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译本”与“原本”的相似性：“像”与“不像”

前面已经指出，语际条件下“译本”对“原本”的模仿性复制，只能在剔除原语和译语的全部差异性因素时才可能达到概念意义上的“同一”。这就是“语词世界”与“基于逻辑的概念世界”的基本区别。面对语词的世界，“概念同一”必须要承诺一个“第三文本”，它是我们判别B文本是否同一于A文本的基本依据。其判断词是“真”或“假”。B=A，当且仅当B的所指是由A的所指分析而来的。然而，这种翻译只有在逻辑语言、记号语言中才可能实现。而这种人工语言实际上是“超语际性”的。

此外，语际条件下“译本”对“原本”的模仿性复制也不同于“背诵”这种心灵复制，因为它无法达到“背诵”所具有的“原原本本”的程度。与此相关的例证很多。在笔者参加的一次研讨会中，法国某学者讨论黑格尔宗教学讲演录中关于中国“道家”的内容。但该部分陈述听起来十分奇怪。经过反复询问我们才确定，黑格尔的该部分论述可能取自当时传教士关于《封神演义》的翻译。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语际翻译”与“背诵”的区别：在语际背景下，译本B如果是“原原本本”的翻译，那就意味着在把它译回原语时，它应当等同于“原本A”。但这显然是困难的。

如果说诉诸“逻辑复制”的概念转换依赖于“同一性”（identity）原则，那么在诉诸“语言复制”的“模仿性翻译”中，“译本”充其量只是“原本”的“相似物”，它与“原本”只具有“相似性”（sameness）。“相似性”包含着“原本”与“译本”的“差异性”。正因为这样，在一个“原本”的连续翻译转换中，即在前面提到的T0≈译本T1≈T2≈T3……≈Tn的式子中，我们看到的分明是“差异”的扩大和“相似”的减少。这种“差异”的扩大应当就是德里达所说的“播撒”（dissemination）。而“差异”的“播撒”主题早已在柏拉图的“模仿”概念中就存在了。柏拉图曾把“模仿”和“模仿的模仿”比喻为“磁石的磁力”在传递中逐步递减的过程：

我刚才说过，使你擅长解说荷马的才能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种神圣的力量，它像欧里庇德斯所说的磁石一样推动着你，磁石也就是大多数人说的“赫拉克勒斯之石”。这块磁石不仅自身具有吸引铁的能力，而且能将磁力传给它吸住的铁环，使铁环也能像磁石一样吸引其他铁环，许多铁环悬挂在一起，由此形成一条很长的铁链。然而，这些铁链的吸力依赖于那块磁石。……观众是我讲过的最后一环，被那块磁石通过一些中间环节吸引过来，你们这些诵诗人和演员就是中间环节，最初的一环是诗人。而最初对这些环节产生吸引力的是神，是他在愿意如此做的时候吸引着人们的灵魂，使吸引力在他们之间传递。

柏拉图用“磁力传递”说明人的源于灵感的模仿。但他在具体讨论模仿时（比如通过“三张床”的例子）反复重申“第一级模仿”、“模仿的模仿”或“三倍远离真实的模仿”等差异。这意味着磁力在其传递过程会出现递减效应。这一状况与语际性的文本翻译十分类似。因此，我们在判断语际背景下“译本”对“原本”的模仿关系时，通常不使用逻辑意义上的“真”与“假”的判准，而只能使用“像”与“不像”的尺度。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对此进行了明确的区别。在那里，以“陌生人”（stranger）身份出现的苏格拉底在讨论了“制造形象的技艺”时曾区分了两类“模仿”：一种是制造与原型（original）“一模一样”的东西，它“可以被公允地称为相同（eikon）”。还有一种模仿只制造与原型“看起来相似”（appears to be a likeness）的东西，它“只是制造相似的东西（phantastikei）”。这里就出现了“像”与“不像”的判别标准。

有趣的是，在中国先秦时代，“象”（即现代汉语中“像”的本字）本身就传达着“翻译”的意思。在中国翻译研究文献中引用率最高的是这样一个关于“翻译”一词的方位性定义：“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因为这个缘故，先秦文献中常把“翻译”称为“象译”。以“象”作为“翻译”的方位名词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古人以“模仿性”的象形方式来生成“符号”概念的语义发生学过程；另一方面也衍生出对任何“模仿性活动”（包括“模仿性翻译”）的判断标准，即“象”与“不象”。

首先从缘起上看，“象”之所以作为先秦时期周王朝与南方诸民族“语言交往”的名称，乃是因为当时南方边地多产“大象”。这种在中原罕见的动物通常是南方民族向周王朝入贡的礼品。《尚书大传》记载说：

交趾之南有越裳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

由于这个缘故，“象”便象征着与南方各民族的“交通”，这是“翻译”被称为“象译”的主要成因。此外，“象”在后来还从一个具体的动物变成了一种表达形象模仿的符号。《韩非子》中说：

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

这段论述描述了“象”怎样从一个具体对象变为一般符号的语义演变。

在这里，“象”从一个地域性动物变为一种得到流传的图像，从关于“象”这一具体对象的图像变为具有一般指示功能的符号，如“象形”、“图像”、“天象”、“物象”、“意象”等。

正是从“象形模仿”出发生成的“原本”与“摹本”的关系，使“象”同时成为一种评价语词，即“象”与“不象”（=“像”与“不像”）。回到我们前面关于语际背景下“原本”与“译本”的关系，我们可以说，“译本1”是“原本”的“象”，“译本2”是“译本1”的“象”, ……依此类推，我们在“译本n”那里就只能看到它与原始“原本”的“不象”了。因此，语言哲学中关于“同义名”的讨论通常过于关注两个语词在一次性语义分析中所呈现出来的“同一性”条件，而忽略了这种人们用以表达这种“同义性”的语词之间是存在着“差异”的，这种“差异”在不断翻译过程中会日益显露和扩大开来。

显然，“象”与“不象”的尺度只是在语词世界中才存在。“象”意味着在不同语词世界中的文本之间可以识别的相似关系，而这种相似关系同时蕴涵着“不象”的“差异”关系。当解释学把“时间间距”、“前见”、“本文的现世与来世”等当作文本理解的基本条件时，它便使我们下凡到具体的语词世界。在这里，“象”与“不象”即“差异”构成了文本意义持存的基本含义。了解这一点可以使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哲学概念”：传统意义上的哲学是以寻求“概念普遍性”为其基本诉求的，它强调“哲学概念”是应当诉诸“逻辑复制”的“概念语词”（弗雷格语）。然而，一旦通过翻译将“哲学概念”放到“语词复制”的平台上来观察，我们便看到它的普遍性从来就是受到具体语词世界约束的。我国学界今日关于“中国是否存在哲学”的讨论，本身就表明“哲学”这个概念在不同语词世界中存在着难以抹平、不可还原的差异，而这已经超出本文对“模仿”问题的论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