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体系与经济发展·
自开商埠与济南近代经济发展的特点
内容提要：在周边政治经济形势以及城市自身发展的驱动下，济南在1904年自行开埠，其城市经济得以迅猛发展。济南区位经济优势的确立既有政府各项政策支持的因素，也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新兴商人资本的发展。由于自身特殊的发展条件和背景，其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其他自开埠城市的特点，即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比较和谐，民族资本自身力量强大，商会在城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济南 自开商埠 民族资本 商会
一 开埠前后济南城市经济发展的对比
在19世纪中叶，济南基本还只是一个地区政治文化中心和消费城市，不是商业贸易和手工业中心，城市中除手工纺织业外，没有其他大规模的手工业。对于同治年间的济南，清代学者何家琪在所著《天根文钞》中曾说：“其地民惟力田，日用皆南产。”在产业和消费结构的制约下，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济南市场输入的大宗商品以绸缎、南货、茶叶、皮毡各货等庄为大，每年贸易额一百七八十万两，而对外输出的商品大部分为贩运关东的标布，每年七八十万两，另外，兖州、登州来的丝茧客商，每年五六十万两，大宗商品流通的特点为输入大于输出。
开埠前，济南商业集中在消费服务性领域，基本为传统店铺经营。城区内的商号店铺集中于芙蓉街、西关大街、东关大街，如“洋广货铺多在芙蓉街，以裕聚为最，裕昌次之。新泰厚票号在西门大街，其右路北为瑞林祥，瑞生祥在芙蓉街，谦吉升在芙蓉巷，袁风九在布政司大街，其余钱肆散见于各街”。
受传统经济和观念习俗的影响，古老的济南一向是“其人多文秀，其俗喜诗书，好利而乏远谋，故富商大贾往往无土著者”。在济南经商者以章丘、胶东及运河沿岸城镇商人为主，外省商人则以山西晋帮、河南豫帮为主。客居济南的外省官绅或商人，按地籍先后在济南建立了山陕会馆（布政司街）、江南会馆（宽厚所街）、八旗奉直会馆（院后街）、福德会馆（高都司巷）、中州会馆（榜棚街）、浙闽会馆（宽厚所街）、湖广会馆（小布政司街）、集云会馆（估衣街）、江西会馆（万寿宫）、浙绍会馆（院西大街）。在各帮商人中，山西晋商实力最强，他们在银钱业、典当业以及铁货、粮食等行业拥有很大的经营势力。
1904年，济南自开商埠，既有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宏观背景，同时也是城市自身发展的结果。烟台开埠通商后，济南通过烟潍商路延长线，开辟了与烟台进出口市场间的商品流通路线，市场由此开始转型。当时济南经由烟潍商路，每年输入烟台的各类洋货200余万银两。当时烟台由于大部分洋货由上海转口输入，故济南输入的洋货实际上大部分以上海为货源地。青岛开港与胶济铁路的修筑，加快了济南城市经济转型的进程。此时，城市商业已由东关和城里转移至西关，与周邻地区的商品交流也日趋活跃。单就开埠前的1903年来说，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这一年所发生的各种事情，似乎已经预示着这座古老的城市即将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重大转变。
这一年，胶济铁路修至距济南只有一步之遥的周村；德国瑞记洋行、礼和洋行开始在济南“承办大小机器和一切粗细货物”的买卖，德国德基洋行甚至“携带各种洋货”，在济南南城根租赁房屋，发卖各种钟表、西洋乐器、留声机等洋货，英国商人柯德士则向山东商务局提出承办小清河轮运这样咄咄逼人的要求；1903年春，日本商人开始陆续到济南筹划商贸经营，“商务人员往来络绎，不下十余人”，并有日商“拟在大布政司街开铺，专售东洋杂货”，其购货也托日商办理；在原有的宜宾馆、克本馆两家西餐馆之外，在济南司家码头又开设了一家新的西餐馆——天德茶楼，开业后“生意颇旺，日有西人前往饮啜”。过去，济南的大洋货铺只有屈臣氏、鹤林堂2家，到1903年又新增富兰堂、化劫堂、复兴隆3家，照相馆也增至5家。这一年，济南发行的各种报刊已达38种，发行总量达1619份。通过《京报》《北洋官报》《政艺通报》《胶州报》《外交报》等报刊，济南的绅商学子逐渐对外界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同时，要求开放与改革的愿望和呼声越来越高涨。
接下来便是1904年的自开商埠，而这一举措与胶济铁路的全线修通以及1912年津浦铁路与胶济铁路的会接有密切联系，彻底改变了济南的历史发展进程。1906年1月10日，济南正式开设“华洋公共通商之埠”。开埠后，济南的城市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当时就有报道称：“刻下东省人烟凑集，非常之多，即闲街僻巷，亦如闹市，西关外之十王店，本系荒野，今已修成马路，列肆而居。有多年离东者见之，无不惊讶，大有沧桑之感云。”1914年，济南人口已达246000人，其中商埠人口共2675户，14601人。北京政府时期，随着城市商贸和机器工业的发展，外来迁入人口大量增加，到1929年，全市人口达38万人，比1914年增长了近65%。国民党南京政府时期，城市人口的增长虽有所放缓，但仍保持着平均每年2.3%的增长速度。抗日战争前夕的1936年，济南城市人口达99934户，442250人。城市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比例也呈上升之势，1934年，据公民登记法登记的公民计169794人，其中经商者46095人，约占1/3。
商埠设立后，外国商人纷纷到济南开设商行，经营各种土洋货贸易。1915年，商埠区内已有外国人修建的楼房26栋，商埠区的洋行发展到25家。其中著名的外商有德国的哈利、瑞记、美最时、礼和、捷成、禅臣、礼丰、义利、万顺、华丰等洋行，法国的振兴洋行、立兴洋行，英国的仁得利洋行、英美烟草公司、亚细亚石油公司等，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日本的三井、汤浅、大仓、大文等洋行，俄国的滋美、开治、永昌等洋行。
与此同时，华商资本也有了明显的增长，1918年前后，济南登记在册的华商业户已有2000余户；1927年，城埠两地大小工商业户达9100余户，其中商业6500余家，不到10年增加了近2倍。1915年，商埠区内华商开设的商家店铺500～600家，1927年商埠的商号店铺总数已发展到1500家，比10年前同样增加了近2倍。
开埠后，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商人资本的汇聚，济南不仅成为全省最大的棉花市场、粮食市场、花生市场和畜产品市场，而且也是内地最大的洋货分销市场。这就增强了城市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影响力。1914年济南的市场商品流通总量为1200万银两，1918年济南市场的交易规模已跃增至1亿元，大致4倍于同期的周村。20世纪20年代初，省内历城、章丘、长山、长清、济阳等46个县的农副产品以济南为主要的销售市场。1927年商品流通量达2.3亿元。
在产业改进方面，面粉、纺织、火柴、化工等现代机器工业相继兴起并获得一定发展。1927年济南全市大小工厂已有240余家，其中29家大工厂的资本总额75457500元。产业工人1万余人，其中男工5600余人，女工3500人，童工1000余人。济南面粉、火柴、机械、纺织等行业在华北地区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华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面粉、火柴业重镇。如面粉业在1918～1921年间，新开设的面粉厂达8家，年产量约800万袋（最高值达1000万袋）。
二 开埠后城市经济发展的原因
自开商埠是济南由传统城市走向现代化的开端。市场经济和产业的发展，标志着济南已从一个开埠前的消费城市逐步转变为近代工商业城市。无论与本省同时开埠的周村、潍县相比，还是与外省的长沙等自开商埠城市相比，济南城市经济的发展都是相对较成功的。民国初期，周村市场的年贸易额已增至2500万银两，而当时济南只有1500万元，以至当时有“驾乎省垣而上之”的说法。但是到1918年济南市场的商品流通总量已达1亿元，是同期周村的4倍。商埠及整个城市之所以能够比较快的发展，主要有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
从政治上看，首先得益于政府有效的政策支持，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设立了专门管理商埠的行政管理机构——商埠总局。商埠总局仿照外国市政厅办法（“总其整理之任者，为商埠总局，盖仿外国市政厅办法也”），负责管理商埠的日常行政、土木建筑、道路兴修、居民管理等事务。而商埠开发建设中所有应办事项，具体由以下三个部门负责管理，即：“一为工程局，专管筑路、建厂及一切修造之事；一为巡警局，专司巡查街道，并稽查透漏等事；一为发审局，专理中外一切词讼之事”。
（2）商埠的街区规划有一套完整完备的方案和方法。市区规划专门聘请德国人担任，在开发前，对城区采取科学的功能划分，将商埠新区划分为不同的功能区。按照德国工程师的规划，以东西为经，分为7条马路，以南北为纬，分成11条马路，由此，市区道路按经纬有规则的分布，使城区形成了棋盘格式的框架结构，并最终在商埠区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济南的银行业、钱庄业、棉花业、油业、蛋业、五金业及洋行洋商等40多个行业，大约1200家店铺，大部分开设在商埠区。相比之下，在宣布开埠后，周村和潍县虽然也划出了1000～2000亩地的商埠区，但并没有对商埠区的开发进行认真的规划，更没有具体的发展措施。例如周村，从清末到民国时期只不过是长山县所属的一个城镇，在政治上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况，地方政府因能力有限，对商埠缺乏系统、完善的政策支持措施，结果直到1918年，商埠区基本仍是一片空地，并无新兴工商业在区内兴起。
（3）商埠区的开发得到了清政府有力的财政支持。为了促使商埠区的发展，清政府曾专门拨出40万银两作为开办费，并于开埠后每年拨付商埠总局24000元的经常费，加上商埠区的土地租让费、商户税捐等，商埠的开发建设与行政管理便有了较为可靠的经费保障。商埠区原先只有五里沟、三里庄两个不足百户人家的小村庄，其余地方大都是荒郊野坟，单是坟墓就有1万余处，清政府为了迁出这些旧坟，投入的花费估计就在5万两以上。1906年，商埠区内最长的一条马路——经一路修竣，整个工程投资共总约白银2万两，与此作比较，政府拨付的商埠开办费和常年经费在当时应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从经济上看，济南区位经济优势的确立还得益于交通条件的改善和新兴商人资本的发展。
首先，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在济南的会接，改变了济南的市场功能，大大提高了在区位经济中的优势地位。
开埠之前，济南与省内外市场的商品流通主要靠传统的陆运和河运，陆运以烟潍商路、济铜（山）商路等为主，河运码头分黄河与小清河两区。黄河码头洛口镇商船云集，为最发达，此外还有市北的邢家渡、河套圈等码头；小清河码头以黄台桥为商运要区，接着为东坝子、唐王道口、张家林、五柳闸、边庄闸。然而，这两种传统运输方式因运程短、运量小、运送周期长，难以适应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1904年胶济铁路全线通车后，济南的商品流通模式便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1912年津浦铁路即将全线通车之际，日本在华商业调查机构就于当年11月的英文周刊——Weekly China Tribune上发表报告，指出济南不久将因两条铁路的会接成为全省的商业中心。而德国驻济南领事在仔细研究了这份报告后，也得出了同样的看法。历史的发展不久便证实了这一点。津浦与胶济两条铁路的会接，使济南的商品流通北可与天津相通，南可与江浙及上海相接。在商业贸易活动中，大凡山东西部以及山西、河南等地的土特产品输出海外者，都要在济南集中，再运往青岛。这样，济南便成为鲁、豫、晋三省出口货物最初集中的市场，而运往内地省份的外国货物，也是先集中于青岛，然后转运济南，由济南向内地疏散。
不仅如此，通过铁路联运，人员与外界的联系也得以增强。1914年4月1日起，旅居济南的人可以买到京汉、津浦、沪宁、京张、京奉5条铁路的直达客票，直接乘火车去石家庄、郑州、徐州、汉口、南京、无锡、苏州、上海、大同、营口、沈阳等大城市，这无疑方便了济南与外地的人员往来，从而扩大了城市的开放程度。
其次，新商人资本的崛起，给市场流通和工商经营活动增添了活力。
开埠之前，经营传统银钱业和商业的山西帮、章丘帮商人资金最多，实力也最强。1882～1891年，济南共有5家山西商人开设的汇兑庄分号，总号设在北京。而到1901年时，山西帮票号（汇兑庄）减少到3家，即大德通、大德恒与晋逢祥。开埠之后，旧的传统商帮因不能适应近代市场流通的变化，经营手段和方式陈旧落后，逐渐趋于衰落。相比之下，以近代银行资本和行栈商人资本为代表的新兴商人资本则获得了空前的发展。
在金融业，1912～1921年10年间，在济南设立总行的银行有山东银行、工商银行、齐鲁银行、企业银行、周村商业银行、泰东银行、通惠银行等。其中山东银行资本金500万元，在省内设有很多分支机构，其他华商银行资本在100万～200万元之间。同一时期，山西帮票号资本则因缺乏变化和竞争能力来适应新形势，只能在苟延中勉强维持，最终于20世纪20年代全部歇闭停业。近代新式金融业的兴起，为城市商业贸易和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可观的资金，使近代工业与大宗贸易的产供销成为可能。
在贸易领域，开埠后来自青岛、烟台等沿海城市的周锐记、复诚、立诚、天诚、协成春等十几家有实力的贸易商，纷纷在商埠置地建房，开设行栈，经营土洋货贸易。此外，省内的桓台帮、寿光帮、周村帮、潍县帮、即墨帮、沙河帮商人，省外的广东帮、上海帮、天津帮商人也陆续在济南商埠开设行号，经营粮食、花生、棉花、草辫、皮货、土洋布、洋广杂货等商品贸易。各地商人在济南的汇聚集中，极大地改变了原先商人资本的分布格局，以新兴商帮为核心，形成了由济南辐射周边地区的商业购销网，同时也促使商业内部的分工不断扩延，产生新的商业行业和门类，广货、百货、西药、五金、钟表、染料等新兴行业和业态，便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1908年，行栈商人在济南设立了花行、皮行、绸缎行、梭布行，到民国初年，行栈已发展到300余家，控制着20余个大宗贸易行业的商品流通。行栈资本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代表着近代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其一，行栈贸易经营范围的扩大，使得大量商品得以进入市场，提升了市场的商品流通水平；其二，由行栈参与的商品双向流通，改变了城市商品物流的面貌，形成一种新的交易模式，从而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其三，行栈资本的经营与积累，不仅为近代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商业条件，并且也为其提供必要的创业资金，而这一切又恰恰是周村等自开商埠城市所欠缺的。在周村，新兴商人资本的发展较为缓慢，传统的商人资本仍占据相当的优势，经营模式和业态过于保守，无法给予市场以活力，商品流通的规模与范围因而没有发生质的变化。
三 开埠后城市发展的特点
济南开埠后，由于自身特殊的条件和背景，其发展呈现出不同于其他自开埠城市的特点，归纳起来最突出的有以下三点。
1．现代化与传统的关系比较和谐
开埠后，商埠新区的开发范围完全建立在老城之外的荒郊，老城区没有受到影响破坏，于是在城市形态上便形成了老城区与商埠区东西并列的格局——既保留了一个具有传统文化风格的老城，又发展了一个具有某些现代西方建筑风格的商埠新区。从开埠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新式建筑集中在商埠，大宗批发贸易集中于商埠新区，洋行和按照新经营模式运营的华商公司、行栈、百货店、玻璃行、五金行也集中于商埠新区，经一路（一大马路）、经二路（二大马路）、纬三路、纬四路和纬五路作为最为繁富的商业新区，成为济南新的商业贸易中心。与此同时，老城区的店铺经营与服务业也获得了发展。银号、金店、绸布店、海产杂货店、纸店、药店、皮货店、估衣铺、蜡烛铺、古玩店、漆店、黄酒烧酒行等传统商家，不仅业户有所增加，而且经营规模也有所扩大，城市居民的消费大部分仍是依靠老城区的商业。1926年商埠区扩大，开辟了北商埠区，到30年代前期该区已成为新式纺织、面粉、化工企业的集中地，而手工业则在老城区获得发展，手工织布业、卷烟业以及其他手工制作行业呈现出兴旺的景象。
在文化方面，老城和商埠也呈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并存的景象。商埠公园可以看作现代文化的典型，公园内设有西餐茶园、俱乐部、电影院、茶座、广场、运动场、弹子房、音乐厅，每逢周日，都有音乐团在园内演奏各种西洋音乐，处处体现了与传统文化迥异的风貌。商埠所体现的这些现代西方文化景象，对济南近代城市文化具有广泛的影响，但是传统文化的传延却并未因此而终止。老城内的传统文化娱乐设施同样有所发展，城内的传统戏园、书场和饭馆，仍是市民聚集的娱乐休闲场所。由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不是割裂，而是并存与融合，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在涵纳现代文明的同时仍旧保留着非常厚实的文化底蕴。
2．城市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民族资本自身的力量
按照《济南商埠租建章程》规定，“凡有约各国正经殷实商民，均可在此界内照章租地，建造屋宇栈房”；“所有洋商在此划定界内，可任便往来，携眷居住贸易”。开辟商埠为外商经营工商业提供了便利，清末民初各国商人在商埠设立了众多的商行，经营触角伸到了贸易的诸多领域。后来以日本资本为主的外国资本又开始在济南兴设工厂，向工业领域扩张。但是，由于民族工商资本的不断发展，尤其是新兴商业资本力量的成长壮大，外国资本始终未能完全压倒华商势力。直到抗日战争前夕，华商在诸多关系到城市经济命脉的商业和工业领域，基本居于优势地位，城市商品流通额的增长与工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主要来自民族资本的发展。尽管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资本在若干土洋货贸易领域逐渐占据优势，但并没能对整个城市经济形成控制和垄断。
以工业为例，1920年日商在济南开设了“满洲磨房”，但开工不久，即遭到抵制日货的打击，无法达到产能，1923年被迫改组为三吉磨房后，仍是勉强维持经营。至20年代末期，济南虽然有两家日资开设的火柴厂，但是在与华商企业的竞争中并未能占据上风。1925年日商在济南设立祥阳磷寸株式会社，1928年又成立鲁兴火柴公司（资本3万元），其生产规模始终难以扩大，产品销售也受到限制。20世纪30年代，华商相继在济南增开了4家火柴厂，在竞争中陆续占据优势。
开埠之后，民族资本尽管经历了种种的倾轧和挫折，却始终进行着顽强的竞争与奋斗，借助各种民族运动和自身经营管理上的改进，一些优秀的华商企业在经营上取得了成功，发展成为大企业集团。正是自身力量的不断壮大，民族工商资本成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
3．商会作为商人组织，在城市治理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组织，商会在推进城市现代化进程，推动城市工业化转型与市场繁荣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济南商会成立于1905年，它的前身是济南商务总会。当时该会所属的工商行业共计24个。1911年3月，商埠华商又成立了济南商埠商会。济南商会本身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演进和嬗变。民国成立后，商会改变了原先官办或官督商办的性质，成为具有法人性质的商人自己的“合群组织”。
改组后的商会，成为维护工商界利益的代言人，是政府与工商业者及城市居民之间的中间组织，代表商界要求政府减免捐税，在减轻经营负担方面起了一定作用。20世纪20年代初，济南商会和商埠商会相继成立了商事公断处，负责处理商务纠纷，起到了维护市场秩序的作用，同时也使商人经营活动的交易成本有所减少。此外，通常商业纠纷都是先由商会公断处受理评议，无法调解解决时，再由政府部门或审判机构处理。
商会还参与了城市市政和公益事业的管理，如消防、卫生、道路、教育等。随着城市工商业的日益繁兴，各种货物集散规模的扩大，举办消防事业成为各商家的共同的迫切要求；1913年由商埠商会发起，组织各商号出资成立水会，以负责城市防火。在商会的组织参与下，城市消防有了很大的改善。总之，商会通过各种途径对济南城埠两地工商业者进行了有效的组织整合，商会广泛的社会联系加上经济上的优势，使商会在城市事务中的威望和地位越来越高，参与治理的内容与范围也越来越广。
（作者：庄维民，山东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