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西域乐舞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迁徙，民族大融合时期，在文化上则是各民族文化汇聚与交融时期。自东汉以来，西北地区和北方的少数民族如匈奴、羯、鲜卑、氐、羌等纷纷向中原地区迁徙，并自西晋末开始先后于中国北方建立了十余个国家，历史上称之为“十六国”。后来鲜卑拓跋部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然后北魏分裂为北齐与北周，史称此时期为“北朝”。由于十六国、北朝的统治者多是少数民族以及其他有关原因，给北方各民族乐舞的传播提供了历史机遇。《洛阳伽蓝记》卷四云：“时佛法经像，盛于洛阳，异国沙门，咸来辐辏。西国沙门，三千余人，西域远者，乃至大秦国。”这种佛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必然使西域乐舞随之在内地而广为流传。

前秦苻坚发动淝水之战时（383），吕光大将军灭龟兹国，携《龟兹乐》还师姑臧。后凉（386～403，凡18年，历四主）386年氐人吕光据凉州称凉州牧、酒泉公，建都姑臧（今甘肃武威），国号凉。403年为后秦所灭。《龟兹乐》东渐传入中原地区。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原龟兹乐舞逐渐演变为“西国龟兹”“齐朝龟兹”与“土龟兹”，并盛行于长安洛阳诸地。

《龟兹乐》所演变的三种艺术形式之一“西国龟兹”，实为北周武帝时由龟兹乐师苏祗婆所传，于中原形成鼎盛局面，而“举世争相慕尚”。“齐朝龟兹”为曹国人曹婆罗门所传，他“授龟兹琵琶于商人，世传其业”。后经曹僧奴至曹妙达传于北齐后主高纬，而得其称谓。

“土龟兹”相比之下较多保存其乡土风味，其中多为佛曲，《隋书·音乐志》云：“起自吕光灭龟兹，因得其声”，后与中原音乐交融而形成“秦汉乐”，“吕氏亡，其乐分散，后魏平中原，复获之，其声后多变易”，遂被称为“洛阳旧乐”。

龟兹乐舞自十六国时期传入中原，后在隋唐宫廷燕乐中居胡部之首，称之为《龟兹乐》或《龟兹伎》。段安节《乐府杂录》与杜佑《通典》记载，唐设掌管《龟兹乐》之机构，当时所演乐舞为《破阵乐》《万斯年》《五方狮子》等。并声称《龟兹乐》“其器大盛于闾闹”，其乐部“皆妙绝管弦，新声奇变，朝改暮易，持其音伎，估衒于王公之间，举世争相慕尚”。

唐玄奘《大唐西域记》称誉龟兹的“管弦伎乐，特善诸国”。《隋书》卷十五记载龟兹乐舞，其乐工服饰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袖、绯布袴”。“其歌曲有《善善摩尼》，解曲有《婆伽儿》，舞曲有《小天》，又有《疏勒盐》”。《通典》卷一四六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皆《西凉乐》也，鼓舞曲皆《龟兹乐》也。”由此可见《龟兹乐》更侧重于舞蹈。

还可以说，丝绸之路贸易使龟兹发达，发达的龟兹有足够的人力、财力接受佛教文化，这具体表现就是建造石窟壁画。古代龟兹在西域36国中为一大国，它包括今天新疆轮台、库车、沙雅、拜城、阿克苏、新和六县，在龟兹范围内有着许多石窟群，如拜城石窟群、库车石窟群、新和石窟。这些石窟寺院大多位于丝绸之路上，佛教艺术从印度经由中亚传入龟兹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传播，在龟兹深深扎下了根，这些在石窟壁画上都有反映。大约在公元3世纪，龟兹形成了自己独有的佛教文化，魏晋南北朝时龟兹人开始相继进入中原传播佛教。梁启超先生说：“后汉、三国以安息、月支、康居人为多；两晋以龟兹、蘮宾人为多；南北朝则西域诸国与印度人中分势力，隋唐则印度人居优势，而南海诸国亦有来者。”由此可知，两晋时来中原传教的僧徒以龟兹人居多，可见在那时龟兹国已成为佛教信仰的中心了。《旧唐书·音乐志》载，龟兹“舞者四人，红抹额，绯袄、白裤帑、乌皮靴”，此舞者服饰颇受中原朝野青睐。

公元568年，北周武帝宇文邕娶突厥可汗之女阿史那氏为皇后，并接受了作为陪嫁物的《龟兹乐》《疏勒乐》《安国乐》与《康国乐》之西域乐舞队，使西北少数民族与中原汉民族乐舞“戎华兼采”交相辉映。

在《龟兹乐》影响下的《西凉乐》，是古代西域与河西地区文化相融合，并产生承前启后历史作用的重要乐舞，它是以凉州为中心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隋书·音乐志》云：“西凉者，起苻氏之末，吕光、沮渠蒙逊等，据有凉州，变龟兹声为之，号为秦汉伎，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谓之《西凉乐》。”《旧唐书》卷二十九云：“其乐具有钟、磬，盖凉人所传中国旧乐，而杂以羌胡之声也。”亦云吕光所带入凉州“佛曲百余成”，其“娄罗胡语，直难置解”，自同秦汉乐会合后，“其后声多变易”，魏、周之际被尊为《国伎》，表明它在宫廷中占有崇高地位。隋、唐定名为《西凉乐》，于立部伎中“惟庆善乐独用西凉乐，最为闲雅”。

《隋书》卷十五记载，《西凉乐》中有“《杨泽新声》、《神白马》之类，生于胡戎”，其“歌曲有《永世丰》，解曲有《万世丰》，舞曲有《于阗佛曲》”。西凉乐舞以《白舞》与《方舞》最有代表性。舞者服饰为“假髻、玉支钗、紫丝布褶、白大口祷、五彩接袖、乌皮靴”。另外，从今辽东迁至甘肃、青海省一带的吐谷浑，在当时，将浓厚草原气息的鲜卑乐舞艺术与当地传统文化相融合，从而形成“杂奏”歌舞之艺术格局。其代表乐舞如《慕容可汗》《吐谷浑》《部落稽》等，有机地融入《西凉乐》，并广泛地用于宫廷与庙堂祭祀仪式中。后来则遗存于青海省土族传统乐舞中，亦将蒙古乐舞与藏族乐舞融会贯通，从而形成独具风格与艺术魅力的西北民族乐舞。

西凉乐舞有诗为证，如梁文帝《小垂手》曰“舞女出西秦……广袖拂红尘”；王建《行宫词》曰“开元歌舞古草头，梁州乐人世嫌旧”；杜牧《河湟》诗云“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

西域地区所孕育的《疏勒乐》《高昌乐》，因与《龟兹乐》发源地邻近，亦受其影响很深，经相互影响与渗透，天长日久其乐舞逐渐形成了与《龟兹乐》相类似的艺术结构，即乐部由歌曲、解曲与舞曲三大部分所组成。此种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构建的西域大曲形式，为后世新疆维吾尔等民族中流行的木卡姆乐舞结构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流行在今新疆喀什地区的古代《疏勒乐》，代表性的“歌曲有《亢利死让乐》，舞曲有《远服》，解曲有《盐曲》”，乐工人数为12人，服饰“皂丝布头巾，白丝布袴，锦襟褾”，舞者2人，服饰为“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西域古国疏勒亦称怯沙，此地所产生的《疏勒乐》，约于公元436年为北魏所得，当时与《安国乐》等一起被引入中原。因疏勒乐舞更接近《天竺乐》而独具特色，舞者头梳发辫，身穿朝霞袈裟（即僧衣），缠绑腿，脚穿碧麻鞋。后被列入隋唐九部乐与十部乐。

《高昌乐》流行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隋书·音乐志》云：“太祖（宇文泰）辅魏之时，高昌款附，乃得其伎，教习以备飨宴之礼。”《旧唐书》卷二十九载：“西魏与高昌通，始有高昌伎，太宗平高昌，尽收其乐。”另有史载，北周武帝时，得《龟兹乐》“杂以高昌之旧”。唐太宗贞观十四年（640）平定高昌，贞观十六年（642）十一月宴百官，加奏《高昌乐》始为《十部乐》。其乐中除胡风乐器外，还出现了诸如笙、箫等汉风乐器。舞者服饰中有“白袄、锦袖、赤皮靴、赤皮带”“红抹额”，证实此种乐舞与中原地区频繁交流后产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

《安国乐》与《康国乐》亦为西域传统乐。这两部乐流传地区，分别在今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因为此地历史上活跃着许多游牧部落与少数民族，故呈现着浓郁的中亚草原气息与艺术风格。

安国为昭武九姓诸国之一，《安国乐》被北魏所得后传入中原，后列入隋七部乐、九部乐，唐九部乐与十部乐。《安国乐》据《通典》所载，其“歌曲有《附萨单时歌芝栖》，舞曲有《末奚舞芝栖》，解曲有《居和祗》”，该乐部乐工服饰为“皂丝布头巾，锦褾领，紫袖袴”，舞者服饰为“紫袄、白祷帑、赤皮靴”。

安国与石国毗邻，受其影响，此地亦盛行《胡腾舞》。据刘言史《王中丞夜观舞胡腾》诗云，此种舞蹈服饰“织成蕃帽虚顶尖，细氍胡衫双袖小”，其舞姿挺拔而富有力度，诗云“蹲舞尊前急如鸟”，“跳身跳毂宝带鸣，弄脚缤纷锦靴软”。

康国亦为昭武九姓诸国之一，其乐部于5、6世纪传入中原，后来定为隋唐九部乐与十部乐之一。据《隋书》卷十五载，其乐部“歌有《戢殿农正和》，舞曲有《贺兰钵鼻始》《末奚波地》《农惠钵鼻始》《前拨地惠地》等四曲”，其乐工服饰为“皂丝布头巾、绯丝布袍，锦褾领”，舞者服饰为“绯袄、锦领袖、绿绫浑裆袴，赤皮靴、白袴帑”。

康国乐舞最富有代表性的是《胡旋舞》，此种舞蹈因“舞急转如风，俗谓之胡旋”。《新唐书·礼乐志》亦描述其“胡旋舞舞者立球上，旋转如风”，据有关专家考证其“球”为“毯”，实为在“毯”上所舞。

魏晋南北朝所流行的西域与河西地区乐舞，给中原地区表演艺术带来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唐人杜佑《通典》称其乐舞为“胡声”，“胡舞铿锵镗锘，洪心骇耳”；并描述西北古代少数民族舞蹈特点为“或踊或跃，乍动乍息，脚弹指，撼头弄目，情发于中，不能自止”。传至中原地区的《西凉乐》，据《旧唐书》所云“变龟兹声为之为秦汉伎”，其乐舞“杂以羌胡之声”，“生于胡戎”，可谓东西方民族乐舞之集大成者。另外，具有绿洲城邦特色的《疏勒乐》《高昌乐》，以及草原风格的《安国乐》《康国乐》与《悦般乐》的东渐均为中原乐舞带来勃勃生机与活力。此种艺术风格和技巧至今仍遗存于新疆及中亚地区各民族舞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