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多以种族革命宣传为旨归
黄世仲的政论和小说，虽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军事、教育等各个层面，但他是以种族革命者的批判眼光、态度和方法，将当时的社会作为清朝贵族统治下的病态标本来剖析的，旨在激起汉族人民对现实政治的强烈不满，为种族革命摇旗呐喊。具体地说，他的政论与小说创作，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共同表现种族革命之宗旨的。
（一）阐析种族界限的历史成因与客观存在
首先，他指出汉满民族界限的存在是由历史造成的。两民族历史起源不同，血统各异，各有其精神归属感。清朝是靠野蛮的武力征服入主中原的。如《辨康有为政见书》所谴责的：
查历朝开创之君，实以满清于扬州、嘉定、粤城三役，及元伯颜下江南之役为最惨。盖彼族之视汉人，先存门户之见，以吾同胞为非彼族类，当不甚爱惜，故任意生杀，无所动容……夫《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为满清暴力封锢其书版，垂二百余年，是满清于此举，自视犹有惭心……
在《洪秀全演义》第十四回中，他又借石达开的檄文对这种暴行，再次进行声讨：
自昔皇汉不幸，胡虏纷张。……而乃蛮夷大长，既窃帝号以自娱；种族相仇，复杀民生以示武。扬州十日，飞毒雨而漫天；嘉定三屠，匝腥风于遍地。两王入粤，三将封藩，屠万姓于沟壑之中，屈贰臣于宫阙之下。若宋度欷歔于南浙，故秦泥不封于西函。呜呼，明祚从此亡矣，国民宁不哀乎？
其次，黄世仲还着力阐明满汉种族之对立与分野，乃是客观存在之事实。在政权稳固后，清朝专制统治者依然为一族之奢淫享乐，置汉族人民之死生于不顾，竭尽盘剥掠夺之能事。如他在政论《辨康有为政见书》中所言：
驯至今日，上下交征，痛苦流离，民穷财尽，内乱与外祸相仍，而一切游宴之巨耗，如颐和园万寿山、昆明湖，奢侈浮靡，奇技淫巧，犹未辍也。……田捐、沙捐、房捐、屠捐、酒甑捐、办米捐（此广东新政），余外层出不穷，且不胜枚举。
在《洪秀全演义》第九回中，他则借胡以晃讨清檄文予以指斥：
窃以朝上奸臣，甚于盗贼；衙门酷吏，无异豺狼。皆由利己殃民，剥闾阎以充囊橐；卖官鬻爵，进谄佞以抑贤才。以致上下交征，生民涂炭；富贵者稔恶不究，贫穷者含冤莫伸。言之痛心，殊堪发指！即以钱漕一事而论，近加数倍，三十年之税，免而复征，重财失信。加以官吏如虎之伥，衙役凭官作势，罗雀掘鼠，挖肉敲脂，民之财尽矣！强盗四起，嗷鸿走鹿，置若罔闻；外敌交攻，割地赔钱，视为闲事，民之苦亟矣！朝廷恒舞酣歌，粉乱世而作太平之宴；官吏残良害善，讳涂炭而陈人寿之书。萑苻布满江湖，荆棘遍于行路。火热水深，而捐抽不息；天呼地吁，而充耳不闻！
此外，黄世仲还指出，清朝统治阶级不仅对一般百姓实行种族压迫，对同在统治阶层内部的汉族仕人亦处处防忌排斥。如他在《辨康有为政见书》中揭露道：
军机衙门，总一国之政权；其总军机大臣之一人，皆以彼族亲王宗室为之；余外则军机大臣学习行走者数人，如沈桂芬、李鸿藻、孙毓汶、翁同龢等只如舆台奴隶，以奔走于总军机之前，有与闻之责，无可否之权者也。……若京官满、汉之分途，实为二百余年满、汉不能交融之铁案。
在《洪秀全演义》第十四回，他也借石达开北伐湖南的檄文揭批道：
逮其守成之世，筹永保之方。牢笼汉人，荣以官爵，伈伣之辈，雍乾以还，入仕途而锐气消，颂恩泽而仇心泯。罹于万劫，经又百年。然试问张广泗何以见诛？柴大纪何以被杀？非我族类，视为仇雠。稍开嫌隙之端，即招死亡之祸。
从种族界限的客观存在出发，黄世仲还对当时正担任军政要职的袁世凯之命运做了预测。如他在政论《袁世凯之前途》中指出，袁世凯不察“清廷言变政”之真意而冒昧厉行改革之事，实在是履险蹈危、前景堪虞：
危矣哉，其今日袁世凯之地位乎！……吾视满清二百年来所谓功臣，如年羹尧、张广泗、柴大纪之徒，以百战功高，而不免于杀戮。……袁世凯为清廷效死力，固深知非大改革不可以延残喘于一时。顾清廷言变政，袁氏亦以其言变政，而徒以死力争之，始焉受内监之唾骂……似袁世凯视李鸿章若何，胡不审清廷之真意与汉满之用心，而故冒昧以行之也。今为袁氏计，固当谋有以自处。……夫今日之大冲突，非区区一二人意见之大冲突也，即为满汉冲突之影子也。
显然，黄世仲在政论与小说中对种族界限的反复申明，意在说明种族之界不仅有其历史之宿根，更是一种无法回避之现实存在，而绝非如康有为所粉饰的满汉已“团为一体”，“不过客籍土籍之异”；同时他也揭露了一个事实：以满族权贵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拒绝融合，而非汉人无事生非；汉人之排满，乃由无法承受其残酷的种族压迫所致。
（二）阐明种族革命的必然性
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统治日趋腐败，官吏贪污媚外，民怨沸腾，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空前激化，有识之士开始积极探索救亡图存之道，并形成了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改良派主张维新改良，实施君主立宪制；革命派则主张推翻清朝专制统治，推行资本主义民主共和制，由汉族人民当家做主。
黄世仲认为，革命派所主张的社会变革道路更合乎当时国情，因为清朝统治者是不可能主动放弃种族特权和利益的，唯有以武力推翻其统治，才能真正推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对此，他从两个方面做了较充分的论证。
其一，反证种族革命的必要性。他指出，改良派想让清朝统治者放弃特权、主动配合维新变革，这是痴心妄想，即使统治者勉强同意，也只是虚与委蛇。如他在政论《论中国维新之变局》中即指出了专制政权与维新之不可调和性：
回銮以来，以列强之迫，迭诏维新，在朝廷是否实意举行，吾不得而知，就其宗旨，则曰派游学也，建学堂也，筑铁路也，开矿务也，试策论也，此皆新法之皮毛，而非新法之精意，亦夫人知之矣。精意者何，民权是已。……盖专制者，必不维新者也，维新者必不专制者也。
在小说《宦海升沉录》第八回中，作者则借刚毅之口，揭露了清朝统治阶层对于维新变革的态度和心理：
王爷试想，直隶山东逼近京师，若不用我满洲心腹的人，那里靠得住？所以皇上总不晓事，被逆党瞒过了，只说满汉平等的话。你道什么 [平] 等呢？难道要把我家皇帝的大位，还要给汉人轮流做做么！况我满洲人总不及汉族的人多。若是满汉真正平等了，怕汉人强，就满人亡的了。所以东抚这任，总不能放袁世凯的。
又如《大马扁》第三回，他对康有为上书推行新政，欲令清朝统治者主动放弃种族压迫与专制特权的可笑做法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其说到所谓新政，不过是筑铁路、开矿务、废科举、兴学堂、开议院、裁冗员等等套话，那个不会说？果然那条陈递到都察院，那都察院又代奏了，清廷如何肯做？因筑路开矿系求财政增益的，犹自可说；若讲到开议院三个字，显然是立宪民权的国，岂不道着那“汉人强，满人亡；汉人疲，满人肥”刚毅那几句话，正是满人金科玉律，以满人得几百万人口，还肯把民权给与几万万人口的汉人么？所以清廷虽看了康有为一班人的条陈，只当是一个混帐东西说疯话的，真不留意。
其二，正论种族革命的必然性。改良派的温和改革之路既然行不通，那么种族革命也就势所难免。在政论《辨康有为政见书》中，他剖析道：
夫欧洲之立宪诚善矣，然未有不由革命而成者也。观十九世纪英革兰、意大利之史，其革命何如？使英而不革命，何异于土耳基？意而不革命，何殊于埃及？……康又以为革命与民权，分而为二，不知革命为因，民权为果。故各国未有不经革命而得民权者也。……夫革命而不免于涂炭，是则然矣；谓涂炭而不得民权自由，则泰西之民权自由，何为以流血购之？彼英之格林威尔，无十六年之涂炭则何如？美之华盛顿，无八年之涂炭则何如？荷之阿林斯父子，无三十余年之涂炭则何如？……设令日本覆幕而尚留大将军，英国求权而不去贵族，岂康亦以为民权立宪之良耶？
在小说《宦海升沉录》第十六回中，他则借留学生张绍曾劝袁世凯革命之函文，阐明变法无效，宜行革命的道理：
年来盈廷呓语，“立宪立宪”之名词，“变法变法”之声浪，遍唱于人间，然而改换面目，袭取皮耶伪耶，早为识者所哂。足下洞识外情，熟观大势，真耶伪耶，此足下所知也。十九世纪而降，专制政体，环球将无立足之地。……某等以为，今日非改革无以救亡。方今种族昌明，民情可见矣。藉非国民主动，必不足以实行立宪；苟欲得将来之建设，舍现在之破坏，无他道焉。
（三）鼓吹汉民族自尊，热情呼唤革命
鼓吹“国民”自尊，使汉族民众知耻而后勇，将种族革命的种子播撒在汉族民众的心里，这也构成了其政论与小说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政论《说耻》中，他说：
人苟以国民自命，亦断不能厚颜䩄面，委身寄命，任死生涂炭䩄于他人，是故有耻不足为耻，有耻而不自知其耻，知之而不图雪其耻，则诚可耻矣。……人有恒言，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观此则弱中国者中国也，非外人也；残国民者国民也，非朝廷也。使国民自奋，实足倒向来之压力，报仇雪恨而有余，乃朝廷不自哀，而犹待国民哀之；国民不自哀，而徒待后人哀之。
在政论《国民说》中，他更号召国民勿甘于任人宰割之命运，而要“举义旗以抗大敌”：
夫满人之于中原，犹外府耳，任取舍死生于其手，今又重之以行抽，益之以外息，则十八省之州县，不为齑粉，四百兆之人类，不为刍狗者几何也。彼波兰、埃及、波亚、菲律宾之国民，何尝不举义旗以抗大敌哉？然事卒无济者，直以不能慎图于始，而徒为竭蹶于终耳。前事不忘，后事可鉴。此亦中国后来之问题，而国民目前之炯镜也。噫，二百余年，昔既被灭于他人，今复强凌于外国，有国民之责者，幸知重焉！
与政论相呼应，黄世仲则充分利用小说形象性强的特点，将种族之志寄托在小说中革命志士的身上，如《洪秀全演义》便将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们塑造成种族革命志士的团体，对他们以臣服于清廷统治为耻，以光复汉室为荣，为民族独立不计死生，慷慨蹈义的英雄事迹做了感人肺腑的讴歌和赞美，让读者油然而生汉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如小说第一回，钱江与冯云山初遇时的一段对话：
钱江假着问道：“方今天下多故，正豪杰出头的时候，老兄高才，却不寻个机会出身，这是甚么缘故呢？”冯逵答道：“先生说的虽是，叵耐鞑靼盘踞中原，大丈夫昂昂七尺，怎忍赧颜北面称臣？故隐居于此，愿先生有以教之。”钱江见他说出此话，正要试他，便说道：“足下志量，令人钦佩。只是鞑靼盘踞中原二百年矣，君臣既有定分，足下反以仇雠视之，岂不大谬？”冯逵听到这话，不觉怒道：“种族之界不辨，非丈夫也！某以先生为汉子，聊以直言相告，何反作一般忘国事仇的见识，倒说出这无耻的话来？先生休矣！”言罢，拂袖便去。
这一段对话，对于激发汉族读者的民族自尊感和反抗精神，是颇有鼓动性的。
综上，黄世仲始终不忘以种族革命宣传为己任。他利用政论与小说两种手段，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相辅相成地宣传种族革命的道理，激发读者的种族革命情绪，从而在事实上形成了政论与小说配合呼应的种族革命宣传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