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房子

我一直以来（除了数次并非自愿的暂离之外）都住在我出生的那间房子里，所以我的生活模式从来不是我自己选择的结果。我相信，我是定栖者之中一个极端的代表，几乎可与某种软体动物相比拟。比如说帽贝，在度过一段短暂的、在水中自由游弋的幼年期后，就把身体附着在一块海岩之上，藏匿起外壳，并准备于此度过它们的余生。这种情形更常发生在生于农村的人们身上，而对于像我这样生在城市的人来说，则无异是一种罕见的天命，却也有其独特的利与弊。也许，我要把这种静态的天命归结于对旅途永不餍足的爱，而且因为我出行的频率很高，它几乎成了我好几本书不变的主旋律。当然了，在翁贝托国王大街上住了六十六年之后，我已然无法想象在都灵的另一个角落生活意味着什么，更不要说生活在另一个国家或城市了。

我家房子最大的个性就是没有个性。它和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建起的其他准贵族房子很相似，刚巧赶在钢筋混凝土问世之前，仍用砖瓦筑成。要是把蕴藏在窗棂上的腰线间某些对于自由羞怯的回忆，以及面向楼梯的木门排除在外的话，这房子里就几乎没有什么装饰品了。它朴素无华，注重功能性，它难以用语言形容，但异常牢固，这点已在“二战”中得到了验证。经历了重重炮火之后，只有它的窗框上留下了一些轻微的伤痕，还有一些擦伤，就仿佛一个老兵保留着旧伤口留下的疤痕那样让它骄傲。它没有野心，只是一个供生活的场所，生活必需品应有尽有，却几乎没有华而不实的东西。

我和这所房子，和我住的这间公寓有着一种不易觉察却又深切的关系，就好像是同一个人一起生活了很久那样。要是它被拆除，我因此搬入一所更加漂亮、更加舒适与现代的房子里的话，我一定会痛苦得像一个流亡者，或是像一株被移植到它无法适应的泥土里的植物。我在某处读到过一种记忆之术，那是一种练习、增强记忆的技巧（它由过去的学者所创造，而现今已经被愚蠢地禁止了）：谁要是想记住一个有着三四十个或是更多名字的名单，甚至想把它们倒背如流，好在朋友面前出出风头的话，就得在每个名字之间都建立一条精神链（换而言之，无论什么方式的联系都可以），再把它们按照自己房间角落的顺序来排列，比如说，从前门的右边那个角落开始，直到抵达每一个角落。之后，只要在脑海里把这条路线走一遍，就能够重现最初的那个名单了；要是把这条路线倒行一遍的话，就连颠倒着背也没有问题了。

我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去实践这种记忆术，但我并不怀疑它的可行性。然而，它在我这儿可能行不通，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房子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占据了，而最原始的记忆，也很可能被这记忆术的原理所带来的偶然的、虚构的记忆所干扰了。前门右边的那个角落，在五十年前支着一个雨伞架，雨天的时候，上面会放着我的父亲下班回家时撑着的那把还滴着水滴的雨伞，而晴天的时候则靠着他的拐杖。有二十年之久，那儿一直挂着我叔叔科拉多的一只马蹄铁（那个年代，你还能够在翁贝托国王大街上找到马蹄铁），一道让人难以确定是否已经完全发挥出它护佑魔力的护身符；在另二十年里，那儿则用钉子串着一把巨大的钥匙，每个人都以为是别人不小心遗失的，却又没人敢把它扔掉。而核桃木衣橱和墙壁形成的另一个角落，成了我们玩捉迷藏时大家都觊觎的宝地。在某个久远得如同渐新世的周日，我就藏在那儿，跪在了一片碎玻璃上，以至于今天我的左膝上仍留有疤痕。三十年之后，我的女儿也藏在那儿，不过她的笑声很快就让她暴露了；又过了八年，我的儿子也藏在那里，彼时他正在和一群朋友玩捉迷藏，其中一个还在这个特别之地掉了一颗乳牙，并出于某些神秘而奇妙的缘由把它挤进了石膏墙上的一个洞里，现在它很可能还保留在那个地方。

沿着右手方向的那条路继续走，你将看到一扇房间的门。这个房间能够看到庭院，而几十年来它的角色一直在变幻。在我最久远的记忆中，它曾是一间“上佳”的会客室，是我母亲每年两三次用来招待重要客人的地方。其后的几年里，里面住着一位极称职的住家女仆。再后来，它变成了我父亲的办公室，直到战争打响，它又被用来充当那些房子被炮火摧毁的亲戚朋友们的营地和宿舍。战后（一同终止的还有法西斯分子暴力统治下的房屋征用），我的两个孩子相继在这个房间里生活、玩耍过；为了照料生病的孩子们，我的妻子也在那儿度过不少夜晚；但我以工厂的工作当作钢铁般的挡箭牌，从没这么做过，当然了，这同样也出于所有丈夫奥林匹亚般的自私。而眼下，它是一间有着多重功能的实验室，是冲印照片，缝纫机运转和摆弄玩具的地方。这样的改头换面也同样发生在所有其他的房间里。就在方才，略带些不适地，我才意识到我最喜欢的扶手椅所占据的那块区域，根据家里长辈的说法，是我降生的地方。

我的房子地段不错，离市中心不远，却又闹中取静。虽然汽车像压缩过的气体般充满了每一个管道，这样的风潮现在也刮到了我们这里，但车位难找也就是近几个月来的事情。这里的墙壁很厚实，从街上传来的噪声被它隔挡住了。而过去，则完全是另一个模样，城区向南走几百米就到了头。人们穿过草坪，“去看火车”，在萨帕塔线的壕沟系统挖完之前，它还是水平地在地面上行驶的。郊区的马路要到1935年才浇上了沥青；在那之前，它们都是用鹅卵石铺的。清晨，我们总会被城郊来的铺路车吵醒：铁皮倾轧在鹅卵石上发出的喀啦声，绳索开裂的声音，还有司机的叫嚷声。一天之中的其他时刻，同样的声响会从街上升起：玻璃工、杂耍人、船工，还有收购“梳理整齐的头发”的商贩的吆喝声，我先前提到过的那个女仆，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卖掉她那一头灰白色的长发。偶尔，会有乞丐在街上唱歌，或是演奏手摇风琴，我们也会往他们的纸盘子里丢些硬币。

尽管经历了如此的转变，但我住的这间屋子却始终维持着它默默无闻、不引人注目的样子；或者说，至少对我们这些住在里面的人而言，它是这样的。不过，众所周知，我们每一个人在评断与自己息息相关的事物的时候都是有所偏颇的，包括我们自己的性格、品德与恶习，甚至是声音和外貌都是如此，也许在他人的眼里，它反倒凸显出我们这一家强烈地想要分开居住的愿望呢。当然了，就我的感受而言，这间房子提供给我们的这些最基础的功用：空间、温暖、舒适、安静与隐秘性，已然让我十分满足，不再有什么奢求了。我甚至也从未刻意地为它烙上我自己的印记，也没有尝试着去同化它，点缀它，丰富它，或是重新定义它。于我而言，要去厘清与它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或许它之于我，就像一只猫咪。我既乐于享受有猫相伴的日子，要是它不在我身边，我亦能够好好地生活下去；甚至是在极不舒服的住宿环境下也是如此，这我毕竟已经历过不少了，还有，每次住旅馆也要囊括在内。我不认为我的写作风格和我写作、生活的环境有何关联，我也不觉得它在我的作品中有任何方式的展现。所以，比起常人，我一定更不容易被周遭环境所影响与触动；对于它所给予、蕴藏或是削减的荣耀更是全然不敏感。我居住在我的房子里，就如同我栖息在我的皮肤里。虽然我见过更美丽、更丰腴、更强健、更如同画卷的躯体，但要是与之交换的话，我总觉得是不自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