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研究思路和可能的创新

我们的研究思路是以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迁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理论为基础的，探讨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变迁的一般规律，评价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明确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方向，研究经济结构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工具选择和有效性的影响。因此，我们可能的创新在于以传导机制理论逻辑和分析框架为基础，用中美历史数据具体分析经济结构如何影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决策。也就是说，为了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明确提出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结构应该分别对应什么样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而我国与美国由于经济制度的差异，在政策选择上应该又有什么样不同。

一 研究思路

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从经济结构入手，探索经济结构对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代表的宏观治理的影响，总结美国经济结构影响宏观政策的理论与实践，为中国在结构转型中实现有效的宏观治理提供参考，预测未来中国治理模式的演变路径，为国家开发银行找准战略重点、市场定位和业务模式。

具体来说，本书研究的思路是从作为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长期决定因素的经济结构（重点研究消费结构、投资结构、分配结构和金融结构）的历史演变出发，评价当前中国的经济结构、确定结构转型的方向、探讨其对以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为代表的宏观经济治理工具选择和有效性的影响。而本书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在于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传导机制。

二 研究基础

本书是以历史史实为研究基础，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依据传导机制的理论框架和逻辑结构，最终推导出研究结论。

从时间段来看，考虑到数据可得性以及美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明确提出主要是二战以后的事情，因此我们的分析主要从1945年开始。

（一）有关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代表性文献和结论

从对经济结构研究的基本文献看，在需求方面主要有 Malerba、Kershaw and Levine等；对产业结构的研究有比较长的历史，比较经典的文献包括克拉克、库兹涅茨、霍夫曼、钱纳里等学者的研究。这种研究的特点是侧重经验总结和跨国比较；在收入和财富分配方面主要有 Kuznets、Williamson and Lindert、阿特金森和布吉尼翁等；在金融结构方面的代表性研究主要是戈德史密斯的《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

（二）本课题研究对经济发展与经济结构之间关系的主要发现

（1）需求结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包括对政策目标、政策工具和政策主体三个方面的作用，但主要通过两个渠道：其一，需求结构会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目标，即通过影响财政货币政策目标而影响政策制定。其二，需求结构会影响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进而会影响政策实施的效果，即通过影响政策工具的传导机制来影响政策制定。具体分析不同结构下需求结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影响，一般性的结论是：①结构的不合理会促使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调整结构作为政策目标之一；②能够直接调节结构中占比高的变量的财政或者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效果更好，而不能够影响结构中占比高的变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工具效果较差。

（2）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演进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在这个过程中宏观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会有所增强，因此美国财政政策的首要目标是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刺激科技、研发等经济活动。而中国的财政政策仍然承担着重要的逆周期调节职能，在某些时点甚至会左右经济走势。

随着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的演化，服务业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作用逐渐增大，而服务业的价格主要取决于工资和就业形势。因此当就业低迷时，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往往比较低，货币当局有很强的动机去刺激就业，而不必过分顾及通胀风险；而中国的货币当局对通胀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3）Kuznets有关增长、产业结构同收入分配关系的假说，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遭到越来越多的怀疑，但对关系展现出来的趋势和拐点的观点无疑具有很大的预测性。美国240年的收入分配演变历史基本证实了完整的倒U形趋势，中国近30年的收入分配差距变化证实了倒U形的上升部分，今后可能在很大程度重复美国的历程，比如“不平等高原”，中长期内周期性的大幅波动。美国公众对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容忍程度远远大于中国公众，因而对分配不平等的治理要求低于中国。在收入分配差距高度不平等时期，美国依赖扩张性财政支出、转移支付和个人所得税等手段进行治理，防止收入与财富分配差距的过分拉大，或者缓解其恶化势头。中国客观上践行了中期内以增长促平等的理念，但短期内的财政治理手段成效不明显，甚至一定程度上助推了不平等拉大的势头。

（4）尽管按照金融结构的发展阶段理论，会先经历银行雏形阶段，再出现信用货币创造的银行主导阶段，最后过渡到非货币金融工具迅速扩张的金融市场主导阶段。但是，也有部分国家由于有意压抑金融市场发展，而长期停留在银行主导阶段，较为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和日本。银行主导与金融市场两种主要的金融结构类型各有优势。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防范金融短期风险方面能力更强、表现更好，而金融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资本配置方面的效率较高。

中国银行业直至2015年1月，金融资产达到169.68万亿元，占据着81.66%的金融资产份额，而在2010年更占据着92.8%的金融资产份额。2012年银行信贷依然占据着金融市场上半数以上的最主要融资工具的地位。融资手段的相对简单和依赖，使得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与其他国家相比货币化程度畸高。随着中国金融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这一现象将会有所缓解。随着中国金融结构的成熟，社会融资总规模中直接融资比例与银行理财产品数量和规模均大幅上升，中国已经出现了较大范围的金融脱媒现象。

财政政策中与金融结构关系最为紧密的领域是公债，即国债和地方债。但是中国的国债发行目的主要是弥补国家财政赤字。鉴于平衡财政的理念，中国的国债规模相对有限。由于市场基准利率水平难以确定，整个金融市场发展也受到制约。

三 可能的创新

在产业结构方面，课题组通过对中美两国的产业结构从产出、就业、劳动生产率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比较，探讨了产业结构对财政政策侧重点的影响，分析了产业结构对货币政策目标以及政策工具的影响，并对中美两国的财政货币政策进行了比较，为改进中国的宏观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

在需求结构方面，从理论上系统而完整地分析了需求结构对于宏观治理的作用，区分不同的需求结构下，其对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政策目标、政策工具以及政策传导机制产生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理论研究的空白。

在分配结构方面，比较分析了美国近200年和中国近60年分配结构的演变、分配结构在宏观治理中的地位、分配结构同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工具选择与治理效果之间的相互关系，澄清了分配结构演变中的客观性，证实了应用宏观经济政策缓解分配差距恶化势头的可行性。

在金融结构方面，通过金融相关率、金融产业占比、金融机构构成、金融工具构成等量化描述工具，对中美两国的金融主体结构演变进行了长跨度的研究。运用金融结构研究理论，分析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关系。结合金融监管制度和机构变化，分析其与金融结构变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针对个别易混淆的问题如中国“高度经济货币化”予以阐明。从利率市场化、货币政策选择、“城投债”等热点问题入手，分析金融结构对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