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尔赛和平体制建构时面临的情势

“起初人们一般都认为和平的出发点是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平与凡尔赛体制（peace=the peace）同义。”巴黎和会召开时，国际社会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势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四年多。战争的空前残酷不断地吞噬着欧洲文明的许多灿烂成果，侵蚀着传统欧洲社会的肌体，更动摇着欧洲人的自信心与优越感。到1918年战争终于停下来时，欧洲与世界的面貌早已非比往昔。

战争的第一个直接后果是欧洲政治地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世纪那个“欧洲的世纪”中举足轻重的三大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在战争终结时已走向瓦解。欧洲大陆上诞生了一系列独立的中小国家。传统的、以大国为主体的欧洲国际政治格局被打破了。与此同时，在俄罗斯帝国的废墟上，产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这个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与对外政策指导原则上均不同于任何传统大国的新型国家，一个全新的国际法主体，大大鼓舞了各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争取社会主义前途的斗争以及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从而在世界范围内促成了革命运动的高涨，形成了有史以来对于资本主义制度最强有力的冲击。

除了欧洲内部的变化以外，战争同时也使整体的欧洲在世界上的地位急剧走向衰弱。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是一场纯粹的“欧洲内战”，但随着战争的推进，许多非欧洲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积极地参与进来，并以它们的力量结束了战争。这表明，欧洲的发展与命运第一次要取决于欧洲以外国家的立场与动向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种种深刻变动造就了一个更为多样化与复杂化的世界。

这种情势将会怎样影响“和平”呢？掌握着话语权的“大国们”（尤其是英国、法国、美国）向往的是什么样的和平呢？

英国是协约国的主要成员，也是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老牌殖民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伤亡达300余万人，商船损失达70%，海外投资减少了25%，“帝国”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迅速高涨，大英帝国遭到了严重的削弱。但同时，英国世界霸权最直接的竞争对手德国在战争中失败了，而英国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控制了一系列最重要的海上通道和海外战略要点以及进一步扩展海外殖民地的有利时机。作为一个极为艰难的胜利者，英国一方面不能轻易地忘却德国给自己带来的一切灾难，更不能容忍一个以“阳光下的土地”为目标的德国再度崛起为自己的主要对手，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长期在欧洲大陆推行“均势”政策的国家，一个拥有全球利益的国家，英国又不能不警惕法国势力在欧洲的过分膨胀与新崛起的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潜在的挑战。因此，英国的和平设想便带有复杂的均衡考虑：它企图以自己的传统国际权力与海上实力为后盾，在未来的和会上做到既削弱德国，又保留一个未被肢解的德国；在重建战后和平时，英国的眼睛不仅盯着德国，也提防着法国与美国。

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人力与物力的代价，可谓元气大伤。约有150万法国人在战争中丧失了生命，伤亡总数则达420万人。法国北郊工业区几乎成为废墟，成千上万公顷的农田与森林遭到了损失。战争还使法国欠下了大量外债（欠美国40亿美元，欠英国5亿英镑）。但同时，战后的法国依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陆军，无论是出自复仇的感情驱使还是维护并加强自身在欧洲霸权地位的一贯目标，法国人都迫切希望利用战后和平会议大大削弱自己的宿敌德国，希望一劳永逸地解决德国对法国本身的安全及欧陆霸权地位的威胁。

美国呢？战争中没有遭受德国、英国、法国那样的损失，倒是赚得了巨大的利益。大战之初，美国宣布中立，并通过向交战国出售军火而牟取暴利。1917年4月，美国站在协约国一边参战，但美国本土没有受到战争的任何破坏。到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制造业产量已将近世界产量的一半，出口额占1/6，进口额占1/8，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并成为世界主要债权国及国际金融中心。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不能与英法相比，海军不如英国，陆军不如法国，基本上没有海外殖民地，对于国际事务的发言权还比较小。威尔逊总统1918年1月提出了关于战后和平的“十四点”计划，主张废除秘密外交，推行公开外交，保护公海航行自由；在“门户开放”的基础上建立平等的国际贸易条件；按照民族自决的原则公正地处理殖民地问题；实行国际合作、建立国际联盟；等等。这个计划看起来似乎太过于理想主义，但恰恰又是美国经济财政力量相对强大、军事力量与国际政治实力相对软弱的实际状况的反映。如果威尔逊的计划能够行得通，那么当时已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的美国的种种优势将能得到充分的发挥，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亦将大大强化，所以，“十四点计划”其实是美国一个扬长避短，利用自身在战争中积累起来的经济优势地位争取国际政治优势地位的计划。

分析战胜国列强的和平设想可以看出，它们渴望建立的和平是一种“强权的和平”。它们仍然试图以强力摧毁或削弱自己的对手或潜在对手，建立起一种有利于自己的和平结构。它们的政策路线仍然固守着过去的传统，如英国坚持其“欧陆均势”原则，法国却全力追求“欧陆优势”地位，美国企图利用其经济实力地位问津世界霸权。

可见，主要大国基于自身利益考虑的和平设想相距太远，求得一致势必艰难，但重建战后和平的真正障碍并不仅仅在于这些有形的难以协调的分歧与差异，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当欧洲与世界的格局已非同往昔，处在一种不可预知的动态变化过程中的时候，这些战胜国列强却仍然固守着传统的国际政治原则。

战胜国列强所要求建立的是一种“片面的和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和平结构的构建过程中，战胜国列强从一开始就把战败国置于被告席上，战败者对于未来的和平只有遵从的义务而没有维护的责任。社会主义苏俄也自始就被排斥在和平的缔造过程之外，因而处于这一由帝国主义大国所构建的“帝国主义和平”的对立面。广大中小国家更没有对于和平的发言权。如此形成的和平结构，只能是一种按照若干战胜国大国的权力与意志而形成的片面的和平，它不可能使人们对之产生普遍的信念与尊重，更难以形成具有广泛约束力的新的国际行动规范与准则。

战胜国列强所能够建立的是一种“静态的和平”。战胜国列强是根据自己的现时实力地位与国际权力而规划战后和平的。但是，在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是可以长久保持不变的；在工业化时代，原来较为后进的国家，其实力地位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之后超越较为先进的国家乃是历史的常态。这样，一种纯粹以强权为基础的和平便只能暂时地得到维护。随着各国实力的变化，和平的基础也必定要发生动摇，并危及整个和平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