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改造大众阅读文化之主要举措二

前现代中国总体识字率很低，有人谓“中国识字之人十一，读书之人百一，阅报之人千一”。[110]小说固然能吸引下层社会的读者，“然能阅小说者，仍限于识字之人，且必识字而粗解文理，略谙世事之人，始能有所领悟，而生其感触之思想”。[111]即或是设立讲演新小说所这类组织，收效也有限，况且新小说的读者还须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与审美能力。换言之，新小说的直接影响力一般也只能到达读书识字阶层，这些人在中国社会中只能占少数，就算阅读新小说者以言传身教去感化周围之人，新小说之普及率与发挥的效力也终归有限，靠新小说来改变绝大多数中国人的阅读习惯，无疑仍是绠短汲深。相较起来，小说之受人欢迎远不逮戏剧：“小说虽作至极浅，终不能入不识字人之目。必待由小说而化为戏剧，其用乃神。”[112]故此，有启蒙人士认为：“戏曲之感动社会，其功效较小说尤速。”[113]

要之，对于绝大多数不识字之人，包括部分读书识字者，不能无所娱乐，看演戏仍是他们娱乐即“阅读”的主要手段。而从本质及阅读效果看，我们不应该将阅读的形式仅局限于阅读书籍和报刊等纸类介质，阅读活动的参与者绝非只限于印刷符号的读者，看电影、看电视、上网都是阅读的形式。同样，阅读不应只局限于眼睛，戏曲、大书就是文盲的书籍，听读书、听戏等以耳朵为主的活动一样也是阅读的形式。[114]如罗伯·丹屯（Robert Darnton）所言：“阅读一个仪式或一个城市，和阅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部哲学文本，并没有两样。”[115]从这种角度自可说，阅读小说和阅听戏剧并无差异。戏剧本多来自说部稗史，是从中演化出的一种艺术形式，就文类性质而言，二者并无轩轾。从阅读的效果来说，参与文化的传播也绝非只有通过印刷文字才能实现，对于前现代的中国下层民众来说，口耳相传才是他们交流信息的主要手段，阅听戏曲对下层民众文化的重要，不亚于印刷文本之于精英文化，“盖戏馆者，俨然一下流社会之活动学校也；戏本者，俨然一下流社会之教科新书也”。[116]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清代北京城的馒头铺，争相兼营出租唱本给买馒头的人，这些唱本的内容无非还是所谓“淫辞小说”，故能吸引大量阅听人。[117]

实际上，看戏之类的“阅读”不只流行于下层社会，它在皇族、达官和士大夫之中同样广泛流行，“上而王公，下而妇孺，无不以观剧为乐事”。[118]乾隆、光绪和慈禧就是清代统治者中最爱看戏的代表，清代宫廷里演戏非常频繁，内廷还设置专门的演剧机构南府和升平署，在宫廷内外以及各处行宫，修建了众多的戏台；同时也大量传唤市井戏班入宫演戏，慈禧统治时期，内廷传旨演剧，“一月之中，传演多至数次”。[119]京剧的崛起就与清皇族对之的喜爱和提倡有关。在这些广泛流传的戏曲中，内容属于忠孝节义、因果报应之类的戏非常流行，所谓淫戏更是极受欢迎。根据徐珂的记载，慈禧不仅“嗜读小说，如《封神传》、《水浒》、《西游记》、《三国志》、《红楼梦》等书”，还喜欢从这些小说中节取故事“编入旧剧，加以点缀，亲授内监，教之扮演”。所以徐珂认为慈禧当时迷信义和团，与其喜读和相信这些小说有关，“此光绪庚子拳祸之所由来也”。[120]

演戏以其更形象化、更直接、更便捷的手段娱乐观众，自然会感染不少阅听者。文康在《儿女英雄传》中曾以文学家的笔法惟妙惟肖地形容了听戏人的神情：

瞧了瞧那些听戏的，也有那咂嘴儿的，也有点头儿的，还有那从丹田里运气，往外叫好儿的，还有几个侧耳不错眼珠儿的，当一椿正经事在那儿听的。看他们那些样子，比那书上说的闻《诗》闻《礼》还听得入神儿。[121]

此虽为小说家语，但亦可证戏曲对于老百姓的吸引力，远非正统说教可比拟。故当时有启蒙人士即言：“最足震动冥顽之脑筋者，不在真事之历史的，而在假面状之戏曲的。”[122]听大书也是下层社会常见的消闲或阅读方式，尤其是在乡村。在大书的阅听者中，“听书的人不好听劝善惩恶的箴言，专好听佳人才子的情语、杀人放火的野蛮事和鬼怪神奇的荒唐小说”。讲大书的人也投其所好，不讲枯燥的道德说教，“所说的不是偷香私会的淫荡事，就是绿林的传奇和神怪的说部”。[123]在内容与效果上，听大书与观戏剧实是殊途同归。

戏曲既有如此力量，影响世道人心自是巨大，有人甚至认为，凡是一切民间怪力乱神类的东西都是依托于戏曲才发挥力量的，“凡五星（行）阴阳之说，僧道元虚之谈，鬼祟狐疑之惑，若无戏曲征信之，则毫无势力之足言”。他认为欲从根本上改革这种现状：“非扫除神话鬼怪迷信之恶剧，改编崇尚忠贤有益世风之新戏”。[124]类似观点与心态，盛行于启蒙人士中，他们普遍意识到，戏剧为改良社会风气、促进启蒙的妙药：“欲无老无幼无上无下，人人能有国家思想而受其感化力者，舍戏剧末由。”[125]特别是对于下层人士，他们不识字，不读新书，也买不起新书、新报，仅仅依靠新书、新报来开通智慧就收效甚微，反观于戏曲对于“下流社会”的影响，则不可同日而语：

试观穷乡僻壤，报赛竞会，袍笏登场，万众无哗，村妇牧竖，蠢男野老，每当演至古忠臣烈士、贞女义仆，殉节遭难、酸心惨目之际，往往声咽泪落。抑或演古奸雄淫娃、卖友恶奴，负心背德、明谋陷害之事，则又往往发指恣裂。故下流社会观演剧而心思开发、志气感动者，一岁盖不知凡若干人矣！[126]

因此，欲开通“下流社会”的智识，唯有从事戏曲改良，发挥演剧的社会效应：“除非是改良说书、唱戏，再没有开通下等社会相好法子了。”[127]孙宝瑄亦持同样看法，提醒士大夫要重视戏曲改良并积极投身其间：

梨园一业，士夫不可不亟为整理。盖于人心风俗智识，皆有直接之影响。其所演之事，有不见于经传，及怪妄无理邪淫不道者，皆汰除之，禁遏之，并为润饰其词文，增减其节目，且多选古今忠廉孝义、可悲可愕之事，编成新剧，使彼曹歌之舞之，亦助社会普通进化之一端也。[128]

此时兴起的改良戏曲运动，逐渐成为一种时髦与权势崇拜，在清末引发诸多启蒙人士的参与和讨论。[129]《安徽俗话报》、《安徽白话报》、《月月小说》、《中国白话报》、《绣像小说》、《小说月报》、《神州日报》、《民立报》、四川的《通俗日报》（《通俗报》）等诸多报刊还不断在“新戏”、“历史新戏”、“改良戏曲”、“改良新剧”、“时事新剧”等栏目中刊载新戏曲。远在香港的维新人士胡礼垣也受到影响。光绪三十二年（1906），胡礼垣游览内地后受到刺激：“前年偶游内地，见竹棚歌舞所演戏文，阻塞进化之机，降低人格之品，中国之不能变，未始不由于此。怅〔枨〕触于怀，不能自已。”[130]遂开始写作《梨园娱老集》，于丁未（1907）春写成。该书主旨是鼓吹戏曲改良，胡礼垣借用戏曲这个流行文类来宣传其政治思想与道德理想，“此书虽曰娱老，实小则为少年男女修德育，大则为齐家治国平天下而作，以梨园者，人所同乐，故借其题，以为发挥。人老则事无能为，只写其心以为愉快，此《梨园娱老集》之所以名耳”。[131]全书分两册，“第一册破专制，开大同之基也。第二册箴自由，立大同之极也”。[132]1908年书出版后，胡礼垣将其挂号分赠达官显贵、名流、各报馆和广东绅商，“拙集自告成时，即以挂号法分寄王公大臣、督抚大吏、驻外公使、外国名流、诸家报馆，并粤省绅宦以及拥皋比而司觉世牖民之责者。如有介绍，亦必寄呈。无他，为欲开风气之故也”。[133]胡礼垣还赠书百部给母校香港皇仁书院，[134]亦曾托英敛之将此书转赠严复一本，求其品评。[135]严复在回信中礼节性地赞扬了该书。[136]

在这样的集体努力下，清末的戏剧改良运动蔚为时尚，包括一些趋新官员、地方士绅都支持有加，大众媒体也跟风配合，进行宣传报道。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即在参考日本经验后于光绪三十三年正月丙申（1907年2月16日）奏请：“戏剧宜仿东西国形式改良，将使下流社会移风易俗。日本演戏学步欧美，厥名芝居，由文学士主笔，警察官鉴定，所演皆忠孝节义有功名教之事，说白而不唱歌，欲使人尽能解。中国京沪等处戏剧已渐改良，惟求工于声调，妇孺不能便喻，似宜仿日本例，一律说白，其剧本概由警察官核定。此事虽微，实于风俗人心大有关系。”[137]清政府民政部也根据“某司员”主张改良戏曲的条陈，行文各省督抚，呼吁改良戏曲。[138]一些天津士绅亦曾集体禀请直隶总督袁世凯，希望袁能出面禁止淫戏，鼓励改良戏曲。[139]

上海的戏曲改良运动开展得最为火热。一批演员联合趋新绅商沈缦云，成立了从事戏曲改良的演出团体——上海新舞台。[140]该团体曾演过为甘肃旱灾募捐的新戏，很好刻画出灾民的凄惨情况，获得较好效果，时论认为此剧“足以征吾国戏剧之进步与伶界之热心也”。[141]陆澹安在清末年间经常去新舞台观新剧，在看了商学会为赈灾演出的新剧《国民爱国》及《血手印》后，感觉“其陈义有可观者”。[142]再如李登辉领导的寰球中国学生会这样的趋新团体，也标榜自己要演出改良新剧：“俾国民皆知演剧为教育界最显活泼之现象”，[143]“借补教育所不及”，[144]其第一次演剧时，观众多达千人，有时论对此也不无夸张地记录道：“阅者无不拍掌称赏，使更进而益上，洵足以改良社会，增广知识。”[145]有时，寰球中国学生会还在报纸上刊登广告邀请新舞台演唱自己所编改良新戏。[146]

流风所被，上海的许多社会戏院都开始追逐该时尚，标榜自己所演为改良新戏，并大登广告招徕观众。上海丹桂茶园编排的《江北水灾》，因为表现灾民惨状真切，让观者大为感动，吸引了不少观众为灾民募捐。[147]而该茶园推出的时事剧《潘烈士投海》，蒋维乔观看之后认为“出神入化，足以改良风俗”。[148]两年后，温州观众张震轩（即张棡）在上海看了丹桂茶园编演的该剧后，也认为它“尤有声有色，观者为之下泪”。[149]当时流行的其他改良新戏如《瓜种兰因》、《党人碑》、《明末遗恨》、《黑籍冤魂》等，或关于历史，或关于社会，亦曾获得良好的演出效果，颇让时人印象深刻。[150]

这时候上海学校中演新剧的风气也渐渐开始流行，开始是在教会学校，后来“上海中国人所办的学校，学生演戏，也大为盛行，开什么游艺会、恳亲会、毕业会以及许多节日，也常常有此余兴”。[151]许多学生剧团在苏北遭受水灾时，还纷纷演剧助赈；一些社会剧团如丹桂茶园，以演改良文明的自强新戏标榜，也参与助赈活动，演灾民情形活灵活现，取得良好效果。[152]有医院还编出“医事新戏”，借新戏“详细指示，演说生理之原因，卫生之方法，能使人人知医，共登仁寿之域”，同时附以行医和卖药广告。[153]一些启蒙人士进而还计划在上海、苏州成立梨园学堂，培养出演新戏剧的人才。

各地趋新人士纷纷响应该潮流。有的地方还成立了戏剧改良会，“以改良戏剧为宗旨，以灌输文明思想、开通下等社会为目的”。[154]四川就由成都商务总会发起，联合劝业道、提学使司、巡警道立案成立了戏曲改良公会，为“补助教育起见”，发行《改良戏曲》系列剧本，“以广流传”。[155]其中，“双流刘君特撰各种新词，扮演蜀国史事，中有《制锦袍》一剧，为明庄烈制锦袍赐女土司秦良玉事，悲歌慷慨，尤脍炙人口，传钞颇众，几于洛阳纸贵”。[156]山西启蒙人士也在省城太原设立改良戏曲社，拟“将旧剧本可删者删之，可存者存之，并取各国诸大英雄之新事业，及吾国近年以来关于国耻各事，编为剧本，招徒演习，以期激发国民之志气”。[157]天子脚下的北京，改良戏曲运动也取得一定进展，我们通过《中外日报》上的一则报道，即可管中窥豹：

自玉成班田际云排演《惠兴女士》戏后，票友（京城谓凡工于戏曲而不以唱戏为业者，谓之票友，又谓之顽儿票，若外间之客串也）乔荩臣排演《烈士投海记》，义顺和班崔灵芝排演《女子爱国戏》（梁巨川侍郎济所撰），均能发挥义气，有声有色。每演新戏，观者皆逾常拥挤，外城厅丞且特告示表彰，并制银牌以奖励之。近又有人将张傻子事演成新戏，足见都中近来风气发达，迥非此前闭塞可比也。[158]

其中田际云甚至因为编演新剧《越人亡国泪》而获罪被罚，谓其“以演唱新戏煽惑人心”。[159]对此事，《申报》曾有多篇报道进行关注：

优人田际云，住长巷头条胡同，勾结奸民，以演新戏为名，实阴图煽惑，貌尽义务，心实叵测。[160]

于上海起步的伶人王钟声也到北京、天津等地以身作则，演出《惠兴女士》、《热血》、《鸣不平》、《官场现形记》、《秋瑾》、《徐锡麟》等改良新剧，并从事革命宣传。[161]时在北京考试的吴宓看了王钟声演的《缘外缘》之后，很受感动，特意写下自己的评论与对王钟声的评价：

钟声君扮一西装女郎，摹拟情事，曲尽委婉之致。此等剧纯用说话，弗须锣鼓等乐。所演者皆家庭上、社会上之真情状。其刺人之易，感人之深，较寻常情状为倍蓰。每到惟妙惟肖之处，台下观客直觉现身剧中，亦若果有如此其人，而亲睹其如此之事者。呜呼！大千世界本系一大舞台，劳扰群生，孰非演剧人哉？观剧者即演剧者，而演剧者固亦观剧者也。闻钟声研中西学，尝有所志，今乃以戏剧为业，是亦改良社会之妙法哉？或又云钟声君历史甚多，诸种机密运动，彼皆与其事云。岂真自隐于伶者耶？[162]

戏剧改良的呼吁与努力甚至还体现在当时中小学生的国文教材中。如标明为明德学堂审定、初等小学适用的《国文教科书》中即曰：“若将戏剧改良，取故事或近事，能激发国民之志气者，演为戏剧，令人纵观，则社会之进步，必更远矣！”[163]另外一本国文教科书也专设一课“改良戏剧”，表达了类似看法：欲人群之进步，莫如改良戏剧。去古今之事，可激发人心、转移风俗者，演为戏剧，使人观之自然感动，收效自速。盖戏剧为人之所乐观，即不识字之人，亦寓目焉。其关系人群非浅小也。[164]

在清末戏剧改良运动中，满人汪笑侬的成就比较大。汪曾自谓：“铜笆铁板当生涯，争识梨园著作家”；“手挽颓风大改良，靡音曼调变洋洋”。[165]如他在南京庆升戏院演江北水灾灾民事，“现身说法，尤觉淋漓尽致”，汪当即在现场拿出捐册呼吁捐款，受到感动的台下观众纷纷慷慨解囊，这些捐款及出演三天的“所有戏资，均归义赈”，接济江北灾民。[166]1910年，汪还被聘为戏剧改良所所长。汪笑侬自己不仅演剧，更改编和创作了很多的剧本，他将自己“忧国忧民”谋求革新的心理通过“高台教化”，“凭自己的身手口舌，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167]汪的许多剧本和演出都很受观众欢迎，如他根据戊戌事件改编成的《党人碑》，“隐射时事，为新党所推重”，[168]“此戏上海最有名，人人爱看之”，[169]《新闻报》、《中外日报》等报纸上不断刊登此戏的出演广告。《安徽俗话报》第11期也曾刊登汪笑侬的《新排瓜种兰因班本》，其中曰：听说这本《瓜种兰因》，是说波兰国被瓜分的故事，暗寓中国时事，做得非常悲壮淋漓，看这戏的人无不感动。[170]民初名记者黄远生对汪笑侬的戏曲改良活动也有很高评价。[171]

另外，李叔同和春柳社、春阳社在清末民初也参与了许多改良戏曲的活动，他们所演出的《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都是比较成功的作品。[172]看了春阳社所演出的《黑奴吁天录》、《双烈殉路》两剧后，观众蒋维乔感叹演员演技道：“神情栩栩之态，令人忽哭、忽泣，真妙技也。”[173]受改良戏曲运动的影响，其他一些艺人也投身其中，像夏月润等在看了启蒙人士主张改良戏曲的文字后，“大为感发”，便捐款“到上海的实业讲习社，并在丹桂戏园开大会，商议教育普及的法子。要编些戏来唱”。[174]

综合以上情况看，清季启蒙人士在改良戏剧方面对民众阅读文化的改造，花费了不少心血，涉及层次很广，也得到一些观众的认可与传媒的赞许、宣传，应该是收到一定的成效。可惜，最明白反映这个成效的清末改良戏曲剧本总数，已难有较准确的统计，我们只能从后人所编不完全的晚清戏曲名录中略见一斑。[1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