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新小说》出版时间辨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1902年11月14日)，《新小说》创刊，这是近代小说史上的重大事件，它标志着“小说界革命”的开始。《新小说》前后共出版二十四期，期数不能算多，但其中一半以上的出版时间有待辨析。归结起来，疑点有二：一、《新小说》的第八号出于何时？二、从第二年第一号(第十三号)开始直至最后一期，即第二年第十二号(第二十四号)各期出版于何时？数十年来，这两个疑点似乎并不算是个问题，甚至是早有通行的定论。第一，《新小说》第八号的封面与目录页上都印有“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的字样，该号出版时间由此而定。第二，《新小说》多被认为终刊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即第二年第六号(第十八号)至第二年第十二号(第二十四号)的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的七月至十二月，月各一期；至于第二年的前五号，杂志上已标明出版时间，自然应以此为准。然而据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两种通行的定论都难以成立。

一、《新小说》第八号的出版时间

如果与前七号作比较，立即可发现《新小说》从第八号开始，刊物的旨向与风格已发生变化。前七号贯彻梁启超“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的主张，所刊作品政治小说居多，且着力宣传维新变法与君主立宪思想。这些作品为政治宣传而作，小说意味较为淡薄，甚至说不上是小说，而作者则是梁启超、罗普诸人。从第八号开始，那些宣传政治主张的作品全被截断，尽管其连载并未结束。梁启超、罗普诸人的作品已不再见，而从该号直至《新小说》终刊，担纲者都是吴趼人与周桂笙。吴趼人以“我佛山人”为笔名，在第八号上接连发表了《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新笑史》，又“衍义”《电术奇谈》；周桂笙以“知新室主人”为笔名发表法国侦探小说《毒蛇圈》，又评点《电术奇谈》。第八号实由吴趼人、周桂笙支撑而成，而且这状况一直持续到《新小说》终刊。他俩的创作较注意可读性，并探寻艺术魅力的展示，虽也联系社会现实，但显然不喜欢作那反复的政治说教。前七号的作品着眼于政治变革的必要性、过程以及爱国志士的种种努力，可是在后十七号中已不见这类宣传，作者着意描绘的是社会的堕落，吏治的腐败，世道的险恶，以及处于末世之际的人心叵测。读了这些作品，不少读者确会想到，这样的社会应该变革，但作品中并未提及，更未指示该如何变革。如果由梁启超等人来写，那一定是要将变革这个大题目提出来，而且还要向读者强调，这变革只能是君主立宪，而决不应是革命。

与前七号相较，后十七号显示的小说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批判乃至否定了中国的传统小说，将中国国民的种种陋习、社会上的种种问题，乃至庚子事变的发生等等，全都说成“惟小说之故”，而文中“日日有桃园之拜，处处为梁山之盟”，“轻薄无行，沈溺声色，绻恋床笫”以及“青年子弟，自十五岁至三十岁，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为一大事业”等语，实际上否定了《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红楼梦》与《金瓶梅》等经典作品。可是《新小说》第八号的《小说丛话》中，《水浒传》与《红楼梦》得到充分肯定，即使对《金瓶梅》，也明确不同意“作者之宗旨在于写淫”的评价，指出它实为社会小说，以此观念而阅读，则“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并还称赞其回目精佳，而前七号连载的《二勇少年》与之相比“亦失色矣”。对其他的传统小说也有实事求是的分析，如《儿女英雄传》的下半部确可谓“腐弊”，但前半部却是“其结构真佳绝矣”，“真能迈前哲而法后世者”。《新小说》第十二号的《小说丛话》，更推崇《红楼梦》是“以大哲学家之眼识，摧陷廓清旧道德之功之尤伟者也”。

可以说，从第八号开始，《新小说》实际上发生了类似今日的编辑部改组的事件，此后的《新小说》实际上在两个方面对梁启超的观点纠偏。首先，并不认为中国的传统小说就是群治腐败的根源，其中一些优秀者蕴含了很先进的思想，它们甚至可以帮助改良群治。其次，从第八号开始有意改变作品政治说教意味浓厚的状况，而要增强小说的艺术魅力，则还须从中国传统的优秀小说中汲取养分。“小说界革命”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的震撼力帮助小说创作摆脱了几百年来的固有套路。然而，小说发展毕竟要依循自己的规律，显示独有的特性，它不可能只依附于政治而前行。就这点而言，《新小说》第八号开始表现出的创作倾向的改变在当时具有必然性。

《新小说》第八号若真的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出版，那它就与七月出版的第七号紧紧相连，但与光绪三十年(1904)六月出版的第九号相隔了十个月。从创作转向的角度来看，第八号与第九号紧相连而与第七号相隔十个月才合理，而且，它若与第七号紧相连，就与《新小说》、《新民丛报》自己的声明矛盾。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新小说》第七号的封底上刊载了一则《新小说社紧要告白》：

启者：本社数月来以牵干事故，出版迟缓，深负读者诸君之盛意。顷总撰述饮冰室主人从美洲复返日本，稍料理杂事，即从事著述。今先出本册。其余尚欠五册，乃足第一年之数。当于明春三数月内赶紧出齐。

按此《紧要告白》，第八号仍将继续连载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但他要等“料理杂事”后才开始写作，这已意味着第八号无法按期在八月出版，按新小说社自己的计划，是在光绪三十年(1904)三月左右将刊物第一年的十二册出齐，即在此后的八个月里，出齐第八至第十二号五册。此计划得等梁启超进入写作常态方能实施，这等于是在告诉读者，第八号不会在八月出版。

到了五个月后的年底，即十二月二十九日(1904年2月14日)，《新民丛报》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号合本上刊载了《新小说社广告》：

启者：本报出版，屡次愆期，实深抱歉。兹第八号准于五月中旬前后即行续出。饮冰室主人以他事猬集，《新中国未来记》尚未暇执笔从事，当俟第九号以后以次印入。特此奉告。阅者诸君希为鉴之。

广告明确预告“兹第八号准于五月中旬前后即行续出”。第八号若真的已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八月出版，那么这则广告简直就是在说昏话了。此外，《新小说》第八号上刊载了《第三年之‹新民丛报›》的广告，在陈述该报的工作计划中，有一项是“编良好的《日俄战史》”，并解释说：“日俄战役为现今世界第一大事。”这表明第八号出版时日俄战争正在进行中，而日俄战争开始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904年2月6日)日本舰队袭击沙俄占领下的旅顺口，这也否定了第八号在此之前的八月出版的可能性。

正如新小说社在《新民丛报》上的预告，第八号果于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出版了。能佐证这点的是刊于该号封里的《‹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要目》。《新民丛报》第三年第一号(原第四十九号)出版于光绪三十年(1904)五月，所以它的要目会出现在同时出版的《新小说》第八号上，倘若第八号早在去年的八月就已出版，这则“要目”的刊载就成了十分荒诞的事了。

最后应该指出，由于“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日”的字样同时印在第八号的目录页上，决定这样标示时间应是书稿编辑完成以后的事。如此标示的原因，应是编者曾经有过在较短时期里连续出版几册，将愆期的号数补上的打算，然而小说创作毕竟无法快速制造，编者不得已只好放弃，于是第九号如实地将时间标为“光绪三十年六月二十五日”，从而终于显示出刊物曾经暂时停刊十个月的事实。

二、《新小说》第二年各号的出版时间

《新小说》标明出版时间的最后一号是第二年第五号(第十七号)，所标时间是“光绪三十一年五月”。现在通常认为《新小说》的最后一期，即第二年第十二号(第二十四号)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其实就是不管刊物已不标明出版时间，但仍按每月出版一号的认定排列下去。于是第二年第六号(第十八号)被认定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六月出版，依此类推，《新小说》最后一期时间也就成了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了。

如果这七期的出版时间确实如此，那么就有不少矛盾无法解释。如《新小说》第二年第七号(第十九号)被设想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出版，但该号刊载了广智书局《看！看！！看！! ！学界用丙午年‹自治日记›》的广告。明年的《自治日记》显然应该是在今年的年底出版，而七月距年底尚有近半年，广智书局这时出版却是为何？又如《新小说》第二年第八号(第二十号)被设想为光绪三十一年(1905)八月出版，可是周桂笙在这一期上发表的《知新室新译丛》有篇“弁言”，其落款署“乙巳仲冬”，即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如果原设想为正确，那么这个落款就无论如何也无法解释了。原设想还面对个问题无法解释：第二年第五号(第十七号)目录页上标“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如果第二年第六号(第十八号)确是当年六月出版，那它为什么不标时间呢？须知《新小说》自创刊以来各号都标出版时间，如果出版正常，它没有理由突然改变传统。而且，如果最后的七期都是每月一号地正常出版，它完全应该持续原先的传统，标明出版的时间。最后七期突然都不标明出版时间，正说明了它们出版的愆期。

其实，《新小说》第二年前五号出版的实际时间，与它们在目录页上的标示也不相符。《新小说》第一年的十二号都是按“年月日”标示出版时间，可是第二年的前五号却只按“年月”标示，第二年第一号(第十三号)的标示就是“乙巳正月”。标示方法的突然改变使人怀疑它并非真是正月出版，否则它完全可以按先前的一贯做法准确标明日期。按第二年前五号的标示，从正月到五月，月出一号，状态十分正常。然而，事实却非如此，而揭穿标示谎言的，正是新小说社自己。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1905年10月25日)，上海《时报》刊载了一则出售《新小说汇编》的广告：

横滨之《新小说》久为海内欢迎矣，特其内容每篇不能连贯，阅者憾焉。今觅得原书，重加校对，刊为汇编，以便世之嗜阅新小说者。每部四厚册，大洋三元。寄售处：上海各大书房。

广告没有落款，读者一般都会误以为出版者就是新小说社。遭盗版并被误会的新小说社当然不能容忍，它第二天也在《时报》上刊载了《横滨‹新小说›特别告白》：

本社之新小说风行海内外久矣，自第一年第一号至第十二号出齐后，仍接续出第二年，兹第二年已出有四号。惟本社因内中小说多未完稿，未便装成汇编，以负学界诸君。昨见《时报》登有《新小说汇编》告白一则，则实非本社所印，且并未发明行所，意近假冒；而书中之颠倒错乱非但有误于读者，则于本社声名亦大有妨碍。为此敬告海内外诸君，须知此项《汇编》乃系射利书贾鱼目混珠之伪版，并非本社所印行，而本社刻下已将第一年未完之各种小说即行编译完全，重行校印，再出汇编，廉价出售。特此声明。

新小说社对盗版者的谴责理直气壮，可是由这则“告白”却可以知道，此时《新小说》的出版不断愆期，时已九月，却只出到第四号。《告白》刊载之时是九月二十八日(10月26日)，这说明第二年的第五号不仅该月没出，而且十月能否出版也玄，否则《告白》中满可加上一句“下月即出”的。

为什么《新小说》第二年的前五期出版老是愆期呢？这次的主要原因是出在吴趼人身上。光绪三十一年(1905)春，吴趼人离开上海前往汉口，担任美商所办英文《楚报》新辟的中文版编辑，这意味着他的小说创作只能在业余进行。这时吴趼人已是《新小说》的主要担纲者，他在第十二号接连有《痛史》、《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九命奇冤》三篇长篇小说的连载，同时，该号上的《电术奇谈》，标示为“东莞方庆周译述，我佛山人衍义”。这“衍义”并非只是润色译作，该篇连载结束时，吴趼人曾加写了个“总评”，内云：

此书原译仅得六回，且是文言。兹剖为二十四回，改用俗语，冀免翻译痕迹。原书人名地名，皆系以和文谐西音。经译者一律改过，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俾读者可省脑力，以免艰于记忆之苦。好在小说重关目，不重名词也。书中间有议论谐谑等，均为衍义者插入，为原译所无。衍义者拟借此以助阅者之兴味，勿讥为蛇足也。

可见这个“衍义”也是要花费大功夫的。另外，吴趼人又还要点评好友周桂笙的译作《毒蛇圈》。《痛史》等四篇小说共占93页，而《新小说》第十二号中各作品所占篇幅总共也就是175页，也就是说，此时的《新小说》有一半以上的文字都出自吴趼人之手。由此可以知道，吴趼人前往汉口工作，这会给《新小说》的编辑与出版带来多大的影响。

吴趼人到汉口后并没有停止给《新小说》写稿，可是他纵然抖擞精神，笔耕不息，但《楚报》的编辑毕竟是他的主要工作，他不可能如先前在上海那般为《新小说》的创作全力以赴。此时，《新小说》出版的愆期已不可避免，而且从第二年第二号起，《痛史》开始暂停连载，接着，从第二年第四号开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也开始暂停连载。原先《毒蛇圈》连载时可见吴趼人密密麻麻的点评，可是第二年第三号上此篇干脆暂停连载，而第二年第二号与第四号此篇虽在连载，但都几乎见不到吴趼人的点评。《新小说》这几期的变化，表明吴趼人的时间精力有限，不得已不断地紧缩战线，此时只有《九命奇冤》与《电术奇谈》的连载还在维持。本来，这种状况也许还将延续一段时间，但一场政治运动使情况发生了改变。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月，反对美国迫害华工、抵制美货的运动在全国兴起。吴趼人积极投入到这场运动中，由于《楚报》为美商所办，他便毅然辞职返沪。吴趼人在给曾少卿的信中说：“仆此次辞汉口《楚报》之席以归，亦为实行抵制起见。返沪后，调查各埠之踊跃情形，不胜感佩。”李葭荣在为纪念吴趼人去世而写的《我佛山人传》中也说：“华工禁约之争，君方主汉报笔政，汉报实美人所营业。君念侨民颠沛，若婴焚溺，遽谢居停，遄归海上，与爱侨人士，共筹抵制。”胡寄尘在《我佛山人遗事》中也说：“会华工禁约事起，东南人士奋起与争，君亦拂衣谢居停，去汉之沪。到岸迎者百余人。旋乃力谋抵制之策。”据此可知，吴趼人虽然六月回到上海，但他全力以赴的是反美华工禁约运动，要过一段时间才开始集中精力为《新小说》写作。《新小说》第二年第五号表明吴趼人已回到全心创作状态，在这一期上，除《九命奇冤》、《电术奇谈》之外，《痛史》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又重新开始连载，该期还新增吴趼人的新作《新笑林广记》，而《毒蛇圈》也恢复了吴趼人密密麻麻的点评。

《新小说》第二年第五号究竟是何时出版的？在光绪三十二年正月二十八日(1906年2月21日)的《时报》上，刊载了新民丛报支店的一则广告：“《新民丛报》第廿二、三期、《新小说》报第五期皆到。”“《新民丛报》第廿二、三期”是指第三年第二十二、二十三期，它们都出版于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但因要从日本运来，所以光绪三十二年(1906)正月方到；“《新小说》报第五期”是指《新小说》第二年第五号，它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因此它的出版时间是光绪三十二年的正月。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二日(1906年4月5日)的《时报》上，刊载了新民丛报支店的“第四年《新民丛报》已到”广告，广告末有“第七号《新小说》亦到”之语，而在此之前的三月初一日(3月25日)《申报》刊载的新民丛报支店的《启事》称“第七期《新小说》报将到”。由此可知，《新小说》第二年第七号出版于三月。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1906年7月17日)的《时报》上，载有新民丛报支店的“《新民丛报》第九号已到”广告，其中则称《新小说》第二年第九号已到。根据以上各广告的时间有理由推测，进入光绪三十二年(1906)后，《新小说》从第二年第五号开始，已是月出一册，出版恢复正常，它的最后一号，即第二年第十二号出版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

《新小说》最后一号的出版也不会迟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因为它停刊的原因是主要撰稿人吴趼人、周桂笙都转至《月月小说》。《月月小说》创刊号上已刊载吴趼人与周桂笙的作品，他们的撰写需要一定的时间，而《月月小说》创刊于九月。十月十五日(11月30日)出版的《月月小说》第二号刊载了一则《本社紧要广告，注意！注意！！注意！! ! 》：

启者：本社所聘总撰述南海吴趼人先生、总译述上海周桂笙先生皆现今小说界、翻译界中上上人物，文名藉甚，卓然巨子。曩者横滨《新小说》报中所列名著，大半皆出两君之手，阅者莫不欢迎。兹横滨《新小说》业已停刊，凡爱读佳小说者闻之，当亦为之怅怅然不乐也。继起而重振之，此其责舍本社同人其谁与归？爰商之二君，自三号以后，当逐渐增多自撰自译之稿，以飨阅者诸君之雅望，幸乞留意焉。月月小说社总经理庆祺谨告。

在《月月小说》第二、三号上又接连刊载了这样一则广告：

启者：本社以辅助教育、改良社会为宗旨，故特创为此册，特聘我佛山人、知新室主人为总撰述、总译述。二君前为横滨新小说社总撰译员，久为海内所欢迎。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而《新小说》因此暂行停办。二君更注全力于本报，其余译述、撰述员均皆通才，分门著述，按期出版。内容之如何，请阅一、二期便知。诸君如欲预订全年者，将来并有临时增刊一册附送。如蒙定阅，报资、寄费赐下后，本社当妥为寄奉也。

这两则广告都强调吴趼人与周桂笙已脱离新小说社，而专为《月月小说》撰稿。月月小说社对此十分得意，因此一直到第六号出版时，还刊载《本社特别广告》再提此事，还声明此后吴趼人与周桂笙将天天在月月小说社上班：

启者：本社总撰述我佛山人吴君趼人、总译述知新室主人周君桂笙昔皆任横滨《新小说》撰译事，二君之著作久为小说界所欢迎，毋庸赘述。自本社延聘后，《新小说》因此停刊，久已不出。刻本社商之二君，自六号以后，请二君每日到社办理报务，均注全力于本社，以期进于优美之地位。自七号起，当陆续添刊最有趣味之小说数十种。至于本报定价之廉，印刷之精，阅者久有定评。此后尤当逐期改良，以副读者诸公之雅望。幸乞注意！！注意！! ！上海棋盘街金隆里口月月小说社启。

《新小说》的担纲者吴趼人与周桂笙都被《月月小说》挖走了，《新小说》没了主要撰稿人，它也只能停刊。上述第二则广告中“本社敦请之时，商乞再三，始蒙二君许可”之语，意在说明吴趼人与周桂笙还是很重感情的人，他们原想继续维持《新小说》的出版，只是经不住月月小说社的再三央求，才终于跳槽了。一个新的小说刊物诞生了，而它的前提，却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小说刊物《新小说》的终结。上述几则广告都刊载于吴趼人与周桂笙主办的《月月小说》上，显然已得到他们的认可，所披露事实的可靠性毋庸置疑。

至此，我们可以对《新小说》的出版作出明确的判断：它创刊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十月，停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七月，历时三年十个月；它共出版了二十四号，恰符两年之数。根据文中的辨析，《新小说》各号的实际出版时间可见下表(表中第二年第五号至第八号的出版月份是在该时间段中的估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