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总论

论新实学的幸福社会价值观

周树智

（西北大学哲学研究所教授 陕西西安710075）

摘要：新实学认为，“幸福生活”和“幸福社会”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幸福社会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幸福社会的价值结构由现实的个人的身心健康、就业劳动、家庭和睦、社会和谐、生态平衡、自由发展六个因素逻辑地结合而成，现实的个人对幸福社会的价值追求具有阶段性和历史性。幸福与痛苦是一种辩证关系，人只有吃过苦，才能真正深刻理解和珍惜幸福。建设理想幸福社会的现实道路，可以釆取现实价值哲学的现实的、历史的、发展过程的思维方式这种研究价值的新范式，以马克思的现实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自然唯物主义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一体化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做指导，走中国新实学的务实为乐之道。

关键词：新实学 现实的个人 幸福社会 价值观

“幸福”“幸福生活”“幸福社会”这几个词，近年在电视台、电台、电脑、手机、报刊及人们的言谈中频频出现，表明“幸福”“幸福生活”和“幸福社会”问题是值得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人们加以认真研究的重大现实价值哲学问题。我认为，新实学[1]是解答这个重大现实价值哲学问题的正确理论、方法和道路。为此，今天我想谈谈新实学的幸福社会价值观，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幸福社会的价值追求

“幸福生活”，是人类自古以来就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在西方，古希腊哲学家就把“幸福生活”作为人生追求的价值目标，特别是希腊晚期哲学家伊壁鸠鲁把“快乐”视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影响深远。他说：“快乐是幸福生活的开始和目的。因为我们认为幸福生活是我们天生的最高的善，我们的一切取舍都从快乐出发；我们的最终目的乃是得到快乐，而以感触为标准来判断一切的善。”[2]（P367）后来，西方产生了基督教，《圣经》就是基督教向世人传播的“福音书”。在东方，中国人自古以来也是把“幸福生活”视为人生追求的价值目标。《周易》，就是教世人逢凶化吉，获得生活幸福。老子的《道德经》，就是教世人清静无为，以享受自然幸福。孔子的《论语》，则把中庸视为人生的幸福之道，“福、禄、寿”三星高照、“多子多福”，更是儒家倡导的幸福观。后来佛教传入我国，它倡导“积福行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恶报应，轮回转世。到了现代，中西哲学日渐融合为一体，中西哲学家不仅一致认为“幸福生活”是人类共同追求的普世价值观，而且都很重视对“幸福”内涵的现实解释和实现“幸福”内涵的现实道路的研究。这种对“幸福”的价值哲学研究，直接影响青年人的现实生活。例如，青年马克思就把人类的幸福作为自己选择职业的价值标准。他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3]（P7）“为人类幸福而劳动！”这就是马克思的幸福观。马克思中学生时立下的这个伟大志向，终生未改，矢志不渝，并为此奋斗终生。

首先，人是生活在现实社会里的现实的个人，必然关心和研究“现实社会的幸福”这个重大现实价值问题。当然，在论及一个现实社会是幸福或不幸福的问题时，人们的具体见解存在很大分歧，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过，现在人们为评价“社会幸福”或“幸福社会”列了诸多幸福评价指数，太烦琐，或只是简单地讲“幸福”就是有钱、有房、有车等。我认为，这种评价“社会幸福”或“幸福社会”的方法欠缺科学性，很容易误导人们忽视从整体上、根本上和长远上对现实社会的幸福价值的追求。从逻辑学角度思考“社会幸福”或“幸福社会”的含义，似乎应首先明确“社会”的概念。“社会”是什么？“社会”不是简单僵死的“物”的存在，从人类学角度解析“社会”的概念，“社会”应该指人与人的关系范畴，即社会是人与人在一起共同合作活动形成的关系共同体，而每个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社会的本体或主体。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4]（P80）就是说，现实的个人是现实社会和幸福社会的现实前提、立足点、出发点、中心点、归宿点。幸福社会的问题，其实质是现实的个人幸福或不幸福的问题，离开现实的个人，幸福社会或社会幸福便无从谈起。

其次，不能把幸福社会简单地理解为个人的幸福感受或快乐感，这是古希腊晚期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快乐幸福”说。不可否认，幸福社会的个人肯定有幸福的心理感受或快乐感，但这只是最后结果，是表层现象，应该还有更深层的幸福原因。在我看来，幸福社会由六个因素逻辑地结合而成。

其一，幸福社会里个人身体健康、心情舒畅，即身心健康快乐。这是人类的共识。西方人很重视个人身体健康和身体美，德国大哲学家费尔巴哈提出人本学或人本主义，其实质就是以人的自然身体为本，因此，他的哲学被后人称为“身体哲学”。西医之所以传遍全世界，就是因为它能够对症治病，减轻患者痛苦，使患者恢复身体健康。中国人也一样，或者讲有过之而无不及。早在先秦，中国人就发明了《黄帝内经》，专讲阴阳平衡和养生保健之道，中医从整体和根本上为患者辨证施治疾病，因此能够流传至今。老子的《道德经》教人效法自然，清静养生，修炼成为长寿的活神仙。人之为人不仅因为人有自然肉体，幸福的个人应当并能够保持自然肉体健康，而且因为人有精神心理，西方人概括为“知、情、意”。中国古代圣贤孔子的《论语》教人把修身养性放在第一位，他主张“人者，仁也”，“仁人爱人”，做人要“温、良、恭、俭、让”。亚圣孟子概括人性为“仁、义、礼、智”，后人又增加“信”字，为“仁、义、礼、智、信”五常，用现代话讲就是教育个人保持精神心理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直接的、亲身的感受和体会，身心健康是很快乐、很幸福的，身心患疾病很痛苦、很不幸。因此，幸福社会首先应是每个人身心健康的社会，能够保障每个身心患了疾病的人及时医治，恢复身心健康。

其二，幸福社会里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有事做，自力更生，衣、食、住、行、用等都能自给，还能帮助无能力做事的人生活和生存，务实事为乐。马克思研究发现，人之为人不仅因为人有自然肉体和精神生理属性，而且人最重要的本性就是生产劳动，劳动是人的本能，人以劳动为生。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也就是类的生活。这是创造生命的生活。生命活动的性质包含着一个物种的全部特性，它的类的特性，而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的特性”[5]（P50）（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当然，有劳动能力的人不做正事就会做邪事，常言道：“无事生非。”至于不劳而获，或靠剥削压迫他人为生，这样的人可能自以为很快乐、很幸福，但是世人若都这样不劳而获，这个世界也就完了，哪里还会有幸福社会和个人幸福存在呢？马克思说得好，“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4]（P78-79）（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就是说，现实的个人的现实物质生活的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直接决定现实的个人的生命存在和现实的个人的生命再生产，因而决定现实的个人的全部社会生活及其历史。马克思深入浅出地说明了他发现的唯物史观的这个现实前提、立足点和出发点，这是马克思对人类做出的最伟大的贡献。因此，幸福社会应是能够保障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能够就业劳动，充分发挥每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劳动的社会。

其三，幸福社会里男女自由恋爱，夫妻关系亲密，子女孝悌，尊老爱幼，家庭和睦。文明社会之为文明社会，费尔巴哈认为就是因为男人与女人因亲密性爱结合而成的实体。现在不少人也把“幸福”称为“性福”。他们的观点虽然粗俗一些，但却揭示了“文明社会”形成的最初两个元素及其实质。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这个观点。马克思指出：“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生命的生产（通过劳动）或他人生命的生产（通过生育），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4]（P80）中国古代先哲特别是孔孟儒家把人的家庭关系研究得很深入，他们提出夫妻恩爱、相敬如宾，父仁子孝，兄弟悌携，尊老爱幼，家和万事兴，这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因此，幸福社会应是能够保障男女自由恋爱、夫妻关系亲密、子女孝悌、尊老爱幼、家庭和睦的社会。

其四，幸福社会里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友善和谐，有矛盾即和解，和平有序，国泰民安。家庭只是一个很小的社会或者说它还只是社会的细胞，而社会比家庭广大千百万倍，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比家庭关系复杂千百万倍，人的一生总不能只是在很小的、简单的家庭里生活，人必须走出家庭，走入比家庭广大千百万倍、人与人关系比家庭关系复杂千百万倍的社会，才能获得更多的快乐和幸福。费尔巴哈的缺点就在于：“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其他‘人的关系’。”[4]（P78）这就是说，费尔巴哈除了只知男女爱情和性爱这一种唯一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其他十分广大复杂的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组织的及单位的、地域的、世界的、现实的、历史的、上下左右的多方面多层次的社会关系。马克思研究发现，现实的个人不仅处于人与人之间十分广大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而且人与人之间十分广大复杂的现实社会关系直接决定人之为人的现实本质。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P60）因此，如何正确面对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十分广大复杂的社会关系，就成了现实的个人和人们必须全面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社会现实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创造的唯物史观有特别重大的价值。马克思研究发现，在现实的个人之间发生的诸多社会关系中，人与人发生的生产关系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决定社会之为社会的性质和一个社会的独有的特征。马克思指出：“各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有的特征的社会。”（重点号是原有的）[4]（P345）当然，生产关系内含人的生产力活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关系构成人类社会历史中一对最基本的矛盾关系。本来生产力是人的本质力量和劳动能力，人的生产劳动实践具有双重关系：一方面，人的生产劳动首先表现为人和自然物进行物质变换的自然关系，即人以自己的物质生产劳动能力或物质生产力改造外部自然物为人化之物，人以自己的脑力和体力这种自然力与自然物力互相变换；另一方面，劳动又表现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因为人只有在与他人发生社会联系和在一定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能进行生产劳动，才能改造自然。因此，个人生产力就必然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结果生产力似乎变成了与现实的个人相分离的不属于现实的个人的特殊世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着重号为引者所加）[4]（P128）生产力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它的运动、变化、増长、发展如同人的生命活动一样是不能停顿的，而人与人的生产关系一旦建立就有相对稳定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因此，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二者必然会由统一、一致、相适应走向不相适应、矛盾、对立、冲突。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4]（P124）这就是说，人们只有自觉地改变和调整人与人的社会物质生产关系，使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现实的个人才能真正过上有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幸福日子。生产关系从与生产力相适应、相统一到矛盾对立，再到人自觉改变和调整生产关系适应、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最基本的规律。

马克思还形象地把“社会”比喻为一座庞大的建筑物，他发现人与人在上层建筑里发生的其他社会关系和作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社会生产关系必然发生联系，这又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另一类基本矛盾关系。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P32-33）这就是说，人的物质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源泉和原动力，人与人的生产关系是社会上层建筑里人与人的其他社会关系的现实基础或经济基础，物质生产方式制约人的全部社会活动过程，不仅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时必须变更生产关系，而且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基础变更时也必须变革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和保护人的生产力发展，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又一条基本规律。

生活在幸福社会里的现实的个人和人们明白了人类社会历史运行发展的基本规律，按规律做事，人们的社会关系友善和谐，适时自觉地以和平方式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真正过上社会和谐、和平有序、国泰民安的现实的社会幸福生活。

其五，幸福社会里人与自然界关系协调，自然环境受到保护，生态平衡，发展可持续。人类现实幸福的全部社会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归根结底来源于现实的人对外部自然界里自在自然物的加工改造，从而使自在自然界变为人化自然界或现实自然界。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的存在，由于存在着人化了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5]（P79）马克思强调说：“在人类历史——人类社会的产生活动——中生成着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因此，通过工业而形成——尽管以一种异化的形式——的那种自然界，才是真正的、人类学的自然界。”[5]（P81）不过，在人与自然界关系上有两种极端对立的倾向不利于人与自然界保持生态平衡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一种倾向认为，自然界自古以来一成不变，过去是那样，现在是那样，将来还是那样，费尔巴哈就是这种倾向的代表。然而，这种观念并不符合自然界存在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人与自然界关系的历史事实。因此，马克思批评费尔巴哈说：“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4]（P77）这就是说，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人类历史实践活动进程对自然界的改变，他理解的自然界不是他现在与之发生直接现实关系的现实自然界，原始不变的自然界对生活在现实自然界里的费尔巴哈来讲只是个“无”。另一种倾向就是完全按照人的主观需要随意地改变自然环境，任意破坏自然环境，破坏生态平衡，致使水土流失、气候变暖、洪水泛滥、地震不断，光污染、空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致使空气不能吸、水不能喝、食物不能吃，人类生存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严重威胁。这是一种更可怕、更可恶、更有害的倾向，如果不能制止这种倾向，人类不仅无幸福生活可言，而且必然走向灭亡。所以，幸福社会应是人与自然界关系协调、自然环境受到保护、生态平衡、人与自然界可持续发展的社会。

其六，幸福社会里个人能够自由全面发展。这是古今中外人类共同追求的人生最高价值理想境界。我国古代圣贤孔夫子总结自己的一生说：“吾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踰矩。”[7]（为政）“七十从心所欲不踰矩”，不就是人生最高的自由境界吗？近代西方匈牙利大诗人裴多菲曾赋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不也是把自由境界视为人生的最高境界吗？不过，在过去的社会里能实现和达到人生最高的自由境界的人只是个别人或极少数人。而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设想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则是每个人都能自由全面发展的幸福社会。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在致朱泽培·卡内帕和迪阿诺·马里纳的信中，答复他们要求“用简短的字句来表达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写道：“除了从《共产党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话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适的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8]（P189）我想，现实的幸福社会应当向每个人自由发展这个崇高伟大理想的价值目标和方向努力迈进。

最后，幸福社会里人的价值追求具有阶段性或历史性。马克思认为，人不仅有一般共性，而且人性是历史变化的。他不仅依据人性的历史变化，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人类早期有“互相依赖性”、文明时期人在对物占有之上形成人的“独立性”、未来社会人在全面发展之上生成“自由个性”，他还依据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同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把人类社会历史概括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期”[6]（P33）。今天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人类社会历史概括为原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五大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时期。每一个社会历史时代里，现实的个人的幸福生活价值目标追求和对幸福社会价值期望值都不尽相同，后一个社会里现实的个人的幸福生活价值目标追求和对幸福社会价值期望值总比前一个社会里的更高，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种强大的持久的动力。具体到现实的个人在人生不同成长阶段也有不相同的幸福生活价值目标追求，概括起来主要是：幼儿阶段，主要就是自由快乐地玩，健健康康地成长；少儿阶段，学习国语和外语，认识字、会算数即可；中学阶段，了解人生、社会、自然、世界，初步形成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历史观，养成独立人格；大学本科阶段，打下本专业基本的概念、知识和技能的基础；研究生阶段，学会研究方法，博览群书，筛选信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能够开拓创新，结出硕果；青年阶段，走进社会，有事干，有房住，不缺钱，成家立业；壮年阶段，有所作为，如日中天；老年阶段，自由自在，返璞归真，回归自然。这就是我对“幸福社会”里现实的人对“幸福生活”的价值追求的理解。

二 幸福与痛苦的辩证法

现在有不少哲学家或鄙视讨论“幸福生活”和“幸福社会”这样世俗的话题，认为这些话题不屑一顾；或在讲“幸福生活”和“幸福社会”的话题时，仅仅是就幸福讲幸福，不讲幸福与痛苦（或不幸）的辩证法，这是简单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幸福社会观。2012年国庆节前后，中央电视台搞了一次“幸福”调查，记者见人就问：“你生活幸福吗？”“你生活幸福不幸福？”这就太简单化了。再如，2012年美国盖洛普公司对世界上148个国家和地区近15万人进行“社会幸福感”调查，列出“是否能够休息好”“是否能得到他人尊敬”“是否能经常微笑”“是否能做有趣的事情”“是否有享受生活的感觉”5个问题，都是生活消费话题，不问生产劳动话题，片面性则很大。

我认为，幸福与痛苦（或不幸）既是矛盾对立的，又是辩证统一的。幸福来自艰苦奋斗，享福莫忘苦难时，居安莫忘思危；没有比对，就会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惜福，或遇到不幸、身处困境时就以为一切皆完了；不知幸福与痛苦会互相转变，就会发生身处困境时自暴自弃乃至走向自我毁灭，或幸福过头变成痛苦的事。我国古代的《周易》卜卦，就讲吉与凶、幸福与痛苦的辩证法。每一卦都在讲吉与凶由量变到质变的物极必反的演变过程。例如“乾”卦，讲龙的活动过程是：“潜龙勿用”→“见龙在田”→“终日乾乾”→“或跃在渊”→“飞龙在天”→“亢龙有悔”[9]（P14-15）。卦与卦的关系也是这样排序，例如“泰”卦之后为“否”卦，其意为“泰”极“否”来[9]（P36-37）。老子的《道德经》把幸福与痛苦的辩证关系讲得最明白。他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10]（P135）北宋哲学大师张载创立的关学则把幸福与痛苦的辩证关系讲得最深刻。他说：“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11]（P5）

在论证痛苦与幸福的辩证关系时，我们不应忘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和异化劳动论，因为它们至今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世人都知道劳动创造幸福生活，劳动最光荣。但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却盛行资本家养活工人的观念和说法。马克思的《资本论》则对工人的劳动力价值认真做了定量研究，说明工人劳动力的使用即劳动的价值不仅补偿了资本家为工人发放的工资，而且创造了剩余价值即为资本家创造了利润，揭示了工人养活资本家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论则深刻论述了工人劳动创造的产品不归工人占有，工人劳动不是人的劳动，工人劳动使工人失去人性，工人劳动还创造出剥削压迫自己的资本家。工人的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讲，是件绝对的最痛苦的事情。然而，正是这种绝对的最痛苦的异化劳动，不仅锻炼了工人钢铁般的坚强意志，而且使工人明白了只能靠自己解放自己。正如马克思所说：“如果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们把这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归之于无产阶级，那么这绝不像批判的批判硬要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由于他们把无产者看作神的缘故。倒是相反，由于在已经形成无产阶级的身上，实际上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由于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现代社会的一切生活条件达到了违反人性的顶点，由于在无产阶级身上人失去了自己，同时他不仅在理论上意识到了这种损失，而且还直接由于不可避免的、无法掩饰的、决不可抗拒的贫困——必然性的这种实际表现——逼迫，不得不愤怒地反对这种违反人性的现象，由于这一些，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12]（P54）这就是说，无产阶级非人的地位迫使他们必须起来反抗自己的非人待遇，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消灭阶级，自己解放自己，进而实现人类的解放和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尽管现实资本主义经过资本家不断改良，资本主义今天还有很强的生命力，还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无产阶级大多已变成工人阶级，资本主义还未灭亡，但是，资本家阶级雇用工人劳动的私有制这一基本事实未改变，资本家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这一基本事实未改变，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生产破坏自然生态环境更加厉害，经济危机大量破坏生产力这一基本事实更加严重，工人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基本矛盾尚未解决也不可能解决，因此，马克思宣布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的论断只不过是早晚的事，而马克思从无产阶级的不幸和痛苦中得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结论，至今在历史事实根据上和理论逻辑上还是能令人信服的。

我对幸福与痛苦的辩证关系也有亲身体验。我在政治上经受了三次极其严峻而悲壮的重大考验，三落三起，三下三上，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政治迫害最为惨烈，时间长达12年，直到1979年方才得以平反。正是在受到非人的待遇中和痛苦反思中我才对人生、社会、自然和世界之真谛有了一些体悟和理解，我体悟到人只有吃过苦，才会真正理解和珍惜幸福。

三 建设幸福社会的现实道路

人类向往理想幸福社会的幸福生活，这是人类在现实社会的价值追求，而要达到和实现理想幸福社会，更需要立足现实历史之上，寻求建设幸福社会的现实道路，脚踏实地，扎扎实实做实事，求实效，一步一步努力向前迈进。

人类向往理想幸福社会，这是人类本性所使然。我国古代先哲孔夫子在《礼记·礼运》里这样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幸福的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他认为，这种理想幸福的大同社会只存在于远古时代，他所处的时代只能达到比较理想幸福的小康社会。他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域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着其义，以考其信，着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埶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尽管孔夫子是一位复古主义的思想家，但他构想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内容却是生活在今天现实社会中的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中的幸福社会。

西方国家到了近代也产生了与我国古代的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说相似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幸福社会说。第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痛斥英国圈地运动是“羊吃人”, 1516年出版的《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趣又有益的金书》，描绘了他心目中理想幸福的“乌有之乡”。国家由54个城邦联合组成，成年人以家庭为单位，做工务农，收获归公，按需分配，六小时之外从事科学与艺术，自由民主。他之后，产生了康帕内拉、摩莱里、梅叶、马布利等一大批空想社会主义者。到了19世纪，西方诞生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三位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他们对未来幸福社会做了最理想美妙的描绘，只可惜未找到如何达到和进入这种理想美妙的未来幸福天堂社会的现实路径，这种理想美妙的未来幸福天堂社会只能成为美丽的空想和空谈。

马克思与圣西门、傅立叶及欧文三位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是同时代人，马克思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也是以人道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但是他的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与大哲学家费尔巴哈及三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的人道主义有根本区别[13]（P11）。马克思立足现实社会历史之中寻求现实的手段以实现人类的真正的解放和实现理想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指出：“只有在现实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4]（P74）这些“现实的手段”包括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普遍选举、民主宪政、消灭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发展物质生产力等。这是圣西门、傅立叶、欧文三位最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家和大哲学家费尔巴哈完全想不到的和不可理解的，他们认为马克思讲的这些“现实的手段”是不符合人性的，是缺少博爱的，是不人道的。马克思回应说：“无神论的博爱最初还只是哲学的抽象的博爱，而共产主义的博爱则径直是现实的和直接追求实效的。”[5]（P82）这说明科学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是现实的人道主义，而空想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是抽象的人道主义，正是由于这一点区别，才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在世界东方的俄国以及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正是采用马克思提出的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现实的手段”，终于推翻了剥削压迫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阶级统治的旧社会，建立起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新社会，从而使科学社会主义开始由理论变为现实。

马克思之后至今世界上还存在大量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并未灭亡，于是不少人怀疑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不过，这些人忽视了马克思早已预见到资本主义社会暂时还不会灭亡，马克思把原因讲得很明白：“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6]（P33）正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今天还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些国家无产阶级大多数已变成工人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今天是绝不会灭亡的。

不幸的是：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经历了70多年实验后却于1991年瓦解灭亡，而中国作为现存的最大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现实问题也很多，但又在蓬蓬勃勃发展前进之中。如何看待这些重大历史现象？又如何解决我们面临的诸多重大现实问题？我们还能够进入和实现理想幸福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吗？

我认为，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和灭亡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建立前的俄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奴制的沙皇个人高度集权独裁专制的、横跨欧亚大陆的、极其落后保守反动的大俄罗斯联邦制国家，这种国家社会形态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摇摇欲坠。历史发展到20世纪初期，在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新思想影响下，在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直接带领下，1917年2月和10月俄国先后爆发了推翻沙皇农奴制的资产阶级革命和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无产阶级革命，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列宁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俄国虽然因卫国战争形势所迫对现实人道主义建设有所忽视，但总体上还是为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谋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列宁之后，斯大林领导下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大大偏离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当然，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为发展苏联国家经济和保卫世界和平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绩。在他领导下苏联实现了工业化，经济大发展，苏联由世界上经济落后的大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跃居为世界上排名第二的经济强国和超级大国；军事实力达到世界第一，苏联红军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的主力军，为保卫人类世界和平做出了巨大牺牲。他和苏联人民的这些伟大历史功绩永垂青史。但是，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苏联在悄悄地发生蜕变，斯大林主义主要是极“左”思潮的代表。首先，在政治方面，斯大林个人高度集权，独断专行，消灭党内反对派，取消党内民主，用克格勃监视公民，随意逮捕审讯公民，对公民实行简单粗暴的所谓无产阶级暴力专政，公民失去起码的人身自由。其次，在经济方面，斯大林实行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取消商品市场经济；强迫农民实行农业集体化，工业化实际上是片面的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未受重视，人民日常生活贫困问题长期未解决；苏联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名为国有制，实际上是各级领导者个人或特权者的官僚所有制，民众长期怨声载道。最后，在文化方面，斯大林实际上误解和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片面曲解为见物不见人的无人的机械唯物主义的斗争哲学和所谓反人道主义的科学主义，实行舆论一律，培养了一大批吹鼓手，愚弄民众，大肆制造对他的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从而埋下了苏联必然解体和灭亡的祸根[14]。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名为社会主义，实质上是斯大林“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扭曲为‘左’的人的异化的个人高度集权独裁专制的僵死的封建的社会主义”[15]（P3）。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就批判过的“封建的社会主义”[4]（P295-297）。

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总书记和苏联最后一任国家主席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相比，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从异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学到的见人（意识）不见物的主观思辨的唯心主义的抽象的人道主义和人本主义，作为他于20世纪80年代搞改革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哲学理论基础。他在1987年11月出版《改革与新思维》一书，提出改革与新思维。首先，在政治改革与新思维方面，强调直接对话、政治公开性和政治民主化，反对个人高度集权独裁专制，应该说是完全正确的。问题在于他忽视和放弃了运用宪法和法律这个法制武器对违反宪法和法律的反对、破坏、损害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敌人依法惩治或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其次，在经济改革与新思维方面，强调打破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反对平均主义，应该说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有利于经济发展。问题在于他的经济改革方案的核心是所谓休克疗法，把国有经济私有化，挖了社会主义根基。苏联的官僚资产阶级却乘机大发国难财，从中大获其利，政治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引起广大普通民众的强烈不满。最后，在思想文化改革与新思维方面，强调解放思想和人道主义，提出“按照人应有的方式生存下去”，表达了人类美好的理想和追求。问题在于他无视现实世界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根本利益上的差别、矛盾、对立，没有找到在现实世界中解决二者矛盾的有效办法，误以为今天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一切方面都达到一致、同一。结果在抽象的人道主义世界观支配下，他迷信抽象的“人道社会主义”，最终放弃对马克思的现实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党，乃至宣布解散苏联共产党。十分荒唐可笑的是，已不是苏联共产党总书记的他，还想当苏联国家主席，结果遇上更可恶的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共产党的叛徒叶利钦宣布苏联国家解体，成立独联体，戈尔巴乔夫被叶利钦赶下台。可见，第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和灭亡都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

可幸的是，中国人理论联系现实，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既反对“全盘苏化”，也反对“全盘西化”，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邓小平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变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建设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这就回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和科学性原点上来了。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结合我国历史和现实又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就回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现实人道主义和人文性康庄大道上来了。因此，高举以人为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道，中国人不仅可以建成中国古代先哲设想的小康社会，而且能够建成马克思设想的理想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

当然，要想建成中国古代先哲设想的小康社会和马克思设想的理想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从克服解决当前的现实问题出发。正如老子在《道德经》中所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9]（P150）当前中国出现的重大现实问题，粗略观之有以下几点。①现实的个人不讲究修身养性，不少人失去了人性。②现实的个人中有不少人不讲究孝道，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失去亲情，家不成家。③现实的个人眼里只看见钱，金钱拜物教压倒一切宗教，人被物化，特别是贫富两极分化急剧扩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急剧增多。④现实中不少人没有房住，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有病看不起，少无学上，壮无事做，老无人养，穷困潦倒。⑤现实中人与人的关系失去诚信，朋友、同事、上下级之间视如仇敌，特别是党政官员贪腐成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出现危机。⑥大自然环境被严重破坏，空气、水、土壤均被污染，导致空气不能吸、水不能喝、食物不能吃、物品不敢用，现实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失去生态平衡，人类可持续发展出现危机，人类生存受到严重威胁。

解决这些重大现实问题的现实道路，我认为可以采取现实价值哲学的现实的、历史的、发展过程的思维方式这种新范式[16]（P9-11），以马克思的现实人道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现实自然唯物主义在实践唯物主义基础上一体化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做指导[17]（P1-28），走中国新实学的务实为乐之道[18]。①应把马克思的“现实人道主义”与我国古老的“人道”说相结合，倡导现实的个人先讲究修身养性，学习做人、做文明人，恢复和巩固人性。在这方面，树立“诚信”是最起码的、最基本的、最关键的一环。正如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在《论语》中所言：“人无信而不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7]（为政）。我理解“信”字，首先是每个人对自己生存发展的能力有“自信心”，这是一个人生活的精神支柱，人若对自己生存发展的能力失去“自信心”，这个人生活的精神支柱垮了，这个人也就立不起来了，也就完了。其次是人与人相互交往要讲“诚信”，“诚实守信”“遵守合约”“说到做到”，别人才敢与你交往，否则，谁还敢与你交往呢？所以，幸福社会的每个人都应从修身立信做起。②应把马克思的“现实人道主义”与我国古老的“孝道”说相结合，恢复和巩固夫妻、父子、兄弟姐妹的亲情，建设家庭文明，保卫我们的家园。③应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社会历史观与我国古老的“厚德载物”的“地道”说及村民自治优良传统相结合，创造新型社区自治，建设社会文明，实现人有所居、病有所医、少有所学、壮有所为、老有所乐。④应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劳动价值论与我国古老的“自强不息”的“天道”说及勤劳致富的光荣传统相结合，创造“公共政策+自由市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建设物质文明，遏制贫富两极分化。⑤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民主论与我国古老的“王道”“仁政”“法治”说及以人为本的民本主义优良传统相结合，创造“宪政社会主义”，建设宪政民主和民主宪政的政治文明，限制公共权力，维护公民权利，遏制政治腐败现象蔓延。⑥应把马克思的“现实自然唯物主义”和我国古老的“道法自然”的“天人合一”之道说相结合，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平衡，保护自然环境，遏制自然环境恶化。⑦应把最现代的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和我国最古老的《周易》作为“百姓日用”之“实学”的务实、求实、实干、包容的民族精神相结合，建设精神文明，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我认为，这就是在中国建成我国古代先哲设想的小康社会和马克思设想的理想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现实道路或新实学的务实为乐之道。

参考文献

[1]“新实学”是周树智于1995年提出的一种新哲学构想，见周树智《中国需要新实学》，《人文杂志》1995年增刊第2期。更深入全面些的，见周树智《新实学论纲》，《江海学刊》1998年第4期；周树智《建设当代中国的新实学——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理论学刊》2004年第8期；等等。

[2]〔希〕伊壁鸠鲁：《致美诺寇信》，引自全增嘏主编《西方哲学史》（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刘丕坤译，人民出版社，197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7]孔子：《论语》，引自朱熹《四书集注》，上海昌文书局印行，1928。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

[9]朱熹：《周易本义》，中国书店，1994。

[10]任法融：《道德经释义》，三秦出版社，1990。

[11]周树智主编《价值哲学发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9。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

[13]周树智主编《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14]周树智：《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由之路》，《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15]周树智主编《马克思主义探原》，陕西人民出版社，2011。

[16]李建群、周树智主编《现实价值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7]周树智主编《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18]周树智：《论新实学的务实为乐的价值观》，《西北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