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时期的西域乐舞

据中外学者考证，周穆王西巡确有其事，并能依其文献记载勾勒出西行线路与地理位置。例如丁谦著《穆天子传·地理考证》与岑仲勉著《穆天子传·西征地理概测》核实，周穆王所经古代新疆地区有今天鄯善一带的“巨搜”，焉耆境内的“长沙之山”，莎车地区的“洋水”“黑水”与“群玉之山”，和田境内的“赤水”“昆仑之丘”，喀什地区的“珠泽”，帕米尔高原的“舂山”与“赤乌”等地。依上所述，可大致获悉周穆王当年西巡的路线，即由西安出发，经内蒙古、宁夏、甘肃至新疆，然后翻越葱岭而直达中亚地区的吉尔吉斯大草原。

汉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为联合大月氏共同抵御匈奴，特派遣张骞等人出使西域，他先后抵达大宛、康居、大月氏等地。元狩四年（前119）又派遣张骞出使乌孙，其副使远涉大夏、安息、身毒、于阗等国。他不仅开通西域、开拓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大动脉——丝绸之路，而且还带回西域乐舞大曲《摩诃兜勒》，并为中外音乐舞蹈文化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至西汉宣帝时，汉势力进入西域，并设立西域都护府，从此西域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版图。西域与内地的文化交流更为广泛。

西汉初年，古代印度佛教进入鼎盛时期。在贵霜王朝迦腻色伽王执政时期，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佛教乐舞，开始借道中国西北地区而东渐，例如于阗乐东传内地。《西京杂记》就记载了汉高祖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在公众中作“于阗乐”的情况：“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张骞通西域后，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上政客商贾、文人教士你来我往，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的双向交流更大规模地展开。据《晋书》记载：“张博望入西域，传其法于西京，唯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魏晋以来，二十八解不复具存，用着有《黄鹄》、《陇头》、《出关》、《入关》、《出塞》、《入塞》、《折杨柳》、《黄覃子》、《赤之阳》、《望行人》十曲。”武帝以后，汉朝公主先后远嫁西域。汉宣帝元康元年（前65），远嫁乌孙的解忧公主之女弟史随夫君龟兹王绛宾入中原贺朝，宣帝赐给他们官印、绶带及“车骑旗鼓歌吹数十人”，为西域乐舞艺术增添了新的活力。冯嫽带弟史到龟兹国访问，龟兹年轻的国王绛宾对弟史倾慕已久，为了欢迎弟史的到来，他特地在王宫中举办了一场大型音乐会。这位很有志向和远见的国王还是一位出色的乐师，他首先演奏了一组自己谱的曲子，然后请弟史弹奏一曲琵琶。弟史弹奏轻盈，旋律悠扬，绛宾不禁赞叹道：“她弹的这手好琵琶和她的容貌一样动人啊。”一曲奏罢，绛宾又邀弟史跳舞。弟史令人眼花缭乱的舞姿和庄重高雅的风韵使人们赞叹不已。

有学者认为《摩诃兜勒》是源自天竺的佛曲，随着佛教的传播传入龟兹、于阗等地，经改造成为西域当地的佛曲，南北朝时期传入内地。这里我们简单概述一下龟兹的地理位置，龟兹既有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还有通往中原地区的丝绸之路。比如《通志卷》一百九十六中云：“初，汉通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后有三道焉。自玉门关出，西经若羌转西越葱岭，经悬度入大月氏为南道；自玉门关西出发都护、井回、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从沙西北过龙堆到故楼兰转西诣龟兹，至葱岭，为中道，自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及龙堆，出五船，皆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和。龟兹新道与初道异焉。”龟兹通西方、通中原的便利通道，使其成为中西乐舞交流的主要地点，尤其是外来佛教乐舞文化经由的重要关口。反过来说，外来的佛教文化能够流经龟兹、停留龟兹，是由龟兹繁荣的经济文化造就的。

在西汉时期，中原地区流行的角抵戏如《曼延之戏》《东海黄公》《总会仙倡》等因杂糅其西域乐舞百戏，而浸染着浓重的胡人文化色彩。东汉张衡曾在《西京赋》中描述“建戏车，树修旃，侲僮程材”，及表演“角抵”“弯弓射乎西羌，又顾发乎鲜卑”。至于百戏中所融会的“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截马之术皆是也，本从西域来”。

在山东省济宁古亢父城汉画像石上，有一幅乐舞百戏图，更能显示出古代西域与中原乐舞文化交流之实情。其乐舞图分为上下两组：上组为10位乐人，全部坐姿，戴冠着袍，是汉人面容和装束。下组为舞人，表演者均为高鼻、裸体、椎髻之胡人形象，分别演出舞轮、跳丸、掷倒与鼓舞。从乐队（上组）与舞蹈（下组）两部分来看，是中原乐队与胡舞杂技的结合。

《西京杂记》卷三亦载，汉朝宫廷喜欢胡风乐舞“至七月七日临百子池作《于阗乐》，乐毕，以五色缕相羁，谓为相连爱”。从中亦可证实古代西域少数民族乐舞于汉代在中原地区普及之程度。

东汉时期，西域的乐舞和生活习俗对中原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后汉书·五行志》载：“灵帝（168～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座、胡饭、胡箜篌、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竞为之。”印证了西域乐舞风靡朝野上下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