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总结

一 新农村建设研究正全面发展

我国新农村建设研究正朝着多学科、多角度、多视野的方向发展。其中，民间新乡村建设派在理论建设和实践上都有所建树，尤其是他们所主张的田野调查与乡村建设试验具有较强的场域吸引力，实践了中国的参与式发展理论。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的新农村建设仍然以政策研究为主，学理研究显著不足，现有的研究不仅局限于一般的经验性研究，且存在不少的低水平重复。如果理论研究不能建立起自身的体系，低水平生产将是不可避免的“死胡同”。这一方面，是由于新农村建设的提出还未经历长时间的论证和检验，各学科之间缺少交流与争鸣；另一方面，是由于热点问题研究容易产生“搭便车”和随波逐流效应。此外，政府的高度重视可能无意中造成了学理性研究的沉默。诚然，综观我国“三农”研究中的农村基层政权研究、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的发展，无一不是经历了从政策性研究到学理性研究的转变。应该说，重返学理研究的专业化，才是理论研究的核心所在。为此，更加关键的是对政策实施的社会基础的研究，强调以农民的角度、从农村社会内部来研究新农村建设的意识。通过探讨新农村建设在农村社会成功运作的现实基础，才能减少外部政策被扭曲的可能，避免新农村建设中农民的集体失语。对新农村建设的社会基础的研究将有助于更加真实地反映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进程，更好地反思和调整理论支农实践，构建农民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加深我们对乡村社会自身结构和特性的认识。

二 加深对不同地区经验的比较研究

通过对经验的总结和深化，可以解释不同地区新农村建设不平衡的深层原因。从研究方法上讲，这属于区域研究的范畴。从个案研究到区域研究，再到分类比较研究，是新农村建设研究应有所作为的方面。区域研究和分类比较研究的必要性，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农村人口基数大，且各地的现实情况差异巨大，不可能产生一个统一的模式。贺雪峰就认为，以区域性研究为基础的比较研究，是认识乡村社会性质的灵感源泉，也是理解制度安排效果的关键。

三 质疑和批判是必要和有益的

不管一种质疑是针对学术研究，还是针对政策规划，只有经过充分的论证和探讨，填补新农村建设研究的盲点，才能使历久弥新的理论不断发展，并淘汰那些缺乏生命力的理论模式，尽量减少政策的不公。作为新农村建设研究热的冷思考，可探讨以下问题——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变化问题（如留守少年在参与建设新农村中的可能性）、乡土观念的演变、新农村建设的公共与私人领域、新农村建设理论的积累与传承（如新农村建设能否在一定逻辑起点上构建自身的理论、不同的研究之间如何实现交流和对话等）、广义上的新农村建设的得失（考察我国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的乡村建设实践）、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传播学（媒介影响力的发挥与社会责任的履行效果如何、乡村受众的媒介素养与观念变革）等。

事实上，只要中国的“三农”问题未能得到圆满的解决，新农村建设及其研究就一日不可停止。在中国现代化发展具有战略影响意义的征途上，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主体是农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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