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自改革开放以来，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解禁以来，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快速发展和不断深入的繁荣局面，大致经历了从物质本体论向认识论转变、从认识论向实践观点的转变。可以说，直到20世纪末，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所达成的基本共识是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内哲学界的理论视野逐步由实践唯物主义研究转向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其目的和理论诉求是想重新反思以往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试图从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毕竟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在哲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恩格斯在《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但是，由于当前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本身仍存在不彻底性，致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难以深化。

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就在于它只是通过实践表达了人的实践活动的主观性方面，而没有解决实践的客观性或历史性问题。其实，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即实践活动的主观性和客观性（历史性）。实践唯物主义的主观方面研究意指把实践理解为人“改变外部世界的物质活动”，这里的重点应是既强调人的实践活动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又要注意到实践活动对人自身的改变。可是直到20世纪末，我国的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只注重人的实践活动对“外部世界的改变”，而忽视了实践活动对人自身的改变作用。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性或历史性问题应该包括两个方面的理解，一方面应强调实践是一种现实的物质活动，实践作为现实的物质活动，当然就是它的客观性一面，即实践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任意，它受外部客观条件约束。另一方面，实践唯物主义的客观必然性还应包括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实践活动，即实践主体条件的客观制约性。按照列宁的说法就是：“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实践。”“革命的理论”其实就是实践主体的客观性。实践主体方面的条件与约束实践活动的外部物质条件同样都是实践活动的客观条件。而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中则恰恰把实践主体方面的条件当成主观因素而加以忽略。事实上，对于实践活动而言，实践主体方面的条件比外部物质条件更为重要，因为它与实践活动之间具有一种必然性关系，而外部条件对于实践活动往往只是偶然的关系。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进一步说，对于实践活动而言，如果实践主体方面的条件比外部物质条件更为重要的话，那么实践要想实现对外部世界的改变，就会缺少一个逻辑前提，即没有人——实践主体——自身的改变，就不可能有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人在进行实践的时候，固然要考察现实的物质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考察主体方面的条件。在现实的实践活动中，人们始终在贯彻着这一原则。比如，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大炮，这在外部物质条件方面不仅是不对等的，而且差距悬殊，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问题就在于实践主体方面的因素。所以，以往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不彻底。这种不彻底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没有阐明人的实践活动对人自身的改变问题，二是没有看到实践主体条件的作用。而不阐明这个问题，就是主观主义地理解实践活动（尽管强调了实践是一种客观的现实的“物质活动”）。这是为什么呢？

如果说“实践是改变外部世界的物质活动”，那么我们就可以进一步追问：实践根据什么来改变外部世界，或者实践主体是根据什么来改变外部世界？也就是说，不对实践本身或实践主体本身作出客观阐释，实践活动就没有客观根据。如果没有客观根据，那么实践就只能根据自身的主观意图来改变世界。这样一来，实践就可能等同于海德格尔所批判的“主体形而上学”。那么，我们怎样去为实践主体寻找一个客观根据呢？

其实，实践或实践主体——人——正是通过人自身的活动，才与外部环境相统一，从而实践主体才有了人与自然、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客观基础。正如马克思所说：“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毫无疑问，环境的改变是由实践来完成的，但同时，实践本身或人本身——马克思的说法是“人的活动或自我”——的改变也是由实践来完成的，而且人的活动的改变和环境的改变是一致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实践是自己改变自己，自己推动自己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实践自身也有一个运动发展过程，即实践是一个自己改变自己的“自身运动过程”。就实践是在人与自然统一基础上实现了自身这一运动过程而言，这一运动过程就是一个客观的自然过程；而这个客观的自然的运动过程的现实表现就是“历史”。忽略了这一环节是一个很大的逻辑漏洞，它将直接导致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变成了片面表达人的主观意志的活动。“这种学说一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也就是说，实践变成了凌驾于世界之上的主体。由于这种学说存在这种逻辑漏洞，所以它也无法应对来自西方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责。比如，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人类中心主义”、“历史决定论”、“宏大叙事”、“主体形而上学”、“进步强制”等。所以，无论从马克思哲学自身的逻辑分析也好，还是从应对来自东欧马克思主义者和现代西方哲学的挑战也好，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解决实践的客观性或历史性问题。

历史常常在不自觉中实现着自己的必然性。由于实践唯物主义陷入困境和西方哲学视野的拓展，21世纪最初几年，国内一些中青年学者借用现象学视角，形成了生气勃勃的生存论转向思潮。这一思潮通过对社会生存状态的深刻反思，深入“生活世界”的根底处以深化对实践观点的理解。特别值得重视的是，邓晓芒等少数几个学者还从现象学和辩证法角度深入研究了马克思的感性思想，指出了感性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的重要环节的理论意义和价值。应该说，他们追求的理论实质就是实践的客观性或历史性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这些研究在逻辑上直接促成了最近几年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的兴起，并为深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作了重要的理论铺垫，因为这些研究对社会生活的深层结构的基础作用和社会历史的初始要素的生成发展都作了较为深入的考察和探讨。在这个基础上，深入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成为在所难免的历史必然。我们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呢？

我们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中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深入讨论和回答：什么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为什么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形态实现哲学变革？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是什么关系？或者历史与实践是什么关系？历史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人类的发展能不以自己为中心吗？合理形态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什么？以及如何回应后现代主义者对马克思历史理论的批评和评价？等等。针对以上这些问题，在最近几年的研究中，学界已经作出了不同程度的探索和回答，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本书试图通过对上述问题的深入思考，以就教于学界同人。

当然，在中外学术界还流行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有两个马克思，即认为马克思的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有本质的区别，早期思想不是马克思的成熟思想。我们认为，马克思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的早期思想和以《德意志意识形态》为代表的中后期思想，的确有一些差别，早期由于受费尔巴哈的影响，主要从感性和感性活动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而中后期则重点从生产方式、交往方式角度来理解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克思明确地进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转折点。他认为：“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怎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这不意味着像阿尔都塞所说的那样，马克思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是断裂的，早期思想不成熟因而不能代表马克思的思想，等等。我们认为，马克思早期思想与中后期思想不是断裂的关系，而是一贯的、连续的、不断递进的关系。如果不是连续的，那么马克思的中后期思想就会缺少理解上的逻辑基础，就会与哲学史发生断裂，因而也就无法充分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革命意义。这也是本书从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统一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潜在线索。

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在考察最近3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与中国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的发展历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应该说，改革开放最初20年中，社会的主要任务是打破计划经济模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个过程中，一是争取快速发展，二是确立独立的市场主体地位和激发市场主体的能动性。这其中，前者是中心任务（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后者则是前者的前提条件。可以说，没有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能动性，就不可能有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而市场主体的独立性和能动性恰恰是在认识论转向和实践唯物主义转向中所要集中而明确表达的思想，即强调实践的主体性和能动性。

由于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中得到了迅猛发展，它的负面效应开始逐步凸显。在最近10年中，中国也出现了人类发展中的共同问题，如生态问题、社会稳定问题等。要想解决这些问题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就必须确立一种科学的发展观。而恰恰在最近这10年中，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由生存论转向和感性思想的过渡，逐步进入了历史唯物主义发展方向，开始关注实践的历史性和客观性问题，而这一问题就是历史观问题。这是历史的偶然吗？科学发展观可能侧重于实践性、可操作性和对策性，而唯物史观则侧重于理论性、本质性和规律性，虽然各有侧重，但毕竟这两者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这也许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层实践关怀在起作用？

哲学是自己时代的产物，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