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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作贤述”看“原本”概念

一 “原本”概念和“原本中心意识”

在传统的翻译或解释理论中，“原本”（original text）是“文本”（text）概念的一个子类，它与“译本”或“解释性文本”（translation text）共同构成“原本/译本”的二项式关系。但这种二项式关系不是对称的，在很长的时期中，“原本”对于“译本”一直具有支配性的地位，我们将其称为“原本中心意识”。这种意识不仅支配着传统的解释理论，也支配着传统的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这是我们对它进行考察的重要理由。

首先，“原本”最常出现在狭义翻译的领域，也就是美国符号学家雅各布森所说的“语际翻译”（inter lingual translation）领域。在这里，原本和译本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自然语言L1和L2。如果将L1和L2之间的语言屏障记作符号“/”，那么，全部翻译研究的源始性问题就可以归结为：如何超越“原本/译本”之间的“/”，使译本最大限度地接近“原本”？

语际翻译谈论的只是不同语言之间的文本转换问题，法国当代思想家布尔迪厄在其“语言交换的经济学”中将其表述为“文本流通”（circulation of the text）。参见P. Bourdieu所著Language and Symbolic Power，哈佛大学出版社，1991。其中第一篇（Part I）的主题就是所谓“语言交换的经济学”（The Economy of Linguistic Exchange）。在这里，布尔迪厄强调应当把社会学视角代入到对表达和理解活动的研究中。任何言语行为都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说话者本身的在社会中形成的语言积习（habitus）；另一个则是以体制化方式存在的所谓“语言市场结构”（structures of linguistic market）。文本的生产和流通是这个语言市场中的基本内容。参见该书第37～40页。除此之外，“原本/译本”关系还可以出现于另外一种语境，即雅各布森所说的“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领域。“语内翻译”只涉及单一的语言共同体，因此，它所考察的是美国思想家席尔斯所说的“流传性的”（being handed down）参见Edward Shils: Tradition（《传统》），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1，第12页。翻译。在这个线性的“文本流传”领域中，“原本”是个“回溯性母题”，而“译本”的任务是使“原本”得到再现。但由于世殊事异，“原本”和“译本”之间仍存在着作为“时间间距”符号的“/”，如何使“源头性的或本真性的东西”得到保真传递就成为人们一向关注的话题。这里依然存在着那个原初性的问题：如何超越“原本/译本”之间的“/”？

然而，除了上面所说的“文本流传”和“文本流通”的领域外，我们在传统哲学领域还可以看到一种具有隐喻意义的“原本意识”：那里的“原本”或被称为实在，或被称为本质，总之被称为大写的Being，也就是使一切“所是”（或“存在者”）成为可能的那个“是”（或“存在”）。相对于这个“原本”，一切表象、概念或理论都具有“译本”的特性。作为“原本”的实在是人的表象和概念的复制对象，是它们获得真理性或有效性的完满性根据。所谓认识的目的就是：如何超越“原本/译本”之间的“/”？

上述三种“原本”构成了三种知识形态的根基，我们可以把这三种知识形态视为三种翻译类型。虽然形态不同，但其“原本”的初始含义是一致的。值得注意的是，中文里的“原本”是个歧义词——既有文本理论意义上的“原始文本”的意思，也包含着认识意义上的“原原本本”的含义。它是源头、是根本、是真相，是人的思想一向寻求的最终家园。因此，虽然“原本/译本”在上述三种知识形态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它们所面对的共同问题——如何超越“原本/译本”之间的“/”——都表现着“原本”的首要的和支配性的地位。我们将这种意识称为“原本中心意识”。

将“原本”与“中心”联系起来，“原本”便具有了神圣性的法相。在“语际翻译”中，“原本”的神圣性或许来自这样一个并非偶然的事实，即许多民族在早期都曾用母语对具有神圣性色彩的“宗教典籍”进行翻译，这种翻译对其文化形态曾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圣经》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曾被译为上千种语言。据美国《圣经》学家E. Nida（奈达）统计，《圣经》翻译所涉及的语言达1200种以上，至于译本就更是难以计数了。参见Toward the Science of Translation，荷兰莱顿E. J. Brill Press, 1964年，英文版前言，第IX页。就中国而言，从后汉到宋代期间，佛教学者曾对佛经进行了长达800多年的翻译。在这里，“原本”的神圣性自不待言。

不过，从发生学的意义来看，“神圣原本”观念最初是起源于严格意义的“语内翻译”而非“语际翻译”领域。从“语内翻译”的角度来考察“原本”，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重要现象：

其一，无论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文明”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了“轴心时代”（axial period）的概念。他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印度、中国和希腊等几个主要地区几乎同时进入所谓“轴心时代”，其标志是释迦牟尼、孔子以及苏格拉底的出现。轴心时代结束了原始文明，形成了直到今天依然有效的世界文明的主体框架：“时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要回顾这个时期，并被它重新激励。轴心时代潜能的复苏以及对这种潜能的记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着精神动力。对这一开端的复归是中国、印度和西方不断发生的事情。”参见魏楚雄等所译的中译本，华夏出版社，1989，第14页。雅斯贝尔斯当时只提到中国、印度、西方这三个轴心文明，但后来有人将崛起于公元7世纪的伊斯兰文明也列入轴心文明。还是罗伯特·莱德菲尔德所说的“大传统” 参见Robert Redfield, 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在该书中，莱德菲尔德区别了所谓“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前者主要指那种在都市上层精英中流传和保持的反省性的教化知识；而后者则是指在乡村和小社区以非反省方式流传和产生影响的民俗意识。都有一个明确的“本文指标系统”，那就是本文下面要讨论的“体制性的经-传传统”。这里的“经”具有“原本”的意义，它体现着特定文化共同体关于神圣源头的集体记忆。“传”是围绕着“经”生成的各种解释性的“译本”。

其二，就解释性活动而言，体制性的经-传传统是与“等级性的作-述观念”相对应的：在一个“经-传传统”中，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享有严格意义上的“作者”身份的。“作者”是“经”的创制者的身份，而作为“译本”的“传”的作者则被理解为“作为译者的述者”。

其三，因此，当我们在“文本流通”的领域内使用“跨传统”（transtraditional）或“跨文化”（inter-cultural）这样的概念时，它应当是指两种“经-传传统”的相遇。这是语际翻译的解释学需要特别留意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