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现代中国阅读文化管窥

在古代中国，信奉“正统知识观”的官方和知识精英制造了大量关于阅读、禁书、禁止“怪力乱神”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不少是针对下层百姓而言的，就是大量禁止他们阅读某些通俗类文学书籍或阅听戏曲，禁止他们迷信“怪力乱神”。其实，民众接受“怪力乱神”与欣赏“淫辞小说”，未必一定走上同当权者和主流意识形态、礼仪纲常相对抗之路，经常不过是一种像游嘉年华一样的游乐观赏行为而已。如时人之言：“社会不能无游戏之事，以舒适其性情，故愚夫愚妇之入庙烧香，非必尽迷信神佛也。春秋暇日以从事游观，亦人情之所不可无也。”[13]故此，将之谓为“迷信”，远不如称之为“娱乐”和英雄崇拜准确。恰如之后有学者所言：

中国风俗之祀，与其谓之迷信，毋宁谓之娱乐。如清明端午活动……又中国祀神之俗，与其谓之迷信，毋宁谓之崇拜英雄，如关公庙、岳王庙等，遍于国中，其人则中国先民，其事则垂诸青史，并非三头六臂、飞行绝迹之怪物也。[14]

然而，在部分官方及正统人士那往往有妨碍社会稳定的认知与担心，发布和推行禁令自然是应有之义，再饰以冠冕堂皇的说辞，其目的无非还是端正风俗人心、翼教卫道，维护专制王权的统治秩序与意识形态控制，预防这些文类惑世诬民，出现不乐见的后果。这些论述尽管大多是由官方或知识精英制造，不足为我们完全采信，但是，历史上的下层民众并没有留下太多关于自己生活、阅读、思想和信仰的记述——他们直接提供的证据太少。我们转换视角，由这些官方论述出发，反其道而行，或亦能对前现代中国下层社会流行的阅读文化及通俗文本有些许认识和体会。

实际上，那些官方和知识精英屡禁不止的读物，因其浅显、通俗、富于趣味和故事性，且贴合一般民众的生活及期望，往往是庶民百姓乐意阅听的；而他们所推崇的教化、训令，因其繁杂、艰涩，且常常带有强迫性质，往往让老百姓心存芥蒂、漠不关心。中国历史上下层民众的阅读习惯以及思想的生成固然同官方和知识精英的教化有关，但由于知识水平比较低，绝大多数人甚至不识字，日常的阅读和娱乐兴趣依然是稗官野史、听大书、看戏剧等。这些被视为“淫辞小说”的文类以生动、形象、扣人心弦的叙述和寓意宏大、褒贬明确、引人浮想联翩的修辞，展现人们对于人情世故、天道自然、善恶祸福、社会秩序、忠孝节义、礼教纲常的认知（包括服从、暌隔或反抗），实际昭示了他们的生活经验、精神生活、期望及其如何面对、看待他们所处的外在环境。尽管这些文类存在与官方正统意识形态不太协调的成分，但它们本身亦承载着正统教化与道德训诫：“内地各省城乡弹唱稗官野史者流，如《三国志》、《说唐》、《说岳》之类，每逢鼓板登场，听者塞座，验其实效，虽事隔久远，间涉荒唐，然无论妇孺皆知某也忠、某也奸，了如指掌。此习惯之可证者。”[15]刘师培也曾认为《三国演义》能激发爱国思想：“昔李定国阅《三国演义》，而爱国思想油然而生。”[16]在很多人看来，民众认知到的经史大义、纲常礼教、忠孝节义等正统意识形态，往往是经由小说、戏曲中生动形象的故事获知，传统小说与戏曲是呈现和传达这些观念的最佳方式，恰当利用，足以佐助文治。

亦如以往研究所表明的那样，一般来说，知识精英甚至官方的直接影响力最多仅及于读书识字阶层，难以穿透至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行为当中，大众关于过去的记忆以及对现世、来世的观点和想象，通常是来自他们从小到大就阅听的民谣、神话、口述故事、戏剧以及传统、通俗小说、小报、流行的出版品等文类，并非直接源自官方与知识精英的训诫。[17]对于前现代中国而言，可能更是如此：“今时一般社会所有种种思想及希望，大都皆发源于旧时各小说中者，居其十之七八。”[18]如晚清“烈宦”寇连材“违例上折”，服膺理学修身的梁济就认为其奏折中的思想资源“大半从小说书中摘来”。[19]后来鲁迅在一篇小说中就点出，某些人面对辛亥年间的乱象曾经感慨：“倘若赵子龙在世，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20]教育家李廷翰（1886～1934）说他小时候看了许多所谓“淫辞小说”，“后来作史论时，所发议论，觉得有益于小说者不少，而社会之情状亦多于小说中得之”。[21]舒新城也在看了《三国演义》、《红楼梦》、《西游记》、《聊斋》、《西厢记》、《七侠五义》等小说之后自谓：”对于社会各方面的知识却增长不少；文章也无形中进步了许多。而扶弱不依强，傲上不傲下的习惯，也大半由这些小说所养成。”后来舒新城说他不愿意做官，也是因为受到小说《水浒传》和《儒林外史》的影响。[22]张恨水喜爱风流才子、高人隐士的行为，鄙弃传统的读书做官说法，也与他小时候受到旧小说的影响有关。[23]至于像三纲五常、《圣谕广训》之类教条，固然在不断向老百姓灌输，然多托诸空言说教，其效果究竟如何，很成疑问。[24]事实上，这类“肉食者谋之”的说教及阅读规训，或因其深文奥义，或以其形式繁杂，或由其陈义甚高，下等社会多不与之。

如时人之言，尤其是一般妇女，较喜欢感性的东西，“其于一切深文奥义索解而不能，于是寝馈于稗史小说”。[25]但这些书“不是说神仙鬼怪，就是说才子佳人”，[26]内容多为不经之谈，与传统社会关于女性的伦理纲常时相悖反，不能不引起卫道翼教人士的担忧，他们采用的女子教本无非是承载正统教化的《女四书》、《女孝经》、《列女传》之类，以培养妇女的三从四德为主义。[27]可是，这些读物，“率迂陋不可卒读”，[28]自然难引起妇女读者的阅读兴致。因而，女子的阅读世界根本不会像《女四书》中所言的，“淫佚之书不入门，邪僻之言不闻于耳”。[29]《孽海花》中有段话，虽属小说家言，然还是能揭示一些女性读者的阅读情况：“这闺秀的姓名、籍贯，一时也记不得，但晓得他平日看见那些小说、盲词、山歌、院本，说到状元郎，好像个个貌比潘安，才如宋玉，常常心动。”[30]可以说，僵化、枯燥的女教书根本无法满足女性实际的阅读需求，而像《西厢记》、《牡丹亭》这样的言情杰作，却让许多女性爱不释手、魂系梦牵。[31]难怪前现代社会一些以维护伦理纲常、移风易俗为己任的在地士大夫，要主动充当基层教化的先锋和主力，配合地方官员，不遗余力地查禁这类“淫辞小说”，规训大众文化和妇女。然而，不断出现的女训、女诫与官方或士大夫大量的整顿风俗的论说，以及被官绅们树立的诸多贞女烈妇典型，只是显示男权社会欲建构和期待的妇女形象，并不一定为普通妇女真心接受或效法。古代一些女性作家在作品中还大量涉及情欲问题，普遍出现的妇女烧香拜佛、卜问吉凶、“通奸”、改嫁等“越轨”现象，是很好的证明。[32]

因此，一般情况下，大众文化和女性的日常生活同正统的说教与规训往往背道而驰，踏青、旅游、观戏、看小说、听说书、唱山歌，迷信“怪力乱神”等，早已经成为大众日常生活，特别是女性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即便是较高阶层和地位的妇女，由于种种原因，难得接受比较高阶的文化教育及文化训练，却容易受带她们长大的保姆或仆人的影响，她们的阅读和信仰依然是与下层社会妇女相似的。周作人在回忆母亲时也曾提起：“先母不曾上过学，但是她能识字读书。最初读的也是些弹词之类，我记得小时候有一个时期很佩服过左维明，便是从《天雨花》看来的……”[33]周作人还记得他母亲看《七剑十三侠》、《三国演义》，新出的章回小说之类的书。[34]民国期间亦类似，如出身破落豪门之家的张爱玲回忆她小时候，“我仅有的课外读物是《西游记》与少量的童话”。[35]在这些女性为人母后，此种喜阅小说的习惯又往往会影响到下一代。李廷翰就回忆说：“我九岁时，始看小说。吾母为我讲解。”到他11岁之时，已经读了包括《水浒》等在内的一百多本小说。[36]

事实上，这类“淫佚之书”不只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女子爱读，就是一般男性也经常阅读。狄楚青就认为，不仅中国女子将《天雨花》、《笔生花》、《再生缘》等院本小说作为教科书，“吾国旧时男子，何尝不以小说为教科书？”[37]如舒新城回忆他在县立高等小学求学时，“发现小说的一种宝藏，在那里三年，除去前一两个月外，无日不看小说”。[38]著名文学家包天笑也回忆说他从小就爱看小说：“几部中国旧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东周列国》之类，却翻来翻去，看过几遍。后来还看《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这些专谈鬼狐的作品。”[39]大概包天笑后来所以走上文学之路，与其小时候看这些“不正经”的书有很大关系，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许多别的作家身上。1934年，《文学》杂志一周年纪念时，以“我与文学”为题向作家们征文，有白薇、钱歌川、徐懋庸、茅盾、艾芜、巴金、欧阳山、赵家璧等59个作家写了文章。这59人中，说到由读经书走上文学路的只有3人，由唐宋古文或《庄子》、《文选》之类走上文学之途的并无一人，大部分人都是因小时候看《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这类“诲淫诲盗”的说部而走上文学之路的。[40]读经书与喜好“淫辞小说”尽管未必相扞格，但显而易见，较之经书，“淫辞小说”对于这些作家走上文学道路的影响要大得多。而一些乡间的塾师，固然是正统文化、精英文化的代言人和宣讲者，但他们同时也充当了“淫辞小说”的保存者与传播者的角色。舒新城回忆，他们村子（湖南溆浦乡下）里的人“对于先生尤其重视：每到年节，大家都要请他去吃饭，平常到了吃过夜饭的时候，先生的房间或者佛堂的天井中，总是坐着许多本乡的老人和少年，围着先生听他讲《说唐》、讲《水浒》、讲《三国演义》、讲《包公案》、讲《荡寇志》，以及其它的种种故事”。[41]晚清《图画新闻》亦曾报道过绍兴某吴姓塾师在私塾里“每晚弹唱艳词，演说宝卷”，吸引周围“男女老幼，共聚一堂”。[42]

上述的种种情况，均表明“淫辞小说”类读物受欢迎的程度。故有人总结道：“下流社会中，虽不能读经史等书，未有不能读小说者；即有不读小说，未有不知小说中著名之故事者。”[43]进而言之，这些“淫辞小说”类读物并非只有引车卖浆者流、妇女或孩童喜欢阅读，即或是士大夫、达官贵人也分享这些文类和此种阅读文化传统，阶级或财富并不构成阻隔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鸿沟，貌似大相径庭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其相通、相融处通过阅读相同的“淫辞小说”亦表现出来。明正统七年（1442），曾有朝臣主张禁止《剪灯新话》等小说，其原因就是：“不惟市井浮夸之徒，争相颂习，至于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44]而清代个别高级官员在应对雍正问答时援引三国旧事，无意识中流露出曾读过《三国志》小说（原文如此，应是时人误把《三国演义》书写为《三国志》，下文同），还因此被治罪。[45]凡此，均可见这些文类之吸引力与影响力。

社会间其文字知识稍深的，莫不有一部《三国志》、《水浒》、《西游》、《封神》、《七侠五剑》、《红楼梦》等书在其胸中；其知识稍下的，莫不有《十八摹》、《哭五更》、《四季相思》、《瓦车蓬》、《五美图》等为其吟讽；其全无知识的，则工作劳苦的余暇，亦莫不借一二山歌俚语，以发抒心志。此等著作与口耳朝夕相接，观念为其所移，行为为其所化。[46]

约言之，一般大众热衷于接受和阅读的毋宁是那些“怪力乱神”、“淫辞小说”，而非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教条，长期在这些通俗文类的耳濡目染下，一般人不知不觉中受到影响，“而天下之人心风俗，遂不免为说部之所持”。[47]

在19世纪末以前，不管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还是在地的士大夫，他们都主张禁止老百姓读这些“淫辞小说”，个别有远见之人如钱湘，也认识到要找出如《荡寇志》之类的替代读物，才能达到不仅禁售者，亦并使阅者不取阅“诲淫诲盗”这类书的目的——“兹则并其心而禁之，此不禁之禁，正所以严其禁耳。”[48]可有钱湘这样见识的人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他们并没有制作出多少像俞万春的《荡寇志》这样高质量的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的读物，以代替那些所谓淫辞小说。一般士人能做的，无非是表率禁书，宣扬纲常礼教与因果报应，送善书和主张改删“淫辞小说”而已。

19世纪末之后，禁“诲淫诲盗”这类书的论述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乃至于士人阶层，依旧有不少表达，出发点也与之前相同。甚至是当时的新学才子梁启超，亦有相同认知：“中土小说，虽列之于九流，然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画《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淫诲盗两端。”[49]在稍早的《变法通议·论幼学》一文中，梁亦曾说中国古代文人之文“诲淫诲盗，不出两端。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50]不同的是，在梁启超发表这类言论的时代，特别是由于庚子年义和团事件，许多士人迷信“怪力乱神”，认为洋人船坚炮利不足畏，拳民皆可以术破之，其结果众所周知。

随着西学、新学影响的不断扩大，特别是在义和团事件发生之后，启蒙人士鉴于庚子之后的现实困境，开始反思义和团事件之文化肇因：“义和拳之乱，所以举国披靡、云集响应者，固由人心思乱之殷，而亦系一般国民皆有一梨山老母、元始天尊斗法演宝之事，深印于其脑中，故不觉有感，斯应也。”[51]他们认为义和团的兴起是与传统通俗文学的影响分不开的：“如曩年北省义和团之肇乱，虽由排外之思想所积而成，然何莫非《水浒》、《西游》诸戏剧有以酿成之哉？至于民间奸盗等案，之由于观剧而起者，殆犹不可以指数也！”[52]有人则干脆指出：“庚子之拳匪，即《封神演义》一书之结胎也，可见稗官野史实与政俗上有直接之关系。”[53]“拳匪神坛，所奉梨山圣母、孙悟空等，皆剧中常见者。愚民迷信神权，演此劫运，盖酝酿百年以来矣。”[54]的确，义和团的组织形式、聚集方式很多是从他们耳熟能详的通俗文学中而得，团众将这些文化习得运用于自己所从事的活动中，之所以如此，“大约此辈人胸中只有《封神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数部书耳。其余无非戏文搬演之经验”。[55]启蒙人士反思义和团运动的根源，认识到正是因为北方老百姓相信与模仿《封神演义》、《西游记》之类“邪书”中的描述，认为自己法力无边、刀枪不入，才敢起来与洋人为难。

痛苦反省义和团运动的文化肇因之余，这些启蒙人士也认识到这样一个现实：《封神演义》、《西游记》等书之所以为下层社会之圣经，观世音、姜太公之流之所以为下层社会之教主，正在于下层社会“其智识极短，其生计极难，其道德极浅薄，其社会极涣散”。[56]在这样的情形下，必须对下层社会该读什么书进行规训：“若近时之义和团，则《封神传》、《西游记》产出之人物也。故欲改进其一国之人心者，必先改进其能教导一国人心之书始。”[57]

然清廷对内忧外患已疲于应付，在查禁“淫辞小说”方面实是有心无力。此消彼长，凭借新的思想资源和传播媒体崛起的启蒙人士成为主张查禁这类书的主角。自然，这也绝非意味着清朝各级政府以及翼教卫道之士对“诲淫诲盗”这些文类撒手不管、不闻不问，只是说在当时出现的各种有关论述中，相比借助于新式传播媒体和出版机构要“开民智”的启蒙论述，这些议论显得有些旧调重弹、了无新意。如其时尚为清政府辩护者之《申报》的言论：书之当禁者有二，一为诲盗诲淫之小说，一为讪谤朝廷之谬书。[58]较之于《申报》这样的卫道立场，启蒙人士不只提出了要查禁“诲淫诲盗”这类书，更提出要寻找和制作出这类书的替代读物——新小说、文明戏，从理论和实践上真正改造民众的阅读。且他们对于应该禁止“讪谤朝廷之谬书”的主张，大都不以为然，甚至斥之为“野蛮之举动”，有悖进化公例。

不过，禁书乃老生常谈，大家早已领教多次、司空见惯。且从以往查禁效果来说，收效不大，经常会适得其反，在清末新式传播媒体大量出现的情况下，还会招致舆论抨击，倒等于给被禁的阅读品做了广告，愈禁愈增加其分量和销量。禁止阅读显然不能正本清源，要想不让大众阅读某些书，就必须预备相应的读物代替，否则效果不会很大。解铃还须系铃人，生产出合适的替代品，吸引读者的阅读兴趣，这才是“不禁之禁”之道。“文本只有通过读者才具有意义，且会随读者而变化。”[59]没有读者的阅读，新的文类生产再多又有何用？故此，梁启超号召：“今宜专用俚语，广著群书，上之可以借阐圣教，下之可以杂述史事，近之可以激发国耻，远之可以旁及彝情，乃至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皆可穷极异形，振厉末俗，其为补益，岂有量耶！”[60]换言之，从把持庶民大众的“淫辞小说”入手，就成为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必然途径。而戏剧为小说中一部分，剧本大多由小说改编而来，有新小说而后有新剧本，则小说之改良，尤为首要。[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