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媒介角色与传播运作

中国传媒在公共空间建构中的角色考察

一般认为，传媒是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的承载者、推动者和维护者，应“允许并鼓励、提升公众的参与和表达，塑造产业和政府以外的自治空间”，以此“孕育公共生活、鼓励公共空间、提升公民文化”。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市场、社会等多重力量都以不同的方式和强度影响着传媒。传媒既得益于这些力量的推动，同时又受这些力量的掣肘，在鼓励、建构公共空间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本文将传媒置于这一多重力量相互交织、激荡的场域，根据“模式化的并具有特征的社会行为”，对其在建构公共空间中的实践角色给予考察。

一 市场逻辑下的表达平台开辟者

新中国成立后，传媒在相当长时间内完全是被动的、单一的政治工具，自身的主体地位被漠视、被削弱，其应然的角色与功能也被扭曲了。改革开放后，市场机制的引入为传媒角色转变提供了一个关键性的支点：伴随传媒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市场开始成为国家之外又一个影响传媒角色和功能的基本逻辑和重要力量。

首先，引进商业化运作模式、被纳入市场竞争体系的传媒，日益根据受众的不同需求创造出多样化的传媒产品。这就在传统国家/宣传话语体制下，为公众开辟了可能的表达渠道，形成了多元的媒介话语空间。20世纪80年代，“市场导向”“满足读者需要”等理念促使一批新型传媒形态应运而生，成为传统党媒的“补充”。20世纪90年代，传媒的产业属性进一步得以释放：《华西都市报》创立了全面而系统的市场化报纸理念，广播、电视的节目形态获得飞速发展，新闻资讯、娱乐、教育、情感、舆论监督等栏目纷纷出现……20世纪90年代末以后，伴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多样化需求，促使传媒进一步走上了细分市场、分众传播之路。如此，有着不同受众诉求的传媒为不同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提供了一个呈现与表达的平台，为造就与传统一元化的媒介宣传话语相区别的话语空间提供了可能。

其次，市场为传媒关注、呈现公众的利益诉求，建构公众的话语空间，服务公共利益等提供了动力。市场化生存的传媒很容易选择统合最大数人需求的战略，以此获得尽可能多的注意力。报刊如《华西都市报》以“全心全意为市民服务”的理念开启了以普通市民为读者的“都市报时代”。电视也以1993年《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留下“由小人物写成的历史”为发轫，使普通百姓及其平凡生活第一次成为电视的叙述主题；2002年创办的《南京零距离》则开启了“以民生的视野、民生的情怀、民生的态度关注普通民众生存状态、生活环境和生命质量”的电视民生新闻时代。这些大众化传媒产品的意义不仅在于创造了巨大的市场收益，还在于如苏德森对美国“便士报”的评价，“体认并增强日常生活的重要性”，“首创对待世间事务的民主态度”。一方面，普通市民的需求和利益诉求成了传媒关注的对象。“要急市民之所急，想市民之所想……按照市民的需要来决定写什么不写什么，编什么不编什么，登什么不登什么”，“变‘党报的补充’‘茶余饭后’等传统办报观念，为满足市民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信息的需要”。可见，以普通市民为受众定位的大众化传媒，在市场力量的驱使下更倾向于为公众提供表达机会，也更有可能持公众立场报道公共事务。另一方面，普通大众成为传媒的报道主体，他们的日常生活状态、生活方式被生成传媒内容，成为传媒呈现市民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市民的生活态度、人生观、价值观等也间接地被表达出来。这也打破了传统政治化、宣传化的媒介话语模式，开辟了介入日常生活领域的媒介话语空间。

再次，传媒的市场化改革建构了多元的社会主体身份，塑造了多元的话语主体。有学者指出，市场理性和资本逻辑在中国传媒领域不断深入的过程，构建了社会话语权和传播资源在不同群体中的特定分配模式，并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特定的阶级、民族、社会性别和其他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提供了基本的传播框架。市场机制带来的多样化传媒往往有着不同的市场定位和受众面向，传媒往往因此而成为其目标群体的“话语代言人”，最终使传播资源、话语权等得以重新分配，不同群体就相应具备了成为社会话语主体的物质基础。进而论之，某一群体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利益诉求等日复一日地在媒体上得以呈现和表达，又将反作用于这一群体，即进一步建构该群体的身份意识、巩固身份认同、强化群体归属感等，从而推进该群体社会主体身份的形成。学者孙玮认为，以都市报为代表的大众化报刊，通过特有的方式和步骤构建起了市民的自我意识，营造了市民的群体归属感，在市民心中建构起“私人”“个人私域”等概念，培育了公众的参与意识及权利意识……应该说，大众化传媒通过日积月累的报道，在市民主体身份的塑造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毋庸置疑，拥有着权利意识、话语表达欲望、积极参与精神的多元话语主体，正是社会话语得以表达、公共空间得以建构的前提。所以，传媒的市场化改革塑造了多元的话语主体，实乃在建构公共空间的起点上孵化着希望。

上述结果尽管可能是传媒在市场拉力之下的无心插柳之举，却促使着传媒在体现党和国家意志之外，开始响应社会的利益诉求，并通过话语实践策略使社会话语得以表达、公共空间得以建构。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市场力量只能催生出一个可能性的社会话语表达平台，或者说在中国的语境下，市场力量只能在一定阶段或一定限度内催使传媒成为社会话语的表达者和公共空间的建构者，超过这一阶段或这一限度则可能反而消解传媒作为表达者和建构者的角色。具体说来，市场动力可驱使传媒为公众提供表达平台、建构话语主体等，但亦可将追求最大化利益的传媒推向过度追求新奇性、接近性和娱乐化的泥潭，导致传媒在报道题材上过度陷于私人领域，在报道方式上过于强化、凸显事件的戏剧悬念或煽情、刺激等娱乐元素。……琐碎的、私域的、娱乐的事件过多地占据传媒资源和注意力资源，势必阻碍着受众对公共的、社会的、全局性问题的认知和了解，而娱乐化中暗含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特性还易使人们满足于虚幻的快乐状态，降低社会表达和参与的热情。不少学者对此也表示担忧，“曾经代表着都市报文化的关键词‘市民’，在都市报极端追求商业利益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沾染了所谓‘小市民’的庸俗气息”，“将社会表达局限在了个体、日常生活的较低的层次和较狭隘的领域，使得国家—社会关系通向民主社会建设方向的更大变革停滞不前。”此外，市场逻辑消解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因商业利益促使传媒妥协，最终销蚀传媒在建构公共空间中的效力，这将在下文论述中予以分析。

二 碎片化理念下的离散建构者

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实质是一种与政治控制和市场控制相区别、以公众服务和公共利益为目的、以专业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控制模式”。尽管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具有一种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但其核心所指的公众立场、公共利益等，无疑是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在国家、市场、社会等多重控制力相互交织的场域中自觉选择建构公共空间、服务公共利益的另一核心动力。可以说，在促使传媒关注社会话语表达、建构公共空间方面，如果市场力量是“无心插柳”之举，那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则属“有心栽花”之实。

传播学者潘忠党、陈韬文教授经量化研究得出，受新闻改革和传媒全球化的影响，“专业新闻范式”已在中国呈现，“党的新闻事业”和“专业主义新闻”这两大新闻范式在中国新闻从业者当中并存。也就是说，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我国不少新闻从业人员在观念层面上的认可和接纳。在实践层面，陆晔、潘忠党教授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得出，专业主义实践正在逐渐形成共享的理念。一方面，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与党的新闻事业、启蒙文人和市场导向的新闻等话语体系并存；而另一方面，由于受制于各种体制因素，新闻专业主义在实践中被改造、被扭曲，只能是碎片和局域的呈现。可见，不管我国传媒界是否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新闻专业主义，有一点可以肯定：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一批新闻从业者的认同，甚至成为他们有意识的目标追求。事实上，正是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对新闻专业主义碎片化的、局部的或选择性的认同与实践，才使其成为建构社会话语表达空间、服务公众利益的重要力量。如在“反对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事件的报道中，传统党报《人民日报》在消息来源的选择上改变了一贯偏向于引用各级政府官员作为消息源的操作模式，将部分学者作为报道的主要消息源，主要采用“信任政府”和“环境正义”报道框架；市场化倾向的《新京报》主要采用民间消息源，采用维护历史文明的“民族主义”和“程序正义”的报道框架，还开拓评论版刊登各种立场的专家言论和市民来信，成为民意表达的一个重要平台，鲜明体现了民间/反对立场；专业主义倾向的《南方周末》则主要采用反对圆明园工程的专家和NGO人士作为消息源，同时环保总局官员也是其重要消息源，较明确地形成了“损害公众利益”和“程序正义”的报道框架，明显支持民间力量，对于政府角色有比较深入的反思，报道也更多指向制度和程序的层面。可见，尽管各媒体由于性质、取向的不同，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实践方式和程度存在差异，但同样不能否认的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能内在地驱使着不同性质的传媒在一些关键性议题中形成一种合力，开辟公共空间、表达社会话语，将公众关心议题聚合为公共议题，通过“舆论共鸣”促使公众意见转化为一种沟通权力，以对来自社会的民间力量予以援助，最终促使政府采取特定行为或制定相关政策予以回应，或促使公众与国家在具体的决策、政策乃至制度层面进行互动，从而实现对公共利益的维护。

分析至此，对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传媒构建公共空间中功用的强调，实际上也就道出了传媒构筑公共空间的羁绊乃至症结所在。前面已提到，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实践只是初步成为中国新闻话语实践体系的一部分，远未成为主流话语，更不用说成为主导性的统领力量了。在中国的媒介话语生态里，至少存在着政治家办报、企业家办报、文人办报、专业主义办报等具有不同传统的实践理念。这些不同面向的理念导致传媒及其从业人员有着不同的实践取向与新闻行为。有学者认为，新闻传媒失去了一个恒定的操作标准，秉承着“喉舌”理念的党媒主要是宣传，呈现繁荣昌盛；秉承着市场理念的通俗传媒主要是休闲，表现吃喝玩乐；秉承一定专业理念的精英传媒则是暴露问题，提示艰难曲折。还有学者认为，西方记者的职业主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入世精神、中共新闻观念，都在商业化新闻的环境下互相影响塑造了新一代记者的价值理念；中国记者已经分化为“新闻官僚”“职业新闻人”和“新闻民工”三个群体：“新闻官僚”为其自身在国家政治序列里的排位做新闻，“职业新闻人”为新闻做新闻，“新闻民工”则为收入做新闻。可见，分化的、碎片化的新闻理念使传媒失去了共同的操作原则，成为传媒常规地、持续地建构共同话语空间的离散力量。分化的新闻理念导致传媒在公共事件的报道中要么态度暧昧有意规避，要么态度各异甚至截然相反。在前面提到的圆明园议题中，尽管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使不同性质的传媒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态度，形成了共鸣效应，但亦有分歧。如国家环保总局的机关报《中国环境报》，在报道中引用最多的消息源是国家环保总局的官员，在环保总局没有明确表态的情景下，对议题的参与显得缓慢和犹豫，主要采用“信任政府”“漠视环境权”的报道框架。其立场和态度仍鲜明体现了直接服务于部门利益的机关报特征。无疑，在公共事件报道中，分散的理念离散着共振的、此起彼伏的话语力量的产生，这种离散无疑分化、弱化了传媒对社会话语的充分表达，致使传媒建构公共空间的效力大打折扣。

更现实的问题，还不在于新闻专业主义理念没有成为主导性的话语力量，而在于专业主义理念尚未确立就面临着政治控制、市场诱惑等因素的侵蚀和消解。尽管中国传媒及其从业人员对专业主义有认同与追求，但在实践中受制于各种体制性因素，只能采取“游击”“打擦边球”等策略进行非常规实践，最终使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只能是碎片和局域的呈现。也就是说，新闻专业主义仅是作为一种零散的、模糊的甚至不确定的理念贯穿于部分中国传媒及其从业人员之中，其实践也大多局限于新闻业务领域，强调操作技能和表现手段的专业水平、专业标准等，而作为其本质的“社会控制模式”却难以真正付诸实践。学者李岩对两位成名新闻从业者的专业实践进行分析后指出，中国大陆的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种摆脱行政干预的策略；商业化使新闻专业变异，市场动力常常使从业者不顾政治压力“铤而走险”，但也常常使他们为“钱”而放弃主义。一言以蔽之，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大陆只能“变异地”“断章取义地”进行。尽管这一论断多少有些悲观，但却道出了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窘境：除体制性因素外，新闻专业主义理念还存在被市场力量侵蚀的危险。商业利益是市场化生存传媒的支配性力量，将可能驱使着传媒内容不断走向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甚至庸俗化，销蚀着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所需的理性与批判精神，解构着新闻专业主义话语所需的批判力量和话语生态环境。

总之，中国在目前乃至相当长时间内还难以建立起一套明确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实践体系，更难以使其成为主导性的话语力量。尽管这种碎片化的、局部性的专业主义实践，能在一些关键性的议题中聚合起不同性质的媒体，产生“共鸣”合力，但这终究只是带有偶然性的、非常规性的实践，而共同的、明确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缺乏，使传媒难以持续支撑起常规性的社会话语表达者和公共空间构建者的角色。

三 强国家影响下的非常规实践者

要准确考察传媒在构建公共空间中承担的角色，还得将视线投向党和国家与传媒的关系上。自1949年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都把新闻传媒作为治国理政的一大重要工具，一贯强调新闻传媒要坚持党性原则，“党管媒体”也被确立为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基于此，尽管市场化改革使大部分传媒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也推动着传媒在一定范围内响应社会的表达诉求，但经济独立并未使中国传媒成为一股独立的社会力量。“市场化只是一个中性的资源分配机制，它既可以用来反对威权统治，又可以被政府采用为一种控制机制。即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威权国家的新闻传媒是否能走向一个民主表达而非政治宣传的机器，不仅取决于新闻生产的信息数量或记者的生产动机，而且取决于国家对新闻记者活动的控制能力。”事实上，在传媒市场化改革中，党和国家在为传媒释放一定自主空间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善、提升着控制的手段和方式，通过建立主导框架、议题设限、经济软控制等途径影响着传媒及其从业人员的新闻实践活动，从而保持着对传媒的强大控制力，使得“媒体的公共空间都是在这一制度框架中力所能及的‘即兴表演’”，是“忽紧忽松见机行事的‘宽紧带’状态（黄旦语）”。

“坚持党性原则”一直是“党的新闻事业”范式之下具有统领地位的新闻理念。所以，传媒尤其是体制内传媒的新闻专业主义实践，往往要从国家/宣传的话语体系中找到正当性和合法性，如提出新闻改革的要求，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讲究新闻宣传艺术，“三贴近”“三深入”“走转改”等。以舆论监督为例，我国传媒的舆论监督以《焦点访谈》为发力点，开始向正规化、规模化发展。纵向比较而言，传媒在舆论监督中的独立意识、自觉意识和为公众利益代言的意识日渐清晰，其话语也开始向以客观、平衡等为特征的新闻专业主义话语发展。需明确的是，舆论监督之所以得以快速发展，还在于其被纳入党的监督体系，成为党的五大监督方式之一，这就从制度上为传媒开展舆论监督提供了合法性。所以，尽管舆论监督呈现出专业主义话语的特征，但在体制层面仍然是作为党和国家的治理工具而存在的。与此同时，以《人民日报》为代表的党媒，则继续作为范例彰显传统范式，并通过权力结构上的优势，筛选并合法化着各种不直接挑战传统范式核心的新闻改革实践。如建立“党的新闻事业”的主导框架，鼓励新闻从业者在这个框架内“成名”，并通过各种官办的专业奖励、“进阶”提拔等方式阐释这个话语框架，通过对不慎“触雷”者予以调职、撤职等惩戒方式来强化这个话语框架。其结果就使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带有“依附”“从属”等特征。如此，新闻专业主义者要么最终驯服于现有话语框架，要么只能在现有框架内进行碎片化的、打擦边球式的、局部的非常规实践，只能是社会话语的非常规表达者、公共空间的非常规建构者。

党和国家对传媒的强势影响力还表现在对报道议题和报道空间的调控上。有学者将目前中国的新闻分为黑区、灰区和白区三个领域：黑区新闻是禁忌和高度敏感新闻，新闻行为遵循政治逻辑，与官方立场不能保持一致的报道会受到制裁；白区新闻则是非政治化新闻以及不涉及重大利益冲突的新闻，演艺明星的花边新闻、生活时尚、文学艺术等均在此列，主要以市场机制为主导逻辑；灰区新闻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区域，其中包括对地方官员腐败的揭露，对自然和人为灾害的报道，对某些政府行为和非关键性政策的批评，以及对种种社会问题的报道与分析，其边界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转型和消费社会的发展，党和国家对白区新闻基本全面放开，对灰区新闻的抵制也逐渐放松。正是这样的放开和放松，为传媒在一定程度上响应社会话语表达、建构公共空间提供了可能，与市民日常生活相关的消费维权、人身权利、环境保护、自然天灾等议题才得到了传媒的关注和表达。新闻从业者还得以利用“灰区”的模糊性，采用各种策略将敏感性的话题如公共卫生、贪污腐败、人为灾难等推向灰色地带，从而获得报道的施展空间，使得社会话语得以表达，甚至触及对政府行为、制度政策等层面的追问与反思，乃至最终促成政策安排的调整。传媒对“孙志刚案”“反厦门PX项目”“反对圆明园铺设防渗膜”等议题的报道便是明证。然而，问题也正出在这里，即传媒进行“社会表达”的议题空间是受限的，议题的范围和报道的效果往往是不确定的：一方面，“黑区”仍属“雷区”，该领域议题不可触及。另一方面，“灰区”领域一些富有挑战性的议题亦属“雷区”，传媒能否成功报道有赖于是否采取恰当的报道策略（如寻求中央政府的支持，在大“目标”上与中央保持一致；为非政治性受害者代言，采用“受害”“苦难”的叙事策略等），而报道的空间及效果往往最终取决于党和政府部门的支持。有学者对“反厦门PX项目”“反怒江修坝事件”“新闻揭黑”三个社会运动的分析认为，传媒的介入能为社会运动的成功做出不可忽视的贡献，但媒体的报道空间乃至于整个运动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政府中某些部门的支持，而这些支持的基础则来自当前中国新型国家和社会关系下政府各部门之间在利益和立场上的不同。总之，受限的议题范围、模糊的报道空间、不确定的结果，使得传媒的“社会表达”成功与否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机性，并非一种常规的话语实践。

党和国家对传媒的强势影响力还体现在对传媒的“经济软控制”上。学者周翼虎认为，1999年后，国家通过垄断经营和分散竞争相结合的市场化改革，逐渐将传媒推进一场自顾不暇的媒介生存战争，从而实现对传媒的经济软控制。传媒在惨烈的丛林竞争时代，在政治上最大限度保持对政府的恭顺以规避竞争风险，甚至还成为从业的第一要务。这种生存逻辑促使整个新闻业朝功利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一经济软控制给传媒带来的可能性影响或者说后果有二：一是大多传媒及其从业者为了规避风险，往往在报道时倾向于追求政治风险最小化，在报道议题、报道立场上采取保守态度，选择所谓的“政治正确优先”原则（SARS事件、“三鹿奶粉”等诸多公共事件的延迟报道便是鲜明体现），甚至某些时刻为保全自身利益放弃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及对社会民意的关怀，而选择与行政权力体系妥协甚至合谋。二是部分传媒及其从业者选择在安全的、基本不具备政治风险的领域如前面提到的“白区”精耕细作，通过为受众提供娱乐、休闲、消费、咨询等服务在市场中求得生存。很显然，这样的结果便是传媒远离了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深刻关怀，弱化了对社会表达的关注，终使传媒只能成为公共空间的非常规构建者。

（2012年1月初稿，2012年2月定稿；姚劲松参与本文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