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视域、方法与实践的创新召唤

第一节 选题因由

从理论方面看，如果说以往对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的研究，已同哲学、文艺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甚至历史学发生了相当多的内在联系的话，那么这一领域的研究与价值学的联系，显然还是相当薄弱的。而“价值学”这一范畴的内在张力，可以辩证地整合经典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分析经济活动），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侧重于分析文化及其与社会的关系）的视域，所以，从价值学的角度来观照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可以加强文化研究对当下中国大众文化发言的“总体性”（从卢卡契到哈贝马斯一直强调的理念）。

近代以来，西方学界由于哲人放弃或错置价值承诺，以及实证化的外部冲击和重建形而上学的内部失败，造成了哲学的危机。在此背景下，新康德主义率先将学术兴奋点转向了价值学，其主要门派为以柯亨为代表的马堡学派和以文德尔班为代表的弗赖堡学派。价值一词早在古印度著作《利论》中就已出现，以后也曾较多地见于西方的伦理学著作中。及至近代，它已成为亚当·斯密、马克思等人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并且在伦理学中日显重要。德国哲人洛采较早在哲学意义上使用和规定价值，其弟子文德尔班说，“自从洛采把价值概念提高了，放在一个突出地位，并把它当做逻辑学、形而上学以及伦理学的顶峰以来，很多人就想到，要把价值理论当做哲学的新的科学基础”。后来，舍勒在哲学上首次较为详细地阐述了价值的类型、等级标准、秩序等。哈特曼则是近代价值学理论的集大成者，构建了庞大的价值学理论体系。

近代哲学完成向价值学转向的重要标志之一，即一些影响广泛的价值相关概念的确立，其中最为核心的概念，有价值、评价和价值观。所谓“价值学视域”，在很大程度上，就从这三个概念的角度去观察、审视。

还需要解释的是，本文的论述对象为什么是“大众文本”，而不是常见的“大众文化”。这主要是由于“文化”本身是一个指涉过于庞杂的范畴，所以“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也必有其含混之处。而与“文化”相比，“文本”概念虽然也在随社会变迁而变化，但其内涵和外延毕竟都要明晰得多。

在20世纪以前，文本的虚构性问题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文本世界与经验世界在读者心目中大体上是重合的。但文本的虚构性在20世纪被发掘出来，“许多因素——对技术的意义和极限的普遍关切，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等书的特殊影响，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德里达的《书写语言学》等——对作为认识论的确定性的标准的科学提出质疑。经验主义和逻辑实证论的穷途末路所造成的真空，推动了后现代文学和语言理论，这些理论大都推崇所有知识的虚构性和一切设定的真理的想象性质”。在罗兰·巴尔特那里，“文本构筑在无法追根寻源的、无从考据的文间引语，属事用典，回声和各种文化语汇之上。由此呈纷纭多义状。它所呼唤的不是什么真谛，而是碎拆”。20世纪70年代，对“文本”的关注甚至形成了一个学科，梵·迪克指出，“本文科学本身并不等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等，而是研究在一切科学中被观察的通讯——解释程序、语境和本文结构，因此本文科学即跨学科科学”。被称为“耶鲁四人帮”之一的布鲁姆，则把文本批评进一步泛化，“在他那里，人类文化的一切活动同时都是一种文本活动，都可以在文本——不论是文学文本，还是批评文本或理论文本——中找到其心理活动尤其是防御与压抑活动的机制”。罗蒂在《19世纪唯心主义和20世纪文本主义》一文中，对文本界定的趋势总结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些人（文本主义者）认为除了文本外，无物存在”。可见，文本主义者已经将文本等同于广义的文化。

当文本和“大众”一词同构后，与“大众文化”所表现出的关系也是时而趋同，例如，海蒂兹认为“流行文化就是那类普遍可得到的人工制品：电影、录音、录像带、CD或VCD、时装、电视节目以及沟通和交流的模式等”；时而又相区隔，例如，费斯克认为“文化工业所能做的一切，乃是为形形色色的‘大众的层理’制造出文本‘库存’或文化资源，以便大众在生产自身的大众文化的持续过程中，对之加以使用或拒绝”。也就是说，大众文化是对大众文本的利用和再生产，大众文本是大众文化的原料兼实体形态。

在大众文本与大众文化的这种趋同或区隔的选择中，笔者认为，后者即区隔，更符合文本作为相关诸系统结点的内在逻辑。

首先，在“话语”诸因素系统——说话人、受话人、文本、语境、沟通之中，作为主体因素（说话人、受话人）和客体及行为因素（语境、沟通）之间的中介，文本既无法与狭义的文化，也无法与广义的文化相置换。

其次，从历史演化的角度看，文本先后呈现出四种形态：元文本（上古口头形态）、文本（文字出现以后）、次生文本（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出现以后）与超文本（计算机网络出现以后）。在“大众文本”所对应的次生文本和超文本形态中，亦不能将文本置换成文化——“超文化”会是何物呢？

再次，从“价值学”视域考察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最主要目的是辩证地整合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社会分析。如果不将文化和文本相区隔，那么文化的庞杂指涉，将必然对有实证意味的经济分析造成干扰；而如果将文化和文本区隔为，大众文化是对大众文本的利用和再生产，大众文本是大众文化的原料兼实体形态，那么针对“实体形态”的实证性分析，则会明晰且有的放矢。

所以，本文不仅将“大众文化”和“大众文本”相区隔，还将论题指向了“大众文本”而非“大众文化”。

从实践方面看，由于文化与经济的内在整合，已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社会发展趋向，而且，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仍是一个急剧生成和扩展的知识实践领域，所以，研究者对生产、消费的直接参与必然有助于理论的丰富和确立。例如，霍加特在《文化的用途》中描绘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文化生活时，就充分利用了自己童年时代的亲身经验。笔者认为，如果说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勃兴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话，那么笔者基本上目睹并置身于整个上升的过程——笔者1995年在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参加工作，并有作为副主编将一本行业杂志《消费指南》转变成女性时尚类杂志《LADY都市主妇》的经历，而且，此杂志在2003年10月分拆前，其发行量等实力指标一直稳居国内无版权合作高档女性杂志第一。所以，从“价值学”这一经济和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切入当代中国大众文化研究，为笔者将更多的个人经验纳入研究实践，提供了一个有充分容纳能力的开放性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