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1966年 七十三岁

10月1日 上午十时，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庆祝大会，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参加庆祝活动的有一百五十多万人。三千多名工农兵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和红卫兵代表，分批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祝大会。中午十二时，毛泽东接见大庆油田三二一一钻井队的伤员代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走下天安门城楼，穿过金水桥，走进群众队伍中，向大家祝贺国庆节日。整个活动持续六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同日 晚上，到天安门广场，席地而坐，同群众一起联欢，随后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在城楼上同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谈话时说：你应该到大学去看看。大学里有左派，有右派，有中间派。左派、右派都是少数，最多的是中间派。很多旧社会的知识分子，我们包下来了。他们看不起工农群众，看不起工农出身的人。我们还得用他们，不用他们，我们的报纸就出不了，广播也播不出去。文学界、艺术界，也是他们的人多。全部改变要用很长的时间。毛泽东指着在广场上游行的学生说：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就是怕这些学生，我们有些干部也是怕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们的环境那么好。我们有些干部不想革命了，中央委员也有，政治局委员也有，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有。他们就是怕，他们要调动军队来对付这些学生。解放军他们是调动不了的，他们就调动工人、农民来跟学生作对。在城楼上还对李宗仁（李宗仁，原国民党桂系首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引退后任国民党政府代总统。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后去美国。1965年7月，偕妻子郭德洁从海外回到中国。）说：红卫兵把全国政协、民主党派封了，但政协还是要的，民主党派还是要的。

10月2日 《人民日报》提前转载将于十月十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这是第一次公开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社论发表后，周恩来（周恩来，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政协主席。）向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历来党内路线问题，都说“左”倾、右倾，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种提法。毛泽东用英文作了解释，说：原来用的是“Counter-revolutionary 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 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 Line（反动路线）”好。

10月4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周恩来、陶铸（陶铸，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966年底被打倒。1969年11月30日在合肥去世。1978年12月中共中央为陶铸平反。）和军队有关负责人关于文化大革命形势的汇报，提出要召集各地负责人开中央工作会议。

10月5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转发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紧急指示说：根据林彪（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组织、领导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政变阴谋败露后，于1971年9月13日乘飞机出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林彪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

10月7日 阅周恩来本日关于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昨天林彪同志要我们请示主席，是否主席还在考虑目前开全国工作会议的利弊。如果主席认为时机尚早，今天还来得及以电话告大区、省市委书记暂缓来京。如主席认为无需更动，即照通知进行。究如何为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照样开会。惟会期三天不够，需要七天。”

10月9日28日 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主要是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各中央局书记、各省市区负责人、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等出席会议。

10月9日 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主持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林彪介绍会议议程。

10月1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各中央局负责人和中央工作会议各组组长开会，听取汇报和研究中央工作会议的有关情况。

10月15日 审阅陈伯达（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3年8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陈伯达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本日分两次送审的准备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晚八时半，审阅讲话稿前三部分后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看过，可用。未完部分请送来一阅。看过的这几部分，有几处有少数文字方面的修改，是否妥当，请酌。建议：你讲过之后，印发给到会各同志，讨论几天，提出修改意见。”讲话稿中说“高干子弟也有一些是不大好的，或者很不好，甚至要走修正主义道路，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毛泽东删去“蜕化变质为修正主义的代表”。深夜，审阅送审的讲话稿第四部分后批示：“退陈伯达同志：可用。只在第二页改了几个字。建议全文立即付印，以便一面讲，一面发给听众。”陈伯达的讲话稿共分四个部分：一、形势大好；二、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三、去掉几“怕”，放手发动群众；四、坚持毛主席提出的阶级路线，团结大多数。十六日，陈伯达在会上讲话，这个讲话成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题报告。

10月18日 中午，乘坐敞篷汽车，沿长安街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五十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历时一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五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10月22日 晨四时，阅邓小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打倒。1973年3月、12月先后恢复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等职。1975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1976年4月受“四人帮”诬陷，再次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十月二十一日送审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初步检讨》稿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讲。但在第九页第一行‘补过自新’之后，是否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例如说，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我相信错误会得到改正的。请同志们给我以时间，我会站起来的。干了半辈子革命，跌了跤子，难道就一蹶不振了吗？又，题目上‘初步’二字可以去掉。”

10月23日 刘少奇（刘少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被打倒。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错误地通过决议，宣布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1969年11月12日刘少奇在河南开封逝世。1980年2月中共中央为刘少奇平反昭雪。）、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发言，就指导“文化大革命”中犯的所谓路线错误承担了主要责任。

10月24日 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部分成员、各中央局负责人开会。毛泽东讲话。他说：会开得差不多了，明天上午再开半天。这次会议是我提议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指1966年8月13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聂元梓，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当时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后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71年初被隔离审查。1978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逮捕。1983年3月被判处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学生犯了一些错误，主要是我们这些老爷犯错误。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你们回去碰到具体问题，按照大原则解决。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这次会议开得比较好一些。上次会是灌而不进，没有经验。这次会议又有了两个月的经验，一共不到五个月的经验。民主革命搞了二十八年，犯了多少错误，死了多少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十七年，这次文化大革命只有五个月，至少五年才能取得经验。谈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要允许人家犯错误，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其中“不准革命”一章。乱子是中央闹起来的，责任在中央，地方也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杀。犯了路线错误要改。不管什么山头，不管哪个省市、什么老部下，都要管紧、管严。只要改过来，意见一致、团结，就好。对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你们有错误要改，改了就行，回去放手工作。（康生（康生，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73年8月又任中央副主席）、中央书记处书记（至1969年4月）、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林彪、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5年12月16日在北京去世。1980年10月中共中央宣布开除其党籍，并撤销对其所做的《悼词》。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康生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谈到与右派交朋友时说：我的右派朋友很多。一个人不接近一些右派，那怎么行？哪有那么干净的？接近他们就是做调查研究嘛，了解他们的动态。谈到民主党派问题时说：民主党派要不要？一个党行不行？民主党派还是要，政协还是要，要同红卫兵讲清楚。中国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搞起来的，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是孙中山反康、梁（康、梁，指康有为、梁启超，中国近代改良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活动家。），反帝制的。今年是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怎么纪念？要和红卫兵商量一下，还要开纪念会。最后，毛泽东再次强调：你们回去开会，把省、市、地委的思想搞通，时间不能太短。过去许多市没来人，这次都来了不少。像林彪同志讲的，向他们做政治工作，打通思想。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工作。谁会打倒你们呀！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你们都成了黑帮，不就轮到我头上来了，我不就是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一块工作吗？有些人将来还有甄别、平反，有些打错了的，可以调到其他地方工作嘛！

同日 听取聂荣臻、钱学森（聂荣臻，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1968年2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75年1月又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物理学家、空气动力学家。当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0年6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国防科工委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汇报核弹和导弹结合试验的准备情况。毛泽东说：这次要准备失败，失败了也不要紧，接受教训就是了。十月二十七日，中国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导弹核武器试验。

同日 阅陈伯达十月十六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修改稿，批示：“即送陈伯达同志。改稿看过，很好。抓革命，促生产这两句，是否在什么地方加进去，请考虑。印成小本，大量发行，每个支部，每个红卫兵小队，至少有二本。”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陈伯达再次送审的修改稿上批示：“第一步似以发至县、团级为宜。待县、团级以上多数干部思想通了，再往下发。究竟如何处理为好，请你们商量酌定。”十一月九日，这个讲话稿发至县团级。

10月25日 在中央工作会议全体会议上讲话。主要讲中央分一线、二线问题和文化大革命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毛泽东说：想要使国家安全，鉴于斯大林一死，马林科夫（马林科夫，1953年3月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至1953年9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5年2月改任副主席）。1957年6月苏共中央通过《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马林科夫被撤销苏联共产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同年7月被撤销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挡不住，发生了问题，出了修正主义，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很分散，出了相当多的独立王国。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一线、二线问题就做了改变。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作，有许多事情让别人去做，想让他们在群众中树立威信，以便我见马克思的时候，国家不那么震动。但处在第一线的同志处理得不那么好。这个问题，我也有责任。为什么说我也有责任呢？第一是我提议搞书记处，政治局常委里头有一线、二线。再，就是过于信任别人。引起警觉，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中央的第一线中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发出警告说，北京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这是去年九十月间说的。我感觉到，在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推行不了。为什么批判吴晗（吴晗，历史学家。原任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副市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兼北京市委员会主任委员。因写作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等，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10月被迫害致死。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北京市委为吴晗平反。）不在北京发起呢？北京没有人干这件事，就在上海发起。姚文元（姚文元，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2月又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1970年3月任第一副主任）。1968年8月又任红旗杂志社负责人。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参与江青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姚文元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同志的文章，就是在上海发表的。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关于第二个问题，毛泽东说：文化革命运动时间还很短。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现在十月，五个月不到。所以，同志们不那么理解。时间很短，来势很猛。我也没有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红卫兵来了。各种各派的红卫兵都有，北京就有三四个司令部。红卫兵一冲，把你们冲得不亦乐乎。上次会议，我说，会议的决定，有些人不一定执行。果然好多同志还不理解。经过两个月以后，碰了钉子，有了一些经验，这次会议就比较好了。这次会议有两个阶段，头一个阶段的发言不那么正常，后一个阶段就比较顺了。你们自己的思想有了变化。总而言之，这个运动才五个月。可能要搞两个五个月，或者还要多一点时间。那个时候还会有新的经验，还要总结。这个文化革命只有五个月，所以，不能要求同志们现在就那么理解了。过去，没有全盘抓起来，我说这个责任在我。谁让你没有系统地抓起来呀？个别的抓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行，问题不能解决。这一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以前几个月，去年十一月、十二月，今年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虽然有那么多文章，中间，五月十六日，又发了一个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讲，叫“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来了”。那末，赶快总结经验吧。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你们回去有大量的政治思想工作要做。中央局、省一级、地一级、县一级，至少这四级要开一个十几天的会，真正把问题讲清楚。也不要企图所有的干部统统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通。好几个同志对我讲，“原则上我是赞成的，到了具体问题上又糊涂了”。这种话我就不那么相信，现在我看，恐怕也有一点道理。不然为什么老这么讲？原则上是赞成的，碰到具体问题又处理不好，恐怕还是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我对这次会议以后的情况，信心增加了。当然，不能过高要求。总有一些人想不通，有一小部分，还是会要对立的。但是，我们相信大多数会讲得通的。文化大革命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时间很仓促，只几个月。跟二十八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比较起来，这个文化革命只不到半年。不那么通，有抵触，这是可以理解的，是自然的。很多同志，过去尽搞经济工作，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好处。过去多少年我们没有想的事情，这一冲就要想一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错误，改了就是了。谁人要打倒你们呀？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这一次会议的简报，差不多我全都看了。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时间太短，可以原谅，不是存心要犯路线错误，有的人讲是糊里糊涂犯的。也不能完全怪刘少奇同志、邓小平同志。他们两个同志犯错误也有原因。过去中央第一线没有领导好。时间太短，对新问题没有精神准备，政治思想工作没有做好，所以这一次又做了十七天。我看，以后会好一些。这次会上，林彪发表长篇讲话。他说：革命的群众运动，它天然是合理的。尽管群众中有个别的部分、个别的人，有“左”有右的偏差，但是群众运动的主流总是适合社会的发展的，总是合理的。林彪还多次点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说“他们搞了另外一条路线，同毛主席的路线相反”。

同日 晚上，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巴基斯坦外交部部长皮尔扎达和夫人，陈毅（陈毅，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69年4月任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夫人张茜在座。应客人请求，在一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上签名。

同日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祝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贺电称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并引用“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诗句（见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比喻中阿两国的友谊。

10月28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的传达和有关具体政策措施等问题。

10月31日或11月初 阅萧华（萧华，当时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7年7月被打倒。1975年8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第二政治委员。）十月三十日关于军队文化大革命如何搞法给林彪的报告，批示：“同意。退林彪。”报告提出：一、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军队干部回去后要认真传达、学习这次会议的精神。二、各大军区机关文化大革命于十一月份展开，到明年春节前后告一段落。三、军的机关暂按师以下部队的做法，进行正面教育。四、省军区可以两个月左右的时间进行文化大革命。五、军队院校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派得力干部加强领导。六、军以下部队目前仍然要保持秩序稳定，加强正面教育。

11月3日 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从上午十时十分开始，持续七个多小时。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其间，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刘少奇交谈时，特意询问王光美（王光美，刘少奇的妻子。）和孩子们的情况。刘少奇表示：现在文化大革命起来了，我也要到群众中去锻炼锻炼。毛泽东说：你年纪大了，就不要去了。

11月4日 审阅林彪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修改稿。林彪十一月三日的送审报告说：“主席：您的指示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将伯达同志的修改稿送上请再审阅指示。”毛泽东批示：“同意这样修改。另外有些个别字句的改动，请酌定。”讲话修改稿中，多处用了“思想意识”一词，毛泽东审阅时，有的改为“意识形态”，有的改为“思想领域”，还有几处删去了其中的“意识”二字，批注：“思想、意识两词不宜连用。”毛泽东的修改还有：将“共产主义就是无私”改为“共产主义就是为公”；将“毛主席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改为“毛主席领导我们创造了一个新型国家”；将“毛主席无论是在实践经验方面，在马列主义的理论方面，个人的天分方面，哪一方面都是不但比我们强，而且在世界上，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一句中的“现在还找不出第二个”，改为“也是有影响的”；删去了“毛主席的路线已经胜利了”一句。七日，在审阅林彪讲话稿付印前的修改稿后批示：“林彪同志：同意这样修改。在第六页、第十页上我作了一点修改，请酌定。”修改稿第六页说：“毛主席在今年三月间，修改我们委托江青（江青，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顾问。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文化大革命”中组织、领导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江青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将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毛泽东删去“我们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十一个字，批注：“去掉十一字有利。”在“写上了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一句前加了“同意”二字，批注：“这是陈伯达同志写上的，我只是同意他们写上。”修改稿第十页说，“近年来对杨献珍、冯定（冯定，哲学家。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曾任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的批判”，“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运动”，毛泽东删去冯定的名字，批注：“对冯定的批判我没有与闻。”十一月九日，林彪的这个讲话稿发至县团级。

11月6日 阅周恩来十月三十一日关于印发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的报告，批示：“照办。”十一月九日，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两个检讨，发至县团级。

11月7日 会见亚非作家常设局秘书长森纳那亚克和夫人，应他们的要求，在《毛主席语录》上签名。

11月8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黎笋（黎笋，当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率领的越南劳动党中央代表团，林彪、周恩来在座。谈到越南抗美战争的情况时，毛泽东说：现在横直是斗争，已成为既成事实。在美国的侵略面前，谁都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究竟是你们侵略了美国还是美国侵略了你们，谁都看得很清楚。这是了不起的斗争。原来我们大家都在摸索想搞出一条规律来。最近两年可以说基本规律你们已经掌握了，敌人的长处、短处，自己的长处、短处，敌人有些什么办法，你们用些什么办法来对付他，都比较清楚了。我们赞成你们，支持你们。你们的经验是有世界意义的，大家都向你们学习怎么打美国人。美国看样子很凶，但实际上不是你们怕它，而是它怕你们。它不怕你们为什么要增兵呀？它就是这个计划不行了又换另一个计划。亚洲许多国家群众中蕴藏着一种反抗的革命力量，但是还没有爆发出来，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机会。现在美国打进你们那个地方，你们就有可能把革命搞起来。你们会胜利的，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表示快胜利了。可能你们最困难的时候，是吴庭艳统治南越的时候，也可能是现在，但是实际上就要胜利了。苏联人民还是帮助你们的，苏联人民是友好的，苏联许多干部也不一定是悲观失望的，有些还是看得清楚的。苏联的广大人民、广大干部不仅跟我们友好，也是跟你们友好的。我们虽然不赞成他们那个联合行动，但是分别行动嘛，各援助各的！世界上坏人总是少数，好人总是多数。比如过去法国人对你们不友好，你们应该区别法帝国主义者跟法国工人阶级。现在法国人离开了你们国家，包括戴高乐在内也反对美国。谈到越南进行的土地改革时，毛泽东说：你们把二百万公顷土地分给老百姓，这是一件大事。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当然还是民主革命的性质。过去法国的拿破仑政府就曾经做过。为什么拿破仑的军队能够打遍欧洲呢？就是有农民的支持。当然，他是资产阶级，你们是共产党，性质不同。因为共产党分土地跟资产阶级分土地性质不一样，资产阶级分土地的结果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共产党分土地有两种可能，一个是走向资本主义，一个是走向社会主义。比如我们国内把土地分给农民，跟你们北方一样组织集体经济。但是，现在还是有两种可能：一种为资本主义开辟道路，一种为社会主义开辟道路。谈到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毛泽东说：中国的民主革命开始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共产党嘛，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清朝政府，也搞武装斗争，所以不要忘了孙中山。毛泽东还说：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全世界真正革命的共产党的共同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11月10日 《人民日报》发表由陶铸主持起草、经毛泽东圈阅的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指出：抓革命，促生产，这是毛主席提出的方针，一再强调的方针。这个方针，不论在城市工矿企业、事业单位里面，在一切科学研究机构和设计部门里面，在农村里面，都是完全适用的，没有例外的，必须坚决遵守、时刻遵守的。

11月10日、11日 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多万人。十日，从上午十时开始接见，持续六个多小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参加接见的一些中央和其他方面负责人说：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十一日，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乘坐敞篷汽车接见长安街两侧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

11月12日 下午，北京举行一万多人的盛大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周恩来在会上讲话。出席纪念大会的有：宋庆龄、董必武、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毅、贺龙、谭震林、叶剑英、郭沫若、何香凝、杨明轩、程潜、张治中、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蔡廷锴、李四光、沈雁冰、许德珩、李德全、邓颖超、廖承志、许广平、李宗仁、邵力子、章士钊等。

11月14日 下午，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开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会议肯定了制造“安亭事件”的上海“工总司”的言论和做法（1966年11月初，以上海国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组织，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没有得到中共上海市委的承认，王洪文等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11月10日，王洪文率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要去北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被上海铁路局下令停车，王洪文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铁路交通中断31个小时。“安亭事件”发生后，中央确定的原则是不向“工总司”妥协，并派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前往上海处理。张春桥到上海后擅自发表言论，表示支持“工总司”，说“工总司”可以存在下去。这个表态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并要陈伯达起草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

11月15日 在钓鱼台十二号楼召集周恩来等开会，谈文化大革命中档案资料的处理问题。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研究修改《关于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档案材料的补充规定》，由周恩来将规定修改稿报送毛泽东。当晚十二时，毛泽东批示：“退总理照办。”这个补充规定于当天发出。

11月16日 审阅周恩来本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通知（草案）》，批示：“退总理照办。”通知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今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起到明年春暖季节，全国各地大专院校、军事院校和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战士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革命串连。目前正在水陆交通沿线等候车、船外出串连的各地革命师生，可劝说他们返回原地”。“今年是我国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为了完成和超额完成今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并且更好地实现明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需要在今冬明春集中一切交通力量，加速物资运输。”

11月17日 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由经济发展部部长伊斯梅尔·杜尔率领的几内亚经济代表团，陈毅在座。谈到几内亚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时，毛泽东说：你们做得很好嘛，对世界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对非洲有很大的影响。你们敢于跟帝国主义大国对抗，取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美国独立的时候没有你们那么多人，它只有三百万人口。他们三百万人口敢于跟英国对立，打了八年仗，把英国人赶走了。关于美国独立时期这段历史很值得研究。你们的人口有四百多万，超过那个时候的美国。所以不要把你们小看了。谈到中国正在开展的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我们还是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教育制度，教育工作人员大部分也是那个时候遗留下来的，所以不搞教育改革是相当危险的。这次是不是能够搞得好，也还要看。总是有所触动，触动到什么程度，那倒不一定。可能隔几年以后，还要来一次运动。要想在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内把所有文化方面的问题都解决，恐怕比较难。

11月17日21日 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参加的工业交通座谈会在北京召开，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厂文化大革命的十二条指示（草案）》，简称“十二条”。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随后由谷牧（谷牧，当时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1973年3月、5月先后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革委会副主任，同年8月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主持起草了一个修改稿《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简称“十五条”。其中说：“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规定：一、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分批分期地搞文化大革命。二、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三、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十五条”遭到陈伯达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反对和指责。

11月20日 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十一月十八日《重要通告》。通告指出：“任何厂矿、学校、机关或其他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毛泽东曾指示陈伯达约王力、关锋（王力，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总编辑。关锋，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红旗》杂志副总编辑。1967年1月又任全军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8月中共中央决定对王力、关锋停职审查，1968年1月被关押，后被开除党籍。）到北京各地去看看，哪里有私设公堂等情况，要立即放人，不许这样搞。

11月22日 听取周恩来、李富春（李富春，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69年4月任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汇报《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的起草情况和内容。毛泽东提出以下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改好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在十二月发出。四、原稿上把当权派划宽了，同意去掉“忘本、自私、压制群众”等几类人。

11月25日 经毛泽东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给华东局、浙江省委发电报，指出：温州市少数群众占领公安局，对维护治安、进行对敌斗争和保卫文化大革命，都极为不利，希望立即退出。其他地方如发生类似问题，请照此办理。

11月25日、26日 在天安门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二百五十万人。二十五日，从上午十一点半开始在天安门接见革命师生和红卫兵，持续四小时。二十六日，从下午两点半开始，乘坐敞篷汽车，接见排列在天安门广场和广场以西大道两旁，以及在西郊机场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这是毛泽东第八次接见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从八月十八日以来的三个多月中，一共接见了一千一百多万人次。

11月下旬 两次审阅修改江青准备在即将举行的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的讲话稿。在江青十一月二十四日送审的讲话稿上批示：“改了一点，供小组（指中央文革小组。）同志们参考。”毛泽东的修改，主要是在文中加写了一段话：“事实上，多少年以来，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方面新旧斗争的变化，在文学艺术方面，也出现了新的文学艺术，以与旧的文学艺术相对抗。就是号称最难改革的京剧，也出现了新的作品。大家知道，在三十多年前，鲁迅曾经是领导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二十八日晨一时，在江青二十七日送审的讲话修改稿上批示：“又有点修改，似较妥当些。”主要修改是在稿中谈到派工作组的问题处，加写一段话：“但要指出，问题不在工作组的形式，而在它的方针、政策。有些单位并没有派工作组，依靠原来的领导人进行工作，也同样犯了错误。也有一部分工作组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并没有犯错误的。这就可以说明，问题究竟在哪里。”还把稿中“反对毛主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语，改为“以反对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目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30日 周恩来对以西安交大为首的红卫兵要求派学生代表列席中共陕西省委三级干部会议一事作出批示：“主席确实说过，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参加党的三级干部会。”

12月2日 审阅周恩来十二月一日报送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革命师生进行革命串连问题的补充通知》稿，批示：“退总理照办。”这个补充通知对十一月十六日通知作了四条补充规定，要求十一月十六日以前到北京的外地师生和红卫兵，和正在全国各地串连的师生和红卫兵，必须在十二月二十日以前返回原地，从二十一日起吃饭、乘车不再实行免费。毛泽东审阅时，删去稿中“毛主席”之前的定语“我们的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补充通知于本日发出。

12月3日 审阅新华社新闻稿《首都革命文艺大军举行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批示：“退总理：已作修改，请再酌。”周恩来十二月二日的送审报告说：“这一报道已经文革小组通过，并经林彪同志同意，现送请主席审批。在第七、九、十三页中，有三处指名批判了一些人，是否合适，请主席批告。”毛泽东审阅时，删去了这三处所点的一些人的名字，包括：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陆定一、周扬、林默涵、齐燕铭、夏衍、田汉、阳翰笙（彭真，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市长。“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首要成员，后被关押。1979年2月中共中央为彭真平反。刘仁，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政协主席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73年10月26日去世。1979年1月中共北京市委为刘仁平反。郑天翔，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副市长。邓拓，原任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候补书记、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开始受迫害。1966年5月17日去世。1979年3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为邓拓等平反。陈克寒，原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李琪，原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鼎新，曾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书记。陆定一，原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文化大革命”开始，被错误地打成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成员，后被关押。1979年6月中共中央为陆定一平反。周扬，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被关押。在毛泽东1975年7月2日批示后，7月12日被释放。1979年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文化部党组的决定，指出解放后17年文化部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根本不存在什么“文艺黑线”和以周扬等为代表的所谓“黑线代表人物”问题。凡是因所谓“文艺黑线”错案受到打击和诬陷者一律彻底平反。林默涵，原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之一。齐燕铭，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中共文化部党组书记、文化部副部长，1965年三四月被免职。1966年3月任济南市副市长。“文化大革命”中被关押，1974年9月被释放。1975年10月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经济研究所顾问。夏衍，原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之一。田汉，原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党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之一。阳翰笙，原任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副会长。“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打成所谓“文艺黑线代表人物”之一。）。这篇新闻稿发表在十二月四日《人民日报》。

同日 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外国语学院十二个群众组织代表时，不同意他们到外交部“摸黑线”，并说：毛主席不赞成用“保皇派”的名称，因为伤人太多。“黑帮”、“黑线”也是如此。

同日 同意南京军区党委十二月一日的紧急请示报告，批示中共中央军委转发全国照办。报告提出：一、一切转业、复员军人，不准成立红卫兵或其他名义的单独组织，只应参加所在单位的文化革命组织；二、不准冲击解放军机关及所属部队，也不许到部队串连和散发传单；三、所有复员、转业军人，必须保持和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协助解放军加强备战，保卫文化大革命。

12月4日6日 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谷牧关于《工交企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若干规定》稿修改情况的汇报。会上，林彪等人批判并否定了这个规定稿。

12月9日 下午，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出席周恩来主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会议讨论通过了陈伯达等重新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通称“工业十条”。文件规定：工人群众在文化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各单位工人群众之间、工人群众组织之间，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连，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连。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连。这个规定草案于十二月十日发出。

12月15日 阅周恩来十二月十三日送审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周恩来在送审报告中说：“通过这一文件的手续，请主席考虑，是在主席处约集常委和文革小组的少数同志一谈，还是仍采用上次方式请林彪同志主持召集政治局、书记处、文革小组、北京市委各同志一议，究以何者为好，请主席批示。”毛泽东批示：“退总理办。请林彪同志主持开会通过，旋即发出。”本日，林彪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草案）》。草案指出：农村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空闲时间，进行串连，还可以组织一批学生下乡串连。这个文件于十二月十六日发出。

12月16日 林彪为《毛主席语录》写再版前言。其中写道：“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12月21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代表杨力，康生、伍修权（伍修权，当时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至1968年4月）。1975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在座。谈到反对修正主义时，毛泽东说：单反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原任苏联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1964年10月被撤销职务。）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过去我们做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这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

12月25日 阅关锋十二月二十四日给江青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稿，引用了主席的《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还引用了主席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批注。引用主席这些话，公开发表出来，是否妥当？毛泽东批示：“关锋同志：都不要引用。”

12月26日 七十三岁生日。晚上，临时通知一些人到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吃饭，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张春桥，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华东局宣传部部长。1967年2月、5月又先后任上海市革委会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69年4月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8月又任政治局常委）。1970年11月又任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副组长，1971年1月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75年1月又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文化大革命”中同江青一起组织、领导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1976年10月被隔离审查，并被撤销在上海市的党内外一切职务。1977年7月被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1981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张春桥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将原判处的死刑缓期2年执行减为无期徒刑，原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不变。）、王力、关锋、戚本禹（戚本禹，当时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员。1967年8月在关锋、王力被停职后参加《红旗》杂志编辑工作。196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对戚本禹停职审查。1980年7月戚本禹被逮捕。1983年11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姚文元等参加。饭前，毛泽东在谈话中说：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我们这次搞了个文件——“五一六通知”，广播了一张大字报，搞了个红卫兵大串连，大串连使全国革命连成一片。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都是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较量，现在还在继续。资产阶级在党内还有一定的市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这个社会基础，他们本人是党的各级领导者，在党内有影响。中国现代史上革命运动都是从学生开始，发展到与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相结合，才有结果。这是客观规律。五四运动就是这样，文化大革命也是这样。吃饭时，毛泽东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同日 阅李雪峰（李雪峰，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至1971年1月）、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分别至1966年12月、1967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第一政治委员（至1971年1月）。1968年2月、3月先后任河北省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1年2月所任职务被免去）。）本日在华北局机关的检讨要点，删去其中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等语，并批示：“伯达同志：此件不知中央常委、中央文革小组各同志都有没有？请你们议一议，此件是否是正确的，是否有发给各地作参考之用的价值？因为各地很多同志至今还没有如实地诚恳地作自我批评的决心，极有帮助他们的必要，你看如何？”李雪峰检讨了六月初至七月中旬领导北京市文化大革命运动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李雪峰二十七日送审的检讨修改稿上批示：“退李雪峰同志：修改得好，可照此发出。”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李雪峰的检讨要点。

同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十二月二十三日给中央并东北局的报告，批示：“陈伯达同志：请你和小组同志们看一看这个文件是否可以转发到县、团级作参考材料用。我看似乎比雪峰同志那个检讨还要好一些。文尾所说附件（指中共黑龙江省委《关于省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所犯路线错误的检查和今后运动意见》。）还未收到。”黑龙江省委的报告说：我省于十一月十四日到十二月七日召开了省、地（市）、县三级干部会议，集中解决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两条路线斗争的认识和怎样正确对待自己这三个主要问题。整个会议的过程，都是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过程。十二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这个报告。

12月28日 阅中共黑龙江省委文化革命办公室十二月二十五日关于城市街道开展文化大革命急需明确的几个问题向中央文革小组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我们认为街道运动的重点，应该是斗争党内（街道办事处以上的负责干部）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街道居委会的主任，不能算作当权派。在运动中，应该依靠工人、贫农、下中农家庭出身的职工家属和革命群众，团结其他劳动人民。毛泽东批示：“伯达同志：（一）应复电，同意按他们意见去做；（二）请省委在再做一段工作，取得更多经验后，写出具体条文若干条，报告中央。以上请酌办。”本日，中共中央复电黑龙江省委并告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意按黑龙江省委的意见去做。

同日 阅傅连暲（傅连，原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副部长等职。“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1968年3月29日去世。）十二月十二日来信。信中说：主席这次又救了我（毛泽东1966年9月3日曾在傅连8月28日来信上批示，对傅连应予保护。），我再一次深深地感谢您！自从对我进行斗争以来，所有的政治待遇都一律取消了，文件不能看，报告不能听，就连我在政协常委的待遇也取消了。应如何安排？请主席考虑！毛泽东批示：“傅医生：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

12月29日 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召开会议，批评江青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江青等人在十二月二十七日、二十八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12月30日 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大搞“红海洋”（指当时城市中有些党政军机关部门，借口“写毛主席语录”、“美化市容”等，用红色油漆把大门和大片的墙涂成全红色。）的通知》。

12月31日 周恩来在同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头蒯大富（蒯大富，当时是清华大学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总负责人。后任“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1970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8年因反革命宣传煽动罪、杀人罪、诬告陷害罪被逮捕。1983年3月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蒯大富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等谈话时说：主席不同意让王光美回清华检查。

同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对大中学校革命师生进行短期军政训练的通知》。通知说，毛主席最近接见全国各地来京革命师生时，向林彪多次提出：“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纪律性。驻京部队派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经验很好，很有成效，应当在全国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