次，总要有个把在四川有名的人。谈到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时说：现在搬农民已经是很虚弱的表现。过去农村包围城市是正确的，那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占城市。现在讲农村包围城市是错误的、反动的，现在是共产党的城市嘛！怎么能包围呢？当谢富治说到公、检、法百分之百是不好的时，毛泽东说：不一定，有坏的，也有一些好的。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小错误，只要认识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了，再要打倒，那就是他们（指造反派——编者注）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了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给他们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孟夫唐，原任湖北省副省长。）都不要打倒。武汉军区要起草个稿子，发表个公开声明：一是有功；二是有错嘛。支工支农有功，支左就有错嘛。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题比湖南、江西要好。我相信湖南、江西问题会解决好的。对红卫兵不要怕，不管他哪一派，现在都要借用我的招牌。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指当时武汉的“三新二司”、“三司”、“百万雄师”3个群众组织。）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龙书金（龙书金，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南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4月、8月、9月又先后任湖南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至同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971年5月又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最后说：这次我到这里来，一路上基本是白天，到处庄稼很好，特别是湖北庄稼很好。这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十三号听说有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下午四点才下决心来。

7月18日 晚七时半，在武昌东湖客舍召集周恩来、谢富治、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李作鹏（李作鹏，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政治委员。1968年3月、9月又先后任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李作鹏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和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第二政委钟汉华开会。毛泽东对陈再道、钟汉华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还有所不同，比湖南、江西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因为冲击得很厉害，要维护军委“八条”。“八条”一出来，军队就有劲了，人民解放军还能冲呀？于是就抓人，解散组织。“十条”出来了，造反派又有劲了。枪要集中保管。四个方面（指当时武汉的3个群众组织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要做工作，要召开干部会议，人民武装部也要参加。还是用开会的办法，一个县人武部来两个人，八十个县就来一百六十人，还有军队干部参加，要好好教育。你们要给“百万雄师”做工作，不然他们又要反你们。要找市委、省委参加到里面的有关干部做工作。犯错误不要紧，犯了错误就永世不得翻身？痛痛快快改也可以，不那么痛痛快快改也可以，因为他不那么通嘛！万万不能承认是三反（这里指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编者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让群众先批。张体学不能用了吗？他打了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就是不太懂政治。现在主要做军队的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很快转过来，否则他们被动。第一，中央负责；第二，你们负责。军队支持“百万雄师”是公开的。军队的好处是讲直的，怎样做就怎么说。要人家转，总要有一个过程，不能两三天就转过来了。这是军队的群众问题。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们要多做工作，要各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团结起来了。都是工人，这一派就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我们这个招待所也分两派，我看道理不那么多。能不能合起来？将来总是要合起来的。什么打倒、油炸、绞死，逐步升级，讲讲而已。对有些话，不要那么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他对在座的其他人说：要他们出去（指要陈再道、钟汉华到群众中去。），不但得保证人身安全，而且要拥护他们。不要不让人家革命，只要你革命，也不要犯了错误就不准革命了。你们拥军是真拥还是假拥？有的干部先结合起来再说。谈话中，他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谈话结束时，他把陈再道等送到走廊上，对东湖客舍的几个服务人员说：再不能打倒你们的司令了吧！我是不打倒他的。周恩来当晚要返回北京，毛泽东对他说：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毛泽东并举了邓小平、乌兰夫（乌兰夫，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二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5年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贺龙等人的名字。

7月20日 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部分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部队战士，在不知道毛泽东住在那里的情况下，冲击东湖客舍，把王力拉到武汉军区大院进行质问。此事起因于谢富治、王力（谢富治、王力是到武汉处理问题的中央代表团成员。）几天来公开支持武汉地区的“三新二司”、“三司”造反派，压制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并把它定为“保守组织”。林彪、江青当天联名致信毛泽东说，武汉形势不好，毛主席的安全受到威胁，要及早转移。毛泽东决定立刻离开武汉。

7月21日 晨二时，在专程赶到武汉的周恩来具体安排下，乘车离开东湖客舍去机场，上午十一时乘专机到达上海，住虹桥宾馆，直至九月十六日离开。在上海期间，因一直没有下雨，多次询问郊区的抗旱情况，指示派飞机作了几次人工降雨。一次，在看了上海“工总司”砸“联司”的纪录片后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7月22日 上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周恩来八时二十分从武汉来电话谈武汉的情况。周恩来提出对外报道武汉发生的事要含蓄，不点名，建议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毛泽东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如果他（指陈再道——编者注）有什么决心，我们出不来，总理他们也进不去，他并没有下命令无论谁也不准进出。表示同意把陈再道等人保护起来。上午十一时，召集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武汉和北京的情况，说：总理、富治、王力等在武汉没有什么谈头了，谈就会被包围，强迫签字，要你承认它（指“百万雄师”——编者注）是革命组织。还是早点离开好。要谈去北京谈，三方面一起谈，也可能谈不拢，会提出什么条件。这件事，现在不仅是武汉的问题，而且是全国的问题。总理根据具体情况办理。（7月22日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召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叶明、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孔庆德等开会，让孔庆德暂时主持武汉军区工作，并嘱转告陈再道、钟汉华要迅速表态，争取主动。随即回北京。）下午一时三十分和二时四十分，两次谈到武汉事件，说：军队主要是打思想仗，能锻炼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

同日 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文革小组全体会议。会上，把武汉“七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

同日 江青接见河南群众组织的代表时说：你们不能太天真烂漫了，当挑起武斗的一小撮人在达成协议以后，他们的武器没收回的话，你们自卫的武器不能放下！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二十三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全国武斗急剧升级。

7月24日 晚上，交代杨成武：你回北京筹备建军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对总理讲，不要他们那么激烈（指林彪、江青等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编者注），当作犯错误处理。警惕有人做文章。告诉总理，把陈再道、钟汉华、牛师长、蔡政委（指中国人民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和政治委员蔡炳臣。）都接到京西宾馆去。你转告陈再道三句话：一是有错误就检查，二是注意学习，三是注意安全。

7月25日 下午，审阅武汉军区党委常委会七月二十四日送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为中共中央起草给武汉军区党委的复电：“七月二十四日二十时十分来电并所附武汉部队公告全文已经收到。中央进行了讨论。认为（一）你们现在所采取的立场和政策是正确的。公告可以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公告》于1967年7月26日公开张贴，7月2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二）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包括你们和广大革命群众所要打倒的陈再道同志在内，只要他们不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为广大革命群众所谅解了之后，仍然可以站起来，参加革命行列。（三）要向思想不通的某些部队人员和百万雄师做工作，使他们转变过来。（四）要向左派做工作，不要乘机报复。（五）要警惕坏人捣乱，不许破坏社会秩序。”晚十时，审阅修改林彪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稿，批示：“退林彪同志酌定。我加了一小段。”毛泽东加写的一段话是：“党中央号召：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

同日 下午，林彪、江青等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欢迎谢富治、王力回到北京，支持武汉地区造反派的百万人声援大会。

同日 林彪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四名正副主任和二十名正副部长先后被拘押审查。

7月26日 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提出把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八月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你去报告总理，他都知道。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7月27日 林彪主持召开会议，会议决定先在内部撤销陈再道和钟汉华的职务。林彪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要批判“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军内一小撮，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7月31日 下午，对周恩来关于林彪、江青等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电话请示，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本日晚，朱德、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均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招待会。

7月 提议粟裕兼任中国科学院军代表。粟裕本月到任。

8月1日 《红旗》杂志发表由关锋主持起草的纪念建军四十周年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社论写道：“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要把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同样，也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这是斗争的大方向。”

8月3日 下午，在虹桥宾馆听取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汇报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需要请示的一些问题。谈到武汉军区、沈阳军区、江西省军区、河南省军区以及一些野战军、空军部队领导班子调整和配备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有好处，认识干部、熟悉干部，干部总是好的多。一揪三打倒不合理。公检法里头也有好人。由总参、总后、海军、空军抽干部组织几个调查组，分别到湖南、江西、安徽去调查。每省去七八个人。安徽现在是重点，请他们到北京开会解决很好。先解决好大江南北地区。

8月4日 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湖南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批示：“改了一点，其余都好。”将决定稿的“中央文革小组对湖南省军区二月三日关于‘湘江风雷’报告所发的‘二四批示’是有毛病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是有责任的”一句中的“是有毛病的”，改为“是有错误的”，并加写一段话：“从这里得到教训，未经调查清楚，何必那样匆匆忙忙地根据一面之词发出‘二四批示’呢？因此，中央要负主要的责任。”七日，审阅决定的修改稿，批示：“同意。”决定共四条：一、湖南省军区党委常委对前段支左工作进行了认真的自我批评，态度是好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二、中央已经决定改组省军区，并着手成立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全省的文化大革命和工农业生产。三、各革命群众组织应在省革委筹备小组的领导下加强团结，狠抓革命，猛促生产，保证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工农业生产任务；开展内部整风，克服无政府主义，在革命的大批判中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四、湖南省赴京汇报代表团双方签订的《关于立即坚决制止武斗的协议》很好，各群众组织必须认真执行，坚决制止武斗，反对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抄、抓等活动。十日，中央发出这个决定。

同日 中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召集杨成武、张春桥、汪东兴开会，听取余立金关于武汉情况等问题的汇报。谈到取缔“湘江风雷”的“二·四批示”时，毛泽东说：批复是错误的。中央要负主要责任，不然人家军区就不服嘛！把军区推到第一线了嘛！解散“湘江风雷”，是中央文革、中央碰头会，我又不晓得，林彪同志又不晓得，但我仍要承担责任。

同日 阅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张际春七月二十七日关于美术院校进行人体素描使用模特儿问题的来信，批示：“画画是科学，就画人体这问题说，应走徐悲鸿素描的道路，而不应走齐白石的道路。中央文革小组传阅，存办公厅秘书局。”

同日 阅张香山（张香山，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秘书长（1973年8月任副部长）。）七月二十五日关于翻译《毛泽东选集》有关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最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翻译组又再一次提出，是否应删去刘少奇等十二人的名字，或把他们名字后面的“同志”两字删去。由于这个问题极为重大，而且涉及到要修改正文，故请中央批示。毛泽东批示：“这是历史材料，后来变动甚多，不胜其改，似以不改为宜。有些注解似可删去，正文不改。”

8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一年前写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当天，天安门广场举行纪念《炮打司令部》写作一周年、声讨“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大会。

同日 在毛泽东的干预下，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的“揪刘火线”被迫撤除。自七月中旬以来，在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的煽动下，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搞“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

8月7日 王力约见外交部造反派，提出：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部党委班子没有动吧？这么大的革命，班子不动还行？为什么不能动一动班子？揪陈毅大方向当然对，为什么不可以揪？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文革小组对革命派总是支持的。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过火的地方。在王力这个讲话的鼓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于八月中旬冲砸外交部，宣布夺取部党委的大权。

同日 谢富治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提出：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此后，全国各地出现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的事件。

8月1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命令决定：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以便统一指挥。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稿，批示：“此件看过，照办。”决定指出：改组江西省军区，派遣人民解放军支左部队进驻江西各地，成立以程世清（程世清，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政治委员（1970年11月又任福州军区副政治委员）。1968年1月又任江西省革委会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0年12月）。1970年12月又任中共江西省委第一书记。）为主要负责人的“三结合”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武斗双方应坚决执行停止武斗的协议，各派都不准以任何借口夺取解放军枪支，抢劫军火仓库和各种军用物资。

8月11日 审阅陈伯达、江青送审的《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批示：“此文写得好。但有几处只有谴责，没有引证，不足以服人，请再加考虑。”“退陈伯达、江青照办。”这篇文章发表在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和八月十七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三期。

8月14日 阅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桑穆加塔桑七月二日给在中国广播事业局工作的美国专家李敦白的信。信中就他访问中国后透露了同毛泽东的谈话内容表示歉意，并托李敦白找康生或刘宁一代为解释。毛泽东批示：“康生同志：这类事，不要去责备发表的同志。一般谈话，公布也不要紧。”

8月16日 在上海会见来中国翻译、校对、出版阿尔巴尼亚文《毛主席语录》的阿方专家莫依修和穆希，姚文元在座。谈到两位专家的工作时，毛泽东说：我也不知道这个《语录》有什么用处。究竟有没有什么用处，等将来再证明吧。我早说过，要搞一本《马克思语录》、《恩格斯语录》、《列宁语录》、《斯大林语录》，没有人抓这件事，要抓起来。他们的书很多，一般劳动人民不容易读，用语录这个形式好。《语录》和《选集》（指《毛泽东选集》第1—4卷，阿尔巴尼亚曾于1962年出版了阿尔巴尼亚文本。）是写的一些中国的历史知识。我们的经验有限，只能供各国参考。谈到干部队伍的状况时说：十七年来，我们有一些干部已经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思想上变了，安于现状，不前进了。另一种，就是做坏事。还有一种是好干部。对于第一种，要进行教育，对于第二种，就要反掉。大多数干部是好的，无论在学校、在机关、在军队，都是这样。坏人是少数，最多一百个人中有几个。谈到文化大革命何时才能结束时说：我们的这次运动打算搞三年，第一年发动，第二年基本上取得胜利，第三年扫尾，所以不要着急。凡是烂透了的地方，就有办法，我们有准备。凡是不痛不痒的，就难办，只好让它拖下去。有些地方搞得比较好，有一些地方不太好。时间要放长一些，从去年六月算起，共三年。既然是一场革命，就不会轻松。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姬鹏飞，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1972年1月任部长）。1970年7月又任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乔冠华，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1974年11月任部长）。1970年7月又任外交部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1974年11月任组长）。），谁当部长、副部长呀？他们（指外交部造反派——编者注）能当领导干部吗？谈到军队的情况时说：要依靠解放军。我们的军队，野战军好，陆、空、海军好。有些地方军好，有些不好。要使坏的好起来，需要时间。谈到各地乱的情况时说：县的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这是一场严重的革命。每个省都有两派势力。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五个省正在解决问题或已经解决了问题，彻底解决还需要一些时间。帝国主义说，中国大乱，分两派，可能发生内战。我看不会。有些地方还要乱一些时候，乱是好事。有些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你们高兴乱呢？如果没有大乱，矛盾就不能暴露。我们准备天下大乱。倒下的是少数，如上海市、区、县，各部委，工厂党委和支部书记，要打倒的、靠边站的是少数。大乱子没有出。我们的军用飞机、民用飞机也没有飞走。文化大革命一年多来，我们的外交人员、使馆人员一个也没有叛国逃跑。二十一日，毛泽东再次会见莫依修和穆希。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给煤炭工业战线职工的信》稿，批示：“已阅，照办。”信中要求正在武斗和停产的煤矿，立即停止武斗，恢复生产；离开生产岗位的职工，立即返回原单位参加生产；生产时间不得离开生产岗位，不在生产岗位搞辩论，不因观点分歧而影响生产。这封信的日期署八月十五日。

8月18日 审阅周恩来八月十七日送审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开办各省武装干部训练班的意见》稿，批示：“照办。试办第一批以后，再定第二批的范围和办法，到那时可能要作一些改变。”意见稿说：训练的目的是检查本地区支左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训练方法主要采取整风和“四大”的形式，阅读毛主席著作、中央文件和其他有关材料，联系实际，联系思想，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8月20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经毛泽东审阅同意的《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控制社会集团购买力，加强资金、物资和物价管理的若干规定》。

8月20日、28日，9月5日 三次审阅修改姚文元和他在上海的写作班子起草的《修正主义者的丑恶灵魂——评和（这是陶铸1962年和1964年先后出版的两本书。）的反动本质》一文，认为很好，建议在北京发表。同时提出“宜在二三个月内写几篇批刘（指刘少奇——编者注）文章”。毛泽东将文章的题目改为《评陶铸的两本书》。在文中谈到“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这个组织利用1967年5月报刊公开发表“五一六通知”的机会，打着贯彻通知的旗号，进行秘密活动，散发、张贴攻击周恩来的传单。此案不久即查清处理。1968年，又成立以陈伯达为组长的中央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清查运动一度严重扩大化，许多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被打成“五一六分子”。）处加写一段话：“这个反动组织，不敢公开见人，几个月来在北京藏在地下，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他们只在夜深人静时派人出来贴传单，写标语。对这类人物，广大群众正在调查研究，不久就可以弄明白。”另外，删去文中一段话：“‘劳动人民知识分子’是不通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一定的阶级。根据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的分析，只能从知识分子的阶级立场和世界观，来判断其属于无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属于左派、中间派或右派。你咒骂这种科学分析是‘肃杀之气’也好，杀肃之气也好，对立阶级的客观存在是你反革命黑话抹杀不了的。”

8月22日 晨，周恩来接见广州两派赴京代表时说：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七二○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

同日 晚上，外事口造反派和北京一些红卫兵组织冲击并焚烧了英国驻中国代办处，制造了一起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违法涉外事件。

8月25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展开拥军爱民运动的号召》稿，批示：“很好，照发。”文件号召开展一个热烈的拥军爱民运动，制定新的拥军爱民公约，体现毛主席的以下思想：要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人民解放军应当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支持红卫兵小将，支持革命群众；人民群众必须协助人民解放军搞好“三支两军”的工作；双方面各自实行公开的、群众性的自我批评。此件于当日发出。

8月25日、26日 在上海虹桥宾馆两次听取根据周恩来嘱咐从北京返回上海的杨成武的汇报，内容是王力八月七日发表讲话煽动造反派夺外交部的权，和关锋主持起草《红旗》杂志八月一日社论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等情况。毛泽东认为王力八月七日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总理一人报告，把他们抓起来，要总理负责处理。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二十六日中午，杨成武回到北京，向周恩来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一九六八年一月，戚本禹被隔离审查。

8月29日 下午，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关于中央文革小组八月二十五日会议情况的汇报。谈到王力八月七日讲话时，毛泽东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谈到由谁分管宣传和外交工作时说：还是第一个办法好，姚文元去接，要有一个准备时期。外交部的干部档案研究一下，要管起来。恐怕他们（指造反派——编者注）已经管起来了。谈到周恩来身体不太好的情况时说：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谈到有人要打倒黑龙江省革委会时说：那不行。

8月 得知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部队保护李井泉（李井泉，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几位大区和省市负责人，把王任重、江渭清等二十多位大区和省市区负责人送到卫戍区一安全住所的情况后，表示赞同周恩来的这些保护措施。

9月1日 和林彪、周恩来致电胡志明（胡志明，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主席、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贺电说：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越南人民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范。

9月4日 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许世友，当时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68年3月又任江苏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3月又任江苏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0年12月）。1970年12月又任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过我。谈到准备发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时说：发出一个不许抢枪的命令，这个好。

9月5日 审阅周恩来九月四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稿，批示：“已阅，照办。”命令共四条，强调如有违犯者，当以违犯国法论罪。此件于本日发出。

9月7日 阅戚本禹九月四日检讨自己错误的来信，批示：“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戚本禹的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就同我有关。

9月9日 晚上，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搞到现在，估计有两个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如南京、无锡、北京两大派，势不两立。全国到处两大派，如果统一不起来，这样会不会像辛亥革命以后那样全国出现混乱状况、长期分裂？我们会不会出现那种局面，你们看法怎么样？请你们讨论讨论。在座的人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并提出了五条理由。当他们谈到第一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时，毛泽东说：你们强调这一点，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林彪同志八月九日的讲话我看了，他讲的两点（林彪1967年8月9日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时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靠两个条件，一是靠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望；再是靠解放军的力量。”），头一点不能强调，强调将来你们要吃亏的。谈到第二条“人民要求统一，对这种分裂群众是不高兴的”，毛泽东表示赞成。谈到第三条“有几百万军队”，毛泽东说：是呀，这样大的冲击，军队还是很好的。谈到第四条“干部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是好的”，毛泽东说：怎么最近又有那么多干部不好了，揪了那么多？红卫兵把干部扫多了。谈到第五条“现在的情况和辛亥革命时不一样，地主、资本家被打倒了”时，毛泽东说：过去军阀混战，是地主阶级内部各派之争，每派都要帝国主义支持，和现在的局面不同。谈到当前各地的形势和工作任务时，毛泽东说：根据现在的形势看，是向好的方面发展。北京、上海、山东、山西、黑龙江、贵州、青岛七个省市革命委员会是好的，但内部都还有一些问题。总的看，这七个单位的形势是好的。北京、上海比较稳定，这两个地方的群众、军队、干部关系好，“三结合”好。还有几个省区问题基本解决了——河南、湖北、湖南、浙江、江西、内蒙古、四川、甘肃。今年还有不到四个月，可不可以再解决十个省？如果再解决十个省，那形势就很好了。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龙潜，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5年11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政治委员。）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事？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严重脱离群众，到处骂人、训人，战士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有机会就爆发了。一年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战士有意见让他讲一讲，讲完了他就没有意见了。以后干部多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有实践的战士。我们这些人接近群众就比较困难了，去了就包围。还是要想办法去，可以化装去，北京、上海不行，就到别的不认识你的地方去。干部要同群众关系搞好，军队干部和群众关系也要搞好，要找他们谈话，做思想工作，要多谈几次。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红总”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群众组织。）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八二七”是当时江苏省的一个群众组织。）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谈到对武汉问题的处理时，毛泽东说：在武汉，我同你们谈话时，当时王力的态度就很凶。我们有个错误，第一天到武汉就应找陈再道做工作，结果等到第五天。王力没有先做好部队的工作，然后再去做好两派的工作。没有好好进行调查研究，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地叫，这种人没有不犯错误的。谈到工厂两派冲突时，毛泽东说：一个工厂都是工人，为什么分两派，我想不通。

9月13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抓紧搞好秋收、秋种、秋耕的通知》稿和《关于严禁抢夺国家物资商品，冲击仓库，确保国家财产安全的通知》稿，分别批示：“照办。”

9月13日、10月11日 两次审阅林彪八月九日接见曾思玉、刘丰（曾思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司令员。1968年2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3月）。1971年3月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司令员。刘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2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又任湖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副组长（至1971年3月）。1971年3月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讲话记录稿。九月十三日批示：“已阅，作了几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定。这篇话讲得好，应当发下去。”十月十一日批示：“林彪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第二遍，又作了一点小的修改，请你酌定。请转恩来、伯达、康生诸同志一阅。用中央名义写一个报头，即可发下去。”毛泽东所作修改主要是：（一）讲话稿中多处点名批判陈再道，毛泽东均一一删去陈再道的名字。（二）在讲话稿“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社会主义革命有极其伟大的意义”之后，删去“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发展”一句。（三）林彪讲到过去的革命都是仓促上阵的，列举了秋收暴动、土地革命、打土豪、打蒋介石、打日本。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之前加了“北伐战争、南昌暴动”，之后加了“各根据地的建立”。十月十九日，中共中央转发林彪的这个讲话。

9月16日 阅林彪九月十日报送的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关于在本省报刊上公开点名批判谭启龙、白如冰（白如冰，原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山东省省长。“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70年6月任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1974年11月任主任）、山东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至1971年4月）。1971年4月又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1973年8月任第二书记，1974年11月任第一书记）。1975年8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的请示报告，批示：“内部批判，不公开点名。至于小报上点名，可不制止。”

同日 晨，乘专列离开上海，上午到达杭州。中午，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南萍，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政治委员。1968年3月又任浙江省革委会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1月）。1971年1月又任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1985年1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陈励耘，1968年3月又任浙江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浙江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第一副组长（至1971年1月）。1971年1月又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1978年4月被开除党籍。）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运动第一年已经过去了，第二年又过了三个月了，七、八、九。再解决十个省市的问题，全国我看春节差不多了，可能有个眉目了。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红卫兵、工厂的工人分两派，一个工厂、学校分两派，我想不通。双方都有后台。一家也分成两派。要研究具体的人，造反和保守都有偶然性。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我们的军队历来有两种作风，一是民主作风，官兵关系好；另一种是训人、骂人、摆架子，不平等待人，缺乏民主，上下级关系不好。现在有的干部紧张严肃有余，团结活泼不足。所谓团结，是指的民主作风，是指的平等待人。老爷要向小爷学习，大官要向士兵学习。要向群众学习，要向战士学习，要放下架子，什么都是群众创造的。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阮贤榜，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1967年9月前曾任浙江省军管会副主任。）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杜聿明，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黄维，原国民党军华中“剿匪”总司令部第12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中被俘。王耀武，原国民党军徐州“剿匪”总司令部第2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9月在济南战役中被俘。）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他们过去还打过很多仗嘛！上海说对陈丕显、曹荻秋比较文明，但是人家申辩几句就说不老实。人家是一个人两个人，你是几百人。从长远打算，这样做，对我们养成的好作风不利。我们历来是团结——批评——团结，历来是讲道理，准许申辩。现在搞乱了，被破坏了。你们对省委、地委的干部要慎重。现在要打倒一个人很容易，只要红卫兵一轰。就是顽固到底的人也不要紧，给他饭吃。红卫兵对干部一风吹不好。现在红卫兵把团结——批评——团结搞乱了，破坏了。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陈锡联，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沈阳军区司令员（1973年12月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68年5月又任辽宁省革委会主任。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1975年2月任军委常委）。1970年3月又任辽宁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1月）。1971年1月又任中共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又主持中共中央军委工作。），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谈到其他一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在瑞金时，张闻天和王稼祥（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任外交部副部长。在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成员。“文化大革命”中又受迫害。1976年7月1日去世。1979年8月中共中央为张闻天平反。王稼祥，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去世。1979年3月得到平反。）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一个干部几十年中他总是做了一些好事嘛！陈毅，打过仗。姚登山（姚登山，曾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怎么能当外交部长？闯了几个祸。外交口子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

9月17日 晨，到达南昌。上午，在专列上同江西省负责人程世清、杨栋梁、刘瑞森、郭光洲、黄先、陈昌奉（杨栋梁，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司令员。1968年1月又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刘瑞森，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常委。郭光洲，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黄先，原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江西省副省长。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副主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陈昌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江西省军区独立师师长。1968年1月任江西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成员。1969年8月任江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72年11月任司令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对干部要采用教育的方法时，毛泽东说：这次总要从教育入手，如人武部、军分区好人总是多数，有的是犯错误，还是要用教育方法。江西省一级，还要多站出一些干部来。造反派的报复思想不好，造反派的领袖要注意。不能不教而诛，教了也不能诛。现在先集训一下，中央应该开集训班，将来主要是各省开集训班集训。谈到要批评极左派时，毛泽东说：干部垮得这么多，究竟是个好事还是坏事？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怀疑一切。这种人不多，但是能量很大，与社会上坏人勾结在一起。我们不是专为保守派说话，是教育左派的问题。总之，要团结大多数嘛！要教育左派，教育干部。有些右派，你们不要看得过死了。有坏人是少数，经过训练可以改变。一个工厂、一个公社分两派，不是认识问题，就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过来就是了，大多数人可以变的。总而言之，打击的面要缩小，教育的面要扩大，包括左派。要拿一个纲领来团结起来，不是拿哪一个为核心来团结起来，我还是偏向于要多一些人。

9月18日 到达长沙。上午，在专列上听取湖南省负责人黎原、华国锋（黎原，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7军军长。1968年4月又任湖南省革委会主任。1970年4月至5月又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5年7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华国锋，当时任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副组长。1968年4月任湖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5月代理主任）。1970年5月、10月、12月又先后任湖南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政治委员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1年1月又任国务院业务组副组长。1973年8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6年4月任第一副主席）。1975年1月任国务院副总理（1976年2月任代理总理、4月任总理）兼公安部部长。）、章伯森关于湖南情况的汇报，杨成武、张春桥等参加。谈到团结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两派都是工人，一派是左派，一派是保派，我总想不通。越压越是反抗。学校造反派也要学政策，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谈到对群众运动的看法时，毛泽东说：清理干部得搞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有一个规律，到了时候才会回头。大多数要教育。他们中极少数是坏人，打击面宽了不好。集训时左派要参加，红卫兵要来一些参加。开会时各派专门批评自己，不要批评对方。我们军队过去就用这个办法。和地方关系不好，只检查批评部队自己，对地方不提批评意见。

9月19日 晨，到达武汉。在专列上同曾思玉、刘丰谈话。毛泽东对曾思玉说：你有股革命干劲，有事要向总理报告，遇事多与同志们商量。湖北、河南两省人口有一亿多，地处中原，扼守长江和京广线的咽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你们的责任重大，要掌握两省军队，稳定局势。你们要同河南的刘建勋同志搞好团结，共同做好工作。湖北由你们直接组织军队做“三支两军”工作，要学会做群众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解放干部和大联合的工作。谈到“七二○事件”时，毛泽东说：武汉“七二○事件”，本来是可以避免的。王力在水利电力学院抢先点了一把火，支一派，打一派，搞得“百万雄师”与几个“钢派”群众组织对立，结果人民遭殃，武汉军区和军分区、县人武部受到冲击。你们要把独立师、军分区、县人武部的主要干部集中起来，准备去北京办学习班，认清形势，统一思想，搞好团结，做好工作，稳定干部队伍。当曾、刘谈到现在许多地方干部靠边站了，人手不足，准备请张体学出来抓湖北省的工作时，毛泽东说：那好。你们亲自去做工作，得到群众的谅解，多解放一些地方干部，站出来搞结合，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要解放一批干部，大胆使用一批干部，多数的干部是好的。谈到召开九大的问题时说：要开一次九大，准备在明年秋季，至少在后年一月份召开。中央委员会要扩大。怎样扩大？中央委员会要选些新鲜血液，代表里要有新鲜血液。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他（指邓小平——编者注）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贺龙恐怕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因为他是二方面军的头子。党的机构、政府机构都应大大缩小，干部不要多，要精干。要不要开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开人民代表大会？革委会和党的机构是一个组织好，还是分成两个好？你们考虑考虑，议一议。

9月20日 晨，乘吉普车到武汉街上看大字报。看到街上有很多宣传车，对随行人员说：你告诉曾司令员，这不好，我很反感。

同日 晚上，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曾思玉、刘丰、方铭、张纯青（方铭，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军长兼武汉警备区司令员。1968年1月又任武汉市革委会主任。张纯青，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15军政治委员兼武汉警备区政治委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参加。谈到处理“百万雄师”的情况时，毛泽东说：前一次王力他们解决“百万雄师”，不先同部队讲好，做好工作，而急急忙忙到群众中去表态，有偏向，捅了一个马蜂窝，着急。对“百万雄师”不要整得那么狠，坏的还是少数，广大群众是好的。对独立师也不要去整，干部、战士都是受蒙蔽的。总要给犯错误的人以出路，包括陈再道。不知谁批准的搞“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红卫兵还引用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但那时是对土豪劣绅的。谈到训练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十八年来没有训练过人武部、军分区、省军区和大军区的干部，责任在我，我是军委的主席嘛。为什么不训练？不出问题还想不起要训练这些干部的问题。小县训练三四百人，中县训练六七百人，大县训练八九百、千把人。时间不要好久，两个月，以后一年训练一次。不但要训练武的，还要训练文的，不仅军队干部要训练，党政干部和红卫兵的头头也要训练。如果红卫兵头头不训练，将来就可能犯错误。谈到使用干部问题时，毛泽东说：干部要精不要多。干部不要靠从外边来，就在本地找嘛。我不相信原来的军区就没有好人，有错误至少是三七开嘛。人就是要在斗争中锻炼出来，你们这些人不就是从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吗？湖北省总要找些革命干部，没有省长有部长，没有部长有局长，没有局长有科长。谈到文化大革命的进展情况时，毛泽东说：大概春节以前，全国基本上解决问题，还有四个多月。湖北省再搞两个多月差不多了。谈到召开九大时，毛泽东说：全国的问题怎样解决，九大什么时候开，怎么选代表，你们议一下。要开，我看明年秋季九月份开，至少后年一月开。代表嘛，工、农、兵、学、商都选。左派为主，要有中间派，也要有右派，但不是反革命，没有他们的代表不行。革委会要不要？是不是恢复党政军？邓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张体学行不行？贺龙还行不行？九大的问题，你们研究研究。谈到注意请示报告问题时，毛泽东说：现在，要强调一下，下面的干部要多请示报告。我们的答复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比你不报告、各行其是、搞独立王国要好。你报告了，错了是我们的，你们是第二位了。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

9月21日 上午，在武昌东湖客舍同杨成武谈话。毛泽东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全国在春节前就差不多了，解决了。文化大革命明年春天结束，不能再搞了。

同日 乘专列离开武汉。

9月22日 上午，途经郑州，在专列上听取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纪登奎、王新（王新，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军区第二政治委员。1971年7月又任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等汇报工作。毛泽东说：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

9月23日 回到北京。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在外地串连的北京和各地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返回原地原单位。从九月二十八日起，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一律停止招待外来串连的学生和其他人员。学生和其他人员的联络机构，在九月二十八日前全部撤销。

9月24日 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

9月26日 晚上，到京西宾馆看望正在北京学习和开会的各省、区军队干部。

9月28日、30日 两次审阅《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合称两报一刊）编辑部为国庆十八周年写的社论稿《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二十八日，批示：“可用。应引几段列宁的话，应多次提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据这个批示，社论修改稿引用了列宁的两段话：“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够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眼光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较强大的敌人——资产阶级进行的最无畏和最无情的战斗。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它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因为，可惜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不经过持久的、顽强的、殊死的战斗，即不经过坚持不懈、纪律严格、坚忍不拔和意志统一的战斗，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三十日，毛泽东在修改稿上批示：“退陈伯达同志照办。修改得很好。在第三页，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毛泽东的修改，是将文中引用的他的一句话“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要无条件实现革命大联合”，改为：“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这篇社论发表在十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月六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五期。

9月29日 审阅林彪准备在国庆十八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很好，气势磅礴，又扎实、不浮夸。是一篇一年斗争的总结文章。”这篇讲话刊登在十月二日《人民日报》。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指示我们，要斗私，批修。”

同日 下午，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召开九大问题。

9月30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谢胡（谢胡，当时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主要谈文化大革命问题，周恩来、康生、刘宁一等在座。毛泽东说：去年上半年到今年二月，我把形势估计得严重一点，我说我们这场斗争的第一个可能性是失败，第二个可能性是胜利。现在可以看出一个眉目来了，第一个可能性是胜利，而不是失败。但是我们还要准备第二个可能性，准备两手没有坏处。中国的事情有一部分干得还可以，有一部分干得不好。如果统统干得好，还搞文化大革命干什么？正是有个黑暗面，要改变。去年夏季赞成我们这些道理的，赞成文化大革命的，占少数。那时工人还没有起来，学生受压迫，左派站不起来，红卫兵刚刚冲破这个压迫。现在来看，情况就不同了，工人起来了，革命派占了多数。现在可以说，多数省革命派占了多数。他又说：党里面没有右派，才不可设想呢，这是社会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社会上有资产阶级、封建阶级，它就要在共产党里找代理人。

10月1日 上午十时，和林彪、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八周年庆祝大会，检阅群众游行队伍。晚上，毛泽东等在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

10月3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徐以新（徐以新，当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努马扎莱说：你们的干部同我国干部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说：也没有多少区别。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与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有那么几个乱的省，除安徽外，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已解决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无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

10月5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黎清毅、黄文欢（黎清毅，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副总理。黄文欢，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常务委员会副主席。）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和战斗英雄黄文旦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聂荣臻、杨成武、粟裕等在座。毛泽东说：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正如你们所讲的，最后胜利要属于你们的，这是有根据的。变成一个持久战就行了，美国就怕这一条。

10月7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这个文件是毛泽东视察时谈话要点记录的整理稿。）的通知稿，对指示作个别文字修改。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于本日发出。这个文件集中了毛泽东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在视察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主要内容有：“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0月9日 审阅陈伯达、江青本日关于选编《刘少奇言论》的请示报告和《出版说明》。把《出版说明》中“他伙同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一句，改为“伙同其他一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删去另一处同刘少奇并列的邓小平的名字，并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后，退陈伯达同志办理。《说明》中，不提邓小平。是否妥当，请酌定。以什么机关为出版单位的问题，请在一次会议上商定。”这部所谓批判资料共三卷，后来书名改为《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出版单位署为“人民出版社资料室”，内部发行。

10月12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再次会见由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目前的局势时，毛泽东说：从九月下旬起，全国联合的多，不联合的少。这一个月形势发展很快，阵线分明了。我们要全面解决还得几个月。我们准备三年，到今年六月一日算一年。六、七、八、九，还差两个月到一年半。大体上过一段时间乱得厉害的地方也好办了，不痛不痒的地方不好办。谈到文化大革命对干部的冲击时说：现在各级政府改组了，这对我们的干部是一个很大的考验。薪水多了，官大了，房子住得好了，出门有汽车了，有了这四条他就不革命了，不接近人民群众，也不接近下级干部，做官当老爷。对付这些人，我们毫无办法。这回好，群众就整他了。这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批人。但是，在整个人民中，在干部中，他们是少数。这是一次审查干部的好机会。我们只换一部分人，换坏的头子。办法是在中央、省这两级开训练班，学习一个月或者两个月。大概明年或后年我们开党代表大会，把党重新建立起来。要做些准备工作。

同日 《人民日报》根据毛泽东外出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指示精神，发表题为《全国都来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社论，提出要以“斗私，批修”为纲，普遍地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此后，全国各地陆续举办各种形式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央也举办多期学习班，分期分批抽调未成立革命委员会的省、自治区的有关人员来京学习，以解决这些省、区的问题。

10月13日、14日 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九大政治报告、代表选举等问题。

10月14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认真执行毛主席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立即筹备招生事宜。

10月17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通知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十九日，在《人民日报》题为《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社论中，发表了毛泽东的这段话。

10月20日 审阅陈伯达、姚文元当晚报送的《人民日报》社论稿《正确地执行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批示：“可用。”社论指出：“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在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对干部问题做了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强调指出：‘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对于毛主席的这个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社论于二十一日发表。

10月21日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党委根据毛泽东最近提出的“什么时候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如何准备这次大会的问题”，做好调查，并将调查的结果和你们的意见报告中央。

10月23日 上午，会见由总统达达赫率领的毛里塔尼亚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在座。毛泽东详细询问毛里塔尼亚的基本情况。他说：希望两国关系更加发展。你们国家继续努力，就能站得住，就能给非洲国家树立起一个榜样。

同日 中午，会见来中国访问的日本齿轮座剧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等在座。

10月24日 阅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关于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给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电报，批示：“中央文革各同志：此件应讨论一下，给以答复，同时转发各地照办。”请示电说：我省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已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均未恢复，工作中经常遇到需要党组织处理的一些问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对“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一句批注：“应当这样做。”二十六日，张春桥给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组长刘贤权打电话说：“中央认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以照你们来电，过党的组织生活。但是，这是件大事，涉及许多问题，如怎样‘恢复’？是否原有党员都过组织生活？是先整顿领导机关的党组织再整顿下级组织，还是同时进行？支部同革命委员会的关系怎样？还有很重要的，是如何吸收新党员，输进新的血液，等等。请你们讨论一下，根据不同意见，整理出一个简要的材料，送给中央，并由你或派负责同志到北京同我们一起讨论，报中央决定后再正式答复你们。”张春桥此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二十七日，陈伯达起草的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给毛泽东并报林彪的检讨报告说：文革小组“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小组拟了一个通报各地的稿子，送上，请批示！”毛泽东当日对这个通报稿进行改写，全文如下（加写和改写的文字用着重号标明）：“中共青海省核心小组十月十九日来电请示，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中央认为各地都应当这样做。但党组织内不应当再容许查明有据的叛徒、特务和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极坏而又死不改悔的那些人，再过组织生活。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阶级和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一句中的“阶级和群众”，在1968年两报一刊的元旦社论中和中共九大通过的党章中为“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并批示：“林彪、恩来、中央文革各同志：电报改了一下，请你们再开一次会，如能通过，即可发出。”本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发出这个电报，题为《关于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批示》。

10月25日 阅聂荣臻九月二十日关于国防科研体制调整改组方案的报告，批示：“聂荣臻同志：此件压了很久，今天看过，很好，照办。”报告提出：一、将中央批准接管的国防科研单位调整编组为若干个研究院。二、积极解决国防科研单位的试制加工力量，缩短研制周期。三、认真做好军管工作，有步骤地进行接管和调整，条件成熟一个就接管和组建一个，争取明年上半年基本上都组建起来。十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转发聂荣臻的报告。

10月29日 晚上，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讨论大、中、小学校开学和如何办大学等问题。

11月3日 审阅两报一刊纪念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的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第六稿），批示：“修改得好，可用。”陈伯达、姚文元在当日的送审报告中说：“这篇社论，又再作修改。关于主席思想六条，作了新的整理。”这里所说的“关于主席思想六条”，是指送审稿中概括为六条的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要点”。六条要点说的问题是：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依然是政权问题，就是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则要大力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四、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五、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革命，最重要的，是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思想领域中的根本纲领是‘斗私，批修’。这篇文章发表在十一月六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十一月二十三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

同日 《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教育革命的几个初步方案》，并加编者按语。这个方案，反映了同济大学、北京林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教学与教改的设想和做法。在编者按语中用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的一段话：“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学校中广大革命的学生，革命的教员，革命的工人，要依靠他们中间的积极分子，即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11月5日 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党的九大和整党问题。毛泽东说：关于九大问题，第一批反映已经来了，可否综合一下，通报各地，继续征求意见。各地对整党有什么意见，也要继续收集。打了一年多仗，搞出了不少坏人。现在要打出一个党来。整党不可能在九大以前统统整好。九大以后，根据新的党纲、党章，继续整党、建党。党员要朝气蓬勃的。死气沉沉的，暮气沉沉的，就不要加入这个党。革命的党死气沉沉怎么行？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整党、整团、整政府、整军队，也是整工、青、妇、学，党、政、军、民、学都整了。我们的党要吸收新血液。工人、贫农、红卫兵中的积极分子要吸收到党里来。旧血液中二氧化碳太多，要清除掉。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怎样整党，你们拟出几条办法，也是征询意见性质，十一月能够发下去，以便十二月把意见集中起来，再发一指示。恢复组织生活，不要恢复老样子。接受新党员，要经过群众议一下。党纲要修改。现在我在看《联共党史》，联共的党纲写得太长，我们的党纲不要写得太长，长了，看的人就很少。党纲写成一本书，工人怎么看？农民怎么看？我看知识分子也不行。我们的党纲，就是党章上开头的那个总纲。组织纪律性还要有，但我们讲的是自觉的纪律。盲目服从，做驯服工具不行。组织纪律性要有条件：第一，这个纪律是自觉的；第二，是联系群众的；第三，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的。组织纪律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无条件的不行。人民解放军的纪律最好。打开锦州的时候，那么多苹果一个没动，这种纪律就是建立在自觉的为革命的基础之上的。

同日 同康生、杨成武谈话。谈到由杨成武署名在十一月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文章时，对杨成武说：以你的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的事。康生、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批评意见向出席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员作了传达。这篇文章是由“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撰写、经陈伯达修改的。

11月7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五日编印的《快报》第五二九○号登载的《陈永贵同志谈农村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批示：“伯达同志及文革各同志：此件似可转发到农村。请酌办。”陈永贵谈话中说：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在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必须依靠贫下中农。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同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转发陈永贵谈话的通知稿，删去通知稿中“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

同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报送的庆祝十月革命五十周年给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电报稿。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拟只以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的名义致电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向苏联人民祝贺，似不宜再以党的名义去电祝贺。毛泽东批示：“照办。”

11月9日 审阅中共中央《关于今冬明春农村基层文化大革命的指示》稿，批示：“照办。”在指示稿的“当前农村形势大好”后面加写一句话：“只有一小部分受灾地区和受走资派及地富反坏右控制地区的情况不好。”删去“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后面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名字。指示稿说：“农村人民公社现有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制度，关于自留地的制度，一般不要变动。”“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队一般不搞夺权。在需要夺权的生产大队，应当坚决依靠贫下中农，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这个指示于十二月四日发出。

11月12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东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以黄永胜、陈郁、孔石泉、王首道（孔石泉，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第三政治委员。王首道，原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1968年2月任广东省革委会副主任。）、陈德等同志和实现了革命大联合的革命群众组织的代表组成的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两派促进革命大联合十条协议的批语》。批语说：广西地区两派赴京代表团十一月八日签订的《关于促进革命大联合的十条协议》很好，符合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同意和支持这个协议。

11月15日 阅云南省军管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落实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号召的情况给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报告。报告中说该省各专（州）县通过办学习班取得的主要收获有：一、对小资产阶级派性、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检查和克服，对革命大联合起了促进作用。二、进一步认识到解放革命干部的重大意义。三、进一步认识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树立了把它进行到底的坚强决心和信心。毛泽东批示：“文革小组及碰头会各同志：建议将此件转发各地参考。此件简明扼要，说出了问题的本质。请你们讨论、酌定。”

同日 阅北京针织总厂革委会十一月十一日关于该厂成立革委会的喜报和八三四一部队十三日关于北京市针织总厂支工情况的报告，写批语：“看过，很好，谢谢同志们！”十一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两个材料。

11月16日 阅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十一月十三日编印的《快报》第五四一四号登载的《江西省革筹小组注意工作方法》，批示：“姚文元同志：江西工作的四条经验，似可转各地参考，请商各同志酌定。”四条经验是：一、围绕中心抓活的典型，用群众去教育群众。二、深入群众，听取意见。三、派出大批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工矿、农村做宣传工作，并抓革命、促生产。省革筹小组认为，形势不能迅速好转，一个重要原因是毛主席的声音传不下去。四、坚持学习毛主席著作。毛泽东对第三条经验的后一句批注：“此种现象在全国很多地方存在。”次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批转江西的经验。

11月18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广西问题的决定》。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由韦国清、安平生等以及革命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1月20日 审阅两报一刊编辑部文章《中国农村两条道路的斗争》，批示：“看过，可用。所引材料，要核证属实。”这篇文章发表在二十三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同日出版的《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第十六期。

11月22日 阅姚文元十一月二十一日报送的反映浙江省军管会负责人南萍和陈励耘在联合“红暴”派问题上发生分歧的材料，批示：“林彪、恩来同志阅。浙江的红暴，与湖北的百万雄师不同，是个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有许多群众，似宜同意姚文元同志意见，以帮助，批评，联合为原则。究应如何，请讨论酌处。”这个材料说：南萍认为，对犯错误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采取团结、教育的方针，浙大“红暴”、“医大兵团”等是犯了错误的老造反派，现在愿意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来，就应该联合他们，再不能采取分化瓦解的办法了。陈励耘认为，这些组织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现在还没有改正，为了保持造反派的纯洁，不能和他们搞联合，要顶得住。十二月二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正确对待犯过错误的老造反派的通知》。

11月下旬 审阅修改周恩来等十一月二十一日送审的《中央关于征询对召开“九大”的意见的通报》稿，批示：“删掉了几句。请林彪同志阅后，退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通报稿汇集了中央十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征询对“九大”问题意见的通知》后的第一批反映。毛泽东删去稿中“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并批注：“这两句不要。”删去“‘九大’要大力宣传林副主席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好学生”一句中“和好学生”四个字。中共中央、中央文革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发出这个通报。

11月27日 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十一月二十五日编印的简报《安斋（安斋，即安斋库治，日本共产党前中央书记处书记。）等人认为日本不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简报说日本左派理论刊物《革命战士》编辑安斋库治等三人提出：我们不了解为什么从中国回日本的同志，都说日本要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一些同志关于要日本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种种暗示是违背毛泽东思想的。过分强调中国农村包围城市这条道路的全世界普遍意义，实际上就是否定十月革命从城市到农村的道路。不能说十月革命道路只有特殊意义。毛泽东批示：“康生同志：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我认为安斋的意见是正确的。你的看法如何，望告。”十二月一日，姚文元向安斋库治等人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姚文元说：毛主席看到了日本同志对日本要不要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的意见，其中提到了对一九三八年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的一段论述是否有效的问题。毛主席对此有一个批示，批示说：“我认为安斋等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我在一九三八年对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的论述，仍然有效。”这里所说的论述，包括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的第一节第一段，即：“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和第一节第二段中所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又是首先占领城市，然后进攻乡村，而不是与此相反”。

11月30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凯山·丰威汉率领的老挝人民党代表团，主要听取他们介绍老挝抗美斗争的情况，林彪、周恩来、康生、刘宁一等在座。

12月1日 审阅中共中央批准天津市成立革命委员会的指示稿，批示：“很好，照办。”十二月六日，天津市革委会宣告成立，解学恭（解学恭，当时还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1969年10月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兼天津警备区第一政治委员。1970年4月又任天津市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5月）。1971年5月又任中共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任主任。

12月2日 审阅周恩来等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整顿、恢复、重建党的组织的意见和问题》的通知稿，将通知稿中“望你们征求意见，并于半月内将意见报告中央”一句中的“半月内”，改为“元旦以前”。

12月5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郑州、西安两个铁路局实现两派大联合的协议，和周恩来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转发这两个协议的批语稿。批语指出：中央希望郑州、西安两个铁路系统和各革命群众组织，坚决贯彻执行所达成的协议，保证铁路运输的畅通。全国其他地区铁路系统的各革命群众组织也应参照这些协议的精神，达成类似协议。

12月6日 审阅中央文革小组十一月编印的《毛主席论教育革命》，批示：“陈伯达同志：作了一点修改。请同志们看一遍，如认为可以，即可印发。”毛泽东作了多处修改。主要修改情况如下：（一）将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讲话中的“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大学，是个吹鼓手”一句，改为：“孔夫子出身没落奴隶主贵族，也没有上过中学、大学，开始的职业是替人办丧事，大约是个吹鼓手。”在“后来他在鲁国当了大官，群众的事就听不到了”之后，加写“他后来办私塾，反对学生从事劳动”。在讲到佛经的地方，删去以下一段话：“如佛经，鸠摩罗什译的《金刚经》，字太多，很难读完。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金刚经》的内容提要，只有几百字，比较好读。”（二）书中摘录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关于教育问题讲话中讲的“我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红军大学的讲义。写了就不要讲了，书发给你们，让你们自己看”。删去这后面的一段话：“《论持久战》也是这样写出来的。《矛盾论》写了几个星期，白天黑夜写，准备可难了，写了出来，只讲了两个小时，写好了就不要讲了。”（三）删去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同毛远新谈话纪要中的一段话：“我过去在抗大讲课时就把讲稿发给学生，我只讲三十分钟，让学生自己去研究，然后提出问题，教员再答疑。”（四）在书中摘录的毛泽东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杭州会议讲话中的“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至于工科、理科，情况不同，他们有实习工厂，有实验室，在实习工厂做工，在实验室做实验”一段话后，加写“但也要接触社会实际”。十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认真学习和坚决执行的通知》。十二月，该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收录毛泽东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六七年关于教育方面的论述五十余条。

12月7日 批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一部队某部六连四排“支左爱民模范排”和排长李文忠“支左爱民模范”的称号。

12月10日 圈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公安机关实行军管的决定》稿。决定所署日期是十二月九日。

12月12日 《解放军报》发表题为《永远做群众的小学生》的社论，用黑体字发表毛泽东的一句话：“军队办学习班要有战士参加。”

12月17日 阅湖南省革委会筹备小组十二月十三日《关于庆祝毛主席塑像落成、韶山铁路通车向中央的请示报告》。报告说：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广大群众要求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特请示以下三个问题。一、请毛主席为“韶山车站”（或“韶山站”）题字，请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为毛主席塑像落成题词。二、关于大会名称，有两种意见：一为“毛主席塑像落成及韶山铁路通车典礼大会”，二为“庆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四寿辰大会”。我们考虑，为了尊重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不祝寿的教导，认为第一种意见为好。三、在这一天，韶山举行约五万人的庆祝大会，同时在长沙、株洲、湘潭等车站组织庆祝活动。毛泽东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四）湖南的集会应另择日期。（五）我们不要题字。（六）会议名称，可同意湖南建议，用第一方案。以上各点请在一次会议上讨论通过为盼。”十二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印发了毛泽东的批语。

同日 审阅姚文元为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起草的《关于新华社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稿。决定稿第二部分第三条中说：“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逐步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毛泽东删去其中的三处“无限”和两处“非常”，并写批语：“在第三条内去掉了几个不妥当的形容词。”这个决定于十二月十八日发出。

12月18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不管部部长佩奇率领的阿中友协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杨成武、王树声等在座。谈到中国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说：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有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了两派。搞大规模武斗，也没有想到。这次是一个大审查，用群众性方法来审查干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横竖不杀，搞错了将来平反。文化革命是个总的名称，实际上是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12月19日 致电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阮友寿，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七周年。贺电说：“国家不分大小，只要充分动员人民，坚决依靠人民，进行人民战争，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可以打败的。”“美国侵略者在越南的日子不长了。但是，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12月22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由阮春龙（阮春龙，当时任越南南方亚非团结委员会副主席。）率领的越南南方人民代表团和阮文广（阮文广，当时任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常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率领的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驻中国代表团，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在座。毛泽东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是在阮友寿主席领导之下的，这是今天的政府。西贡政府已经是过去了，因为人民都不信任他们，包括他们控制下的人都不信任他们。阮友寿主席领导下的政府是新生的政府，是受人民拥护的政府。你们现在还不叫政府，叫解放阵线，但实际上是个政府。你们得到广大军队和人民的拥护，正在和帝国主义以及本国的卖国贼进行斗争，并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的问题是最后胜利的问题，而不是胜利还是不胜利，或者大胜利还是小胜利的问题。你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最后胜利已经看得见了，虽然还未到手，但是望得到了。美国困难很大，他们不仅要管越南、管亚洲、管太平洋，还要管欧洲和其他地方。另外，还要管日本。它本国有很大困难。美国有两种人，一种是白人，一种是黑人。两种人都分阶级，现在都初步觉悟起来了。有许多事情是过去不可能见到的，比如，美国整营军队拒绝执行命令，不愿去越南，广大群众示威把征兵中心包围起来，还把华盛顿的美国国防部包围起来，群众示威有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人的。

同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民航系统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要求坚决对民航系统进一步实行军管。

12月25日 新华社报道：一九六七年出版《毛泽东选集》汉文版、少数民族文版、外文版共八千六百四十多万部，《毛泽东语录》三亿五千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四千七百五十多万册，《毛主席诗词》五千七百多万册。毛泽东著作已发行到全世界一百四十八个国家和地区。

12月27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关于江西省成立革委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可以批准的请示报告，批示：“同意。刘瑞森应予结合。”

同日 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宁夏问题的决定》稿，批示：“照办。”决定说：中央决定建立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由康健民（康健民，当时还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副司令员。1968年4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主任。1970年3月又任宁夏回族自治区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至1971年8月）。1971年8月又任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任组长。

12月29日 晨，审阅姚文元十二月二十八日送审的两报一刊一九六八年元旦社论稿《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全面胜利》，批示：“姚文元同志：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去掉了几个浮夸的形容词，请你们酌定。”去掉的形容词是：“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一语中的“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当代最高水平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句中的“最高水平的”。

同日 下午，召集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开会，讨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方针等问题。同意按前四卷编辑体例，选入有关理论、政策、方针和重大问题的文章，并说：要选那些现在还有用处的，没有多大用处的不要选。有些手稿，将来再说，现在不选。讨论到拟选入《毛泽东选集》第六卷的文章可一篇一篇先发表时，毛泽东说：可先内部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