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获得连续30年高速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迅速在世界各个经济体中确立了“经济大国”和“贸易大国”的地位。我国经济发展不仅得益于内生性制度创新与技术进步，也得益于大规模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改革开放30多年，随着我国开放度的不断提高与市场壁垒的不断降低，我国在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已能够从更宽范围参与国际分工、从更高位置承接国际产业转移。截至2010年底，全国外商投资企业注册登记数达到60多万家，累计实际利用外资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当年外贸进出口总值接近3万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流入国和进出口贸易国，通过国际贸易和资本国际流动而实现的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以不断提升。随着中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不断向纵深发展，我国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产业分工深化衍生出的多重结构交汇、融合，又将释放出巨大能量，推动原有封闭隔绝的区域经济开始向区域经济一体化、准一体化转变。产业整合与区域互动两股潮流相互激荡、相互融合，将牵引和构造一种崭新的产业结构和区域分工格局。但中国在分享国际产业转移红利的同时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结构失衡、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区域鸿沟不断扩大以及资源环境过度消耗等，正是大规模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未来十年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如何充分发挥国际产业转移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抑制其消极影响，从而在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中，不断增强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的内生动力，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形成协调发展的区域分工格局，最终导致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和社会福祉的增进，成为中国对外开放领域的重大课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经济总量排位第二的国家，同时也是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立足中国国情进行实证研究，不但有利于拓宽外国直接投资理论、国际贸易理论和国际分工理论的研究视角，还有助于从更深层面理解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内在机理，从而能够为我国产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导，并为我国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本书试图在系统探讨国际产业转移理论模型的基础上，以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为实例，从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理论演绎假说与数理模型、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等多重视角，探讨国际产业转移中的结构传导效应和区域互动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深入研究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对我国产业的横向波及效应和垂直升级效应，以及对地方产业集聚与FDI空间收敛的影响。本书在广泛吸收、借鉴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在以下几点有所创新与突破。

一是突破产业价值链垂直升级的传统观点（如将产业价值链的“微笑曲线”与“哭泣曲线”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特征），从统计学、概率论视角，提出价值链输出值的“微笑曲线”与期望值的“哭泣曲线”，探讨在承接全球产业转移中发展中国家低端锁定陷阱的形成机理。

二是突破传统产业划分方法，从产业开放度与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视角，将我国产业划分为外向型、准外向型和内向型三个产业梯度，进行投入产出分析，探讨国际产业转移中，我国产业结构传导由外向型产业向准外向型、内向型产业的波及路线，以及波及效应泄露与能量衰减的主要原因。

三是应用地理学第一定律的空间自相关理论，重点探讨我国FDI空间溢出效应，全方位分析我国FDI区域“俱乐部”分化与重组、发散和收敛等多重趋势并存的规律性。

四是针对当前理论界关于赶超战略与比较优势战略的争议，从我国实际国情出发，提出以扶持临界产业、促进产业垂直升级为重点的政府诱导型的比较优势战略。

五是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分别采用数理模型分析、回归分析、投入产出分析、主成分分析、空间计量分析和概率论等方法，不仅增加了研究的深度与难度，而且在模型设计、数据收集与处理等方面亦有诸多独到之处。

本书为学术专著，以理论研究为主，但十分注重学术研究的应用价值，重视挖掘理论背后的政策含义，并在每个章节之后附有对策建议部分，将理论演绎、数理模式、计量模型所推导与验证的各种假说，进一步具体化、政策化，既重视政策的创新性，又注意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力求对指导实际工作有所裨益。专著各部分均围绕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构传导与区域互动这一主题环环相扣、逐步深入，但每一章节又有相对独立的问题，可以单独成文，部分前期研究成果已经发表在《中国工业经济》《经济管理》《东南学术》《亚太经济》等学术期刊上。

本书是本人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际产业转移的结构传导与区域互动》的最终成果，虽称不上学术精品，却是多年心血的结晶。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不仅需要深厚的经济理论基础，需要掌握数学、统计学等基本研究工具，还必须具备丰富的经济活动经验，具有对现实经济的深刻洞察力，许多重要的假说和命题不仅是来源于单纯的理论演绎和逻辑推理，还来源于经济学家的经验与直觉，来源于对鲜活经济活动的长期观察和思考的沉淀。“为有源头活水来”，本书中许多理论观点、理论假说的提出正是得益于多年来大量参与社会调查和决策咨询活动的结果，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为经济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和创新灵感。这种来自理论演绎或实践经验的命题或假说还必须由统计数据、数学模型加以验证，或被证实或被证伪。如果观察、实验结果与科学假说一致，科学假说就得到证实，但这种被暂时证实的假说并不等同于永恒真理，它只能说明科学假说的过去，并不决定今后的命运。如果无法被证实，说明假说不成立，或者论证不严密、不周全。假说不能被证实也未必是坏事，理论假说与实验数据的矛盾，往往会成为新的发现的重要契机。

本人长期从事经济学教学工作，先后在福建师大、福州大学、厦门大学、厦门国家会计学院和福建省委党校等高校任教，教学对象既有一般本科生和研究生，也有来自实践第一线的企业管理人员和国家党政干部。教学过程是教与学的互动过程，不仅是老师向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教师也可以从学生身上学到不少鲜活知识，特别是现在年轻人外语、计算机和数学基础较好，因此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在数据收集与整理，计量模型、投入产出模型、收敛模型等的设计与处理等方面，我所指导的福州大学管理学院的研究生发挥了重要作用；而学生也从中学到了不少有用的知识，提升了科研的实战能力。教寓于学，学有所教，教学相长，不亦乐乎。因此作为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必须努力做到科研、决策咨询和教学三位一体，我们称之为现代经济学者的“铁三角”定律。这是本人30多年来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科研的切身体会，但未必做得很好，特提出与同仁共勉。

是言志，是为序。

陈明森

2012年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