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旨在向我国读者介绍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兴研究领域，即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兴起的进化社会科学（evolutionary social sciences），尤其是进化社会科学在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内的分支——进化社会学、进化人类学、进化心理学和进化经济学。笔者身在社会学界，比较关注进化社会学的发展，因此对进化社会学的介绍是本书的重中之重。

从理论取向和研究主题来看，进化社会科学主要有两个分支。其一是所谓的人类行为生态学和进化心理学，笔者把它们合起来称作人类社会生物学。美国进化生物学家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75年出版《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后，“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一词变得著名起来。这个词指的是对有机体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由于威尔逊是进化生物学家，所以这个词又优先指从进化视角对有机体社会行为进行的研究。西方学术界有时就使用“人类社会生物学”（human sociobiology），意指对人类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研究。本书借用“人类社会生物学”来指称人类行为生态学和进化心理学。人类社会生物学在各个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里都有所体现。它直接用现代生物进化论的原则解释人类行为，特别是普遍的人性，例如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乱伦退避（incest avoidance）现象。人类行为生态学倾向于认为，人类当下的行为是适应良好的，有助于个体及其基因的生存和繁衍。进化心理学则强调，人类行为是在进化史上形成的，在以前的环境里适应良好的行为，在现在的环境里则未必。典型的例子是当代人普遍喜欢吃糖。进化心理学认为，这种行为倾向就是在进化史上形成的，虽然它现在常常对个人有害而无益。近些年来，人类行为生态学和进化心理学的差别似乎在趋于缩小。

进化社会科学的第二个分支是达尔文式的社会文化演化（常常简称为“文化演化”）研究，或称选择主义（selectionism），或称适应主义（adaptationism）的社会文化演化研究。按照这种研究进路，人类社会文化现象也可在传承、变异和选择的达尔文主义的框架下解释。人类社会生物学不承认或不太关注文化因素对人类行为的重要影响，达尔文式的社会文化演化观则反之。

跟生物进化论关系较小的所谓阶段进化进路（stage evolutionary approach）也常常被看作进化取向的研究工作。阶段进化进路侧重于探讨人类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把社会变迁划分为几个一般阶段。阶段进化进路是进化社会科学里影响较小的分支，主要表现在一些社会学家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那里。

几十年来，一直有一些人在争论，生物进化是不是意味着进步的发生。要搞清问题，就要区分“进化”一词在进化论里的实质含义和进化的后果两个方面。在生物进化论里，“进化”主要指的是由于自然选择引起的变化，并不必然包含“进步”的意味。例如，假设在正常环境下，深色的蛾子和浅色的蛾子一样多；如果由于空气被污染，深色蛾子更易于生存、繁衍，几十年后，我们见到的蛾子通常都是深色蛾子。这时我们就说发生了“进化”。从另一方面看，我们可以从某种价值观出发，认为进化的后果主要是进步，是我们更为欢迎的；也可以从别的什么价值观出发，认为进化的后果无所谓进步与否。例如，现代人类的出现是生命进化史上的一大事件。我们通常会视之为进步。形形色色危及宿主生存的病毒的出现也是进化的结果，恐怕没有几个人视之为进步。总之，进化导致进步与否的说法背后总是隐藏我们的某种愿望、情感，带有很强的主观性。由于汉语里的“进化”一词带有进步的意味，生物进化论里的“evolution”和“evolutionary”本来被翻译为“演化”而非“进化”更为恰当一些，也能避免大众对进化论的误解。笔者写作时，有时也在踌躇，是否该使用“演化社会科学”而非“进化社会科学”这样的措辞。最终，考虑到“进化”一词的使用几近约定俗成，本书仍沿用该词。但本书有时交替使用“进化”和“演化”，指的是同一个意思。

生物进化论较少借助数学工具，而主要使用定性的文字表达，容易产生理解上的不一致。时至今日，总有一些进化生物学家就“进化”的具体含义争论得不可开交。而从另一方面看，进化生物学里的这种对基础理论意见不一的情形，似乎与社会科学较为接近，而与物理学和化学相距较远。换句话说，物理学和化学的状况似乎更接近于美国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所谓的常规科学或成熟科学。考虑到很多读者不太熟悉生物进化思想，本书花费了相当篇幅介绍生物进化论的由来。本书第一章主要介绍达尔文的进化思想。达尔文认为，自然选择是演化的主要原因，演化是缓慢、逐渐发生的，现有的生命都有着同样的由来。什么样的有机体会留下更多后代的问题，是自然选择理论关心的中心问题。以自然选择理论为核心的达尔文进化思想仍然构成现代进化论的基本框架。今天回过头看，抛开其某些微妙的含义不谈，自然选择的进化学说的基本框架是很简单、很容易理解的。

本书第二章、第三章、第五章分别考察了现代社会学、社会文化人类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早期历史，主要指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在这些学科的早期历史里，有一些著名的学者受到达尔文进化思想的重要影响，他们倡导使用生物进化论解释人类社会文化；也有一些社会学家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的工作相当于今天所谓的“阶段进化进路”，即探讨人类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划分社会变迁的主要阶段。在今天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里，社会学和哲学大概是最为排斥进化论影响的。哲学里有着科学哲学的分支，科学哲学学者似乎对进化论在人类社会领域的拓展多多少少有着开放的心态。整体看来，社会学对进化论的拒斥恐怕比之于哲学有过之而无不及。今天社会学的基本品格与法国早期社会学家涂尔干（Émile Durkheim）一脉相承。晚期的涂尔干强调“社会”二字，强调以社会整体层面的社会现象来解释社会整体层面的社会现象，排斥进化论的影响。这种倾向为今天中外社会学的主流所延续。但是，早期的涂尔干像他那个时代的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一样，也曾深受达尔文影响。达尔文用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解释生物的演化。涂尔干同样把生存竞争当作人类社会分工深化的根本原因。可惜的是，涂尔干早期的思想倾向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在早期著名社会学家和社会文化人类学家中，芬兰学者韦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是唯一一位真正始终在其思想中贯彻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学者，是现代进化社会科学的重要先驱。本书第四章专门考察韦斯特马克的学术思想，主要涉及他对人类婚姻史和道德观念的研究。我们知道，涂尔干是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韦斯特马克则是英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是对费孝通影响最大的老师。韦斯特马克则是马林诺夫斯基的老师，也是对马林诺夫斯基影响最大的老师。

第六章专门考察20世纪后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进化思想的重大进展。此时，以英国学者汉密尔顿（Williams D. Hamilton）为首的一批西方进化生物学家在达尔文主义框架内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进化思想，致使20世纪后期以来进化生物学乃至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发生了重大变革。西方一些学者把有关的一系列事件统称为“第二次达尔文革命”。如果进化生物学界的变革没发生，也许现代进化社会科学里的阶段进化进路的工作仍然会出现，因为它跟进化论的关系较小；但是，若真如此，我们今天大概就看不到现代进化社会科学里的人类行为生态学、进化心理学和文化演化研究了。现代进化论的核心理论是汉密尔顿提出的广义适合度理论，又称亲缘选择理论。这个理论也被进化生物学界广泛看作达尔文理论的现代版本，看作“自达尔文以来我们在对自然选择理解上的唯一的真正进展”。广义适合度理论是进化论史上的重大思想突破，开辟了“基因之眼看世界”的风气，认为基因要经历自然选择的过程，仿佛基因在最大化自己的广义适合度。这个理论是生物学家研究生物社会行为演化的理论基石，也是人类社会行为演化研究即现代进化社会科学的重要理论工具。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是进化生物学的英雄时代，涌现了汉密尔顿、威廉斯（George C. Williams）、特里弗斯（Robert Trivers）、普莱斯（George Price）、梅纳德－史密斯（John Maynard-Smith）、威尔逊（Edward O. Wilson）、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和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等优秀的进化理论家。他们的进化思想为生物及人类社会行为演化研究提供了理论工具。广义适合度理论是基于个体选择和基因选择的理论。此外，20世纪70年代后又有一些学者提倡群体选择论。群体选择论是人类文化演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工具。

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依次考察20世纪后期以来现代进化社会学、进化人类学、进化心理学和进化经济学的兴起，第九章简要考察了进化论对政治学、法学、文学艺术、哲学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桑德森（Stephen K. Sanderson）的进化唯物主义理论是阶段进化进路的重要工作。美国社会学家特纳（Jonathan H. Turner）的人类制度进化理论、特纳和玛丽安斯基（Alexandra Maryanski）对人类演化史的宏观考察是阶段进化进路和选择主义的文化演化理论的结合。美国社会学家范登伯格（Pierre van den Berghe）、郎普里克（Joseph Lopreato）、霍普克罗夫特（Rosemary L. Hopcroft）和桑德森等人是人类社会生物学的积极倡导者，他们的立场与人类学里的人类行为生态学和进化心理学基本一致。欧洲也有一些社会学家从进化视角考察人类行为和社会文化，但是可能由于语言问题，我们对他们的工作知之不多。近年来，美国进化社会学家和生物社会学家在美国社会学会内建立了自己的专业组织，即“进化、生物学和社会分会”。2015年又诞生了国际社会学界进化社会学和生物社会学第一个专业期刊 Frontiers in Evolutionary Sociology and Biosociology（《进化社会学和生物社会学前沿》），霍普克罗夫特教授是首任主编。笔者不才，也忝居该刊编委（Associate Editor）之列。

几十年里，一直有一些中外社会学家怀有某种学科危机意识。以美国社会学为例，20世纪后期，城市研究、犯罪学、社会工作等社会学的传统分支纷纷从社会学分离出去，有的大学的社会学系被学校当局取消，社会学家往往也对社会学的学科声望不满意。社会学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缺乏一个强大的基础理论来统摄经验研究。进化论正适合充当社会学乃至于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

美国人类学包括四个主要分支，即文化人类学、生物人类学、考古学和语言人类学，传统上美国人类学家要在四个分支都受到训练。从事进化人类学研究的学者遍及人类学的四大分支。进化人类学家的研究取向涵盖人类行为生态学、进化心理学和文化演化研究等方面。如果说以进化论研究人类心理都可称作进化心理学研究的话，美国学者涂柏（John Tooby）和柯斯梅（Leda Cosmides）等人发展起来的进化心理学则是狭义上的进化心理学，也是西方学术界的主流进化心理学。主流进化心理学跟现代进化论和进化生物学研究的关系较为密切，持模块性假说，即认为人类在进化史上形成了一个个的专门化心理机制。经济学家具有求新、讲科学的特点，20世纪后期以来进化经济学发展的势头也不错。但今天的进化经济学仍然缺乏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借助于生物进化论、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 systems theory）、自组织理论（self-organization theory）和基于行动者的计算理论（agent-based computational theory）考察动态变迁的研究工作都被看作进化经济学研究。跟一般人类行为（例如择偶）比起来，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往往难以跟进化论扯上关系。这可能是跟人类学和心理学比起来，进化论在经济学里影响相对较小的主要原因。近些年来，进化人类学、进化心理学和进化经济学的专业组织和专业期刊也纷纷创建起来。一部分进化人类学家、进化心理学家和进化经济学家的作品广泛发表于《自然》《科学》等西方主流科学期刊，却极难在这些期刊见到社会学家的作品。这似乎表明，进化社会学还有很大的发展余地。

第十章考察了三个方面的问题。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表现出知识和科学统一的图景。在现代自然科学里，物理学依赖于数学，化学依赖于物理学，生物学依赖于化学。现代自然科学有着一些共享的基本原理，不仅互不排斥，还能按一定的等级次序整合到一起。既然人类也是生物，人类理应服从基本的生物学规律。而生物学的基本规律或曰覆盖性法则是进化论。要实现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统一，社会科学理应接纳进化论为其基础理论。但是，社会科学有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即人类中心论和人类特殊论，强调人类的优越性和特殊性，这是很多社会科学学者拒斥生物学和进化论影响、坚持社会科学特殊性的主要根据。其实，每个精神健全的人都会承认人类具有某些特殊性。不过，人类的某些特殊性是臆想出来的，缺乏事实上的依据。关于人类与动物之间区别的最常见说法大概是：人类才真正有意识，人类行为是有意向的，而动物只受到本能支配。但是，自达尔文以来的一批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观察都表明，虽然动物心理与人类比起来差别很大，但动物也在某种程度上有近似于人类的心理活动。再说，人类的特殊性也不构成拒斥进化论影响的充足理由。读者试想一下，是一个人与一只猴子之间的差别大呢，还是一只猴子与一个艾滋病毒之间的差别大呢？也许多数人会认为，猴子和艾滋病毒之间的区别更大。而生物学家用同样的进化论来解释猴子和艾滋病毒的社会行为演化。

也许有些人会把进化社会科学污名化为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工具鼓吹自由放任主义、种族主义、帝国主义、军国主义等思想倾向。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确证达尔文对那些被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潮的影响到底有多大，而几乎被普遍当作社会达尔文主义主要人物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和萨姆纳（William Sumner），其学术思想并没有多少达尔文主义的成分。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仅仅是一个标签而已。

有些科学哲学家专门考察科学划界问题，即什么是科学、什么不是科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波普尔（Karl Popper）的证伪主义的划界理论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大概是所有科学划界理论里最著名的。第十章的分析表明，这两种理论既无法拒斥也无法支持进化社会科学的科学地位。按照库恩的观点，理论选择的任务应交给最有才干的专家群体。考察一下进化论的历史可以发现，进化社会科学里的人类社会生物学和文化演化研究都是从进化生物学传统内部成长出来的，是进化生物学的正统传承。如果我们接受库恩的观点，并假定所谓最有才干的专家群体是优秀的进化理论家，我们就得肯定人类社会生物学和文化演化研究的科学地位。

股票市场上有种说法：牛市（熊市）过半甚至快结束的时候，多数市场参与者才意识到牛市（熊市）来了。本书是在进化论发生重大变革及进化社会学和进化社会科学酝酿、发展四五十年后，对这段学术史的一个概括。正如股市的多数参与者那样，本书也是后知后觉。如果我们真正意识到，我们需要进化论来充作我们的基础理论，意识到我们改进的正确方向，迟到一点并非最可怕的事。在今天的中国学界，进化心理学和进化经济学似乎已经发展得有声有色，而进化社会学和进化人类学的发展却迟迟不见动静。希望本书对推动中国进化社会学和进化人类学前行能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