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术史回顾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以英国在整个欧洲大陆的外交大战略为框架，系统阐述英国对法国的外交政策，进而阐述英、法两国的外交关系。在行文的不同场合会出现英国外交战略和英国外交政策两种表述，两者区别较大，请读者注意鉴别。一般而言，外交战略展示的是多方面的、宏观的规划，外交政策只是外交战略的一部分，但比外交战略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

在展开相关研究之前，笔者对国内外关于一战后英国对法政策的研究状况做一学术史回顾。笔者认为，国际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有下列几个明显特征。（1）按照时间段看，英国对法政策研究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以分为奠基（20世纪30～40年代）、开拓（20世纪50～60年代）、深化（20世纪70～80年代）、繁荣（20世纪90年代）和完善（2000年以后）五个时期。总体来说，在20世纪前半段，由于资料的限制，相关著作相对较少。但是这些著作开创了新的研究视角，形成了新的国际关系理论，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基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20世纪后半段，相关研究成果则日益丰富，研究内容和方法日益多样化。（2）按照学术观点看，主要分为三个流派。（3）按照专题和事件研究看，专题研究主要从两方面展开：赔偿问题和欧洲安全；事件研究则主要包括和平会议、鲁尔危机、《道威斯计划》、《洛迦诺公约》、《杨格计划》和《非战公约》等重大事件，并以这些事件串联起两国关系发展的基本脉络。

（一）时间序列下的英国欧洲大陆外交战略研究

20世纪30～40年代：这一时期是有关英国对法政策研究的奠基时期。一些著名的史学家从事实和理论的角度详细考察了欧洲的国际关系及其特点。由于这一时期距一战及之后时间较短，因此许多内容是作者亲身的经历，写出的内容和观点有血有肉，极大地开拓了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新视野，出现了直到今天还具有相当分量的经典著作，并诞生了许多国际关系理论大师。这一时期的著作通过对欧洲国家关系的分析，发展了国际关系领域里的现实主义理论。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英国学者爱德华·卡尔（Edward H. Carr）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关系的研究。卡尔认为，以英国为主导的欧美大国提供给法国安全保证的夭折是造成20世纪20年代英法关系摩擦不断的重要原因。同时，卡尔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国际关系史研究为基础，对国际问题的探讨进入理论领域，着重向学界展示了自己对现实主义的分析和理解，他认为：“权力与利益，两者仍处于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的中心……国际政治中不存在解决冲突的客观而公正的道义或法律标准。”在此基础上，卡尔揭示了国际关系的基本性质：在民族国家与国际关系无政府状态之间，存在权力与利益这两个中心。这些后来都成为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卡尔对两战之间国际关系的认识是相当透彻的，其阐释的现实主义理论对于认识当时的英法关系是非常有帮助的。

几乎在同期，另一位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阿诺德·沃尔夫斯（Arnold Wolfers）也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均势理论”。“均势理论”是一个古老而又崭新的学说，对于英国外交政策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成为英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原则之一。沃尔夫斯提出，英法对战后的欧洲都实行和平战略，但是英法的战略视点不同，英国寻求的是欧洲大陆的均势和稳定，而法国寻求的是彻底击垮德国的“占绝对优势地位的和平”。在英国看来，法国所寻求的和平方式必然导致在欧洲大陆的霸权，因此不断出台各种政策进行协调，两国的矛盾由此而生。可以说，沃尔夫斯是把“均势理论”用于这一时期国际关系分析得最成功代表之一。

英国史学家威廉·乔丹（William M. Jordan）的研究则另成一派。乔丹从和平观念、和平会议、舆论反应以及协约国间合作机构的运作等方面论述了战后战胜国对和平安排的情况。乔丹还专门考察了赔偿、裁军、安全等问题，论述了英法在这些问题上的分歧和合作。乔丹的著作成为研究20世纪20年代欧洲国际关系最具有开创性的代表作之一。

在这些研究当中，英国对法政策是无法回避的问题。上述三本著作关于此问题的观点大致相同：英法从战时的合作关系逐渐到产生不愉快的冲突，最终英国走上“扶德抑法”的道路，压制了法国，扶持了德国；而法国则由最初的对德强硬，逐渐走上与英国协调合作处理德国问题的道路。

这一时期，有这样几篇有影响力的论文值得关注，它们虽不是专门研究英法关系的，但通过对英国外交政策的研究，我们可以获得很多的启发。赫伯特·费舍尔的《劳合·乔治的外交政策：1918～1922》，该论文较早涉足了对战后英国外交界代表人物劳合·乔治外交政策的研究，详细论述英国对和平会议、德国、近东等政策的实施及影响，此文对后来从事劳合·乔治外交思想研究的彼得·罗兰德、马丁·普弗和艾兰·帕克尔的影响较大；切斯特·埃尔斯沃斯·斯普尔的《世界大战以来英国外交政策》，是其在艾奥瓦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于1931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研究重点是一战后英国均势政策实施及面临的大国对抗；《英国外交政策的永恒基础》一文是曾任英国首相、外交大臣的奥斯汀·张伯伦对英国外交政策的精辟总结，他认为英国应致力于促成法德和解、重建欧洲市场，尊重国际机制的作用。另有几本专著可以深化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如阿诺德·汤因比的《国际事务概览，1920～1923》，英国皇家事务学会从20世纪20～30年代陆续出版了从1920年到1929年国际事务概览系列，汤因比此书只是其中一本，这套丛书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历史细节；梅德利科特的《凡尔赛以来英国的外交政策》是一本经典著作，对于我们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外交政策史有一定参考价值；《和平的经济后果》被部分学者奉为研究英国对巴黎和会外交的必备参考书，该书作者、著名经济学家、曾代表英国参加巴黎和会的凯恩斯因在书中对和平安排鞭辟入里的批判而引起学界广泛关注。

必须指出的是，由于研究时间跨度离历史场景较近，以及由于资料的限制，这些著作不可能对当时英国对法政策有全面的认识。另外，这些国际关系著作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具有创新性，但对大国政策动机的分析过于单一，大多局限在以国与国之间利益决定论为出发点来分析外交政策，而没有从国内特殊情况和国际格局变动的大背景，甚至是从具体政治精英人物思想的角度来分析它们的外交政策。事实上，这些因素恰恰是影响一国外交的重要因素，有时甚至是决定性因素。

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是英国对法政策研究开拓期。一些重要的、确定此后几十年英国对法政策研究话语和研究日程的成果陆续出现，这些成果关注的焦点主要有一战后的欧洲安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何处置德国问题），对于英、法两国外交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以及英国在国联的外交政策。代表性作品有：詹姆斯·哈维的《法国的安全议题及其从巴黎到洛迦诺的外交政策，1919～1925》、约翰·科内尔的《“外交部”——英国外交政策及其制定者研究，1919～1951》、华莱士·亚当的《安德鲁·塔迪厄和法国的外交政策，1902～1919》、波奇的《英国和欧洲，1871～1939》、拉里·毕肖普的《英国在国联的外交政策，1920～1923》、安德鲁·罗斯泰因的《英国外交政策及其批评家，1830～1950》以及罗耶尔·施密特的《凡尔赛和鲁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温床》等。

詹姆斯·哈维的作品触及了英国对法政策的一个核心问题，即欧洲安全问题。该成果系统阐释了法国的欧洲安全战略及其运用：尽量维持在欧洲大陆的支配地位，防止德国东山再起。而此项政策与英国要维持在欧洲大陆的“均势”产生矛盾。华莱士·亚当的作品同样从法国的视角来阐述欧洲安全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英国与法国的合作与冲突。拉里·毕肖普则系统研究了英国在国联问题上的政策演进，尤其关注了英法在国联职能和运作范畴上的合作和分歧，应该说，这是国际学界对国联问题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波奇的著作则是从英国的角度阐释其欧洲大陆政策观及具体部署和实施情况。约翰·科内尔和安德鲁·罗斯泰因的著作并未直接关注英国对法政策问题，而只是对英国的决策体制和机制进行了深度分析，然而，通过他们的分析，我们仍可以看到英国对法政策的一些战略动机及其影响因素。

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包括：亨利·温克勒的《英国工党外交政策的兴起，1918～1929》，从政党政治的角度论述了英国工党在两战之间外交政策的调整与变化；丹尼尔·韦特的《意识形态与法国外交政策，1919～1948》，该论文是其在1950年攻读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期间所写，重点研究法国在安全问题上政策的演变，内容包括从对德强硬到与英国的妥协、从加入安全公约到二战中最终败亡、法国安全观念的觉醒等。

事实上，上述著作的学术贡献主要在于进一步充实了英国对法政策研究的一些关键性议题，如欧洲安全问题、赔偿问题、国联的角色问题以及英法各自的决策机制和决策特点等。这些研究议题的设立基本上圈定了未来几十年英国对法政策研究的焦点。

当然，从当代的研究立场看，针对本项研究而言，上述著作也存在一些明显问题。首先是研究的视角不够聚焦，大部分成果均没有专门阐述英国对法政策，而是在阐述英国外交政策时顺便提到对法政策。如卡尔的著作是论述两战之间国际关系的经典之作，但有关英国对法政策的内容不是很多。其次是研究风格并不成型，政策性论述和分析较多，研究专注于国际政治的视角，而不是历史学的视角。因此，研究风格上重观点分析与阐释、轻材料选择与运用，大部分著作很少使用一手资料或者档案文献。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学术界对此问题研究进入深化时期。西欧各国在马歇尔计划的资助下，积极恢复生产和进行国内建设，逐渐恢复了元气，学术活动也出现新的生气。同时，肇始于二战之中及以后的欧洲统一浪潮，在这一时期迎来了高峰，有力地推动了这一时期英国对欧洲政策的研究，其中也包括英国对法政策的相关研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时期英国对法政策研究仍不是主流，没有形成大的热点，只是作为英国对欧洲政策的大背景来阐述的。但综合考量这一时期的研究，可以看出，由于资料的增加，相关的档案材料陆续整理出来，加上欧洲国家关系已经处于不同的国际背景下，出现了许多有启发性的观点和探索，视角也更加丰富多彩。许多作品透彻地追溯了英国对欧洲大陆的外交传统，并从地理、心理、经济等各方面研究英国外交政策的特点，英国对法政策涉及的篇幅也日益增多。其核心观点仍是：英国为维持欧洲均势，反对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政策。相关的代表作品有：乔尔·韦尔纳的《英国——外交政策和帝国时代，1689～1971：档案史》、安东尼·黑格的《从维也纳会议到共同市场：英国外交政策纲要，1815～1972》、罗伊·约翰的《英国外交政策变化的框架》、斯蒂芬·怀特的《英国和布尔什维克革命：1920～1924年的外交政治学研究》、道格拉斯·约翰逊等的《英国和法国：十个世纪》、布雷顿·布奇的《旧外交研究》、安东尼·维里埃的《英国外交政策一个时代的困惑》、克里斯托弗·巴莱特的《20世纪英国外交政策》以及约翰·弗里斯的《英国战略政策的演变，1919～1926》等。

这一时期相关论文有如下几篇。道格拉斯·古尔德的《英国驻法大使哈定及英法在德国和近东的困境，1920～1922》是研究英国对法政策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分析，该论文中的观点在笔者发表的《第一次鲁尔危机》（《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以及笔者的硕士论文《英国与鲁尔危机1920～1923》第一部分和结论部分多处涉及。其主要观点是英法在处理近东尤其是土耳其问题上产生矛盾，这种矛盾进而对它们处理对德赔款问题产生了影响。战后英国在土耳其问题上寻求与大国尤其是与法国的合作，而法国在对德赔款问题上也遇到麻烦，需要英国的帮助，故而双方达成默契：在欧洲英法联合压制了德国要求减少和延期赔偿的要求，而法国也默认和支持英国消灭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领袖凯末尔的政策。随着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在1923年获得胜利，英、法两国这种利益合作关系才告破灭。而艾兰·卡塞尔的《修复英法协约和新外交》、乔·雅各布森的《一战后法国的外交战略》、戴维·弗兰奇的《背信弃义的不列颠如何面对大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国外交政策》等，则是从中观和宏观角度论述英国外交和法国外交的重要作品。

这一时期存在的问题与20世纪50～60年代的研究仍有相似的地方，即研究主题不够聚焦，多以政策史研究作为关注点。同时，本时期研究中英国外交政策的关注度得到明显提升，但对于法国外交政策的研究则明显不足。总的来说，档案文献资料开始集中使用，使得对相关政策历史的挖掘有了新的、更深入的发现，极大地推动了研究议题的深入和研究视角的扩展。对大国国际关系的研究也得以凸显，英国和法国、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均是本时期研究的焦点。

20世纪90年代：英国对法政策研究进入繁荣期。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出版极大丰富了这一时期的研究。英国外交政策研究进入细化和考据化时期。20世纪20年代英国外交政策的变化和延续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分的研究，因此一些细小的史实得到了充分的认识。代表作品有：安妮·沃德的《一战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和欧洲重建》、戴维·威廉姆森的《英国在德国，1918～1930：不情愿的占领者》、埃里克·戈德斯坦的《赢得和平：英国外交战略和和平会议，1916～1920》、伊普海姆·梅瑟尔的《外交部及其外交政策，1919～1926》、威廉姆·克雷恩-阿尔布兰特的《胜利的负担：法国和英国及其实施凡尔赛和约，1919～1925》、贝内特的《寇松时期的英国外交政策，1919～1924》、迈克尔·多克里尔和布里安·麦克彻的《外交和世界大国：英国外交政策研究，1890～1950》、菲利普·贝尔的《法国和英国，1900～1940：友好和疏远》、保罗·多尔的《英国外交政策，1919～1939：怀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和因巴尔·罗斯的《劳合·乔治联合政府时期的保守主义和外交政策，1918～1922》等。

研究内容的专题化及研究成果和视角的丰富性是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安妮·沃德的《一战后英国的外交政策和欧洲重建》从战后经济和安全角度来论述英国对欧洲和法国的政策；戴维·威廉姆森的《英国在德国，1918～1930：不情愿的占领者》则立足于英国稳定欧洲市场的角度来研究英国对法、对德政策；埃里克·戈德斯坦的《赢得和平：英国外交战略和和平会议，1916～1920》则聚焦于和平会议缔结前英国的战略设想，及其在和平会议缔结期间的具体实施情况；威廉姆·克雷恩-阿尔布兰特的《胜利的负担：法国和英国及其实施凡尔赛和约，1919～1925》则细化到英国以维护其煤炭利益为出发点采取的对法政策。菲利普·贝尔的《法国和英国，1900～1940：友好和疏远》则详细阐释了1900～1940年这一时期英、法两国在欧洲安全、德国赔偿问题、对苏政策上的分歧与合作。另外一些成果，如伊普海姆·梅瑟尔的《外交部及其外交政策，1919～1926》、贝内特的《寇松时期的英国外交政策，1919～1924》、迈克尔·多克里尔和布里安·麦克彻的《外交和世界大国：英国外交政策研究，1890～1950》、保罗·多尔的《英国外交政策，1919～1939：怀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和因巴尔·罗斯的《劳合·乔治联合政府时期的保守主义和外交政策，1918～1922》则分别聚焦了不同时期英国外交政策的具体特点和走向。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视角及其内容虽然丰富，但英国对法政策研究还是相对薄弱，没有专门的著作对此进行论述，而主要以英国的外交战略研究为核心关注点，当然在具体事件上对英国与法国的关系做了相应的论述。由于英国对法政策不是研究的重点，事实上导致本项研究的整体性、系统性有所不足。这一研究状况直到今天仍未有明显改观，从而也为本课题研究留下了空间。

2000年以后：英国对法政策研究进入整合和完善期。这一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英国外交政策研究的“收官”阶段，各国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总结和整理，或编成大事记，或写成论文集，以供研究者参考和总结。此外，部分成果仍旧关注英法关系中矛盾的焦点并展开分析。艾兰·法默尔的《英国：外交和帝国事务，1919～1939》关注英国外交政策在维护帝国统治方面的具体做法；约翰·科勒斯的《制定外交政策：英国的想法》同样是一本研究英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的专著；艾兰·夏普和格里恩·斯通的《20世纪英法关系：竞争和合作》则系统阐释了20世纪不同节点上英国和法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斗争与合作；彼得·门古尔德的《英国外交政策的成功和失败：对历史的评估，1900～2000》则对近100年英国外交政策的得失进行了评估；菲力普·加塞涅等的《英法关系1898～1998：从法绍达到若斯潘》则是一本20世纪英法关系的简史性成果，概要梳理了英法关系的演进。这一时期，对英法关系中的焦点性问题进行深度分析的成果仍有一些。安德鲁·巴罗斯的论文《把裁军作为武器：英法关系和德国执行裁军问题，1919～1928》即是代表性作品，文章认为，《凡尔赛条约》虽然对德国的裁军问题做了规定，但是英国和法国针对德国裁军的政策和战略思考存在根本性矛盾，法国所认为的裁军应该是“道德裁军”（moral disarmament），需要明确控制德国发动战争或这个国家想要动用武力的物质能力，而英国所认为的裁军概念更为狭小一些，即迅速解除德国的实际军事武装即可，而不应涉及范围过于宽泛的裁军。不同的裁军政策使得两国关系陷入矛盾和斗争的境地，同时也使得两国对德国实际军事能力和国联的裁军形成不同的看法和立场。乌尔苏拉·古尔尼的论文《寻求和平与稳定：从凡尔赛到洛迦诺的英德关系》详细审视了欧洲主要大国英国、法国、德国和苏俄在《凡尔赛条约》之后力图创造欧洲持久和平方面的协调与合作，并深度分析了英国和德国修正主义（revisionism）在重塑战后秩序方面的作用。文章认为英国试图重建一个战后“英国式”的和平，该和平由英国控制并尽可能延长和平期，复兴德国。这种政策确保了英国和德国能够手挽手进行合作来反对法国彻底削弱德国的努力。

通过上述总结可以得出，虽然有关1914～1929年英国对法政策的研究，国外已经有相关成果，但没有专门论述这一时期英国对法政策的相关专著，而是把这一时期英国对法政策列为整个20世纪英国外交政策的重要部分，而且许多著作更偏重于英法关系的互动研究，却很少有著作明确列出这一时期英国对法不同阶段采取的详细的政策。另外，从国际格局变动的角度，系统探讨英国政策的演变，尤其是在重大历史问题上英国对法政策的具体演进，国际学术界的研究同样较为缺乏。

（二）从研究观点看，主要分为三种倾向

第一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国际关系理论大师阿诺德·沃尔夫斯认为，每个“战略”最终都隐含着一种方法选择。英、法两国就最终目标而言是一致的，它们都希望维护欧洲和平，而且它们都意识到那些对和平安排不满和愤怒的人的背叛是和平的主要威胁。然而，“关于借助什么方法能最好避免危机它们却未能达成一致”。也就是说英国在执行对法政策时，在手段方面与法国不能共生，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英国主要通过扶德抑法来维持欧洲均势，进而维护欧洲和平。而法国则是寻求欧洲安全保证以保护欧洲总体和平，两者手段可谓大相径庭，因此，两者的合作事实上是一种“求同存异”的模式。沃尔夫斯认为，两国这种和平战略的冲突是导致英法在整个20年代不和的主要原因。沃尔夫斯认为，从维护欧洲安全与稳定的角度出发，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的对法政策从短时期看是成功的，而从长时期看是失败的。这种观点代表了西方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英国著名史学家乔丹也认为：“可以用各种方式对英法政策进行比较。总体来说两者根本区别在于，作为欧洲和平的支柱，一方强调国家间达成一致，一方强调采取强制措施。法国深信，如果权力分配被修改了，欧洲安排当然要变动，甚至可以被推翻。它坚持以新秩序拥护者的身份来维持优势力量。相反，英国深信任何依靠优势力量支撑来维持的安排最终是脆弱的。它坚持应通过各种手段奠定寻求友好谅解的某种永久基础。”乔丹认为，英国对法政策是采取了不合时宜的欧洲均势政策，这种政策是失败的。直到现在仍有很多人追随他的观点。

不只学术界，在国际政治领域，许多知名政治家也持同样的观点。1989年，德国在经历44年的政治分裂后将要重新统一时，英、法两国首脑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参加1989年12月欧洲理事会会议前，曾进行了一个私下会谈。在谈话中，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建议他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应找到一个应对即将统一的德国的办法。他评论说德国人是“不断变动的民族”，他提醒撒切尔“在过去最危险的时刻法国总是与英国建立特殊关系”。密特朗认为“这样的时刻再次来临了”。撒切尔欢迎这个建议。因为一个新的英法同盟不仅能够制衡德国的力量，阻止德国人“随心所欲”，而且也能预先阻止现存的法德轴心力量的增强。但在回顾两国合作的历史时，撒切尔又不无悲观地认为：“法英都愿意遏制德国的力量，但仍不得不寻找方法——它们在什么是最好遏制德国的方法上很少达成一致。”

阿诺德·沃尔夫斯、卡尔等人对英法外交战略冲突的研究是在国际关系理论第一次论战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场论战主要是在理想主义学派和现实主义学派之间进行。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第一次论战开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持续至20世纪60年代。实际上早在一战之前，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就出现了一种短暂的以欧洲百年均势和平为背景的现实主义观点，有人称之为“古典的均势现实主义”。而沃尔夫斯对“均势理论”的分析无疑是对这种认识深化的结果，是对旧有成果的一种继承。当时以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为代表的理想主义理论流派试图用“十四点”和国际联盟来主导战后世界，促使主权国家放弃强权政治而建立集体安全。但是理想主义没有抵挡住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强权政治和法西斯威胁，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宣布了理想主义破产。此消彼长，随着理想主义逐渐失去吸引力，现实主义在30年代像野草一样蔓延开来，逐渐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出现了卡尔、沃尔夫斯，还有摩根索、尼布尔、阿隆等先锋派人物。现实主义对权力、国家利益等直截了当的分析指明了国际政治冲突的要害，指出了国际政治处于无政府状态，毫无疑问每个主权国家都为争逐权力和利益而斗争，国际政治的实质就是权力斗争。无论哪一派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都希望发现一个揭示甚至解决国际冲突的普世法则，沃尔夫斯、卡尔等人无疑进行了大胆的尝试，因而也给学界开创了新的局面，并留下了宝贵的国际关系理论财富。

第二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克雷恩-阿尔布兰特作为一名新锐历史学家，更加强调经济利益在外交战略中的决定作用，强调英法并未达成实质性合作安排。在他看来，英法政策的分歧绝不仅仅是方法或手段上的差异，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背景。他指出，随着1904年英法同盟的形成，英法开始共同合作寻找约束德国的办法。但是这种意识总是被各种不断发生的事件抛在脑后。甚至在一战即将爆发和战争期间，双方达到合作的高潮时，英法的关系由于受到传统、地理和政治经济的影响而龃龉不断。面对德国的军事威胁，它们放弃了传统的敌意，但是新奠定的合作并不持久。“正如一战结束20年它们的关系所证明的，它们在战争中只是参与者（associates）的关系，而不是合作者（partners）的关系。”他认为，整个20世纪20年代英国对法政策的前提是经济利益，由于失业、工人罢工等问题的困扰，英国更关心的是恢复整个欧洲市场，以便增加出口，恢复和发展受战争破坏的经济。为此克雷恩-阿尔布兰特引用大量经济资料，从经济角度对英国对法政策进行了阐述，认为一战后英国为了恢复经济，不得不采取对法缓和的策略。英国对法国在欧洲的许多无理举动更多是采取协调办法，直到本国利益受到威胁时，英国才断然对法国采取反制措施。扶德抑法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经济上的需要，英国害怕出现一个强大的法国和自己竞争，导致市场萎缩。所以两战之间英法的合作是貌合神离的，是有着许多利益冲突的。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也不在少数。

第三种观点认为英法是真诚合作的，英国在20世纪20年代采取的对法政策是从维护欧洲安全角度出发，是为了全欧洲的经济利益和发展前途。英国在欧洲矛盾的核心——法德之间作为一个协调者，更倾向支持法国，努力解决两者之间的分歧。英国采取与法国合作政策应被看成一种理性的选择。持这种观点的多是英国传统的史学家或政治家，比如温斯顿·丘吉尔，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英国与她最近的邻邦和积怨最深的敌人——法国——联合起来，结成了休戚与共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有可能是既强固又持久的。”

英国外交大臣乔治·寇松在1921年就曾说：“作为战争的结果，在欧洲仍旧存在两个真正的大国——法国和我们自己……因此在较长一段时期，英法的联合将是非常强大的，没有其他类似的联合能成功地抵制这种联合。可以得出结论，两个国家明确而公开地宣布达成一致，彼此相互支持以防止任何一方受到攻击，这将是一种最强有力的和平保证。”

（三）从研究专题和事件划分，相关研究内容较为固定化

从一战结束到现在，西方学术界关于此专题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包括：赔偿问题、安全问题、国联中的英法关系、经济政策问题、裁军问题、战债问题等，这些成果值得我们关注。

西方学术界对事件研究也获得较多成果，按事件研究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关于和平会议的研究。相较于其他事件，西方学术界对和平会议的研究是最为全面和充分的，涌现出大量的著作。埃里克·戈德斯坦的《赢得和平：英国外交战略，和平会议，1916～1920》是代表性著作之一。该书全面阐述了英国对战后的战略安排，从战前对和平安排的准备（包括设立谈判机构、组建谈判智囊团等）到大英帝国内部和英国内阁对欧洲和世界和平安排的谋划，以及和平会议召开后英国所采取的政策等。该书为系统阐述英国在巴黎和会上对法政策的权威著作。另外，凯恩斯的《和平的经济后果》则从经济角度论述和平会议的弊端，也是一本不错的书。

（2）关于鲁尔危机的研究。埃尔斯皮特·里奥登的《英国与鲁尔危机》，为研究鲁尔危机中英法关系的最新成果之一。它详细阐述了鲁尔危机发生时英国对法政策由协调到遏制的转变，是一本资料翔实、观点明确的著作。对鲁尔危机的研究也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但成果不多。威廉姆森在1977年曾发表关于鲁尔危机的论文，此后，学术研究重点开始转向更为微观的部分，包括研究20世纪20年代鲁尔煤炭生产、法德在鲁尔的竞争、鲁尔基础设施建设、居民住房等。

（3）关于《道威斯计划》的研究。代表作品为斯蒂芬·舒克的《法国在欧洲优势的终结：1924年的金融危机和道威斯计划的采纳》。西方学术界对于《道威斯计划》的研究是相当缺乏的，更不用说在《道威斯计划》上研究英法关系了。斯蒂芬·舒克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项空白。该书从法国财政状况的角度阐述《道威斯计划》出台的必然性。书中涉及一些英美联合压制法国接受《道威斯计划》的过程，但不是重点着墨之处。英法关系在本书中体现得并不是很透彻。马克斯·塞林在1929年出版的小册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道威斯计划》的一些基础知识。此外，我们只能从卡尔·伯格曼的《赔偿史》、布鲁斯·肯特的《战利品：有关赔偿的政治、经济和外交，1918～1932》和查尔斯·道威斯的《赔偿日志》等著作中了解一些细节了。

（4）关于《洛迦诺公约》的研究。对于《洛迦诺公约》和洛迦诺会议的研究有一位专家我们不能忘记——乔·雅各布森，他的研究代表了西方学术界对洛迦诺问题认识的最高成就。该书以德国的外交政策为视点，论述了德国与英法对于欧洲安全，尤其是莱茵边界安全的交涉过程，意在表明德国外交家斯特莱斯曼成功利用了英法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分歧，进而最大限度地达成了有利于德国的边界安排。同时，英法关于德国边界问题的分歧也由于《洛迦诺公约》的签署而暂时得以解决。另外加诺尔·约翰逊主编的《洛迦诺再思考：欧洲外交，1920～1929》也是研究洛迦诺问题一本不错的著作，内载有乔·雅各布森发表的论文《洛迦诺：英国和欧洲安全》，该论文对于研究英国在《洛迦诺公约》上的立场很有价值。该文一开始就论述了英国对加入西方公约体系的得失评估。70多年后的今天，当回顾这段历史时，部分人认为英国此举弊大于利：英国不但没有很好保障法国的安全，而且更多卷入欧洲事务当中。作者通过对这段历史的考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此外，《外交和世界大国：英国外交政策研究，1890～1950》一书中发表的埃里克·戈德斯坦的《英国对〈洛迦诺公约〉外交战略的演进，1924～1925》，是研究英国在《洛迦诺公约》问题上对法政策的又一代表性文章，但观点上并无超越前人之处。

《杨格计划》和《非战公约》尚未有专门的论著出版，散见于各种原始文献和论文中。因此，总结出研究者对这两例事件中所体现英法关系的明确观点有些难度。《英国外交政策文件1919～1939》、《英国外交事务文件1919～1939》、《德国外交政策文件1918～1945》、《法国外交事务文件1918～1929》可以为我们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提供有力的参考。

从研究专题和事件的角度看，西方学界的研究较为固定化，没有新的突出的话题，而是集中在上述几项重大事件上。

（四）国内研究状况

那么国内学术界的相关研究状况如何呢？

与国际学界研究相比，在话题选择、资料运用、方法分析等方面，国内学界尚难有能够超越前人的成果出现。这也跟世界历史研究的具体情况有关，即研究话题大多掌握在欧美学界手中，他们在研究话语权设定上占据着较大的优势，其研究偏好不同程度上引领着国际学界发展走向。尽管如此，国内学界部分研究成果仍然不乏亮点。

首先，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学者较为关注原始文献或者一手文献的使用，进而从一开始就为本课题的研究确立了很好的规范，也保证了研究问题的深度。中国世界历史学界对这一时期英国对法政策或两国外交政策的探讨一开始就具有严谨、求实的特点，出版了一系列的原始资料集。代表性成果有：齐世荣主编的《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方连庆主编的《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吕一民等选译的《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一九一八～一九三九年的法国》、张炳杰等选译的《世界史资料丛刊·现代史部分：一九一九～一九三九年的德国》、世界知识出版社编的《国际条约集（1917～1923）》和《国际条约集（1924～1933）》，以及国际关系学院编的《现代国际关系史参考资料（1917～1932）》等。尽管这些资料集是综合性的，涉及多个层面国际关系，但英法关系是其重要关注点。

其次，国内学界对英国对法政策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均予以了深度分析和聚焦，为相关的决策应用和政治分析奠定了基础。当然，上述产出大多是论文，尚未有专著类成果出现。

一是对20世纪20年代英国对法政策焦点性事件——鲁尔危机的研究。鲁尔危机充分表现了英国、法国对德国和欧洲安全问题的不同思考。英国力图维持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反对法国过分压制德国，因此在法国入侵德国鲁尔后不断对其施加压力并最终迫使法国在压制德国上做出让步。国内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有：刘作奎的《第一次鲁尔危机》、《试论英国在鲁尔危机中的对法政策》，卫灵的《从鲁尔事件看20年代初德法英美关系》，朱立群的《鲁尔占领——二十年代法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转折点》，冯梁的《英国与1923年鲁尔危机》，张涛的《1923年鲁尔事件与欧洲格局巨变》，以及王桂琴的《鲁尔危机与德法关系研究》等。

二是对德国赔偿问题的深度研究。赔偿问题无疑是一战后国际关系的焦点问题。国内学界观点为：英国从不能过分压制德国的立场出发，反对法国力图通过赔偿压垮德国的做法，力图让德国具备一定的经济复苏能力，从而达到抑制法国和苏俄、维持欧洲均势的目的。而法国则秉承“欠债要还”的理念，要求德国不但在物质上，更要在财政上给予法国赔偿，试图维持自身对德国的政治、经济优势。坚决要求赔偿也是法国出于压制德国军事崛起的重要考虑。最终，在英国联合美国的强力压制以及德国在赔偿问题上“阳奉阴违”的务实外交下，法国未达到目的。目前，国内学界在此问题上的代表作品有：杨子竞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赔款问题与帝国主义争霸》、胡毓源的《一次大战后的战债问题与美国的对外关系》、朱懋铎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赔款问题》、肖德芳的《德国赔款问题与20年代欧洲政治格局的演变》等。

三是对《道威斯计划》的深度研究。《道威斯计划》是英国对法政策中的一件大事，这一计划的出台事实上是英美联合“扶德抑法”的外交胜利。但德国的逐渐复兴也危及英国欧洲均势政策发挥效用的前提，加上法国对德国可能重新崛起的恐惧，欧洲安全问题又提上日程。事实上，在《道威斯计划》的研究方面，国内还是相对比较缺乏，尽管涉足的论文较多，但均不是深度研究。代表性作品有：夏季亭的《重评道威斯计划（1924年）》、胡果文等的《重评道威斯计划》、蒋坷的《从“道威斯计划”到“马歇尔计划”——美国的两次“欧洲复兴计划”比较研究》。

四是关于《洛迦诺公约》和欧洲安全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本项研究国内学界产出成果不少，研究的视角也较为丰富，但基本结论是一致的，即《洛迦诺公约》和英国提供的其他类似的安全保证无法解决法国的安全困境，也无法形成欧洲大陆的均势格局，为德国的复兴和纳粹德国上台并最终发动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代表性成果有：马真玉的《关于洛迦诺公约的性质问题》、吴孟雪的《论斯特莱斯曼用洛迦诺公约保住莱茵兰》、于忠的《洛迦诺会议与洛迦诺公约（1925年）》、于宝有的《论洛迦诺公约的性质》、冯梁的《洛迦诺会议的起源：英国、德国和法国的安全问题》、王明中的《评凯洛格非战公约》、罗会钧的《两次大战之间法国谋求安全尝试的外交失策》以及张艳梅的《20世纪20年代英法在欧洲安全问题上的合作与冲突研究》等。

最后，国内学界对英国均势外交战略的阐释，为本课题研究提供了理论和现实分析基础。代表性作品有：陶樾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外交政策与欧洲均势》、李建伟的《一战后英国均势外交政策在法国安全问题上的运用》、丁英胜的《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军事战略与对欧政策研究》及刘阿明的《一战后初期英国对欧政策及其影响》等。

国内研究的代表性观点如下。朱瀛泉在计秋枫、冯梁等著《英国文化与外交》的序言中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的外交基本是失败的。英国人机关算尽，但不仅没能维持有利于己的现状，相反鼓励了德意日等扩张性国家的侵略野心。”英国对法政策大部分是由德国问题引起的，由于一味扶德抑法，最终造成不可避免的败局。国内论文也有一些涉及英国对法政策的，但并不是论述的中心。目前较具代表性的两篇论文是：时殷弘的《旧欧洲的衰颓——论两战之间的英法外交与国际政治》和揭书安的《1920～1925年英国对法国政策浅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