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战略的主动选择：融入与共存

——基于对美国海洋联盟战略选择的SWOT分析

曹文振 李文斌

摘要：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维持全球霸权，在全球范围内构建起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联盟。面对美国主导下的海洋秩序，中国只有对美国如何利用其海洋联盟做出预判，才能对症下药制定积极的海洋战略。本文运用SWOT模型对美国海洋联盟的战略选择进行分析，推出美国会选择与优势搭配的战略——SO和ST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首要选择是通过融入现有海洋秩序，避免美国采取进攻性较强的SO战略，即：在维持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的前提下，通过积极参与海上合作融入现有海洋秩序，推动我国海军具备更多的“后现代海军”特质，促使美国采取ST战略；其次，在美国采取谨慎的ST战略的背景下，中国应积极运用海上力量扩展海权，通过海上合作机制弱化海洋联盟对海洋秩序的主导权，谋求与美国海洋联盟的共存。

关键词：海洋战略 海洋联盟SWOT融入 共存

一 引言

美国海洋联盟的渊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一战后期，面对英国的海上封锁，德国于1917年正式宣布实施无限制潜艇战，驶入封锁区的任何国家的商船都将被击沉。德国野蛮的潜艇战最终导致美国加入到英国的“大西洋护航制度”中，这是美国首次摆脱孤立主义参与英国主导的“海洋联盟”（maritime allianc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多次击沉美国舰船后，美国海军不但再次加入到大西洋护航制度中，而且在太平洋和印度洋海域同英国海军展开针对日本的广泛合作，实现了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纵观历史，英美海洋联盟（Anglo-American maritime alliance）发轫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英美海权之争时期，成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英美合作抗击法西斯的历史大变动中。二战结束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中，为应对苏联的威胁，美国逐渐构建起主要由海洋国家组成的海洋联盟。苏联解体后，美国又借助联盟的力量，构建了以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从历史来看，美国主导的联盟具有深刻的海洋性。首先，它主要是海洋国家为了遏制或阻止亚欧大陆上出现一个霸权国家而形成的。其次，这种由海洋国家组成的联盟又维持着以“海洋航行自由”原则为核心的海洋秩序。因此，美国构建的联盟无论从国家组成还是战略目标来看，都具有深刻的海洋性特征，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海洋联盟。

随着中国的崛起，冷战期间为遏制苏联而构建的海洋联盟又焕发出新的生机——遏制中国。为应对地区挑战，美国主导的同盟也有所变化。简单地说，其结构由原来的“轮毂-轮辐”向“网络化”方向发展。奥巴马政府在2010年5月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称，“同盟是力量的倍增器：通过多国协调与合作，同盟行动形成的合力总是比单独行动的力量大，美国在亚太地区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菲律宾和泰国的同盟是亚洲安全的基石和亚太地区繁荣的基础，继续深化和更新这些同盟以反映本地区变化的动力和21世纪的战略趋势”。因此，美国作为主导大国，必然会依靠其联盟体系的优势来平衡崛起国家的影响。从历史经验来看，霸权国家在面对崛起国家时会选择战略遏制甚至“预防性战争”，中国在崛起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海洋联盟。

综上所述，美国主导的海洋联盟不但是现代海洋秩序的基础，而且可能会成为美国在亚洲平衡中国崛起、遏制中国海权发展的战略支撑。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面临着美国主导的单极格局和较为完整的联盟体系，如何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联盟体系对接，实现中国海权发展和海洋秩序和平转型是中国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美国将如何利用海洋联盟应对中国崛起，这个问题不但关系着美国的亚太战略，更关系着中国将制定何种战略应对美国主导的海洋联盟。以往，中国的海洋战略遵循着防御的套路，往往疲于应对，非常被动。只有充分了解美国将如何利用其主导的海洋联盟，中国才能做到主动出击，有针对性地制定海洋战略。

二 SWOT分析模型

SWOT分析方法最早由美国旧金山大学的管理学教授海因茨·韦里克（Heinz Weihrich）于20世纪80年代初提出，经常被用于企业战略制定。如麦肯锡咨询公司（McCarty Consultant firm）把SWOT模型用作主要分析工具。SWOT分析是指对企业组织内部环境的优势（Strength）、劣势（Weakness）和外部环境的机遇（Opportunity）、威胁（Threat）的分析，并通过SO、WO、ST、WT组合的矩阵分析，从而寻求企业组织未来发展的最佳战略管理。SWOT分析的基本要求和目的是找准优势，弄清劣势，寻求机遇，规避威胁。这是一种企业根据现实情况，制定相应战略决策的严谨、全面的方法。具体来说，SWOT是用系统分析的思想将与组织密切相关的内外环境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等各种要素列举出来，然后把这些要素相互匹配起来加以分析，可以用来判定某个组织内在环境的优劣以及外在环境的机会和威胁点，从中得出一系列相应的结论，从而以制定组织的对行动策略。

SWOT明确标出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维度，这四个维度的相互组合也便于基于现实状况制定长远战略。正是由于以上的优势，它也常常被应用于分析国家现实条件，以制定恰当的对外战略。SWOT分析的缺点：对四个维度各种影响因素量化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缺乏科学性；该模型过于集中在范围比较狭窄的外部环境，偏重于静态分析，强调战略的单个维度而忽视了战略成功的其他必要因素。例如：许多学者在利用SWOT分析模型列出四个维度后，又会对每个维度的具体项目进行评分，如列出优势维度后，对优势内的4个项目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打分，据其在优势中影响的大小评“1～5”分，然后再根据分析加权重，这种量化的形式虽然很具有科学性，但评分标准及权重都打上了深刻的主观因素的烙印，实质是缺乏科学性的。

本文将扬长避短，充分利用SWOT分析方法中明确列出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四个维度的优点，同时规避其量化时受主观因素影响较大的缺点，利用逻辑推理而不是评分和权重来确定美国可能的战略选择。首先借助SWOT分析模型明确地列出美国海洋联盟的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然后对它们进行组合——SO、ST、WO、WT，对这四种组合进行逻辑分析，推理得出美国利用海洋联盟的可能选择，这就为中国主动出击，针对美国可能的战略安排，对症下药制定积极的海洋战略提供了基础。

三 对美国海洋联盟战略选择的SWOT分析

（一）内部要素分析

1．列出优势（S）

第一，联盟体系相对稳定，且可做有限调整。联盟体系内的国家同美国建立了明确的同盟关系，权利和义务相对明清晰。美国在二战后建立的联盟同英国19世纪通过灵活的“大陆均势”政策确立的同盟关系相比，更加稳定。联盟内部结构可做有限调整，随着中国的崛起，美国传统的联盟结构在应对地区挑战方面显得捉襟见肘。因此，美国将“轮毂-轮辐”状的地区政策架构转变成“网络”状的地区政策架构，丰富了美国赖以实现其亚太政策目标的手段，有助于夯实其亚太战略依托。但这种结构性的调整是有限的，它的联盟性质决定了它不可能吸纳一些真正的崛起大国，只能纠结于一些地区小国加入对新兴国家的遏制中来，是加剧了地区矛盾，不可能真正维持地区稳定。

第二，地区盟友为美国实施“濒海战略”、“前沿存在”及插手地区事务，提供了重要的战略依托和地缘优势。因应新的安全环境，美国分别于1992年、1994年、1997年公布三个战略文件，其海军战略由“海上战略”转向“濒海战略”，战略重心转向濒海地区和中小国家海军。这一战略的目标在于，期望通过控制制海权处于争夺状态的“濒海地区”，实现科贝特式的“由海至陆”战略，即：海军通过海洋影响大陆事务的战略。濒海战略要求海军能够实现前沿存在，盟友的地缘优势又助力美国濒海战略，为美国介入崛起国周边争端提供支持。

第三，使美国战略选择多元化，由于美国海洋联盟主导着海洋秩序，美国可以自由地利用海洋通道，因此有着更丰富的战略选择。从历史上看，控制海洋的国家可以实施离岸平衡战略、均势政策、接触遏制或战略收缩。

第四，内部的良性循环，为同盟特别是美国在实现全球贸易利益分配中的优势，反过来支撑美国的海洋霸权。英国学者杰弗里·蒂尔指出，一些海洋国家相比海军国家而言有更大的优势，“威尼斯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治下，以及在稍逊一筹的葡萄牙人，西班牙人和法国人治下形成了海洋军事和商业的良性循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海军提供着支撑”。这种良性的海洋循环不断为美国及其海洋联盟提供主导世界海洋秩序的资本。

2．列出劣势（W）

第一，美国主导的联盟体系僵硬，具有深刻的冷战思维，容易导致对抗。美国主导的海洋联盟建立之初是为了遏制苏联，有着深刻的冷战思维。此外，美国把日本、英国、以色列分别作为在亚洲、欧洲和中东的核心盟友，这些核心盟友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个区域主导性国家，是美国二战后纠集的维持美国霸权的联盟，它有着维护既得利益、防范崛起国的目的，这就决定联盟不可能接纳地区崛起国的权力增长或对区域的主导，因此联盟的存在往往导致大国对抗。

第二，维持联盟的成本高昂，并且严重依赖美国财政和海军力量。为追随国提供安全产品是主导国家维持权威的基础，因此，主导国就需要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但这给主导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一旦主导国经济衰退，联盟就难以为继。

第三，联盟内存在的盟友间的矛盾难以掩盖。美国建立的联盟体制是存在内部矛盾的，首先，联盟附属国与主导国之间的矛盾：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国为了获取和保持权威必须建立有利于附属国的政治秩序且不滥用附属国授予它们的权威。只要不满足以上两点，联盟内的矛盾就会显现，比如主导国向附属国提供安全承诺是以附属国牺牲部分主权为基础的，主导国对权力的滥用往往会导致矛盾激化。其次，联盟内附属国之间的矛盾：联盟内部国家利益的差异或冲突，往往导致内部矛盾，这些矛盾可以在美国强大影响力下或面对共同的安全威胁时得到缓解，但由于国家利益冲突而难以消除，比如在亚洲韩日之间的矛盾。

（二）外部要素分析

1．列出机会（O）

第一，适应全球化趋势，推动以海洋联盟为核心的海洋安全合作，获得主导海洋秩序的合法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维持海上航行自由和海洋秩序符合各国的普遍利益，如果海洋秩序成为美国霸权的副产品，那么必然能为其霸权提供合法性。

第二，崛起国造成的地区恐慌为美国及其海洋联盟介入地区事务提供了借口。

第三，为应对多元威胁，发展进行海上合作的伙伴。“伴随着海洋价值多元化的是海上威胁的多样化”，面对多样化的威胁，美国也越来越感觉到自身能力的局限性，逐渐由原来的单边行动向多边行动过渡，“简言之海军面临的形势是复杂的，既要遂行诸多非战斗任务，又要越来越多地与其他国家一起行动”。美国为了应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的全球海上安全问题，提出了“千舰海军计划”，由于进展不顺利，后来又被改称为“全球海上伙伴关系倡议”，这说明美国似乎转向建立一个“一致行动，应对共同的威胁，维护各国共同利益的非正式联盟”。

2．列出威胁（T）

第一，崛起国对既有海洋秩序的不满。“美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海洋进口极为重要的战略物资，能否自由利用海洋是关系到美国命运的大事，海上优势必不可少。”美国谋求的是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时都能自由利用海洋，谋求的是对海洋的主导权。但是美国对海洋的自由利用可能会危及其他国家公海无害自由航行的权利，美国的一些行为往往处于法律的模糊地带。这使得其他依赖海上贸易的海洋国家颇为不安，被排除在美国海洋联盟之外的国家对本国的海上生命线充满忧虑，这就导致崛起国家对美国主导的海洋权力结构的不满。鉴于美国主导的联盟在全球或地区安全事务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全球利益分配中也是既得利益者，崛起国家随着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提升，也会要求具备与其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地位，这必然会与既有联盟产生矛盾。

第二，遭受联盟内国家的“绑架”，被迫卷入冲突。美国在联盟中处于主导地位，会通过签订安保条约等形式为附属国家提供必要的安全保障，但这种保护国与被保护国的关系有可能被一些国家利用，进而实施机会主义和冒险政策，当矛盾升级最终导致冲突后，美国很可能被盟友“绑架”，被迫卷入地区战争。

第三，中小国家日益提升的海权意识。随着海洋在资源和安全方面地位的提升，世界各国纷纷发展海上力量，要求维护或扩展海洋权益，美国难以在世界各海域都维持海上力量的优势地位。

第四，国际海洋法对海上强权的冲击。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召开，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通过，使得各海洋国家对海洋的主权范围显著扩大，关于专属经济区的规定也维护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海洋权益，海上强权国家对海洋的控制范围大大缩小，打击了西方海上强权，随着各国对海洋法的普遍遵循，《公约》对海上强权的约束作用日益明显。

（三）美国利用海洋联盟的战略选择

优势-劣势-机会-威胁矩阵（SWOT战略矩阵）是能够帮助决策者制定四种战略的重要匹配方法，这四种战略包括：优势-机会（SO）战略、劣势-机会（WO）战略、优势-威胁（ST）战略和劣势-威胁（WT）战略。其中，SO是利用优势把握机会；ST是利用优势回避威胁；WO是利用机会克服劣势；WT是将劣势降到最小并避免威胁。下面就对美国利用海洋联盟的这四种战略组合进行分析。

1. SO战略：首先，美国及海洋联盟为维护西方主导的海洋秩序，面对海上多元威胁，在以海洋联盟为核心主导海洋秩序的同时，注重发展在和平时期进行海上合作的非盟友的伙伴国。其次，利用美国霸权地位和海洋联盟提供的支撑，在调整并升级联盟结构的基础上，利用崛起国造成的地区恐慌，采用“濒海战略”，加强海军的“前沿存在”，介入崛起国周边争端，向同崛起国存在矛盾的国家提供明确支持和安全承诺，共同遏制崛起国家，维持地区均势，在地区事务中担任“参与者”的角色。这种战略更加接近于“均势战略”：均势作为一种行动指南，可以指导采取理性行动的政治领袖，准备组织联盟来对抗破坏平衡的力量。美国冷战之后的重要战略就是防止出现一个能主导欧亚大陆的大国，而实现这一战略的手段就是维持地区均势。

2. ST战略：美国利用其霸权地位和盟友的支撑，适当调整联盟结构，为避免被盟友绑架导致同崛起国直接对抗，一方面在有节制地提供安全承诺的前提下，利用盟友防范崛起国，让盟友承担更多的地区责任。另一方面又对盟友进行约束，维持地区盟友针对崛起国的低烈度对抗，在地区事务中担任“仲裁者”的角色，防止出现一个大陆霸权国。这种战略更加接近于“离岸平衡战略”：离岸平衡手（off shore balancer）是霸权国为了维持世界海洋主导权在维持地区均势上的一种战略，离岸平衡手在维持均势时，往往依托区域大国，倾向于“推卸责任”——离岸平衡手遭遇到潜在的霸主时，他们倾向于将责任推给其他的大国，而不是亲自对抗这些威胁，大多数大国都会选择推卸责任而不是均势策略。

综合SO和ST战略来看，无论美国采用哪种战略，都会依托现有联盟加强美国海军的“前沿存在”，其中SO战略下其海洋联盟的“前沿存在”倾向于围堵中国和对大陆安全环境的塑造，而ST战略下倾向于维持海洋秩序，应对濒海地区的威胁。

3. WO战略和WT战略：在可预见的未来，美国虽然实力相对衰减，但其主导的海洋联盟依然优势（S）明显大于劣势（W），并且大部分的劣势都可以通过优势得到化解。首先，体系僵硬，冷战思维显著容易导致对抗的威胁，可以通过美国对海洋联盟内部结构的调整，从中获得更大的相对优势而化解；其次，同盟内部矛盾被美国依然强大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所掩盖，矛盾的激化只能等待美国的继续衰落；此外，当前美国强大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足以维持联盟的正常运转，只有等待美国进一步衰落，劣势才会凸显。

总之，鉴于联盟的优势明显并且可以抵消大部分劣势，美国更多地会寻求S的搭配。SO战略进攻性明显，更符合均势战略。ST战略会更多地维持现状并推卸责任，符合离岸平衡战略。因此，美国最有可能采取的是SO和ST战略。

四 中国积极的海洋战略选择

通过上文对美国海洋联盟的SWOT分析可知，美国采取SO和ST战略可能性较大。无论美国采用何种战略，中国都需要保持并加强同美国的良性互动，并且注重对周边国家的经略，特别是陆上大国，防止海陆同时受敌，因为从历史上看，崛起国挑战海洋霸权均以失败告终，并且海洋霸权国只有通过寻求陆地盟友才能实现对陆地大国的遏制。SO战略更接近于“均势政策”，在这一战略下，美国通过给予中国的敌对国家明确的安全承诺，并将它们纳入同盟，谋求削弱和围堵中国，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会进一步恶化。由于中国的崛起的特殊性在于中国是在单极体系下的崛起，在单极体系下，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主导大国享有巨大的实力优势。单极格局下，各种实力资源不成比例地集中到主导大国手中，这显著地提高了次等大国制衡主导大国的实力门槛。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如果面对美国的遏制鲁莽地选择同美国对抗无异于是自掘坟墓，也正中越南等国的下怀，它们会主动加入美国的阵营中去遏制中国，中国将更加缺乏行动自由，又何谈主动出击和有所作为？因此，在美国选择SO战略时，中国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引导或迫使美国放弃参与围堵中国的“均势战略”，推动美国采取ST战略。美国采用ST战略类似于“离岸平衡战略”或“推卸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给予同盟安全承诺有限，其盟友采取机会主义战略的风险提高，中国可作为的空间较大。具体来说：首先，中国要在维持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前提下，避免过分刺激美国，导致其重返SO战略；其次，在美国采用ST战略的情况下，中国应在继续同美国广泛合作的前提下，积极应对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并拓展海权。

（一）美国选择SO战略，中国应谨慎扩展海权，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推动美国由SO向ST战略过渡

美国在采取SO战略的情况下，一方面会积极用“均势战略”和“濒海战略”围堵中国，另一方面又会积极推动海上合作，中国可作为空间较小。面对美国积极的濒海战略，中国要谨慎通过强硬的方式拓展海权，避免刺激美国主导的海洋联盟，重点通过参与海上合作拓展海上影响力。融入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不等于要加入美国海洋联盟，而是要积极参加美国主导的海上合作，维护以航海自由为核心的海洋秩序。主要是指在面对充满敌意的海洋联盟时，要释放足够的善意，通过参与维护其主导的海洋秩序，减少美国对中国发展海权的疑惧，避免与美国及其海洋联盟直接对抗。具体是指，针对美国积极平衡中国的SO战略，中国需要在对周边海洋冲突保持战略型克制的同时，重点展开同美国的互动，通过各种方式确保中美关系平稳发展，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塑造亚太海洋秩序构架提供良好的环境。除了巩固内政，加强中美相互依赖，表达中国和平崛起意愿，加强对周边国家和争端的经略，以及继续巩固国防之外，在海洋战略方面中国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寻求融入美国海洋联盟主导的海洋秩序，以同美国展开合作的方式拓展中国海上影响力。融入海洋秩序不等于完全接受秩序或参与联盟。首先，美国主导的以“海洋航行自由”为核心的海洋秩序是各国海洋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通过海上贸易取得的巨大发展说明中国也是这一海洋秩序的受益者，因此维持现有“海洋航行自由”和海洋秩序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其次，在SO战略下，为应对多元威胁，美国也有意愿发展在和平时期进行海上合作的伙伴。2007年美国海军战略文件《21世纪海上力量合作战略》的一大特征就是强调盟友和朋友之间的一体化合作，在濒海空间，盟友和友好国家可以为美国提供独特的补充，通过合作，美国既可以利用联盟或者友好国家弥补美国的劣势，还可以借此要盟国分担代价。“如果美国能够认识单边行动难以保护美国利益，美国未来20至30年间的海上战略应着眼于建立海上合作，在和平时期进行海上合作的伙伴，并不必须在战时是美国的盟友。”可见，发展非盟友的海上合作伙伴也有利于美国维持海洋秩序。这就为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参与海上合作提供了机会。

2．中国海军应适应海洋合作的趋势，兼顾并逐渐由现代海军向后现代海军过渡。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过程中应注重让海军顺应海上合作的趋势，杰弗里·蒂尔根据一国经济发展和海洋化的程度，将各国海军分为三种类型：前现代海军、现代海军和后现代海军，后现代与现代的区别是：后现代本质上是一个以体系为中心思考战略的方法，与我们较熟悉的常规的、传统的、现代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方法大相径庭。以国家为中心的现代海军强调独立行动，要求对海洋进行排他的独立控制，并且怀疑海上合作；但是以体系为中心的后现代海军强调集体行动和以合作求安全，对海洋控制方面强调包容和非军事的管理监督，它们建成的海军往往是“贡献型海军”，即：这些国家认可资源的有限性限制了国家单独解决自身安全问题的能力，相信需要采取集体的海上努力，并了解实施这种战略是会失去作战和政治独立性。这种贡献型海军存在于一些北欧国家，虽然亚太地区仍然以现代海军国家为主，但后现代以体系为中心，强调合作安全、集体安全仍然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这就要求中国在解决岛礁争端时应该立足现实主义和国家利益，但作为一个区域大国，也应该有理想和自由主义情怀，倡导集体安全与合作安全，积极参与并引导周边国家走向海上合作。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各国相互依赖加深，“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海军的一部分作用逐渐转向海军外交等一些非军事职能。

由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太国家比较依赖南海海域的航行安全，中国应以南海为突破口，树立中国维护海上航行自由的形象。首先，中国在处理海洋争端，特别是像南海这类涉及重要世界航道的海域争端时，谨慎运用海上封锁、排他性控制和军事手段，对海域的管辖尽量不要危害航行自由原则。其次，在南海提供更多海洋公共产品，同时也引导东南亚国家在南海的合作，积极参与海上合作，对海域的管辖要少一些排他性和控制，多一些包容性和管理。

（二）美国选择ST战略，中国在积极拓展海权的同时，要寻求与美国海洋联盟的共存

在选择ST战略的条件下，美国一方面会利用盟友遏制中国，在有限支持盟友的同时采用“离岸平衡”和“濒海战略”战略，平衡中国崛起。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同崛起大国的对抗，对中国采用既接触又遏制的战略。中国可作为空间较大，在继续同美国海洋联盟展开海上合作并且相对尊重美国势力范围的同时，恰当运用海上力量拓展中国海权。谋求与美国海洋联盟的共存不等于完全接受现有海洋秩序和权力分配，而是在谋求与美国海洋联盟和平共处的前提下，利用海上力量拓展中国海权，通过参与或建立与美国海洋联盟重叠但非排他的海上合作制度，逐步弱化海洋联盟对海洋秩序和海上权力结构的主导作用，用渐进的方式修正现有海洋秩序。除了运用经济和地缘优势逐渐加强同周边国家的合作，利用美国同盟内部矛盾，降低联盟对中国的威胁之外，中国在建设海洋强国，谋求与美国海洋联盟共存的过程中应侧重以下战略。

1．恰当运用海上力量拓展海权。在美国选择ST战略的情况下，美国海洋联盟的“濒海战略”和“前沿存在”主要是为了应对濒海地区对海洋秩序的威胁，中国可以通对海上力量的运用获取在近海地区的制海权，并有节制地向大洋拓展海权。

第一，积极应对美国的“濒海战略”，利用海上力量维持中国在东海、南海海域的主导权。美国拥有在大洋地区的绝对控制，但濒海地区是海权的争夺区，妨碍了美国通过海洋向陆地施加压力或投送兵力进而影响大陆事务，因此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提出了“濒海战略”，企图加强对濒海地区的控制，通过前沿存在加强对陆地事务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中国控制第一岛链内的东亚濒海地区，将是对美国在西太平洋的优势和美国在东亚的战略防御圈的重大挑战，东亚地区的势力均衡将被打乱，因而美国不能接受中国在东亚濒海地区的制海权。美国的濒海地区显然包括中国的东海和南海，但东海和南海对中国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中国必然要积极应对，维持在中国近海的制海权。东部沿海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经济成就的集中地带，可以说东部地区是中国经济的核心，也是拉动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引擎。此外，台湾也处于中国近海，我国统一进程与海权的实现进程是一致的，台湾是中国进图太平洋的前沿基地，是拱卫中国东部地区经济黄金地带的前锋。南海不仅仅是我国传统的历史性水域，而且事关我国主权和发展利益，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南海是我国进入印度洋的必经海域，维持对南海海洋政治的主导权，也就维护了我国海上通道的安全，增强了中国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我国近年来面临的主要问题都集中于近海地区，这些地区也是最容易遭到敌国入侵的地理边缘地带，中国迫切需要维持在近海海域的制海权，将海洋作为维持我国经济核心地带的缓冲区：在和平时期，中国可以利用东海和南海丰富的海洋资源为东部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在战争时期，中国可以利用东海和南海进行预警和防御。中国应该在东海、南海等关乎中国安全、发展的海域，维持海上优势，并且具备战时运用制海权展开封锁和兵力投送的能力。

第二，利用一支“存在舰队”，在印度洋扩展海上影响力，谨慎并克制地在西太平洋扩展海权。美国采用ST战略的话，中国在同美国海洋联盟展开合作，在提高美国对中国发展海权的容忍度的基础上，适当增强对本国海上生命线和海外贸易的保护。印度洋是中国的海上生命线“马六甲—北印度洋—波斯湾”的重要环节。虽然中国无意谋求在印度洋的制海权，但也不能让我国的海上生命线完全处于别国的控制之下，“绝不能认为如果我们没获得制海权就意味着彻底失去了它”。由于海洋不同于陆地的特征——无法实现舰队长时间的绝对控制。因此，“处于争端状态的制海权才是战争的常态”，科贝特提出了一种阻止敌人掌握制海权的方法：通过防御性的舰队作战，通过“存在舰队”战略，保持舰艇处于积极的存在状态。虽然科贝特的这一方法是为应对海战而提出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在和平时期利用“存在舰队”，加强中国海权在我国海上生命线上的影响。如果说印度洋对中国发展影响重大，那么西太平洋海域对中国主权安全至关重要，从历史上看西太平洋海域是外国干涉中国主权的主要通道，此外我国台湾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中国应该以东海为基础，向西太平洋扩展影响力，但西太平洋一直以来是美国海洋联盟的重要势力范围，对美国安全相对重要，中国在向西太平洋扩展海权的过程中要保持战略克制，避免过分刺激美国。在美国巨大政治军事影响力下，寻求解构美国主导的海洋联盟的结果只能是被孤立和遏制，理性的选择不是寻求解构而是弱化其联盟的影响。

2．在寻求融入美国主导的海洋秩序的前提下，通过建立、参与和培育多边海上合作机制，弱化美国海洋联盟主导权，使得现有海洋秩序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诉求。首先，参与美国海洋联盟的海上合作，在美国海洋联盟内部同相关国家展开互动，积累信任和共识，弱化联盟内国家对中国海权的疑惧。在美国采用ST战略的情况下，中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美国主导的多边海上安全合作，逐渐融入美国主导的海洋安全构架中，通过合作减少美国海洋联盟对中国发展海权的敏感性。其次，中国应积极参与并塑造由东盟主导的多边海洋合作机制，平衡美国海洋联盟的影响力。第一，东盟具有重要的地缘位置，是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亚洲与大洋洲的十字路口，再加上马六甲海峡对中国海上生命线的重要性，中国只有主动参与东盟主导的多边海洋合作，才能更好地参与维护我国航道安全和地区海洋秩序。第二，中国南海争端中的国家都是东盟成员，有一些也是美国的盟友，越南、菲律宾等国试图将东盟在南海问题上结成一个整体同中国谈判，这必然会增加南海问题的复杂性。但是，中国若游离于东盟海洋合作之外，议程必然会被美国及其盟友或越南等国操纵，使得解决南海问题更加困难。基于这些因素，中国必须积极参与东盟海洋合作机制来平衡其不利影响，使得东盟内海洋机制的议程设置、最终决议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再次，中国应该推动建立功能性的海洋合作制度，引导周边国家开展海洋合作。美国在维持全球主导权的过程中，常常把制度作为一种战略工具来使用，对美国而言，制度常常不是为了推动地区合作，而是为了实现权力竞争和制衡。因此，通过建立一些具有重叠功能的制度，美国不但能够介入地区事务，还能弱化原有合作机制，导致制度间的竞争。中国应建立以解决现实、具体问题为目的的周边合作机制，减少美国建立重叠合作机制的机会。同域外国家相比，中国在推动周边海洋合作方面有着优越的地缘优势，在渔业、海洋资源开发、海洋环境保护方面同周边国家有着许多共同利益，对这些共同利益进行挖掘和培育，推动双边或多边的海洋合作机制的形成，为未来解决海洋争端和完善海洋秩序积累资本。具体来说有两种策略：第一，面临海上岛礁争端，中国可以推动建立双边海上危机管控机制。这种双边机制不仅符合通过双边谈判解决岛礁争端的主张，更有利于防止冲突升级，为解决岛礁争端提供和平的前提。第二，推动建立在非传统安全方面的双边或多边海上合作机制。这种基于现实问题而产生的海洋合作机制，不但能够排除域外国家介入，还为利用其“溢出效应”推动周边国家之间在传统安全方面的合作提供了基础。最后，中国还可以通过发展和“准盟友”的海上安全合作，应对并引导美国海洋联盟的行为，面对美国及其海洋联盟针对中国的海上行动，比如海上军事演习，中国可以通过进行中俄海军演习加以反制，让美国及其海洋联盟了解到中国具有结成海洋联盟的选择，从而产生对美国海洋联盟行为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