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开拓者，又是导师
鲁迅先生对国内新兴的木刻画家循循善诱，爱护备至。一九三一年，鲁迅先生乘内山完造的弟弟、艺术家内山嘉吉（1900～1970）来沪休假之机，请他开讲座传授木刻技术，鲁迅亲自担任了授课翻译。历时六天，学员有十三人，内山讲了木刻的各种技法，从草稿、用刀、刻法、拓印到套版等。鲁迅带来外国版画作品给同学们观摩，他还讲解了中外美术史、木刻的传统和现代的技法等。史称这是中国首次现代木刻技法培训班。也有评论认为，这标志了中国的传统木刻和现代木刻的分界线。
鲁迅赠送内山嘉吉珂勒惠支版画册页一套，上有珂氏签名。内山给鲁迅寄过日本少年木刻作品集。鲁迅收到后在回信中，附寄了十几张明代的信笺，请内山分送日本的小作者。鲁迅信中称“日本小朋友”。内山嘉吉特别珍惜与鲁迅先生的友谊，将这段佳话写入他的几本书中。
除了请老师讲课，鲁迅先生的家里，据许广平回忆：“许多散处各方的青年，无间远迩，都来请教，他不啻在家里开了一个义务的木刻函授学校，而且是不定期限的，又不时把木刻创作给介绍到刊物上，还极力设法把他介绍到苏联等国展览更替他们编定《木刻纪程》……”（许广平：《关于鲁迅的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
上海木刻研究社的几个年轻人计划出一个同仁木刻作品集，后遭当局的查封，鲁迅先生接过来出版了《木刻纪程》，收有八位画家的二十四幅作品。这些作品全是鲁迅亲手印出样本再拿去用手摇机在宣纸上印制。共印了一百二十册。可以说，《木刻纪程》收藏了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初期的优秀原创版画真品。鲁迅想把《木刻纪程》继续出下去，办成一份木刻杂志。他在《〈木刻纪程〉告白》里说：“本集为不定期刊，一年两本，或数年一本，或只有这一本。”不幸被鲁迅言中，《木刻纪程》只出了这一期。
翻阅已发表的鲁迅书信，最早鲁迅先生回信是给青年木刻家罗清桢（1905～1942），时间是一九三三年七月。鲁迅先生与多位国内木刻家有书信往来，一直到去世。他们是金肇野（1912～1995）、陈铁耕（1908～1970）、李桦（1907～1995）、李雾城（又名陈烟桥，1912～1970）、何白涛（1913～1939）、郑野夫（1909～1972）等。读这些书信，感觉鲁迅先生既像严厉的师长，又像慈父教子，言语诚恳直率：
我曾经看过MK社的展览会，新近又见了无名木刻社的“木刻集”觉得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就是并非因为有了木刻，所以来开会，出书，倒是因为要开会，出书，所以赶紧大家来刻木刻，所以草率，幼稚的作品，也难免都拿来充数。非有耐心，是克服不了这缺点的。（《鲁迅致陈烟桥》，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鲁迅先生是将木刻作为一门艺术，认为不能为赶风头成为一种工具。既然是搞艺术，就来不得急功近利，要有耐心，否则是不会有进步的。现在看鲁迅的这些提示，仍有一定的道理。鲁迅先生对这些年轻木刻家，不管是来信，还是上门请教都给予耐心细致地解答，直接指出画作中的毛病。有时细致得像画中的烟囱是否多了些，远处的那头牛看不太清等，这些细小的问题都给同学指出来。
逆水行舟（木刻）罗清桢作
鲁迅在木刻讲习会（木刻）李桦作
鲁迅夫人许广平先生亲眼目睹了这一切，她在回忆鲁迅的文章里写道：“直至他（鲁迅）死了，哭得最伤恸的，是木刻界诸君子，真是有动于中，情不自禁的。”（许广平：《鲁迅与中国的木刻运动》,1940年4月，《耕耘》杂志，上海）
鲁迅先生对新兴木刻的现状有明确的建议：要有绘画的基本功培养，因为木刻的基础，还是素描。要提高技艺就要多看外国名家的作品，中国人的还有很多缺点。为适合中国的观众，也要参考中国旧日的木刻。木刻在中国要发展，必须有自己的杂志和团体，但也要防止一哄而散，走向变相和堕落。
对于木刻运动的地位和走向，鲁迅有自己的看法和策略：“木刻还未大发展，所以我的意见，现在首先是要引起一般读书界的注意，看重，于是得到赏鉴，采用，就是将那条路开拓起来，路开拓了，那活动力也就增大；如果一下子即将它拉到地底下去，只有几个人来称赞阅看，这实在是自杀政策。我的主张杂入静物，风景，各地方的风俗，街头风景，就是为此。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鲁迅致陈烟桥》，一九三四年四月十九日，《鲁迅书信集》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
鲁迅先生讲到了如何处理好文学艺术的高雅和通俗、小众和大众的关系。再往远了说，是中国的文学艺术走向世界的策略。
当年这些新兴木刻运动的年轻人，有的不堪忍受国民党当局的打压和追捕，去了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和鲁迅艺术学院，成为解放区最早的艺术骨干；留在沦陷区和国统区的都在坚持抗战，坚持艺术探索，创作了大批宣传抗日救亡的优秀作品。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美术界的中坚力量。
1936年10月，在上海中华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上，
左起：鲁迅和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 沙飞摄
推（木刻）黄新波作
一九九八年，中国著名画家陈丹青参观了纽约古根海姆现代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美术大展（1900～1980）。这是西方世界首次将中国美术从清末到民国再到新中国的全景式展出。
给陈丹青极大震惊的是“由鲁迅一手培植的左翼木刻，包括鲁迅自己设计的几件书籍装帧，不但依旧生猛、强烈、好看、耐看，而且毫不过时……横向比较，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英国、苏俄，以及东欧的表现主义，完全是对应的，除了技术略显粗糙，论创作的动机、状态，甚至品相，与欧洲同期的同类作品，几乎同一水准……刚健清新，品相端正，可以拿得出去，放在世界上，有神气，不丢脸，是一份可观的交代”。（陈丹青：《鲁迅与艺术》, 2011年1月27日，《南方周末》）
陈丹青先生二〇一一年对鲁迅先生的这个评价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