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布迪厄的社会学方法论

布迪厄的社会学方法论正是从涂尔干关于排除一切浅见或成见的方法规则出发的。他指出，“认识论断裂”尤其对于社会学而言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由于观察者（研究者）同属于社会世界的一员，所以如若他们不与自己的想象与幻想等成见划清界限，以一种科学的态度认识社会世界并建构一套科学的方法论体系的话，就必将陷入自生社会学的陷阱。因此“社会学要想成为一门与常识划清界限的科学，只有运用有关社会事实的认识理论，对自生社会学的庞大野心展开有组织的反击”。

那么如何才能与上述这种“自生社会学”彻底决裂、实现“认识论断裂”呢？布迪厄首先对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规则——必须将社会现象看作社会本身的现象，是呈现在我们外部的事物，必须摆脱我们的主观意识，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部事物来研究——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它不仅“有力地破除了 ‘社会世界透明性的幻觉’”，而且还使我们“和常识性理解划清了界限”。“这一立场有能力发现男女众生在 ‘生产他们的社会存在’时不得不涉入的 ‘决定关系’（马克思语）。”

从涂尔干方法论整体主义出发，布迪厄阐释了他本人的方法规则。他指出，要实现“认识论断裂”就必须遵守“非意识性规则”和“关系暂时性规则”两大原则。“非意识性规则”继承了涂尔干的社会学规则，将社会规定为独立于行动者个人的、外在于具有强制性功能的客观体系。“即使最具个性、最为 ‘透明’的行为的意义，也不属于执行此行为的主体。它属于使其得以实现的关系的体系总体。”而“关系暂时性规则”则是布迪厄为抵制那些“容忍（社会）常识与学者的常识之间所存在的某种相互依赖关系的暧昧方法”而提出的另一个方法规则。它通过赋予历史—社会关系体系以优先地位的方法，强调社会关系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反映行动者动机和意图等的主观关系。因为“社会诸关系成立于各种社会条件与各种社会位置之间，这些关系体系比维系主体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不难看出，布迪厄的主张深受马克思的影响。他担心人们可能由于将注意力过分集中于那些浮于表面的相互作用之上，而忽略或掩盖了问题的实质，即忽略或掩盖了隐藏在这些相互作用背后的、使其得以成立的场域结构。

那么，经历了暂定性客观主义洗礼的研究者又是如何建构对象的呢？布迪厄援用索绪尔“视点建构对象”之命题具体说明了运用研究者视点建构对象的必要性。他指出，社会学不能“忽略对象的建构工作”，因为如果忽略此项工作，就会轻易采纳常识性经验和自生社会学设计出来的各种范畴。例如，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青年社会学、老年社会学等分支学科正是追随自生社会学，按照表面的不同进行分类的典型。但是，这些根据日常经验所做的划分，根本无助于对象的建构。“不论我们怎样增加由日常经验拼凑而成的各种规则组合（如 ‘巴黎东郊社区成人的娱乐’等类型的研究主题），也无法完成对象的建构工作。因为这些组合至多不过是由对象和现实的碎片拼凑而成的产物……它根本无法获得科学对象的资格。”为了建构科学的认识对象，布迪厄竭力提倡被其称为“关系主义思考方式”的著名方法。关系主义视角本身并不新颖，它源自于结构主义。马克思和列维·斯特劳斯等结构主义大师都十分强调关系的重要性。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曾清晰地表述过这一观点：“社会并不只有个人所组成，它还体现着个人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各种联结和关系的总和。”布迪厄不遗余力地推广“关系主义思考方式”，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摆脱朴素自生实在论束缚、颠覆理论与经验之关系的社会学方法。但与此同时，他也充分认识到实体主义的顽固性，认为由于从集团或个人等触手可及的现实入手，远比从关系的角度入手来得容易。例如，社会学家在分析社会分化问题时，考虑那些按照群体界定的集团，乃至考虑这些集团间的对抗，远比考虑某种关系空间简单。所以他们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实在论的泥潭，按照社会预先建构的初始范畴——“老人”“年轻人”“外来移民”“贫困人口”构建对象。但布迪厄指出，科学断裂的关键所在就是要将预先建构对象的社会构建过程本身当作研究的对象。

因此要避免实在论的思考方式，必须导入关系主义的视角。布迪厄以权力问题为例，具体说明了运用“关系主义思考方式”克服实体主义倾向的方法。他发现在探讨权力问题时一部分学者习惯于从实体主义和实在论的角度探寻权力存在的位置，而另一部分学者则热衷于询问权力的来源。但布迪厄指出，要与实体主义思维方式决裂，就必须以“权力场域”取代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是一个实在论概念。它指涉一个实在的群体，是一个拥有权力的有形实体。而“权力场域”则是一个专指“社会位置之间的力量关系，这种关系确保其占有者握有一定数量的社会力量或资本，以便使他们能够跻身于对权力垄断的争夺之中，而在权力垄断方面的争夺中，对合法权力形式的界定权的争夺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向度”。显然，“关系主义思考方式”破除了社会学领域内以主客观二元对立为基础的各种对立，如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方法论整体主义、个人与社会、微观主义与宏观主义的对立。布迪厄把这些对立称为危害社会学的“毒瘤般的主张”，认为必须克服这些二元论倾向。“社会学没有必要在这些极端之间进行选择，因为社会现实既包括行动也包括结构，以及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历史，而这些社会现实的材料存在于关系之中。”显然，他从关系主义思考方式出发的对象建构，同时超越了仅仅将社会学对象限定为独立于个人的、具有外在强制力的“社会事实（集合表象）”的涂尔干的方法论整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