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总报告

技术经济方法研究总报告

在主观上，人类每个群体的活动都是为了自身的发展和幸福。在自然界相对人类的欲望所能提供的资源供给不足和环境变化带来的生存压力日益增大的大背景下，群体之间为了争取获得更多生存、发展和幸福生活的资源进行竞争与合作。方法是在竞争与合作中获得优势地位的手段。因此，每个群体，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都需要创造更有效的方法来满足群体随着欲望延展而不断提升的幸福需求。

在商品经济制度下，经济活动是人类生存、发展和实现幸福的基本活动。经济效率的高低决定了一个民族、一个企业、一个个人在面对有限资源条件下的竞争能力，从而决定了其在竞争中的地位。技术是提高经济活动效率的基础要素。持续的技术进步不断引起生产要素配置方式变化，扩展生产内容，创造新的产品和需求，促进经济增长，提高要素生产效率，增加人的自由度，使人类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富裕。但是，技术进步在使人类生产规模扩大的同时，也促使对资源的消耗快速增加，产生日益复杂的环境污染压力。而且，技术进步本身也需要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等经济资源。

技术与经济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一种特殊关系，要求我们必须对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探寻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要求我们对任何一种社会经济活动的技术方案在决策实施之前进行经济合理性分析，并对技术应用的环境资源与社会经济效果进行评估，以便做到技术上优化和经济上合理，寻求技术应用和创新对人类产生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用和付出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这是技术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

在当前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全球化竞争态势，不同国家纷纷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情况下，加速技术进步，快速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各国政府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但是，各国发展阶段、科学技术基础、资源禀赋、人口与经济规模等都不相同。依据国情，选择最有效的技术创新路径，对有限资源进行合理配置，使科技竞争成为造福人民的有效手段，是保证有效竞争的重要基础。否则，片面追求科技的“先进性”，脱离改善人民生活的本质要求，将会适得其反。这需要技术经济学从技术和经济两个角度进行深入研究，为国家重大技术经济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对实现目标的技术方案进行评估和优化，通过制度安排和资源有效配置促进技术创新，使经济活动具有更高的效率，必须创造有效的方法。没有恰当有效的方法，就难以有效地实现目标。技术经济学是一门通过方法论创新研究技术与经济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以最小的成本投入获得最大效用产出的学科。一方面，要研究创造促进技术创新并使之更有效率的方法；另一方面，要对技术方法应用的综合效果进行全面评估，选择最优化的技术创新与应用方案的方法。促进技术创新和使经济社会发展总是在最优化的技术方案下运行，就能保证各种资源得到最优化配置，从而获得更高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有效地消除技术创新的破坏性带来的负面影响。

一 技术经济学：支撑高效率发展和转型的应用性学科

技术经济学是以提高经济建设项目的经济效果为出发点，以苏联的工程项目技术经济论证和西方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为基础，顺应新中国经济“多快好省”发展的愿景而诞生的一门学科；是沿着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发展路径而形成的尚在完善之中的新兴交叉应用经济学科。它以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的规律为研究对象，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技术方案及技术选择在决策实施之前进行经济合理性分析，对技术应用的社会、环境与资源效果进行评估，选择技术上优化、经济上合理、技术应用和创新对人类产生最大的经济社会效用和付出最小的环境资源代价的综合实施方案。其基本功能是，为有效管理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创新提供基本理论和方法论支撑，针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各层次的技术与经济交叉问题，以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为目标，提供评估分析与论证、科学预测与决策的理论和方法论，探索技术和经济相互促进与制约的规律，为各层次的决策者提供决策信息和实施方案建议。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到20世纪末的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再到京沪高速铁路、载人飞船等重大工程都进行了全面的技术经济论证。目前所有需经各级政府审批的建设项目都要进行可行性研究。从工程项目的经济评价、价值工程、技术选择、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评价等方法体系的建立，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测算，再到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与评估；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到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从产业技术政策研究制定到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和科技创新政策的形成；从新型工业化、城市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战略的确定，到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建设“两型社会”，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战略到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抢占国际经济竞争制高点战略的确定，等等，都有技术经济学的强有力的研究支撑。因此，技术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为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服务。

在1953年实施第一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时期，作为技术经济学前身的技术经济论证，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大型工业项目建设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从1958年开始受到“大跃进”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走上了不讲经济效益的粗放型增长道路。到1962年，经济学界和中央决策层拨乱反正，把注重经济效果重新放在重要地位，技术经济学被赋予重要任务。在国家《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技术经济被列为总计十章中的第七章专门进行了规划，规划中指出：“一切生产技术，必须既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又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才适宜于推广和应用。所以，生产技术研究成果，应该经过技术经济分析，才能在生产中推广，才能成为国家制订技术措施、技术政策和国民经济计划的完整的科学技术依据。对各项技术的具体内容进行经济效果的计算和分析比较，即进行技术经济的研究，是科学技术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科学技术多快好省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中间环节。”从该发展规划中不难看出，当时对技术经济学的定义很明确，就是对技术进行经济效果的计算和分析比较，选择既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又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的生产技术进行推广应用。

《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特别指出：“技术经济的研究还必须有专业队伍。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进步和各生产部门内部和外部联系的增多，实际工作中出现了许多综合性很强、因素错综复杂的技术经济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经常地系统地积累各种技术经济资料，研究评价各种技术的经济效果的理论和方法。由于运筹学和电子计算机等科学技术的进展，既需要有具备技术经济科学知识，也要有较高数学训练的专业人才。因此，在广泛提倡群众性的技术经济研究的同时，需要建立专业的研究机构，培养专门的人才，组织起专业的技术经济的研究队伍，尽快形成技术经济研究的中心。”这一段话的意义也很明确，即技术经济学是以国民经济建设和发展中的技术经济问题为研究导向的，评价各种技术的经济效果的理论和方法是技术经济学理论方法的主要内容。

因此，技术经济学从诞生时起就是一门以解决现实技术经济问题为目标的应用性学科。但在“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控制下，“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成为经济建设的基本路线，讲求经济效益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庸俗经济学，以提高各种技术方案经济效果为目标的技术经济学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其研究和应用都被仃止了。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技术经济学才又被作为一门学科得到发展和应用。

在技术经济学诞生的初期，我国实施的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项目的规划和设计都是依据国家计划需要而进行的。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对技术的经济效果进行评估，选择具有最优经济效果、具有先进性的技术的学科，其评估主体是政府，因此，选择技术经济评价方法、确定技术经济评价指标，都是以国民经济评价为主，以企业微观经济效果为辅。因此，在这一阶段，技术经济学是从国民经济宏观整体利益最大化出发来评价微观技术方案的。正是由于这一特征，在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工作重点在计划经济体制内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背景下，各级政府掀起了经济建设热潮，大量新的工程项目等待上马，都需要进行技术经济论证，客观上促使技术经济学得到了快速发展。在1978年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成立以后，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技术经济与数量经济研究所，之后在20世纪80年代，技术经济研究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国务院也设立了技术经济研究中心（现在演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各级政府相继设立技术经济研究中心，各部委纷纷设立技术经济研究所。20世纪80年代是技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上述历史充分说明，中国技术经济学的诞生和发展，完全是基于国民经济发展提高效率和经济增长从盲目追求数量向数量与效益兼顾转型的需求，为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和转型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二 改革开放的深入使技术经济学面临创新选择

在经过1980～1990年10年的快速发展以后，进入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政府逐步从经济项目建设的主体地位上退下来，企业逐渐成为市场主体，成为经济建设项目的实施主体。这要求项目的技术经济评价指标和方法同时向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方向转变。

20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的可行性研究理论与方法刚刚引入中国时，曾经引起中国技术经济学界的极大争论。中国的技术经济学是老一代以苏联留学为背景的专家创立和发展起来的，他们的知识背景主要基于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技术经济论证理论与方法体系，与基于西方市场经济体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存在一定的冲突。随着以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日益深入，基于市场经济体制的项目可行性研究理论与方法体系更适合实践的需要，因此，可行性理论与方法实际上成为中国项目评估实践中应用的主导理论与方法。国家发改委和建设部（现为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06年7月3日以发改投资〔2006〕1325号文批准发布了《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与参数》（第三版），包括《关于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工作的若干规定》《建设项目经济评价方法》和《建设项目经济评价参数》三个文件。从方法论来讲，这三个文件是中国技术经济学在项目评价领域的纲领性应用方法体系。当然，除了项目评价，技术经济学还涉及其他诸多领域，如技术创新及其管理、技术政策、生产率、价值工程等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与应用。

由于种种原因，技术经济学作为一个完整的学科，其理论与方法论研究最近10年在国内出现了停滞甚至萎缩，但技术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却在管理科学中得到全面的应用和发展。在教育部的学位分类中，技术经济学被纳入管理学的工商管理之下，成为一门微观上的经济管理方法科学。这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日益深入、政府在技术应用和经济项目主体层面上功能日益弱化、企业逐渐成为经济建设项目实施主体和技术创新与应用决策主体有关。国家不再直接干预微观上的竞争性经济建设项目及其技术开发与应用，企业根据市场竞争的具体需要，进行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的研究与开发，因此，在微观经济建设项目层次上，技术经济学成为微观上的管理手段也是必然的。

但是，随着世界经济与科技革命的全球化发展，在宏观层面上不断涌现出新的重大技术经济决策问题，需要政府和企业共同应对。技术经济学在宏观和微观层面都面临大量新问题需要研究。这对技术经济学理论与方法创新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一，创新“知识与要素”的技术经济管理方法，促进国家创新能力建设。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了30多年，平均增长速度接近10%，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至2020年，中国仍将继续快速推进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重化工产业仍然是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重要支撑。但是，随着中国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靠引进技术实现嵌入式的技术创新推进产业增长的难度加大，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呈现下降趋势，经济增长的实践对自主创新的需求加大。技术经济学承担着强化技术预见、加速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速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等重大决策研究的重任。在这一大背景下，需要国家从体制机制上创新对知识与各种创新要素的管理方法，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创新效率。

第二，创新资源、环境的技术经济管理方法，应对资源、环境与气候变化压力。随着资源、环境和气候变化约束不断强化，我国基于重化工产业的增长方式面临越来越大的资源、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压力。主要矿产资源和石油天然气能源对进口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水资源日益短缺；全国接近70%的河流、湖泊被重度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流90%受到严重污染，2/3的城市空气质量对健康有负面影响，其中一氧化碳的污染尤为严重；温室气体减排受到的国际压力持续上升。无论是研究与开发新的替代资源，还是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抑或大力发展碳汇产业实现碳循环，解决这些问题都离不开技术创新，从而离不开技术经济学的研究支撑。

第三，创新技术原始创新的技术经济管理方法，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国需要加速从资本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向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使中国从世界制造中心向世界创新中心与制造中心融合转变，需要加快原始技术创新速度，需要调整产业结构和利益分配机制，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避免“现代化中断”。这不仅需要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转型，更需要顺应技术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的相互影响规律，按照技术发展规律实施合理的知识和技术创新管理政策，不断对前沿新技术进展进行跟踪评估，实施恰当的持续的创新型国家建设方案和综合成本与效果评价，这是技术经济学之外的学科难以完成的重任。

第四，创新产业技术经济管理方法，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与发展新兴产业。在产业层面，无论是农业、制造业，还是服务业，我国产业技术体系都是全梯度技术共存的立体化技术结构，最原始的落后技术与最先进的前沿技术同时在生产体系中运行。运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农业和制造业，实现资源节约、节能减排的潜力十分巨大。特别是面临新兴技术和新兴产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对大量新出现的前沿技术经济问题，如新一代信息技术、电子商务、新能源等新兴业态，还没有较好的方法进行全面的评估。在目前的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下，加快应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装备改造和替代落后技术和工艺、材料，运用新型信息化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在经济上存在一定的成本阻力，通过机制和体制创新，加速这一技术经济演变进程，需要在微观产业和企业层面进行深入具体的技术经济研究。在战略性新兴产业层面，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促进新兴科技与新兴产业深度融合，在继续做大做强高技术产业的基础上，把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成为先导性、支柱性产业，更需要从技术和经济两方面进行深入持续的对策性研究。

第五，创新企业技术经济管理方法，激励企业加快技术进步速度。我国绝大多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较弱，缺乏原始创新能力。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必须创新和优化企业技术创新管理方法。在宏观层面，通过实施合理的产业组织政策、知识产权保护政策、加速技术扩散政策、财政金融对创新的激励政策，为广大企业创造良好的外部新环境，促进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在微观层面，通过财税金融政策调整，促进企业积极引入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增加研究开发与新技术应用、消化、吸收和再创新能力。特别要注重激励企业与研究开发机构之间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技术创新联盟。

综上所述，在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发展的攻坚阶段，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出现新变化的背景下，我国面临一系列新的重大技术经济问题，使得技术经济学面临扩大研究领域以及创新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巨大客观需求。传统的技术经济论证已经不能满足国家战略和市场提出的新课题需要。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具有中国特色的应用性学科，需要不断创新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对新时期国际国内技术经济变化进行深入研究和总结的基础上，概括出新的理论，引入其他学科，包括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知识经济学、循环经济学、生态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能源经济学、技术预见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学科的前沿理论和方法，尤其是定量分析的新方法，建立先进适用的研究方法体系，才能更好地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长期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的研究需要。

三 技术经济理论演进与创新

到目前为止，技术经济学主要以国民经济现实中的技术经济问题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对象复杂，尚没有形成自己完整的理论体系。因此，发展和完善学科需要对原有的学科体系的理论架构进行完善和再创新。

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中国特色的应用性经济学科，是中国自己创立和发展起来的。国外目前还没有完全对应的学科。国外研究类似技术经济问题的学科包括工程经济学、费用效益分析、可行性研究、技术创新（进步）经济学、经济性工学（日本）、技术管理、创新管理、厂商经济学等。由于技术经济学既研究经济领域的重大技术问题，也研究技术领域的重大经济问题，因此，其基本理论必将是跨学科的理论融合。为了更好地发现客观规律，研究解决重大的现实技术经济问题，技术经济学需要深入研究跨学科理论交叉，并应十分重视学科的中国特色与国际相关学科的融合。

（一）国外相关学科基础理论的发展和演进

西方经济学者关于技术经济的理论研究起步较早。一般将有关技术经济学的研究阶段以熊彼特时代为基准，分为前熊彼特时代、熊彼特时代和后熊彼特时代。

1．前熊彼特时代的理论研究

前熊彼特时代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Charels Babbage和Thorstein Veblen。斯密认为，发明和机器的改进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而劳动分工可以大大提高劳动效率。Babbage广泛研究了一系列技术经济问题，比如静态与动态经济规模、学习曲线、增加企业规模与市场集中度、交易成本、技术分类、发明、技术的国际转移、技术造成的失业、R&D支出、技术替代、科学技术和工业之间的联系、科学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等。Thorstein Veblen强调机械和工程分类的重要性，他在边际概念和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提出了经济演进的方式。

事实上，在熊彼特之前，马克思在技术与经济关系的研究方面是最深刻和全面的。马克思不仅研究了技术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机制，而且全面深刻地剖析了技术变化对剩余价值的影响，分析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对资本运动和经济循环的影响，研究了机器应用和大工业下的生产要素运动规律，研究了技术在人与自然之间的介入对人类经济社会产生的全面影响。马克思对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奠定了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

2．熊彼特时代的理论研究

熊彼特认为，所谓创新就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就是要把一种从来没有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进生产体系中，以实现对生产要素或生产条件的“新组合”。由于所有生产要素都是技术的载体，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必然形成新的技术组合，使生产的技术效率发生变化，从而改变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率，进而改变市场结构。熊彼特把引进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统称为创新。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按照熊彼特的思想，“经济发展”就是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的过程，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这种“新组合”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对于经济周期波动，熊彼特认为，因为技术变化具有非连续性、非均衡性（有时甚至是革命性）的特征，因此，创新过程也具有同样的特点，经济发展受这种影响也就形成周期性。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只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不可能是静止的，也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当经济进步使得创新活动本身降为“例行事务”时，企业家将随着创新职能减弱、投资机会减少而消亡，资本主义不能再存在下去，社会将自动地、和平地进入社会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熊彼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当然，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具有本质性的区别。

3．后熊彼特和“二战”后时代的理论研究

这个时期有Thirtle、Ruttan、Dosi、Verspagen、Freeman、Nelson、Blaug、Pavitt、Kennedsy、Thilwall、Baldwin、Scott、Mowery、Rosenberg等一大批经济学家开始关注技术与经济的关系研究，他们的研究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主要代表人物是Schmookler、Abramowitz和索洛（Solow），以及后来的新经济增长学派的卢卡斯（Lucas）等。索洛等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时，发现资本和劳动的增加不能完全解释总产出的增加，他们将产出增加的“余值”归结为技术变化带来产出变化的结果。于是他们扩展了一般生产函数的概念，使其能容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卢卡斯在其两资本模型中，强调了劳动者脱离生产，从学校正规和非正规的教育中所积累的人力资本对产出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把技术变化与人力资本联系起来。

4．新增长理论

20世纪80年代末，新增长理论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而兴起。它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础之上，引入收益递增的假定，内生化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描绘了一幅崭新的长期增长的图景，在经济理论上取得了重大突破。其理论创新的核心内涵是，由于技术作为知识商品的应用延伸具有非完全排他性和复制的低成本特征，技术的研究与开发使得经济具有边际收益递增规律。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要素，它本身的生产具有成本递减特点，而作为生产投入则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力。知识如同其他一般商品一样，研究投入的倍增不一定会取得倍增的知识；但知识具有不同于普通商品的特性，它既不是传统的私人经济产品，也不是公共品，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非竞争性的、部分排他性的产品。由于知识不能享有完全的专利和保密，一个厂商创造的新知识对其他厂商的生产具有正的外部性，使作为知识存量和其他投入函数的消费品生产具有递增收益。知识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的特点，而且会使资本和劳动等要素的收益递增，并改变各要素在生产过程中的结合方式，产生更多新的产品和服务，产生一个“收益递增的增长模式”。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使知识能在不追加投资的基础上反复利用，减轻了资本稀缺性的约束压力。

新增长理论的第二个核心内涵是人力资本内生化。罗默（Rome P.）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人力资本作为知识的载体，同知识一样，它不仅能自身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从而可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卢卡斯于1985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的机制》，通过建立宏观模型分析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对产出增长的贡献。他将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型，运用更加微观化的方法把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概念和索洛的技术进步概念具体化为“每个人”“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在生产过程中人力资本以劳动者的技能水平存在，它可以通过专门学习获得，也可以“干中学”不断积累。正是这种不断增长的专业化人力资本使得产出可以长期增长。卢卡斯还引入人力资本外部效应，即“全社会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平均水平”。他认为人力资本具有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前者指人力资本收益给个人或家庭带来的增值；后者会从一个人扩散到另一个人身上，从旧产品传递到新产品，从家庭的旧成员传递到新成员，进而使产出具有递增收益。

根据国外技术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将国外与技术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对象进行分类，可以归结为表1所示的内容。

（二）中国技术经济学发展阶段的判断和学科属性定位

从技术经济学基本范畴、研究对象、理论基础等几个方面入手加以考察，初步结论是，中国的技术经济学目前仍处在发展和调整时期。目前技术经济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范式，还不是一门成熟的经济学科，尚处于发展阶段。对技术活动及其发展规律的经济学分析，一直是中国和西方技术经济研究学者关注的重要研究领域，不同之处在于我国的技术经济学偏重应用性和对实践的具体指导，国外偏重技术与经济互动规律的揭示和理论解释。无论是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还是来自西方的研究动态，均证实了在当代经济学的研究中重新关注技术要素的重要性，同时，也验证了发展技术经济学的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对应对危机的探讨再次使学术界关注经济周期和技术创新周期的关系。中国技术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在学术思想上具有完整的应用经济学的思想和特征，但它同时关注技术本身的发展规律和经济机制，因此，它本质上又是交叉科学（见图1）。

中国技术经济学理论体系包括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两个部分。

1．中国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构成

中国技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包括以下几方面：马克思主义扩大再生产理论、剩余价值理论、经济效果理论、技术经济周期理论；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理论；经济增长理论：从古典经济增长到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等等。

2．中国技术经济学的应用理论构成

技术经济学的应用理论除了技术创新的转移和扩散、技术选择理论等之外，前端延伸到技术生成的制度和环境与政策，涉及技术战略和技术政策等领域，后端延伸到技术效果的评价，包括技术效果的载体——工程项目的评价。另外，技术经济学除了研究现存资源的优化配置外，还研究技术资源的创造和开发。因此技术经济学的应用理论应包括以下几方面的理论：技术转移理论、技术选择理论、技术扩散理论等。

工程项目是技术发挥生产力作用的重要载体，因此，应用经济效果理论分析工程项目的可行性，实质上是评价和研究技术的经济可行性以及技术本身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从这个角度来看，经济效果理论是技术经济的应用理论之一。

在微观研究领域，技术经济学的基本理论涉及时间价值理论、费用效益理论、微观经济效果理论、福利经济学中的社会效用理论、边际分析、帕累托最优准则和帕累托改进原则，以及企业技术创新、企业技术扩散、技术能力等。它们是技术经济学的微观理论基础。

在产业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产业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技术预测与选择、行业共性关键技术、产业技术标准战略、产业技术升级的路径与战略、高新技术创新与科技产业园区的发展、产业技术政策（包括技术创新政策）、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的技术进步对行业增长的贡献等。在区域层面，技术经济学科主要关注的是区域技术创新体系、区域技术创新能力、项目对区域经济发展及地区协调发展的作用等。在这些研究领域，涉及的基础理论包括区域不平衡发展论、增长极理论、梯度理论、产业技术转移和技术转让、产业技术扩散、产业技术选择等基础理论。

四 技术经济方法论创新

在方法论方面，由于技术经济研究以问题为导向，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不同产业的技术经济问题往往具有不同的本质特征，单一方法不能满足需要，因此，技术经济学的方法与其研究的问题一样五花八门，不同领域不同产业的技术经济问题需要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这就需要对技术经济学方法体系进行系统性梳理，强化对研究对象本质的认识，结合技术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构建体现问题导向的学科研究方法体系，这本身也是一种创新。事实上，中国的技术经济方法体系与其理论一样，也是在引进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应用产生的。

（一）技术经济方法体系演变与发展方向

1．初创时期的技术经济方法体系

在初创时期，由于经济体制仍然是计划经济体制，所有技术经济评价都是基于国家利益最优化的。在方法论上，围绕项目技术方案的经济效果评价，在吸收苏联“部门经济学”、投资经济效果计算、技术经济论证等相关方法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国民经济评价”为核心，在考虑“时间价值”因素的前提下以技术方案的“社会纯收入 -社会全部消耗费用分析”为评判标准的技术经济方法体系（见图2）。

2．技术经济方法体系的拓展和完善

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入，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建立和完善，技术经济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包括项目可行性研究方法体系在内的发达国家的技术经济评价方法逐步被引入我国技术经济方法体系中。在与国际上经济学相关领域形成交叉的同时，国际上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方法、工具也开始逐步被引入技术经济研究中，为丰富完善技术经济学方法体系提供了新的养分。

第一，主流经济学的定量分析工具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技术经济学相关领域。研究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涉及经济增长理论，必然使用生产函数解析方法、最优化方法、最优控制理论等主流宏观建模方法；进行生产率测算，需要使用经济计量分析、数据包络分析等实证工具；分析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变化时，投入-产出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数量分析工具；分析技术发展规律时，除了数理模型分析和计量实证外，还使用数理模拟等方法。

第二，演化经济学、国家创新体系理论及创新经济学等非主流经济学的一些方法也逐步被引入技术经济学，包括系统动力学及系统分析方法、基于主体建模的微观仿真模拟等定量工具，以及演化分析等非定量分析方法。

第三，研究创新政策和创新行为，还涉及创新主体激励和创新制度设计等问题，即如何通过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政策倾斜激励企业进行更多的创新活动。因此，拓展的方法除演化分析外，还包括制度分析、博弈论与激励机制设计等领域的方法、工具。

此外，在热力学原理与经济核算相结合基础上产生的物质流分析、能源流分析、绿色经济核算等方法在循环经济等特定技术经济领域已经开始得到应用和推广。

3．技术经济方法体系发展方向

技术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前沿的交会融合已经成为一种现实，未来这种融合趋势会随着技术经济研究范畴的继续拓展而得到进一步加强。与此同时，技术经济学作为一门多学科综合交叉的新兴学科和边缘学科，无论是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都涉及相互联系但又有明显区别的相关学科。既需要对具体的细节进行深入分析，又需要从全局的角度进行整体把握。随着研究对象的日益复杂，系统论在未来的技术经济研究中将成为重要甚至占主导地位的方法论。微观细化、宏观集成的趋势将逐步确立并强化。

（二）典型前沿计量分析工具在技术经济研究中的应用

计量分析工具是技术经济学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类定量方法。除了工程项目评价外，几乎所有的其他研究范畴都需要使用计量分析工具。计量分析工具的应用本身又细分为不同种类，既有经典的最小二乘（OLS）回归，也有协整分析、微观计量。另外，很多相对前沿的计量分析工具，如分位数回归、空间计量等也被应用于技术经济领域。

1．分位数回归

传统的线性回归模型描述的是因变量的条件分布受自变量X影响的过程。普通最小二乘法是估计回归系数的最基本方法，它描述了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均值影响。如果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来自均值为零而且同方差的分布，那么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为最佳线性无偏估计（BLUE）；进一步，如果随机扰动项服从正态分布，那么回归系数的最小二乘估计或极大似然估计为最小方差无偏估计（MVUE）。但是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这种假设常常不满足，例如数据出现尖峰或厚尾的分布、存在显著的异方差等情况，这时的最小二乘估计将不再具有上述优良特性且稳健性较差。最小二乘回归假定自变量X只能影响因变量Y的条件分布位置，但不能影响其分布的刻度或形状的任何其他方面。

为了弥补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在回归分析中的缺陷，Koenker和Bassett于1978年提出了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的思想。它依据因变量Y的条件分位数对自变量X进行回归，这样得到了所有分位数下的回归模型。因此，相比普通最小二乘回归只能描述自变量X对因变量Y局部变化影响而言，分位数回归更能精确地描述自变量X对因变量Y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分位数回归能够捕捉分布的尾部特征，当自变量对不同部分的因变量的分布产生不同影响时，例如出现左偏或右偏的情况时，它能更加全面地刻画分布的特征，从而得到全面的分析，而且其分位数回归系数估计比OLS回归系数估计更稳健。近十多年来分位数回归在国外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并在经济学、医学、环境科学、生存分析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尽管分位数回归有显著的优点，但其计算方法较为复杂，因此分位数回归起初并没有像条件均值回归一样迅速发展和普及。就分位数回归方法在技术经济学研究中的应用来看，近年来在技术创新研究、技术外溢研究以及技术效率研究方面已经有不少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方面的研究往往更关注极少数的创新明星（rare and star innovators），分位数回归正是非常合适的研究工具。Coad和Rao（2006）指出，考虑到企业是异质的，采用传统的回归方法分析创新对于一般企业（the average firm）的“平均效应”是不合理的。通过分位数回归法的研究显示，创新活动对处于条件分布不同位置的市场价值产生不同影响：对于托宾Q值小的企业，股票市场几乎不能识别其创新努力；而对于托宾Q值大的企业，市场价值对于其创新高度敏感。

对于技术外溢的研究往往采用条件均值模型（OLS估计或GMM估计），所暗含的假定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所有企业从技术外溢获益的程度相同；而采用分位数回归法研究发现，在全要素生产率条件分布的不同位置上FDI的溢出水平存在差异。

在技术效率方面，传统的随机前沿方法是条件均值估计而不是前沿分析所需要的极大值估计（maximal value estimation）；给定投入品向量X的条件下描述最大产出，这一问题等同于估计条件分布Y| X最高分位数点上的技术方程，分位数回归能够分析不同效率水平下的技术关系，因此分位数回归是合适的方法。

2．空间计量模型

空间经济计量学的基本思想是将经济单位（如地区或企业）间的相互关系引入模型，对基本线性回归模型通过一个空间权重矩阵W进行修正。根据模型设定时对“空间”的体现方法不同，空间经济计量模型主要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主要用于研究相邻机构或地区的行为对整个系统内其他机构或地区的行为产生影响的情形，探讨各变量在一地区是否有扩散现象（溢出效应）。由于SLM模型与时间序列中自回归模型类似，因此SLM也被称作空间自回归模型（Spatial Autoregressive Model, SAR）。另一种是空间误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模型中机构或地区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其误差项体现，当机构或地区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所处的相对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时，则采用这种模型。SEM的空间依赖作用存在于扰动误差项中，度量了邻近地区关于因变量的误差冲击对本地区观察值的影响程度。由于SEM模型与时间序列中的序列相关问题类似，也被称为空间自相关模型（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SAC）。

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被广泛地应用于房地产价格、贸易与环境、经济增长趋同等问题的研究。在技术经济学研究中，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主要用于研究空间知识溢出和生产率问题。

知识溢出的地理范围是相关的重要研究问题。地理距离在知识溢出的过程中的影响作用是研究的热点。Jaffe（1989）最早研究了大学对于商业研发的空间溢出效应，他构建了地理一致性指数在模型中反映地理效应，并采用传统的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研究。随后的研究大多沿用了Jaffe的方法。

生产率收敛研究方面，Le Gallo J．和Dall'erba（2008）分析了1975～2000年欧洲145个区域劳动生产率差异，研究考虑了空间效应并采用产业级别的统计数据。结果显示，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呈现σ收敛，中心区域和外围区域的收敛速度和空间效应各不相同。Le Gallo J．和Kamarianakis（2011）分析了1975～2002年欧盟的区域生产率差异，研究采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和空间计量经济学相结合的方法，即对偏离-份额分解结果进行时间-空间计量经济学分析。研究发现，生产率的空间模式发现了较大的变化，生产率的空间集聚度下降。类似的研究还有Dall'erba（2005）、Fotopoulos（2008）等。

（三）典型前沿均衡模拟方法在技术经济研究中的应用

均衡模拟类方法在技术经济相关领域中的应用也比较充分。这些均衡模拟类方法，既包括传统的投入产出分析，也包括主流经济学中常用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方法以及基于主体的微观模拟仿真。此外，围绕资源能源节约和物质循环利用而发展出的能源物质流核算也可以算是一种均衡分析方法。

1．可计算一般均衡（CGE）

CGE模型是建立在一般均衡理论基础上，主要对政策变动及外部冲击效应进行模拟的一种有效工具。与其他分析工具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将国民经济各组成部分和经济循环的各个环节都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下，并据此分析外部冲击产生后，经济体各部分经过不断反馈和相互作用后达到的最终状态。

阿罗（Arrow）和德布鲁（Debru）的工作使一般均衡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但其证明是非构造性的，只是证明均衡价格的存在性，而不能告诉人们如何找到均衡价格，因此还无法直接应用于实际。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正是针对一般均衡理论过于抽象、难以用于政策研究的特点应运而生的。

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将一般均衡理论进行简化，使各种主要商品的价格和数量都可以通过模型计算出来。概括地说，就是用一组方程来描述供给、需求以及市场关系（供求关系），在这组方程中不仅商品和生产要素的数量是变量，所有的价格，包括商品价格、工资等也都是变量。在一系列优化条件（生产者成本最小化、利润最大化、消费者效用最大化、进口收益利润最大化、出口成本最小化等）的约束下求解该方程组，得到各市场都达到均衡时的一组数量和价格。

利用CGE模型研究技术效率，考虑技术进步的方法是引入自发技术效率改进（Autonomous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EI）因子，只反映外生的技术进步对生产效率的影响。而在实际的经济系统中，生产效率受到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经济系统和部门层面的实际技术效率变化事实上已经综合了外生的AEI和内生的各种效应的变化结果。如果在CGE的研究中只考虑技术效率外生变化的影响，那么可以在CGE模型所有部门的生产结构中对某一投入要素或者全要素生产率引入AEI因子。

在CGE模型中技术溢出效应可以采用技术传输方程来表示，该方程含有与进口地区相关的AC参数和与贸易双方都相关的SS参数。Xrs是从r出口到s的原材料，Ys是s地区内原材料生产的产品。吸收能力参数ACs（0≤ACs≤1）和结构相似指标SSrs（0≤SSrs≤1）共同决定了s地区获得的由r到s的技术溢出效率。

对于新技术或技术的重大变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问题的研究，是CGE模型在技术经济学应用的新领域。CGE模型中的弹性参数以及从SAM表中计算得到的份额参数是描述各部门技术特征的主要技术参数。

2．基于主体的微观模拟仿真

现实的经济系统是一个复杂自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s, CAS），其复杂性决定了经济主体的有限理性。这意味着主体行为的决定因素要比完全理性假设下更为复杂，包括主体自身的预期、不同主体的偏好差异、主体之间的行为互动、对外界环境变化的反应等。

引入系统复杂性和主体的自适应性以后，利用以新古典理性人假设为基础的最优化模型很难对主体行为和整个系统进行有效刻画。为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引入“基于主体计算经济学”（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Economics, ACE）为技术支撑，构建基于主体行为、具有智能化特征的微观模拟模型。其基本逻辑是，把经济体看作由自主相互作用主体组成的进化系统；通过强有力的计算方法（人工智能）和计算工具（面向对象编程），编程实现具有适应能力、交流能力、学习能力和自治能力的经济智能主体（Agent）；通过模拟现实经济网络而有机地构建主体间的联系。

在建模过程中，综合运用微观计量方法、问卷调查、演化博弈、行为经济分析等方法工具，考察分析政府部门、企业及居民在创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行为动机、反应方式，研究政府和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互动关系。通过上述主体行为分析，可以形成一个主体活动情景集。在此基础上，利用“基于主体计算经济学”，构建一个基于主体行为的微观模拟模型。模型中包括政府、企业及居民三类主体，每类主体（尤其是企业）又可以细分为多种，每种主体数量可以设定为多个，每个主体都是具有适应性的智能主体。应用著名的分类器系统（Holland, 1975）便可以对不同政策情景下企业的行为决策进行微观模拟。整个微观模拟的原理可以大致用图3进行示意，其基本流程是：某项政策的实施相当于给定了某个外部情景。分类器系统自动寻找完全匹配的映射，并根据概率条件确定每个主体的各种对应行为。不同主体之间的行为也会根据设定的行为规则产生交互影响，最终收敛后形成的均衡解便是模拟出的政策效果。

3．能源与物质流核算

能源与物质流核算是物理学中的热力学原理与经济核算相结合的产物，包括能源核算和物质流核算两部分。无论是能源核算还是物质流核算，都遵循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守恒定律，即能量和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这个定律为进入和流出生态系统、地区或经济系统的能量和物质流的投入产出数量的复式核算提供了理论和实施依据。由于物质和能量并不能相互转换，因此，核算实践中能源核算与物质流核算是分开进行的，核算人员需根据具体情况选择能源账户或物质流账户（Bartelmus, 2008）。当然，无论是能源核算还是物质流核算，其基本思想、核算原理都是一致的，核算的最终目的也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资源节约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以物质流核算为例，该方法是对经济系统的实物流动进行系统描述的方法，通过分析开采、生产、制造、使用、循环利用和最终丢弃过程中的物质流动情况，为衡量工业经济的物质基础、环境影响和构建可持续发展指标提供综合信息。物质流核算方法起源于将自然资源使用同环境的资源供应力、污染容量联系起来的思考，其基本思想（见图4）有三层含义。①工业经济可以看作一个能够进行新陈代谢的活的有机体，“消化”原材料将其转换为产品和服务，“排泄”废弃物造成环境污染。②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主要取决于经济系统从环境中获得的自然资源数量和向环境排放的废弃物数量。资源获取产生资源消耗和环境扰动，废弃物排放则造成环境污染问题，两种效应叠加深刻地改变了自然环境的本来面貌。③根据质量守恒定律，对于特定的经济系统，一定时期内输入经济系统的物质总量，等于输出系统的物质总量与留在系统内部的物质总量之和。由此，经济系统对环境影响的实质就是经济系统物质流动对环境的影响，有必要对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动加以跟踪和调控。

五 技术评价

技术本身是价值中性的，但技术的应用往往有着强烈的积极和消极的社会效应。为了更好地利用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产生的正面作用，防止或减少对社会、环境等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就应对技术进行科学的评价。

（一）技术评价发展演变进程

技术评价被广泛承认和采用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对技术评价的定义有多种表述，综合起来可概括为：采用科学的方法，从各个方面系统地对技术实践的利弊得失进行综合评价，研究今天的选择对未来的影响，提早预见负面影响，趋利避害，针对可能产生的问题寻求更好的替代解决方案，供决策参考。

1972年，美国国会成立了技术评价办公室（OTA），是世界上第一个正式的技术评价机构。其后美国很多有争议的政策事务都得益于OTA。OTA评价不提供特殊的建议，而是提出清楚明确的选项和可替代方案的结果。1995年，OTA因缩减预算而遭关闭，其时已经完成了700多份报告，涉及科学技术许多不同领域。

许多欧洲国家的议会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技术评价部门，如20世纪90年代成立的欧洲科学技术选择评价中心等。德国也成立了技术评价机构（TAB）。欧洲各国技术评价活动的模式和美国基本相同，但具体运行模式有所不同。20世纪80年代丹麦和荷兰引入参与式技术评价，对社会影响较强的技术的评价，在决策过程中引入更多的公众参与。鉴于医药的特殊性，医药技术评价得到特别重视，成为专门的健康技术评价领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也引入了技术评价。2003年9月，科技部颁布《科学技术评价办法》（试行）。《办法》对技术评价的基本程序、评价专家遴选、科学技术计划和项目评价、研究与发展机构和人员评价以及研究与发展成果评价作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办法》未对技术评价内容和方法作出明确规定。

（二）技术评价的必要性

第一，技术评价的必要性来自技术自身的特性，包括技术应用的外部性。重大技术具有战略性，但往往具有不确定性。技术外部性是指技术的应用对其他经济体，对本行业和其他行业、本地区和其他地区以及宏观经济、生态环境、人类身体健康和伦理道德等各方面产生的短期或长期的有益或有害的影响。技术的战略性是指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一些新兴技术或技术集群，对一国乃至世界经济发展和政治全局能够产生的重大影响。当今世界各发达国家，都在为识别和研发战略技术而竭尽全力。技术研发的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技术的不确定性和商业的不确定性。为了提高研发效率，尽量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也要进行技术评价。

第二，技术评价是争夺国际经济技术竞争战略制高点的需要。一部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就是一部大规模的技术发明史和激烈的技术与经济竞争史、一部发达国家竞相抢占技术和经济制高点的历史。当前，各国都在不遗余力地发展高技术集群。

第三，技术评价是我国建设创新型国家，赶超国际技术先进水平的需要。10年来，我国的国际经济技术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已经成为生产大国和经济大国，但还不是技术和经济强国，在国际分工产业链中处于较低位置。30多年的技术引进，使多数产业技术水平有较大提高，但随着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的减小，引进技术受到更多限制。在此情况下，必须下定决心，加强自主研发，全面提高国民经济的技术水平，与国际领先企业共舞。为此，就要加强技术评价研究，提高技术规划和研发管理水平，提高研发效率。

（三）技术评价的分类

按评价主体的类型不同，技术评价可分为政府主管部门的技术评价、行业主管部门的技术评价、地区主管部门的技术评价、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技术评价、企业的技术评价、金融机构的技术评价等。不同的评价主体在研究开发过程中的职能不同，进行技术评价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也不同。评价目的的识别、评价指标的建立、评价模型的选择、权重系数的确定等都与评价主体有关。

按技术研发的演进过程，技术评价可分为基础研究评价、应用研究评价、技术开发评价和技术成果产业化评价。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前沿技术选择和技术规划评价阶段。不同阶段的评价各有其侧重点。

按研发活动的进展阶段，技术评价可分为事前评价、事中评价和事后评价。事前评价是对研发过程的预测；事中评价是研发进展过程中的监督检查；事后评价是验收成果和总结经验。

（四）技术评价的原则

在进行技术评价时，要遵循客观性原则、全面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可比性原则、公开性原则、独立性原则等。

（五）技术评价的主要内容

1．前沿技术选择和科技规划评价

科技发展目标和战略评价是要检验决定科技发展目标/战略与其依据的各种国内外因素是否互为充要条件，并具有可行性。

前沿技术选择是在跟踪国际科学技术发展前沿和技术预测的基础上，甄别和选择某项在本领域居于发展前沿的技术或技术系统，作为编入科技研发规划/计划的备选技术。

前沿技术选择评价的主要内容包括对技术本身的评价，同时要进行成本分析、外部性分析以及机会成本分析。

科技研发规划评价主要进行科技研发规划的必要性分析、科技研发规划的完整性分析、科技研发规划的优先次序分析，以及实施科技研发规划的主客观条件和保障措施分析等项内容。

2．基础研究项目评价

基础研究的性质是从事理论研究，进行理论创新，通常无法识别其具体应用的前景。但基础理论研究一旦取得突破并实用化，有可能产生重大技术创新，可能催生新的技术集群或新产业集群，从而产生重大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环境效益影响。

基础研究项目评价以理论价值分析和成本分析为主，同时进行机会成本分析，以避免决策失误的损失。

3．应用研究项目评价

应用研究是在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有特定应用目的的技术应用理论研究。

应用研究项目评价除包括基础研究评价的技术理论评价、成本分析、机会成本分析以外，增加了外部性分析。因为应用研究指向某项特定应用，有可能在这方面进行一些粗略的分析。

4．技术开发项目评价

技术开发是利用应用研究成果或现有知识，研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系统和新的服务。技术开发成果通常具有知识产权。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成果经由技术开发环节，开发成新技术，才能进入生产，才能转变成直接生产力。一个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以及一个企业，要想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可以没有研究能力，但绝不能没有技术开发能力，因为一流的技术是不可能用金钱买到的。

技术开发项目评价是在应用研究技术评价的基础上，增加了需求分析。生产的目的是消费，研发的目的是使用。从应用研究开始，就要关注需求。技术开发阶段要研制特定的新技术或新产品原型，有可能进行较为具体的需求分析。

5．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评价

技术成果产业化是把实验室技术或产品进一步开发出成熟的产品，解决批量生产所需要的设备、工艺、质量保证等一系列技术和管理问题，形成批量生产能力，推向市场，并实现盈利。技术成果产业化，是技术和经济的结合点，是技术进步的关键环节。

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评价涉及的范围较之前各层面的评价更为广泛且深入，包括技术可行性评价、财务评价、经济评价、产业和区域经济评价、环境评价、社会评价、不确定性分析等诸多方面。所有评价的深度，应充分满足项目实施的需要。

（六）技术评价方法

技术评价方法包括三类：定性评价法、定量评价法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综合评价法。

1．定性评价法

定性评价法主要依靠专家的分析与判断，按照一定的标准对被评价对象给出非量化的评价结论。这种方法历史悠久，应用范围较广，适用于无法进行定量分析的情况。定性评价法主要包括同行评议、回溯分析法、专家会议法、德尔菲法和头脑风暴法等。

同行评议是同一领域的专家按一定标准进行的评议，可用于各类科技评价。同行评议通常有三种方式：通信评议；会议评议；现场评议。同行评议容易组织，适用于基础研究和战略基础研究评价。

回溯性分析法是对典型案例进行回顾和剖析，分析关键因素，总结经验，作为未来评价的依据或参考。回溯性分析有四种方法：历史描述；研究活动分析；匹配比较；以及前三种方法的综合。此法适用于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项目的事后评价。

专家会议法通过互相启发，发挥集体智慧，可弥补个人知识与经验的局限性，不足之处是容易受权威和多数人意见的影响。这种方法适用于战略决策分析，以及难以量化的大系统和简单小系统。

德尔菲（Delphi）法也称专家调查法，通过通信方式征询专家意见，然后汇总、反馈、再征询，经多次反复，取得比较一致的评价结果。这种方法自20世纪40年代开发以来，在众多领域得到应用。德尔菲法可充分利用专家的经验和学识；采用匿名或背靠背方式，可促使专家独立判断；评价过程经几轮反馈，使专家的意见逐渐趋同。此法适用于对不确定因素的定性评价。

头脑风暴法是召集一批专家在没有提前准备的情况下自由讨论，通过互相激发和质疑，依靠灵感产生创新设想。头脑风暴法需要参与者有较好素质，适用于技术创新时产生替代方案。

2．定量评价法

定量评价法主要运用数学模型对评价对象的投入、产出等相关数据进行计算，得出定量的评价组合，主要包括计量经济分析法、趋势外推预测法、文献计量法、费用效益分析法、决策树法等。

计量经济分析法是在分析过去、预测未来时常用的方法。计量经济模型包括回归分析法、时间序列分析法等多种方法。

回归分析法是在掌握大量观察数据的基础上，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建立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的回归关系，来描述它们之间数量上的平均变化关系。回归分析法可分为一元回归分析和多元回归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和非线性回归分析等。

时间序列法是通过编制和分析时间序列数据及其所反映的发展过程、方向和趋势，进行类推或延伸，预测未来可能达到的水平。其前提是假定事物从过去延续到未来。此法可用于短期预测、中期预测和长期预测。根据对资料分析方法的不同，又可分为简单序时平均数法、加权序时平均数法、移动平均法、加权移动平均法、趋势预测法、指数平滑法等。

趋势外推预测法是根据过去和现在的发展趋势推断未来的一类方法，可用于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预测。其基本假设是：事物是渐进式演变的；决定事物过去发展的因素，也决定其未来的发展；因而可以根据过去和现在，预测未来。趋势外推法常用的函数模型有指数曲线、生长曲线、包络曲线等。

文献计量法是利用科学产出的科技文献的定量数据，采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对科学活动规律及其影响进行研究与分析的一种方法。该方法基于SCI数据库和专利数据库，采取论文指标、引文指标、专利引文指标等，从宏观层面研究国家的科学能力、科学前沿发展趋势、科学活动的水平及影响，对国家宏观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费用效益分析法是根据具体技术方案投资费用、成本费用、所获收益数据等技术有关指标，如净现值、年费用、投资回收期、内部收益率、外部收益率等指标，并按相应的数据进行比较，选择最优方案的经济效益评价方法。这一方法主要适用于经济效益评估和技术方案评估。

决策树法属于风险型决策方法，它运用树状图表示各决策的期望值，通过计算，最终优选出效益最大、成本最小的决策方法。应用此法应具备以下条件：具有明确决策的目标；存在多个备选方案；存在多种自然状态（如气候变化、市场行情、经济发展动向等）；可以计算不同方案在不同自然状态下的损益值；能够估计不同自然状态的发生概率。决策树法条理清晰，程序严谨，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方法简单，易于掌握，应用性强，适用范围广，适用于技术方案的选择。

3．综合评价法

综合评价法是将定性与定量评价方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主要包括情景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交叉影响分析法、定标比超法、反推分析法等。

情景分析法，在假定某种现象或趋势将持续到未来的前提下，对预测对象的未来发展做出种种设想或预计。情景预测法根据不同情景采取不同的预测方法，定量、定性分析相结合，弥补了定性预测和定量预测的各自缺陷。情景分析法主要适用于下列情况：未来发展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未来可能出现新的机遇和挑战，但依据不充分；事物发展可能经历明显的“跳跃”；未来发展有众多因素的影响，其中人为因素影响较为明显。

层次分析法将复杂、多目标决策问题作为一个系统，将目标分解，进而分解为多指标（或准则、约束）的若干层次，通过定性指标模糊量化方法算出层次单排序（权数）和总排序，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作为多指标、多方案优化决策的系统方法。层次分析法的特点是将复杂问题简单化，简洁、实用，适合于对决策结果难以直接准确计量的项目。

交叉影响法也称交叉概率法，是在德尔菲法和主观概率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预测方法。使用这种方法，要主观估计每种新事物在未来出现的概率，以及新事物之间相互影响的概率，然后对事物发展前景进行预测。这种方法可用于风险决策，可降低决策风险，为决策者参考应用，不足之处是主观性较强。

定标比超法是将本国或本单位的技术研究与本领域竞争者（或领先者）进行比较，从而提出行动方案，以弥补自身的不足。定标比超法是一个积极的先发制人的结构化的过程，可以改变工作的行为或过程，最终获得较高的绩效和竞争优势。这一方法适用面广，针对性强，作用多样，有助于改善内部经营，赶超竞争对手。

反推分析法，与传统的趋势外推法相反，从一个期望的未来反向倒推，一直倒推回到现在，来确定实现期望未来的可行性，以及应该采取的相应对策。反推法用于解决长期、复杂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很多社会现象，如技术创新与变革等。

六 高新技术评价的指标体系

对历史上重大经济危机的研究表明，经济在经历真正大的危机后不可能仅靠在短期内的财政、货币政策调整，从根本上实现彻底复苏。每次重大的危机都是在经过若干年的调整后，通过新的重大技术创新引发时代性高科技发展浪潮，出现大量新产品刺激新的消费，一大批新的公司通过获取超额利润，并为消费者带来持续的消费者剩余，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得到恢复并进入新的增长周期。高技术创新周期总是与经济周期具有关联性。因此，金融危机以后，各国政府纷纷制订中长期的科技开发计划，加速新能源和节能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先进制造技术等高技术发展。高新技术是一个相对概念，近年来我国各界所认为的高新技术一般包括：①电子信息技术；②新能源及节能技术；③航空航天技术；④新材料技术；⑤资源与环境技术；⑥生物与新医药技术；⑦海洋技术。在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把节能环保产业列为七大领域之首，因此，涉及节能环保的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技术也日益受到关注。

限于研究的资料不充足和技术的复杂性，本报告对高新技术的评价指标体系研究没有包括生物技术和海洋技术。高新技术评价指标体系不仅包括经济指标，也包括社会指标。

（一）新能源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由于资源有限而需求在持续增长，化石能源价格不断攀升，因此，各国对能源安全越来越重视。寻求新的清洁的可持续供给的新能源，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必然选择。新能源种类很多，各种新能源技术在不断创新过程之中，选择技术具有可行性、经济上具有重大潜在市场竞争能力的新能源技术，是高新技术评价的重要任务。对新能源技术评价要遵循科学优选、引导性优选、高技术优选、战略性优选、重要性优选、可持续发展优选等原则，建立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全面评价新能源和节能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本指标体系从总体上分4个层次，即总目标层、目标要素层、因素层及指标层。总目标层是针对开展此项评价工作所要解决的问题而设定的，用以表征新能源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程度，并据以确定优先发展次序。目标要素层中的指标是针对解决最终问题所需着重考虑的若干个方面而设定的，它们同时也是影响总目标的几个重要的要素，包括“技术自身状况评价”“技术经济效应评价”“技术社会效应评价”和“技术环境效应评价”4个目标要素指标。其中，对技术自身状况的评价是发展和应用技术的先决条件，技术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效应评价则是对新能源技术在研发、应用过程中对经济社会主要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的评价。因素层各要素的选取主要是针对影响因素层评价而设定的。根据4个目标要素指标，设置了10个因素层指标，在因素层指标下设立了29个指标。选择层次分析法、多层次模糊评判法和主成分分析法三种具体评价工具对建立的指标体系进行计算评价。

（二）航空航天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综合评价体系

航空航天技术是一门高度综合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它以基础科学和技术科学为基础，将20世纪与21世纪的许多前沿技术进行集成应用。涉及空气动力学、气动热力学、结构力学、气动弹性力学、材料科学、电子学、光学、冶金学、工艺学、天文学、气象学、生理学、自动控制和计算技术等多学科多领域。航空航天技术的发展需要一系列技术的支持，它的发展反过来又带动和促进了一系列相关高新技术的发展和创新。由于航空航天技术作为一门高新技术，对军事、政治、经济、科学、文化领域均有重大影响，具有宏观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对其进行评价就更加困难。本报告在深入研究航空航天技术特征、技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基础上，本着客观原则、综合原则、量化原则和可比原则，建立了航空航天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见表3）。在这个指标体系基础上，选择评价模型并就航空航天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行评价。

航空航天技术的综合评价体系不仅包括对技术系统整体的评价，还包括对系统内部件的技术评价，这是航空航天技术评价的特殊要求。

本指标体系从总体上分4个层次，即总目标层、目标要素层、因素层及指标层。评价的总目标层为航空航天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程度。为了对总目标层进行评价，一共使用了4个一级指标（目标要素层）进行评价，分别包括技术可行性评价、技术经济收益评价、共性技术应用的经济合理性评价及技术应用的社会有益性评价，主要从技术可行、经济和社会效益角度评价航空航天技术的影响。因素层也就是二级指标，分别界定了对4个目标要素层的影响因素，一共包括9个因素。其中，技术可行性评价既包括技术系统评价也包括部件技术评价；技术经济收益评价包括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要素；共性技术应用的经济合理性评价包括收益和成本要素；技术应用的社会有益性评价包括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和新知识的产生和创造的可能性。最后在因素层指标下设计了28个三级指标，在表3中已列出。

根据以上对航空航天技术经济社会影响评价的综合指标体系，针对不同的航空航天技术或研究课题，可以选择主成分分析法、层次分析法、神经网络评价法、模糊数学等方法进行综合评价，根据评价结果可以进一步提出支撑航空航天技术发展的政策建议，以作为政府及相关决策部门的政策参考。

（三）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综合评价体系

本报告重点从技术评价、经济评价、社会评价、环境资源评价和战略评价5个方面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影响的评价指标体系。其中，信息技术评价包括技术可行性、先进性和风险性3个二级指标；信息技术经济评价包括国民经济评价即宏观经济评价和微观经济评价2个二级指标；信息技术社会评价包括社会质量评价、社会公平评价、社会可持续发展评价和社会和谐评价共4个二级指标；信息技术的环境资源评价包括环境评价指标和资源评价指标；信息技术的战略评价包括政治、国防和国家战略支撑上的评价指标。

传统技术经济评价方法有静态和动态评价方法，由于信息技术评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单纯地使用传统的静态或动态技术经济评价方法，很难全面反映信息技术的多方面直接或间接效果，因此，可以选择综合评价模型就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进行评价。在评价中，可以采用加权计算进行综合评价记分，然后确定各因子的权重，确定权重的方法一般包括主观赋权法（两两比较法、环比评分法、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客观赋权法（因子分析法、熵值法、多元统计分析）和组合赋权法。利用以上方法打分后，可以采用模糊数学、主成分分析法等综合评价信息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进而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四）资源与环境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的综合评价体系

基于评价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建立资源与环境技术综合评价体系（见表4）。总体上分4个层次，即总目标、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总目标设定为“资源与环境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程度”，并根据最终的评价结果对是否应该发展某项技术，以及各类技术的优先发展次序等资源与环境技术发展战略的关键问题进行回答。

一级指标是针对解决最终问题所需着重考虑的几个方面而设定的，它们同时也是影响总目标的重要因素。根据最终所要解决的问题及已设定的总目标，主要从4个方面对目标问题进行评价描述，分别为技术评价、经济评价、社会评价和资源环境评价4个一级指标。其中，技术评价是发展和应用技术的先决条件，而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效应评价则是技术在研发及应用过程中对经济社会主要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的评价。

二级指标的选取主要是针对一级指标所要考虑的重点及关键问题而设定的，包括10个指标。同样，三级指标是根据二级指标的侧重点及其影响因素设定的，包括25个指标。不同层次的指标共同构成了资源与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框架。

根据以上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首先要对三级指标进行赋值或打分，然后利用两两比较法、环比评分法、德尔菲法、层次分析法等确定各指标因素的权重，然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模糊数学、神经网络分析等方法，就资源与环境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行综合评价，最后，根据评价结果以及各层次因素的权重，制定资源与环境技术发展的相关政策建议，供政府及有关决策部门参考。

（五）新材料技术发展对经济社会作用的综合评价体系

新材料技术经济社会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应围绕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对新材料技术本身进行评价；二是对新材料技术产业化产生的经济效益进行评价；三是对新材料技术在生产和应用中产生的社会效益进行评价。围绕这三个层面，评价体系主要包括4大类一级指标（见表5）。

1．新材料技术的先进性及可靠性评价指标

新材料技术必须具备研究和开发的价值和可操作性。选用技术的先进性、技术的重要性、技术的成熟性和技术的适用性4个指标来表征新材料技术。在技术的先进性方面，设置了与国际同类技术相比、与国内同类技术相比2个指标；在技术的重要性方面设置了技术的需求度和技术的竞争优势2个指标；在技术的成熟性方面设置了技术成果转化程度、权威部门的检测结果、用户认可程度、自主知识产权状况、技术标准完善程度5个指标；在技术的适用性方面设置了对资源条件的要求、对生产环境的要求、对人员条件的要求、环境代价4个指标。

2．新材料技术的市场评价指标

新材料技术的开发必须要有良好的市场作为支撑。新材料技术的市场评价指标包括市场规模、市场潜力、市场能力3个指标。在市场规模方面我们设置了潜在用户数量、平均购买数量2个指标；在市场潜力方面我们设置了市场容量大小、在本行业的地位、需求增长3个指标；在市场能力方面我们设置了市场适应能力、市场推广能力、市场开拓能力3个指标。

3．新材料技术的风险评价指标

新材料技术的开发必须充分考虑风险因素，以提高新材料技术开发的成功率。风险指标包括技术风险、市场风险、管理风险、环境风险4个指标。在技术风险方面我们设置了技术替代、技术引进2个指标；在市场风险方面我们设置了价格、销售量2个指标；在管理风险方面我们设置了质量控制、成本控制、生产效率3个指标；在环境风险方面我们设置了经济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政策相容3个指标。

4．新材料技术的经济评价指标

新材料技术的开发也必须充分考虑经济因素。经济评价主要考虑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社会效益3个指标。在财务评价方面选择净现值、内部收益率、投资回收期3个指标；在国民经济评价方面选择经济内部收益率、经济净现值2个指标；在社会效益方面选择重复使用率、回收率、再资源化率3个指标。

对上述指标进行集成评价，评判等级及标准如表5所示。

七 “十二五”期间几个重大技术经济研究课题（一）中国由世界制造中心向世界创新中心演变的问题

1．制造中心与技术创新中心的界定

世界制造中心（或称世界制造基地）指的是产品生产加工环节在特定地域内聚集的状态，是为世界市场大规模提供工业品的生产制造基地。

世界制造产业中心则是世界制造中心、营销中心、研发中心三者的统一。通常，伴随着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还会逐步形成品牌中心。

在发达国家早期的工业化过程中，由于经济全球化程度低，制造中心、新产品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三者是融为一体的。而在全球化程度日益提高的当今时代，跨国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在全球配置资源，导致世界制造产业的发展越来越呈现制造中心与营销中心、研发中心相分离的趋势。分离后的制造中心，一般要受到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的支配。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日益成为由跨国公司和世界贸易体系主导的世界制造中心，但我们却没有成为世界创新中心和营销中心。也就是说，中国是世界制造中心，却不是世界制造产业中心。我们处于庞大纵向延伸的利益链条的产品制造部分，但这个利益链条的获利却由研发中心和营销中心主导。

随着世界经济整体规模的日益扩大和进入工业化的国家不断增加，世界制造中心和世界制造产业中心都在出现分散化的现象。随着新兴世界制造中心规模的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拉动营销中心和研发中心向其逐步转移，形成新的世界制造产业中心，从而导致世界制造产业中心的分散化。

传统的制造产业中心包括制造中心、研发中心、营销中心及品牌中心，涵盖的内容与技术创新所覆盖的新技术、新设想从形成到大规模商业化的全过程基本吻合。因此，发达国家的世界制造产业中心同时也是世界技术创新中心，是世界技术创新活动的推动者和引领者。因此，发达国家工业化时期作为世界制造产业中心与世界技术创新中心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现代社会公认的三代制造产业中心，英国、美国（德国）和日本，它们在成为世界制造产业中心的过程中，同时也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见图5）。

2．实现制造中心向技术创新中心跨越的条件分析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美国、德国及日本的崛起，基本都遵循了“先制造中心、后创新中心”的一般规律。制造中心的形成需要有足够大的经济和市场规模，能够发明和应用先进技术，具有相应的资源禀赋条件作为支撑。宏观层面庞大的生产规模和微观层面降低成本的逐利冲动既对技术进步产生强烈的需求，也为技术革命的催生提供土壤。在这种条件下，如果能够配合适时的制度创新和适度的国家干预，经济体便有很大机会实现由制造中心向技术创新中心的跨越和嬗变。

要成为技术创新中心，首先必须成为制造中心，而能否成为制造中心，与经济体自身的经济和市场规模有着密切的关系；制造中心的形成为新技术实现规模经济和市场价值提供了前提和基础，成为培育技术创新中心的土壤。

除了自身的经济规模外，经济体自身的资源禀赋条件是否具有应用新技术的比较优势，也是促成制造中心向创新中心转变的重要因素。市场空间的大小首先取决于经济体自身的经济规模。对于大的经济体来说，其自身的国内市场空间就很大，能够消化较多的生产能力。而经济体自身的资源禀赋结构则是拓展外部需求的重要条件。如果经济体现有的资源禀赋结构能够与世界已有经济中心（分中心）的禀赋结构形成互补，则将具备较好的贸易条件，基于其自身禀赋优势形成的生产能力将比较容易开拓广阔的国际市场，使自己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技术革命是成为新技术创新中心的前提条件。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经历了三次大的技术革命，相应引发了三次产业革命，在催生新产业的同时，引发了世界制造产业的巨大变革，并先后促成英、美、德、日四国由世界制造中心（或分中心）升级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形成后，产业发展中的“马太效应”将不断巩固其优势地位。对于后发国家来说，要成为新的世界制造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必须有非常规的机遇和途径。而技术革命的爆发恰恰能够提供上述非常规契机。

打造技术创新中心需要相应的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的最终结果和目的是促使新技术、新工艺等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推广应用，因此，必然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全面革新和发展。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讲，要加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必须有先进的社会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社会生产关系调整变革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过程，其本质就是制度创新。通过制度创新，适应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的要求，为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产业中心乃至世界经济中心的形成提供制度基础和保障。

处于赶超地位的后发国家成为技术创新中心离不开国家战略选择和政府强力推动。无论在何种体制下，国家都具有强大的资源动员和组织能力。政府对经济影响的广泛性是其他任何组织都无法企及的。正因为如此，国家层面的战略选择以及战略确定后，政府部门的强力推动往往能够加速世界制造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的形成（见图6）。

3．新中国制造产业发展的历程、现状及突出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的制造产业和整个工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制造产业内部结构不断完善的发展历程，具体可以分为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1949～1957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制造产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低。

第二阶段：1958～1965年。这一阶段，我国经历了著名的“大跃进”和国民经济调整。“大跃进”中表现出的盲目性导致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工业生产变得难以为继。到1965年，重工业产值占工业产值的比重已经降低到50%以下。

第三阶段：1966～1977年。这期间我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10年和“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制造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经历了大起大落。

第四阶段：1978～1987年。消费品短缺问题得到重视，消费品制造产业在这10年逐渐复苏、发展和壮大，并基本消除了消费品短缺问题，各种票证也逐步成为历史。

第五阶段：1988～1997年。沿海地区的制造产业得以快速发展，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制造产业以及区域整体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拉大。

第六阶段：1998年至今。这段时间是中国制造产业快速融入世界体系的重要时期。跨国公司纷纷在华设立制造基地，中国的优秀制造企业也开始走向全球，“中国制造”在2000年以后开始闻名全球。

中国的制造产业发展现状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制造产业总体规模已经非常可观；二是制造产业体系总体比较齐全完备；三是某些行业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发展基础和较强的竞争力；四是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

中国制造产业存在的最为突出的问题就是技术创新能力不强，具体表现为：一是制造产业整体对外技术依存度过大；二是研发主体结构不合理；三是企业自身的创新能力不足。

4．中国成为世界制造产业中心和技术创新中心的条件、机遇和挑战

中国要在未来实现由制造中心向技术创新中心和制造产业中心的转变，已经具备了较好的基础条件。第一，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市场规模和需求潜力；第二，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科技人才储备；第三，经过60多年的不断发展，我国打下了较好的制造产业基础；第四，中国已经具备完善的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体系，具备自主创新的基本条件。

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对传统产业的渗透，使得我国很多领域不再需要遵循原有的创新路径，亦步亦趋地进行追赶，而是可以与发达国家站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在物联网的某些技术领域，我们已经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技术优势。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的外需，给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和结构调整优化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冲击，但也在客观上为中国制造产业赶超欧美、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和制造产业中心提供了新的契机。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日臻完善。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各项体制改革还在进一步深化，将为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提供更为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也将为制造产业的技术创新和整个创新型国家建设提供更好的制度保障。

然而，要成为未来的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和制造产业中心，我们同样面临诸多挑战。一是现代技术的高度复合集成特征使得技术创新本身的难度在不断加大。二是我国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在缩小，在新的科学革命和技术革命没有到来之前，国际上技术创新的门槛越来越高，跨国公司对新技术的控制越来越严，靠引进技术实现“嵌入式”技术创新的潜力越来越小。三是国内在相关制度建设方面尚未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激励机制，整个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处于一种扭曲状态，国有企业领导任免体制、考核机制无法形成强烈的创新激励导向；对于民营企业来说，国内对待中小企业的种种非国民待遇，使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面临重重障碍。

5．中国成为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和制造产业中心的政策建议

中国通向世界技术创新中心和制造产业中心之路不可能一帆风顺。为有效应对各种可能的调整，实现上述战略目标，有必要从以下方面进行战略和政策方面的调整。

第一，要切实调整制造产业乃至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指导思想，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龙头，从模仿创新战略加速向自主创新和创新型国家战略转变。

第二，要着眼于长期发展，从国家层面进行合理规划，加大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落实力度，对企业的自主创新活动进行鼓励和引导。

第三，通过制度创新，加大对企业自主创新活动的利益激励，从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角度全面激励创新。

第四，在实现世界制造产业中心、技术创新中心目标的过程中，要充分把握和顺应时代机遇，重点突破，逐步推进。要特别注意把握可能由新能源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引发的第四次技术革命的时代机遇。

（二）创新型国家的科技战略、科技政策和科技管理问题

1．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国家创新体系是一个国家内各有关部门和机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系统。从创新体系的组成上看，经济部门、科技部门、教育部门体制改革的力度，适应市场机制的能力，部门之间体制改革的配套程度，都对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产生影响。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要以市场为导向，同时也要重视政府所起的重要作用。政府行为既不能取代企业行为和市场作用，但也不能缺位。政府作用主要表现在宏观调控、制定政策、完善科技立法、健全创新环境、实施引导性创新、提供创新的资金支持和建立风险基金、协调创新体系中各创新承担者之间的关系等。政府职能、企业行为和市场机制需要区分开来，这是优化创新外部环境的必然要求。正确处理市场机制和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是技术创新全面实施和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根本保证。

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正是通过企业不断的技术创新，把发明或其他科技成果引入生产过程，增强技术和生产能力，制造出市场需要的商品，形成规模产业，把知识、技术转变为物质财富。也正是由于企业的发展和自身财富的积累，才能够形成新的研发投入，促进技术的更新和突破，又将知识和技术转变为更大的物质财富，从而实现经济与科技发展的良性循环。由于企业所蕴涵的巨大创新需求和所呈现的创新活力，使得各种新发现、新发明不断涌现，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不断涌现，各种新的社会生产、科研组织方式不断涌现。

增强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加强产学研结合。产学研结合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风险分担，缩短研发周期，提高社会综合技术创新能力。无论是知识创新，还是技术创新；无论是高技术开发，还是高新技术产业化；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高技术研究，在创新的每个阶段、每个环节都有产学研合作的问题。构筑国家创新体系框架，推动创新体系建设，必须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和评价产学研合作问题，通过实践和探索，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学研结合之路，加快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建设步伐。

技术创新的主要动力来自市场，市场是技术创新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企业如果不注重市场需求的变化，不注重进行技术创新，企业将丧失潜在的市场机会，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要弄清市场中有哪些问题亟须通过技术创新来解决，包括近期、中期和远期需要解决的问题。要注重提高对市场分析、挖掘、引导、培植、控制的能力，优化组织体系，确保市场的导向作用。要建立从研发、生产到市场三位一体的机制，避免研发与市场“两张皮”。技术创新是否具有良好的市场效果，是检验技术创新成功与否的唯一标准。在强调技术创新着眼于市场需求的同时，不能忽视技术创新引导需求、创造市场的效应，在高新技术领域尤其如此。

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加强区域创新体系建设，这是提高区域创新能力、增强区域竞争力、完善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保证。区域创新体系主要依赖对适合地方需要的新知识、新技术和创新的吸收；依赖遍及区域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创新扩散；依赖新知识、新技术和创新的生产。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必须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遵从国家创新体系的整体设计，以区域资源特色、战略目标为着眼点，把增强区域创新能力作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内容，通过创建区域创新体系来逐步健全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

2．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

我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正在摆脱改革开放以来的跟踪模仿模式，向以自主创新为主的发展模式转变。随着我国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和国际环境的复杂多变，以“市场换技术”为主要形式的跟踪模式的缺陷日益凸显。无论是从GDP，还是从外贸进出口总额来看，我国都可以称为世界大国，许多工业品的产量都稳居世界前列。然而，强势增长和弱势竞争力并存、缺乏核心技术、国际竞争力不强是我国面临的突出问题。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是：

（1）把基础研究放在自主创新的重要位置。基础研究决定一个民族的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是自主创新的根基，然而对此并没有达成广泛共识，在科技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经常出现基础研究资源投入相对不足的情况。基础研究积累不够，自主创新的能力就受到很大影响，制约了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基础研究往往周期较长，需要长期潜心研究，国家财政要给基础研究提供长期稳定支持，保障基础研究的连续性、稳定性。

（2）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对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至关重要，政府鼓励企业加大对研发活动的投入，大力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关键技术，形成自己的核心技术和专有技术，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鼓励企业合作研发关键共性技术，共同出资，共担风险，共享成果。符合国家战略方向的，政府从政策和投入上给予支持。鼓励企业与科研机构、高校联合共建工程实验室和技术研发平台，鼓励广大科技人员以多种形式与企业合作开展技术研发创新。

（3）实施重点跨越战略，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跨越式发展。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我国实现重点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要抓住机遇，在广泛吸收国外先进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在具有相对优势的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着眼于科学前沿和国家战略需求，紧紧把握可能发生革命性变革的重要研究方向，选择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对国家发展具有全局和长远影响的关键领域，进行部署和实现突破，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4）积极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是以重大技术突破和重大发展需求为基础的知识技术密集、物质资源消耗少、成长潜力大、综合效益好的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既代表着科技创新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方向，对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我国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具有全局意义，将为经济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加快区域创新集群和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区域创新体系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关键节点，是带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是各种资源高效集结以促进产业自主创新的重要载体。区域创新体系建设以定位区域创新增长极为突破口，以建立共性技术研发和公共科技服务平台为切入点，促进官、产、学、研等创新资源在区域内有效融合，推动区域创新体系从政策引导型向自主发展型转变。

3．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科技政策

我国的科技政策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的指引下，在激励企业加大创新经费投入、吸引创新人才和企业创新设施建设方面初见成效，初步构建起促进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我国的科技政策是针对某一阶段的特定任务，解决全社会创新总体投资的数量与质量问题、区域创新资源配置的结构不平衡问题，诸如减少和逐步消除创新体系建设中存在的寻租空间；解决技术人才的单向流动问题；提升企业研发机构的数量与能力；提高企业的创新管理水平；解决知识产权与产业发展中能力弱且不平衡的问题；等等。现有科技政策针对性比较强，但大都处于操作层面，这与我国现实的科技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大致相适应。但从长期看，我国的政策应更具有前瞻性、方向性和根本性，消除创新的体制、机制性障碍。充分利用市场配置科技资源，充分尊重企业的主体创新地位，发挥大学的基础和生力军作用，充分发挥国家科研机构的骨干和引领作用，建设社会化、网络化的科技中介服务体系；加强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机制，主要解决研究、开发、产业化管理系统的协同问题，避免研发有机过程、全过程的分割；消除科研立项与评价的计划经济时期的烙印，减少科研开发与市场需求脱节，以技术水平或产业化成果作为评价依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国家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增强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政策。为重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技问题，在原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基础上，国家开展了科技支撑计划。以重大公益技术及产业共性技术研究开发与应用示范为重点，结合重大工程建设和重大装备开发，加强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技术，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供支撑。为了通过核心技术突破和资源集成，在一定时限内完成重大战略产品和关键共性技术，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实现创新驱动和内生增长，国家实施了科技重大专项。这些科技重大专项，成为到2020年我国科技发展的重中之重。在实施科技重大专项的过程中，创新了科技经费核定模式，改进了财政支持方式，建立了间接费用补偿机制和人员激励机制。推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科技政策还包括，通过制定《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国家“十一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国家“十二五”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以及一系列的具体规定和措施，支持高新技术企业发展，鼓励用高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鼓励民营资本进行科技风险投资；扶持科技中介机构发展；支持科技创业（风险）投资；鼓励各类主体创办为特色产业服务的区域（行业）科技创新服务机构；推进科技创业孵化中心建设，对科技孵化创业的高科技项目给予创业资金等优惠支持；支持各类科技创新载体和服务平台建设；加强科技人力资源建设。我国科技政策存在的不足是相关政策的动态评价制度没有建立起来，因此在创新型国家建设中，就难以根据实际情况有效率地对科技政策做出调整。

4．创新型国家的科技管理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进程中，在科技管理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改革开放后我国引进市场经济机制，并走进全球化浪潮中，但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一直以科技成果的市场化为目标。虽确立了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的改革道路，但还没有真正建立起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科技体制。在科技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应该充分发挥其应有的指导性作用。然而，目前科技项目的设置并未充分发挥市场经济规律的作用，导致项目研究开发与成果应用分离，科技管理体制与市场经济脱节。国家宏观科技管理体制没有理顺。国家的目标往往成为部门单位的目标，导致科技预算存在严重的多个战略目标现象，且缺乏约束。有关部门、各地方在创新活动中彼此分割、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相互脱节，科研活动分散、重复的现象十分严重，科技装备、科技文献和科技数据没有实现有效共享。科技创新的宏观决策机制不适应发展的需要。科研机构管理僵化，行政管理色彩过浓，不利于创新思维形成和优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新人才严重不足，兼具科技和法律知识的复合型人才较少，既了解中国国情又能把握国际先进制度创新走向的高层次人才队伍尚未形成。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没有形成。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在科技管理制度改革上有新的突破，要树立新的管理理念，探索新的管理办法，建立新的管理制度。科技管理体制的改革，从其核心内容来讲，主要是设定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如政府、企业、高校、研究机构等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理清政府、市场和技术创新主体的定位与功能，整合科技资源，构建可调整的灵活的科技宏观管理的作用机制。

科技管理改革的若干政策建议如下。

（1）转变政府职能，创新科技管理理念。科技管理要创新，科技管理理念必须首先创新。现有科技管理主要思路仍是决策权与执行权一体，这样容易造成科研经费浪费、科技项目与市场需求脱节。只有转变这种管理思路，才能转变政府职能，应该建立决策、执行和监督三方分立的科技投入管理机制。

（2）完善科技立法，规范科研机构体系，明确国家、机构和个人的行为。我国已经颁布了《科技进步法》《成果转让法》《专利法》等多部有关科技活动的法律，但相关的法律体系并不健全。通过完善科技立法，对科技活动内外一些重要的基本的制度做出规范。

（3）建立统揽科技全局的宏观协调管理机制。从国家层面优化科技管理体制是进行改革的根本起点。由国家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全面负责国家科技发展战略与规划、科技政策和重大科技计划的制订，改革现行重大科技资源的配置和遴选办法，统筹协调国家各部门、各领域的科技计划以及科技投入的分配，监督并考核各部门、各领域科技计划和科技投入。

（4）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促进产学研合作体制的发展，健全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政府应采取多种措施，为建立多种产学研模式提供宏观环境，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促进科技的发展。可以借鉴英国的教研公司模式、科学园区模式、联系计划模式（政府联系企业、大学进行成果转化）来建立多种合作模式。产学研模式的多元化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将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

（5）建立健全科技决策咨询和评估监督机制。成立若干专门委员会，由各个学科领域的杰出科学家组成，针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凸显的重大科学与技术问题提出重大计划和项目等相关建议；设立动态专家库，就相关科学与技术问题为政府提供多层次的咨询，并参与科技计划执行过程的技术监督。

（6）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发挥科技人才的能动作用，科研院所和高校应建立面向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科学的人才评价标准；建立以学术与技术级别为主的、辅以绩效考核的薪酬制度，给科研人员创造宽松的研究环境。

（三）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能源技术经济问题

在当前经济及社会发展需要技术经济研究的重大战略性课题中，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能源是重点之一。当前中国的社会经济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快速发展阶段，尽管自“十一五”以来，节能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能源消费总量仍表现出快速增长趋势，仍然使中国能源可持续供给、环境污染以及应对气候变化面临日益增大的压力。中国的能源问题已不单纯是能源供需的问题，而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社会各界对于能源问题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从研究内容看，仍然缺乏对能源深层次技术经济性问题的研究。例如，节能只关注如何减少当期的单位产品或单位产值的能源消费量，对其经济性缺乏分析，存在节能不节钱的现象，甚至产生减缓我国固定资产的累进速率以及累积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等问题。在我国强化实施科学发展战略的时期，如何更好地利用政策机制推动可持续发展，需要更多地关注技术与能源的关系、能源技术创新对能源发展的影响、能源技术的经济性分析等问题，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当前加快推广先进的节能技术、新能源开发技术和能源替代技术至关重要。研究能源可持续发展，不仅要研究能源的经济问题，更要研究能源技术经济性问题。

1．能源资源供给形势严峻

2010年，我国原油进口2.39亿吨，对外依存度接近55%，石油安全形势在逐年加剧。能源总量的进口依存度也呈现上升趋势。2000～2010年，全国能源消费量的年均增速达到8.9%，而同期的一次能源生产量年均增速为8.7%，能源消费量增速已超过了国内能源的生产能力。能源净进口总量在近10年内年均增长已达到11.7%。在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能源供给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人均资源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二是过度依赖煤炭能源资源，结构矛盾突出，而且煤炭消费引起的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三是我国化石能源储采比下降趋势严重，缺乏经济可采储量，煤炭储采比呈现快速下降的趋势，已经由45年降低到41年。

2．缓解能源约束的主要路径

从能源资源角度分析，在各类资源储量有保证的条件下，对于加大煤炭、石油、天然气等化石能源的开采力度，只要有足够的投资，以目前的技术和设备能力实现大规模的开采并不困难，矛盾主要集中在传统能源资源储量与结构约束。因此，缓解能源制约问题除了提高能源效率之外，必须依靠技术创新，大力开发新能源，必须加快能源资源勘探和开发技术的突破，促使我国能源结构多元化。

（1）加快能源资源勘探和高回采率技术创新，增加资源开采储量和有效供给。英国学者M. G．韦布、M. J．里基茨在《能源经济学》中曾经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石油储量可供给的年限从1947年的21年上升到1960年的37年，在有关未发现石油的储量水平、可发现率以及可开采率等问题上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很多报告都认为石油供应很有可能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稳定，90年代达到高峰，90年代以后就趋于下降。”但是，“不与技术状况和开发费用相联系而孤立地去计算能源 ‘资源’储量是没有意义的。据我们所知，阻止能源资源耗竭灾难的发生有两种主要因素，一是实行可能的资源替代，二是技术改革”。他认为能源资源供给量是技术的函数。

我国石油资源就是在石油地质理论创新与勘探技术创新的基础上发现和不断增产的。20世纪50～60年代，“陆相盆地生油理论”和“陆相盆地成油理论”指导了克拉玛依油田和大庆油田的发现。60～70年代，“复式油气聚集区带成油理论”促进了渤海湾盆地断块油气藏勘探的加速发展。80年代以来，由于低熟油、煤成油、盆地成藏动力学和层序地层学理论的应用，在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塔里木盆地、柴达木盆地相继发现了一批大气田。在油气勘探技术方面，发展形成了综合配套的技术系列，包括地面地质调查技术、地球物理勘探技术、井筒技术和石油地质实验技术，以及盆地模拟、区带评价-圈闭评价的油气资源评价技术。地质勘探已进入三维地质技术、高精度地质数字处理技术、计算机交互地质解释技术以及各种地下成像技术；在测井技术方面，从80年代以来，由数字测井技术到数控测井技术，发展到成像测井技术。这些现代化勘探技术，我国都在广泛应用，并形成国产设备和计算机应用软件。在钻井工艺方面，已完成7200米井深钻探，不仅能钻探中深井，还可钻探定向井、水平井、丛式井以及高温高压特殊工艺井等。勘探技术的进步显著提高了钻探成功率和勘探效益，为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开发储量到位是实现原油产量持续增长的关键。随着油气勘探的深入发展，勘探的技术难度和成本将日益增加，只有实行多学科联合攻关，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才能有效地指导勘探技术发展，使储量有大的增长。

因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国能源增加供给仍然要靠传统能源勘探和开采技术的创新来支撑。要特别重视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相关技术、设备的开发。提高能源资源的勘测和开发水平是资源安全供应的基本保障。

（2）大力开发新能源是能源资源消费可持续的根本保证。即使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勘探技术不断进步，也无法保证能源资源的永续供给，总有一天资源会被用尽，而且这一天正在不断临近。大力开发新能源，才是从根本上解决能源问题的出路。从目前的技术水平来看，可以开发利用的新能源主要包括水力、风力、太阳能、生物质能、氢能、核能、海洋潮汐能、地热能等，海底可燃冰的理论储量大，可供人类利用数百年，但开采技术仍未达到应用阶段。“十二五”期间，我国已把新能源列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中，因此新能源开发和利用将成为未来能源发展的重点。

沿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对新能源产业的定位，未来新能源开发的基本思路应为：加快新能源产业的技术进步，建立健全完善的新能源产业体系，不断降低新能源和利用新能源的能源设备的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扩大新能源产品的市场应用规模，为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满足能源需求15%的国家目标打下坚实基础，使新能源成为支撑能源可持续供给的重要主导力量。

第一，在太阳能领域，大力推进太阳能电池技术创新，晶硅电池产品效率达到18%～20%，薄膜电池转换效率达到12%以上，快速降低光伏发电成本，争取在10年内使大型光伏发电成本达到与常规电力相当的经济性水平。开发比较完整的太阳能光伏发电产业链，使我国太阳能设备制造和利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成较为完善的多层次的技术研发和产业服务体系。

第二，在风能领域，建立较为完备的风电产业体系，加速风能发电装备核心技术创新，掌握一批风电场设计运营、风电机组整机设计关键技术，使风电设备制造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建立以大型风电机组为主、兼顾小型风电机组的完整装备制造产业链，促进风电市场规模化，带动装备制造业的升级壮大，不断提高风电产业竞争能力。通过建立完善的技术创新服务体系，提升装备制造自主研发能力。要支持扶植技术领先和规模优势的企业做大做强。重点开发适应我国风力资源状况、环境条件以及电网运行要求的大型风电设备；突破轴承、变流器和控制系统等关键零部件的技术水平和制造能力。

第三，在生物质能领域，按照因地制宜、综合利用、清洁高效的原则，与循环经济发展相结合，大力开发综合运用各种先进技术，集成应用大型沼气、秸秆气化、生物液体燃料（生物柴油、生物燃料乙醇等）、生物质成型燃料、微藻生物柴油等实用技术体系。促进纤维素制乙醇等技术创新，快速降低成本，加速非粮作物制取燃料乙醇和生物柴油技术的商业化并实现突破。

第四，在核电领域，在吸取日本和苏联核电事故教训的基础上，加速新一代核电技术研究与开发。特别要加强核安全技术研究与开发，在此基础上，加快第三代核电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再创新，推动第三代核电站批量建设。加速实施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科技研发，同时，积极推进快中子堆等第四代核反应堆和小型堆技术研究。争取用10年时间，使我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百万千瓦级核电先进技术开发、设计、装备制造、生产应用的产业链能力。

第五，大力开发智能电网技术。用先进的电网运营技术体系，整合各种新能源发电上网存在的问题，使电网成为各种分散化的、不稳定的新能源的集成调峰、稳定供给的能源调节系统，以促进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第六，积极开发地热能、潮汐能、氢能等非常规新能源利用技术，形成能源资源的万条小溪，通过智能电网技术和小区域独立微型电网技术，汇成能源供给的河流。

（四）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环境技术经济问题

“十一五”期间在持续的快速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中，中国工业规模迅速扩大。201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达到16万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十一五”期间累计增长73.78%，为2000年的2.91倍。21世纪以来，我国重化工业化的特征相当明显，重工业成为引领工业增长的主要力量。“十一五”期间，规模以上工业中重工业累计增长102.5%，比轻工业累计增长率高出19.3个百分点；2010年，重工业比重为64.81%，比2005年提高2.08个百分点，比2000年提高4.29个百分点。在重化工业化大背景下，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的环境代价占GDP的3%～15%，也有的研究估计高达20%。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严重地危害公共健康，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和冲突，形成社会问题和矛盾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进行了完整的约束性指标表达，即“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10%。国务院发布的“十一五”《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确定的任务是，到2010年，我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要比2005年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减少10%；全国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不低于7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60%以上。尽管除单位GDP能耗下降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以外，其他指标都超额完成了任务，但“十二五”我国面临的环境压力并没有下降。

“十二五”期间，国民经济仍将处于景气扩张、高位运行周期内。在全球化背景下，继续推进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仍是“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经济发展仍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重化工是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基本特征。在内需稳定快速增长的带动下，GDP年均实际增速有可能达到9%左右。到2015年，钢材年消费量有可能达到9亿吨，水泥消费量将达到20亿～21亿吨，有色金属年消费量将达到4500万吨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资源环境压力更加强化，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紧迫性更加突出，对降低资源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排放强度的要求更高。因此，必须在“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谁污染，谁治理”“强化环境管理”三大政策和“环境影响评价”“三同时”“排污收费”“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排污申请登记与许可证”“限期治理”“集中控制”八项制度的基础上，采取一系列有力的技术经济政策，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环境改善。

1．加快环境税的实施

环境税是对排污者对环境这种社会公共生活环境使用的补偿。它可以使排污者对排放污染物付出成本，使外部成本内部化，能够有效地抑制生产者排放污染物的数量。同时，它也是对“谁污染，谁治理”政策缺陷的一种调整。由于大量中小企业排放的污染物数量达不到污染治理的规模经济水平，缺乏污染治理能力，它们通过缴纳环境税，实际上是委托政府来进行集中治理。用环境税代替排污收费使对排污征收费用变为依法执行，具有强制性，能够更规范地保证税收的稳定性，有利于合理利用资金。

2．大力发展环保产业

依据技术经济原理，采取专业化社会分工的方式治理环境污染，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谁污染，谁治理”确定的是治理污染的责任，只有大力发展环境保护产业，才能够形成专业化、高效率的环境保护机制。因此，要通过机制和体制创新，促进环境保护产业的快速发展。特别要着重加快发展环保设施社会化运营、环境咨询、环境监理、环境工程技术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设备与材料研究开发、环境工程设计、环境合同管理、环境贸易、环境质量认证评估等环境服务业。鼓励使用环境标志、环保认证和绿色印刷产品。

3．大力扶持环境保护技术研究与开发

科技创新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基础，要加大国家层面对环境保护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支持，强化生产技术与环保技术的集成创新。在国家层面上，根据环境保护外部性强的特点，由国家投入资金，实施环保先进适用技术研发应用、重大环保技术装备及产品产业化示范工程，开展污染减排技术攻关，实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等科技重大专项。在环境管理技术领域，强化制订环保产业统计标准，推进环境专用卫星建设及其应用，提高遥感监测能力，建设环境信息资源中心，加强物联网在污染源自动监控、环境质量实时监测、危险化学品运输等领域的研发应用，推动信息资源共享。在基础研究领域，加强与环境相关的基础研究，推进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建设。在教育领域，加强高等院校环境学科和专业建设。

4．进一步加快循环经济发展，从源头预防污染产生

加大《循环经济促进法》的实施力度，加快制定循环经济相关专门法律法规和政策体系，建立循环经济发展的长效机制。在工业领域，大力推广“产业集聚，企业入园；专业分工，产业成链；生态设计，清洁生产；资源高效，减量优先；技术创新，尊重自然；园区内外，集成循环”的系统集成经济布局与发展模式。在农业与农村，大力发展“种植养殖加工成链，能量物质集成循环，增碳汇，减碳源，低碳生态绿色家园”的工农业复合循环经济模式。在城市经济体系中，推进“工业循环产业链，农业生态碳循环；工农复合大集成，社会运转全循环；政策保障提速度，长效机制保运转；资源产出提效率，环境保护减污染”的综合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5．积极发展碳循环与碳汇产业

碳循环是在循环经济理论基础上派生的一种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新策略。碳循环是自然界在发生各种化学、物理、地质和生物反应与变化过程中产生的碳存在形态变换和转移。与低碳经济强调从源头减少碳利用的做法不同，碳循环侧重于使碳在碳源与碳汇之间不断循环，在循环过程中创造财富，从而降低经济活动的碳排放强度。

碳汇产业是所有以增加碳汇为主要目标，将导致温室效应的气体、气溶胶或它们的前体进行收集并以某种形式储存的循环经济活动的总称。它包括两种形式：一是基于工业体系的碳捕集和储藏技术等，利用工业化技术将导致温室效应的物质捕集起来进行存储或作为碳循环产业（如利用CO2制造塑料）的原料，实现碳减排；二是基于生物过程的碳汇产业，如林业碳汇、渔业碳汇、草原碳汇等经济活动，这些活动实现了碳的固定和储存，并由此减少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含量。森林碳汇是最重要的碳汇产业，因为森林具有吸收二氧化碳的超强能力。

碳循环产业是碳汇产业的延伸和扩展，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节约不可再生含碳资源为目标，将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产生的温室气体等作为资源实现碳元素循环利用的经济活动的总称。遵循自然规律，通过制度创新，利用先进技术发展碳循环产业可以形成复杂的产业链网络，增加就业，创造财富，将碳循环纳入经济循环之中，在产生温室气体减排效益的同时产生经济效益，使碳循环产业成为增加人类福祉的新业态，促进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具有经济动力和可持续性。

国家“十二五”规划确定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目标是，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年均减少3.7个百分点，到2015年比2010年减少17%，达到1.66吨/万元；碳生产力年均提高3.8个百分点，到2015年达到6024元/吨。碳汇与碳循环产业发展要为实现上述目标做出重要贡献。

“十二五”期间，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核心目标，推动碳汇和碳循环产业规模化发展，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到2015年，应争取使碳汇和碳循环产业产值超过3000亿元，实现减排二氧化碳总量15亿～20亿吨。为此，一要利用荒山荒地大力发展高效益林业，进行经济开发，形成大规模的生物质能、生物材料、生物保健品、食品、建材产业链，提高林业碳汇产业的经济效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加森林碳汇。二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草浆造纸、森林工业“三剩物”制建材、尾矿木化制建材等产业的发展，替代木材资源，节省林业碳汇。三要增加农业种植业碳汇、草业碳汇、渔业碳汇、湿地碳汇。实行退耕还草，增建人工草地，实施轮换放牧，增加草原碳汇。因地制宜培育和发展湿地农业、有机农业、农林渔立体混合种植业，充分发挥农业碳汇的作用。四要建立基于先进技术的种植业、饲料工业、养殖业、大型沼气、高效有机肥、农产品加工、节水等跨行业工农复合循环经济联合体，解决沼气池冬季低温不产气和效益低下的节点问题，提升沼气的经济效益和碳循环效率。五要积极开发工业碳捕集技术和二氧化碳利用技术，培育和扶持以二氧化碳为原料的新兴产业的发展。

建议“十二五”期间国家设立基于工农业复合循环经济模式的大中型沼气建设工程，集中力量在全国示范建设5家基于高效工农复合循环经济联合体，规模达到20000立方米以上、年产沼气量超过600万立方米的大型沼气基地。建设5家高效率利用生物质废弃物开发生物质能源的示范工程。设立高效益林业碳汇产业体系建设工程，在有条件的地区选择5个基于林、材、能、食、生物材料等多产业配套发展的碳汇与碳循环产业林基地。示范基于林业的高效碳汇与碳循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监测基于林业的碳汇与碳循环产业的资金流与碳汇效率。设立二氧化碳工业化再利用技术开发工程，在深入进行技术评估的基础上，选择3～5个有前景的技术方向作为攻关课题进行研究与开发，形成技术积累，为未来大规模应用二氧化碳进行技术储备。

在政策和管理层面，要加快建立和完善碳汇基金制度，支持碳汇和碳循环产业规模化发展。探索建立碳汇银行制度，鼓励企业将增加的碳汇和节省的碳汇存入碳汇银行。研究建立碳税与碳交易制度，尽快在易于核算管理的行业（如冶金、水泥、电力行业等）进行试点示范。积极推行产品的碳排放标志试点。制定国家鼓励和支持发展的低碳技术目录，加大对低碳技术研究与开发的支持力度，加强关键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建立碳汇与碳循环产业技术标准体系。建立碳排放计量、监测、审计、核算制度，科学管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的约束性指标。建立碳汇和碳循环技术与产业数据库、专家智库，免费向社会提供相关信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和扩散低碳与碳循环产业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