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相因而生，先后辉映

大体而言，自1902年7月18日开始发表政论起，至1912年5月3日被胡汉民冤杀为止，黄世仲至少发表了以《辨康有为政见书》《岑春萱》等为代表的政论90余篇，同时创作了现今有明确记载的小说23部。在近十年的时间内，黄世仲的政论与小说如一段绳索上的许多排列有序的节点，彼此间有着“相因而生，先后辉映”的关系。

其一，先政论，后小说。政论的撰写促进了黄世仲思想的成熟，而思想成熟后的黄世仲为了拓宽革命宣传的渠道，增强革命宣传的效果，又有意识地进行了小说创作。黄世仲是从撰写政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的，其第一篇政论《作气论》发表于1902年7月18日的新加坡《天南新报》，自此一发而不可收，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政论，针砭时弊，揭批吏治，表现其种族革命思想，至1903年春夏间在《中国日报》发表《辨康有为政见书》，其种族革命思想已日臻成熟，自此他便以种族革命宣传为己任，并自觉利用小说、戏剧、粤讴等，以“唤醒国魂，开通民智”。1905年6月4日，他出于宣传种族革命、扩大革命派影响的目的，创作了第一部小说《洪秀全演义》，在《有所谓报》上连载。在该小说中，他将太平天国运动说成是种族革命，将太平天国政权美化为资本主义民主政权，全面呼应了他已发表的一系列关于种族革命的政论，在革命宣传上取得了极佳的效果。他也因此而意识到小说在鼓动风潮、宣传革命上的巨大效应，于是加大了小说创作的力度，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时代感强、种族革命色彩鲜明的中长篇小说。

其二，政论与小说彼此辉映，存在着触发与被触发、牵引与被牵引的关系。黄世仲每一篇政论的发表，都意味着一个或多个新视角和新观点的形成；而这些新观点和观察社会的新视角，又容易触发他以小说来进一步演绎、宣传其思想观点的创作欲望，进而引致小说的创作。比如，1902年9月12日，他在《天南新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私史》的政论。在这篇政论中，黄世仲对中国历代以来的史书予以猛烈抨击。

史家亦非不知史之关系，与史之原因结果为何如。然以慑于君权，压于专制，或睹前代之覆车，界疑似于当朝之陋辙，则顾忌焉，深文焉。屈笔削以为迁就，于是史之地惟知有朝廷，史之人惟知有君主。略举其兴亡强弱沿革之由，以为一朝之实录，把百年事务，作一人一家之谱系而为之。一切英雄之运动，社会之经练，国民之组织，教派之源流，泯泯然，漠漠然，毫不关涉。噫，以是为史耶，公耶，私耶？亦适足埋没数十辈之精神，而闭塞数千年之闻见而已，则甚矣，中国无公史也。……史家但以事之成败分为王寇，以享国之久暂，定为真伪。趋□奔走，将全史而供奉之于帝王，其所以埋没英雄，污辱国民实甚。吾故曰，中国无公史也。

这种历史观就对他后来创作《洪秀全演义》，为“埋没”的太平天国“英雄”立传、正名，提供了思想上的动力源。他在《洪秀全演义·自序》中即说：

余尝谓中国无史，盖谓三代直道，业荡然无存，后儒矫揉，只能为媚上之文章，而不得为史笔之传记也。……是以英雄神圣，自古而今，其奋然举义为种族争、为国民死者，类湮没而弗彰也。

可见，《洪秀全演义》虽在1905年才开始连载，但其最初的创作冲动与思想准备，在1902年发表《私史》这篇政论时就已产生了。因此，《私史》与《洪秀全演义》“先后辉映”，形成了触发与被触发的关系，有着相当程度的内在关联性。

事实上，这种政论与小说“触发与被触发”的关系，是自始至终地伴随黄世仲的创作活动的。几乎在其所有的小说，都能或隐或显地找到对他产生触发作用的政论。如在发表长篇政论《辨康有为政见书》《康有为》《明夷》《呆人》《傎人》《北海南海》等一系列攻击康有为的政论后，黄世仲适时地创作了小说《大马扁》，以丑化保皇派领袖康有为，从而达到削弱保皇派之势力、扩大革命派之影响的目的。

在发表《拟清之汉功臣张广泗、柴大纪合传说》《论平满汉之难》《清廷拟派贵族出洋考察海中之感言》《袁世凯之前途》《袁世凯殆不能自安矣》等揭露清政府防忌和钳制汉臣的政论后，黄世仲创作了以袁世凯为被排挤汉臣之标本的小说《宦海升沉录》，在反映官场腐朽内幕的同时，用以说明满汉种族界限难以磨灭的道理，并试图鼓励汉臣脱满自立，谋取光复。其政论与小说的触发与被触发关系是显而易见的，都内在地体现了革命派希望争取袁世凯等当权汉臣进入革命阵营，以加快种族革命进程的企望。

当然，政论与小说的触发与被触发，也不是机械的对应关系。比如，就反映晚清官场腐败而言，其政论与小说的揭露和评价，谓之异曲同工，相得益彰，更为确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