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资本的“隐蔽”功能

文化资本不仅和经济资本一样凝聚着社会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它还具有使这种不平等关系合法化的“隐蔽与秘密”功能。文化资本的“隐蔽与秘密”功能是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重要源泉之一。“隐蔽与秘密性”指行动者在进行文化资本的投资、积累和持有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虚假的非功利性”（désintéressement）。也就是说，文化资本具有一种掩盖其自身可以与经济资本进行相互转换的功能。布迪厄指出，“从物质性 ‘经济’资本演化而来并以一种虚假的面目出现的象征资本（文化资本），按照它可以在何种程度上掩盖其自身是一种源自 ‘物质’形态资本的事实，并且此后也能够继续掩盖这一事实，创造着一种固有的效用”。

正如“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形象地描绘的那样，废寝忘食地埋头于文化知识的学习或刻苦钻研学问等所谓的“非功利性行为”，其真实目的就是通过获取更多文化资本这一途径来换取金钱及美女等物质资本。布迪厄认为，文化资本的隐蔽性或秘密性和物质资本的投资和持有一样，同样可以起到提高行动者社会地位的作用。这种经过“伪装的非功利性”=“纯粹性”是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一个重要特征。它和经济资本的投资及所有具有完全相同的功能。布迪厄之所以把通常不被人们当作资本的事物——知识、教养、感性、趣味、馈赠及仪式等——同样视为一种资本，显然正是基于以上这一认识。

布迪厄指出，行动者获取“纯粹性”的唯一途径就是消费大量的经济资本。反之亦然，行动者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也只有通过这种“纯粹性”才能得以体现。不过，这一显著的事实却被社会全体成员作为一种“秘密”而掩盖了起来。布迪厄把这一现象称为“象征资本特有的、一种掩盖其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交换可能性的功能”。那么，人们究竟想要掩盖什么“秘密”呢？换句话说，“秘密”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呢？布迪厄以具体的事例解答了这一问题。

大约在1955年，一位在法国学习手艺的名闻遐迩的卡比尔泥瓦匠，一次干完活之后正准备回家，主人却按照惯例打算请他吃饭。但泥瓦匠拒绝了这一邀请，……并提出希望主人用货币的形式支付这顿饭的饭钱。这无异于冒天下之大韪。因为他的要求从根本上亵渎了把劳动及其价格转换为一种无偿馈赠的象征炼金术的神圣性。……强调把会餐变换成货币的可能性这一举动泄露了一个人们保守得最为严密也最不严密的秘密——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一秘密——并违反了确保“诚信”经济必须暗中求助于集体的恶意隐瞒这一潜规则。显然，人们不能不对此要求感到气愤并视之为一种挑衅。

布迪厄在此所指的“秘密”就是请客吃饭实际上是工钱的一种转换物，以及房屋的主人希望借此方式显示自己身份和地位这一事实。显然，这是一种对谁都必须保守但实际上谁都十分清楚的公开的“秘密”，是一种“保守得最为严密也最不严密的秘密——因为人人都知道这一秘密”。布迪厄用“误认”（méconaissance）一词来形容这种关于象征资本（文化资本）的“公开的秘密”。

“误认”概念在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美国学者耐斯曾对它的重要性做过精辟的概括：“布迪厄最近大部分的工作都集中在对以下问题的探讨上。那就是尽管受到资本主义 ‘合理化’的影响，经济资本与象征资本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性是否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对维护各种支配关系究竟起着怎样的作用，它有哪些独特的功能等。”布迪厄文化资本理论的核心性分析框架之一正是这种“公开的秘密”，即“误认”——象征资本被转换成经济资本之后的形态被视为一种公开的秘密——概念。

误认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可以把恣意性支配与被支配的权力关系转变成一种甘于接受的自然关系并加以正当化。“制度层面有组织和有保障的误认……要把恣意的剥削关系……转变成一种建立在自然而然关系（例如亲属关系）之上的持久性关系……它是一切象征性劳动的根源。”布迪厄同时指出，误认并不是支配阶级与阶层用来维护现存社会体制和秩序的专利品。事实上，被支配阶级与阶层也经常使用这种误认。被支配阶级与阶层正是通过这种误认的作用使自己成为一个顺民，即成为一个甘愿服从支配阶级的剥削和统治的臣民的。但在此情形下，误认却不是一种可供行动者自由选择、为了抬高自己身份的策略。因为，如果误认只是一种策略的话，那么对于被剥削阶级与阶层而言，它是毫无益处（因为避免误认就可以摆脱剥削）。也就是说，如果可能的话，被压迫者是绝对不会自愿采用“误认”这一策略的。

显然，误认不是一种策略，而是权力运作的结果。它是支配阶级用来维护自己的统治并使其正当化的一种有效武器。华康德转引韦伯的论述剖析道：“在任何一种统治结构中，那些通过现存政治、社会和经济秩序而获得特权的人从来不会满足于赤裸裸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并强加于众人。而且，他们希望看到自己的特权地位有所变化，从纯粹地拥有实际权力转换到获得权力的体现中，并希望看到自己因此而受到尊敬。”在错综复杂的当代社会中，“误认”扛起了这一神圣的使命。由体制内部的权力所组织的误认，运用其自身的正当化效应再生产着作为一种权力基础的社会结构。布迪厄指出，“既存秩序，以及作为其依据的资本分配，通过它们的存在本身，也就是通过它们一旦公开和正式地显示自己并被误认和承认时产生的象征效应，促成了它们自身的永存”。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种象征效应的话，那么现存的社会秩序将很难维系。在这种象征性效应中，布迪厄尤为关注的是其中所包含的误认问题。毫无疑问，希望维持现存社会体制和秩序的绝不可能是受压迫的下层阶级。只有部分享有特权的上层阶级才会努力维持这一现存的社会体制和秩序。因此可以肯定地说，把“误认”变成一种必然的制度体系完全是支配集团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建立起来的。对于统治阶级而言，建立这种制度体系的唯一目的就是维护自己的统治。

正当化（officialisation）是一种过程。通过这一过程，集团（或集团支配者）使自己受到一种公开主张的约束，并因此而获知并掩饰自身的真实性；此公开主张使其所述合法化，并迫使他人接受之，同时以默示的方式规定可思和不可思事物的界限，从而有助于维持它从中获得其影响力的社会秩序。

显然，这种“正当化”同样是一种制造公开秘密的装置，是由统治阶级的惯习所建构的一种策略。至此布迪厄得出以下结论：统治阶级之所以保守这种公开的秘密，目的就是将其变成一种支配工具并用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

以上从象征支配的角度对“文化资本”作了较为详尽的考察。从中我们不难发现，在许多场合布迪厄都是将“资本”尤其是“文化资本”概念放在它和社会阶级与阶层的关联中来加以认识与理解的。他的这一解读方法，即从阶级结构再生产这一视角出发的文化理论，此后经过众多布迪厄研究者特别是新马克思主义学派理论家和“左翼”社会学家的阐释，发展成为一门广为人知的文化批判理论——象征支配社会学。但是，布迪厄以揭示阶级支配为主旨的批判理论同时也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非难。其中最为激烈的批评者甚至怀疑布迪厄患上了“阶级神经质”。即便是较为温和的学者也指责布迪厄“过于关心社会支配问题”。他们认为在文化资本的场合“他也完全被支配及等级的再生产问题吸引住了”“对资本自身运作的分析毫无兴趣”。而布迪厄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和他“把社会支配的机制问题视为头等重要问题”的立场有关。

显然，这些批判是站不住脚的。当今世界的贫富差距存在着明显的扩大化倾向。阶级问题再度成为一个全球性问题。自20世纪90年代起，不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贫富分化的再度加剧又一次成为社会学家普遍关注的课题。詹姆逊在《文化研究和政治意识》一书中曾对美国社会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问题表示了深刻的担忧并认为阶级问题将再度成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他指出，“社会阶级并没有消失，而且在当前的政治动向里，随着绝大多数美国公众的日益贫困化和很少数人的极其富有而出现的两极分化，毫无疑问阶级必然会作为一种社会现实而再度活跃起来”。

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斯特也和詹姆逊持相同的观点。他用一组触目惊心的数据证明了美国社会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现象，并对形成原因进行了深入剖析。卡斯特指出，此次贫富差距的扩大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信息资源的不均衡所造成的。如果说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分化现象主要是由经济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所引起的话，那么，造成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即信息社会或曰知识社会贫富差距的原因则要复杂得多。它不仅与经济资本的不均衡有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和信息、技术、教育等广义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有着直接关联。

由此看来，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绝不是一种已经过时和僵硬的阶级批判理论，当然更不是由“阶级神经质”所幻想出来的一种想象物。相反，它是一个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理论性分析框架；是揭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信息社会或知识社会）不平等的社会等级秩序和不平等的社会资源分配体系的有效的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