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改造大众阅读文化之主要举措一
在已经吸纳新思想资源的启蒙者那里，小说的影响无所不在，所关甚大：“国势由于风俗，风俗由于民德，民德由于所读之书，书以小说为能普及，此已论定，无可疑矣，不必赘矣。”[62]进一步，还有人认为：“天下无不有小说之国，亦无不读小说之人，成人以上，智识未定之时，爱之尤笃。故及人之广，中人之深，莫小说若。且小说有智人愚人之权，而读小说者，又不得不因小说之所以愚人者自愚。与小说之所以智人者自智，故小说而善，可以救风俗之弊，小说而不善，亦足以为风俗之蟊贼。”[63]他们在考察所谓泰西历史经验后得出，泰西小说“率皆为读者身心智慧之益，穷究物理，洞达世情，又复激昂奋发，刚健不阿。至十九世纪为小说最盛之时代，法人又以力排弊政之词寓诸小说之中，家传户颂，遂贩夫走卒，亦莫不乐而玩之，于是民气大伸，攘臂图义，遂为大革命之主因。今日法人之安享共和政体之福，皆小说诸家之所畀”。[64]陈天华也认为“世界各国”“每年所出的小说，至少也有数百种，所以能够把民智开通”。[65]而日本明治维新之成功，小说亦有大功，但相比起来，中国“小说界之腐坏，至今日而极矣。夫小说为振民智之一巨端，立意既歧，则为害深，是不可不知也”。[66]进而，有人甚至认为中国当下风俗如此之坏，皆是老百姓迷信旧小说模仿其中作为的结果：
支那人之机械变诈、口蜜腹剑，人人以诸葛孔明、徐茂公自拟，美其名曰神计算，足智多谋，则《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之为之也。支那人之江湖亡命，拜盟结会，绿林铜马，漫山遍野，则《水浒》、《七侠五义》、《施公案》、《彭公案》之为之也。支那人之妖言惑众，见神见鬼，白莲教、八卦教、义和拳、红灯照，种种之变相，则《封神传》、《西游记》之为之也。支那人之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以善病工愁为韵事，以逾墙钻穴为佳期，则《西厢》、《花月痕》、《红楼梦》之为之也。小说之种类，不可指数。总之，有一种之小说，必有一种之毒质，其文采愈足以自饰，则其流毒愈深且远。夫以区区小说，乃至左右国民，隐然为教育之中心点。[67]
梁启超之生花妙笔更是将“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归咎为旧小说，[68]并大声疾呼：
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69]
于此，小说的社会功能与政治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强调，其重要性被建构得无以复加。梁启超在介绍新创办的《新小说》时同样标榜：“盖今日提倡小说之目的，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非前此诲盗诲淫诸作可比。”[70]他主办的《新小说》杂志则想为中国的说部“创一新境界”，赋予小说以宏大的政治使命，宗旨在于“借小说家言，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一切淫猥鄙野之言，有伤德育者，在所必摈”。[71]梁启超这些关于新小说社会功能的论述得到了当时诸多趋新人士之支持，他们纷纷在报章杂志上发表言说，各抒己见，献计献策，遥相呼应。[72]在具体的实践导向上，有人向启蒙人士呼吁：
尽舍今日之所事，并力译著小说，平价发售，使通国之人无一人不读新译新著之小说，而后旧小说之势力尽为吾新译新著之小说所夺；旧小说之地位，尽为吾新译新著之小说所占；旧小说之祸毒，尽为吾新译新著之小说所拔。而吾民之脑筋，尽印吾新译新著之小说；吾民之眼帘，尽触吾新译新著之小说。支那风俗，自当尽为吾新译新著之小说所化。[73]
在这样的呼吁下，许多启蒙人士身体力行，纷纷创办小说类刊物，写作和译介新小说，“挽近士人皆知小说为改良社会之不二法门，自《新小说》出，而复有《新新小说》踵起，今复有《小说林》之设。故沪滨所发行者，前后不下数百种”。[74]梁启超、李伯元等人创作的新小说都曾被出版商作为品牌推出。林纾的翻译小说以及一些译自日本的小说如《经国美谈》、《广长舌》之类的宣传广告，亦可经常在当时报章杂志上见到。当时，报纸、杂志上开始有大量新小说广告出现，“今者，有志之士争以译小说、编小说为急务，广告所布，日出不穷”。[75]政治小说、立宪小说、国民小说、侦探小说、翻译小说、伦理小说、心理小说、写情小说、历史小说、教育小说、科学小说、哲学小说、冒险小说、寓言小说、语怪小说、家庭小说、苦情小说、虚无党小说、复仇小说、时事戏剧、历史新戏、广东戏本等，名目花样百出，其中尤以翻译小说最为盛行，所谓“近时上海书肆林立，而惟小说一种，阅者最多，销流最畅，故译述诸小说，几于汗牛充栋”。[76]其中林纾所译诸小说影响力最大，也最为持久。[77]
此时诸多报章杂志也已开始刊载或连载小说，新小说生产供不应求。那些专门的小说杂志社，四处募集新小说著作，宣称想“借稗官野史之势力，为开智革俗之津梁”。[78]一般的报纸、杂志还给新著、新译小说许以重酬。像《新小说丛报》的小说征集酬金为甲等洋五元，乙等四元，丙等三元，丁等二元。[79]《时报》悬赏的小说酬金更高，第一等甚至达到千字十元，二等七元，三等也有五元。[80]《小说世界日报》求新奇小说的征文广告亦出酬金为每种十元至百元，要求所作小说“须与本社宗旨符合而有益于社会”。[81]诸如包天笑此类困于科场的才子，就是靠翻译和写作新小说挣稿费谋生，渐而在上海洋场出人头地的。[82]后来，连一向并不刊载小说的《中外日报》，也以翻译小说“益人智慧不少”，开始请人专门翻译新小说，并按日刊登。[83]随后该报又开始连载一些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新小说。[84]1905年4月，改版后趋新的《申报》也多次刊登出了“访求小说”的广告。号称以启蒙为职志的《大公报》则有些姗姗来迟，直到1909年2月下旬才开始刊载小说，其根据也是本着“社会教育之中，尤以小说之功居多”的原则。[85]一直在连载新小说的《神州日报》亦因其所刊载的“译著各小说，久荷海内称许，良由稗官家言最足增进智识，开通社会也”，多次刊出《访求小说》告白：“不吝重酬”，访求“新著、新译各小说，无论章回传记、弹词曲本”。《新闻报》则在刊登小说之前，先在每日报纸上作“本报附载小说”预报给读者。商务印书馆则征求过反迷信的小说：“述风水算命烧香求签及一切禁忌厌胜之事，形容其愚惑，以发明格致真理为主……”[86]主张革命的《民报》也不例外，特意刊载陈天华为唤醒民众进行排满和种族革命所著的《狮子吼》小说，并为之加编者按语，颂扬该小说为“有血有泪之言”，“读此篇而不怒发冲冠、拔刀击案者，必非人也”。[87]
在报刊的读者当中，许多人喜欢读的也是报刊上所刊登之小说，特别是知识水平较低的“妇女与粗人”类读者。故此就有人主张以书报专攻士大夫，“决不为士大夫设”的小说“专攻妇人与下等人”。[88]“惟妇女与粗人，无书可读，欲求输入文化，除小说更无他途。”[89]因之，这时报纸的销路都与小说挂上了钩，为利润计，绝大多数报章杂志均刊登新小说，以吸引读者眼球，增加发行量。曾亲与其役的包天笑回忆说：
那时候，正是上海渐渐盛行小说的当儿，读者颇能知所选择，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了报纸的读者。[90]
胡适的经验或可为包语的注脚。其时正在上海求学的胡适后来回忆说：“我在上海住了六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他认为当时《时报》之所以受欢迎，一个原因即在于：“那时的几个大报大概都是很干燥枯寂的，他们至多不过能做一两篇合于古文义法的长篇论说罢了。《时报》出世以后，每日登载‘冷’（即陈景韩）或‘笑’（即包天笑）译著的小说，有时每日有两种。冷血先生的白话小说，在当时译界中确要算很好的译笔。他有时自己也做一两篇短篇小说，如《福尔摩斯来华侦探案》等。”[91]年少的胡适读小说上瘾，他有时不禁见猎心喜，自己也写小说，送去《时报》应征（或即应征《时报》“小说大悬赏”广告）。胡适还回忆当时《时报》刊载的许多小说之中，哀情小说《双泪碑》最为风行。有别的读者在读了《双泪碑》后投书《时报》，表达自己的阅读感受，也为胡适的说法提供了证明：“余读此，余心碎，余肠断，余胆战，余泪枯，余脑筋觉有万千之刺激，余魂已飘飘，若离余之躯壳……”[92]而让少年胡适等读者神魂颠倒的“哀情小说”《双泪碑》，只是《时报》重金悬赏小说中的第二等。[93]该小说后来还曾单独成书出版，以满足读者需要，定价仅时洋一角。[94]同样在《时报》上刊出的由陈景韩撰写的《火里罪人》、《土里罪人》等小说，也被读者认为“极妙”，“皆写情小说之妙品也”。[95]
这时，有的报刊为吸引读者、增加销量，还采用不另收费随报纸附赠小说的手段（当然也有如《申报》等附送《点石斋画报》，《大公报》附送白话论说的情况），如历史悠久之《申报》即刊载广告曰：将新闻小说、各处风景择其有趣味者，绘成画图报一大张，按日石印附送，以答阅报诸君期望之厚意。[96]还有的小说杂志如《小说时报》因为出版后读者日多，使成本下降，从而可以降价销售，以刺激读者的购买欲望。[97]广智书局则采取捆绑销售策略，凡购买该书局书籍一元以上者，送新小说一册，购买书籍两元以上者送两册，以此类推，十元以上送十册，并在报纸广告上开列出所送的十三种新小说书目，以吸引读者。[98]改良小说社则大做广告，说购买该社出版的新小说超过一元者有赠书相送。[99]甚至黄楚九的中法大药房在发卖药品时也附送新小说以促销。[100]有的报刊还搭便车，拿《水浒》、《封神演义》等在民间极流行之小说做文章，推出《新水浒》、《英雄小说新水浒》、《新封神传》、《新西游记》、《也是西游记》、《新聊斋》、《反聊斋》、《改良版聊斋志异》、《新儒林外史》、《新石头记》等名目的小说，将旧题目赋予新内容，以此增加卖点和看点，吸引读者购买。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做法从客观上都会影响读者的阅读选择，也说明新小说在当时所造成的社会效应。后来许多小说杂志虽因种种原因而停刊，但“华人爱读新小说之嗜好，乃经久而益盛”。[101]难怪有人感慨：“近年译籍东流，学术西化，其最歆动吾新旧社会，而无有文野智愚咸欢迎之者，非近年所流行之新小说哉！”[102]
以上这些著译小说的实际内容、著译动机和出版旨趣千差万别，但在名号上，它们往往都援用了“改革小说”、“新小说”、“新新小说”这类广泛流行于启蒙人士间和报刊中的符号，多将小说与国家、启蒙联系起来，所谓“出一小说必自尸国民进化之功，评一小说必大倡谣俗改良之旨，吠声四应”，“虽谓吾国今日之文明为小说之文明可也”。[103]提倡改良小说之势，转眼风行草偃，“不数年而吾国之新著、新译之小说，几于汗万牛、充万栋，犹复日出不已而未有穷期也”。[104]十余年前的八股世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105]这当中，真心鼓吹者有之，随声附和、浑水摸鱼实行“拜金主义”者亦比比皆是。由于文化市场上存在许多粗制滥造的新小说，一般读者购阅起来可能会无从下手。于是，一些帮助读者选购小说、批评旧小说的指南书如《小说闲评》之类书，也开始应时而生；一些“购书宜慎”、“新书评鸷”与抨击新小说质量之差的告白或文章亦开始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中。凡此，均足表明新小说论述的符号威力及时人对此之心态。小说家陆士谔曾用讽刺的笔法，描述了某些时人对新小说的看法以及在他们的想象中新小说所发挥的作用：
……我们瞧了这些新小说，差不多增进了数十年的阅历，所以在社会上交际，人家的圈套，颇能识破他一二，决不会再受人欺骗了……我说新小说比了圣贤经传还要有用……并且新小说比不得旧小说。那旧小说无论你笔墨怎样好，正大如《水浒》、《三国》，尚不免有一两段淫秽的地方，所以老辈里不许子弟瞧小说，怕的是不曾学好，先学坏了。如今新小说这种弊病一点子都没有的，那怕是艳情小说，也只讲得一个情字，那淫是断断不会有的……新小说乃是人人少不来的东西，差不多与吃饭穿衣一般的紧要……新小说不仅有益于人的知识，并还有益于人的身子呢。[106]
当然，对于启蒙人士来说，创作新小说只是开端，最后的结果是他们希望由改造小说开始，将启蒙关怀灌注于一切大众喜闻乐见文类的生产中，推延至各个地区、各色人等，“先由小说以推而至于演剧、说大书、唱小曲，无不有此。先由通都大邑，推而至穷乡僻壤，无不如此，必期至台阁之宠妾、黄发之村童，皆以此为谈笑之具，则其力之巨，以士夫较之，有天渊之别也”。[107]
关于清末新小说的生产情况，时人曾言：“风泉发涌不可遏抑，长编短书，蔚成大观。数年以来，新小说之发见于兹土者，殆不下一二千种。”[108]后有学者也曾对此做过比较详细的数量统计，缺漏之处自然难免，但足可表明清末新小说创作、编译之繁荣。[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