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资本化生产的逻辑

严书记计划的落空，源于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对乡村要素的重新配置。强调土地流转形成大规模农场，进而强调农业产业化，这可能使农业走向资本主义化，这一判断与马克思、列宁对资本主义的判断大致相同。

实际上，全球交换体系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古典马克思主义学派曾就此与“小农经济”学派有过激烈争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必然在农业部门内扩张，最终由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完成替代；而恰亚诺夫更相信小农经济的生命力，认为资本主义方式的雇工式大农场成本相对较高，必须支付固定工薪，竞争力反不如能进行自我剥削的、维持型的小农经济。在作为资本主义起源地的西欧，已经有学者发现了“再小农化”的现象。

而这一趋势的发展速度，远远超出一个村支书所能计划的范围。在引入下乡资本开展规模化的农场经营的同时，农场已经开始有计划地减少对农业劳动力的使用，工资制度所代表的劳资分配关系已经在被慢慢摧毁。

资本化生产要求对乡村中既存的要素进行“资本化”，特别是土地与劳动力这两类要素，“资本化”是使土地和劳动力成为财富的可行方式。换言之，资本化生产是一种重新配置生产要素的社会组织形式，要求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在波兰尼看来，它们必须成为商品。土地与劳动力挣脱原有的生存框架，通过可买卖的方式进入生产过程，进而被资本要素组合成为可形成利润的生产过程。

人类学家往往会发现，这种资本化生产的方式冲击着原来社区中的生存方式，而原有的生存传统是一种“道德”的经济，与外来的资本化生产逻辑截然不同。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些理论认为，以工业生产、自由市场、私有产权为特征的生产体制具有强大的“脱嵌”能力。波兰尼认为资本化生产的迅速蔓延，关键在于创造出三种虚拟的商品——货币、土地、劳动力——这些原本不属于商品范畴（生产出来用于出售）的物质进入了市场。这三类物质作为虚拟商品（virtue commodities）被纳入市场体系，使得市场体系成为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的自主系统，人们的经济活动不再嵌入于（embedded）社会之中，而是脱嵌于（disembeded）社会之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劳动和土地分别意味着人和自然，而人和自然是社会的物质构成要素，所以这两者的虚拟商品化意味着社会反过来从属于市场，市场社会由此成为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

“脱嵌”理论将经济与社会纳入二元分析框架，在研究初民社会的人类学视野中，人类的经济是要附属在社会关系之中的，这种区分是不明显的，因为“没有任何一种社会关系、社会体制或一整套社会制度本身就是 ‘经济’ 的”。人类的交换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而且发生在社会、文化、政治等多个领域，包括互惠、再分配与资本转移等多种形式；而市场这一事物则是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生长起来的，逐渐剥离了其他类型的市场，将其基础建立为私有产权之上的自我调节式市场。在这种狭义的市场思维之下，土地与劳动力的商品化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土地被定义为企业生产的要素，而乡民则被定义为企业中的劳动力，通过出卖自身劳动为企业提供生产的动力。而黄村所进行的一系列有关土地的改革，都在为这种土地与劳动力的商品化、劳动力的再生产提供制度动力，使农民脱离土地，以产生一个庞大的体力劳动者群体。

（一）从生产到“生产主义”

在土地大规模流转实验中，“抓大放小、盘活土地”是黄村经验的一项主要内容。“抓大”即培育农业经营大户，将土地集中经营以实现农业企业化，“放小”即不再允许三五亩的家庭式经营，通过政府力量来推动土地流转成为“盘活”的主要手段。

“生产主义”作为一个批判性概念，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福特主义所引发的批判思潮中的有力工具。韦尔斯将“现代化”细分为生产主义与消费主义，生产主义指“奉行物质生产至上、苦行式发展的文化模式，追求社会 ‘劳动人口动员力的增长与经济的非消费部门的更高劳动效率’”。而在这种生产体制与文化模式中，生产主体被定义为片面化的“经济人”，社会表现为以追求财富积累为目的的发展模式，个人则被塑造为商品与资本而奋斗的人。

这种奉行物质生产至上的意图可以在地方政府的政策表述中找到相应的文字。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计划的二十字方针中，“生产发展”位居第一。“生产”作为一种人类活动是存在于任何社会形态之中的，它涉及人类生存条件的基本供给。但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并不是经济的，而是生活的或生计的，只不过，在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化生产是一个围绕物质生产而组织起来的社会经济体系，其可悲之处在于这样一种体系造成的异化现象。物质生产是任何社会发展运行的基础，但在资本化生产逻辑中，物质生产对社会和人起到了支配作用。

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对自由市场的强调试图代替其他经济组织类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在推动市场经济运行上不遗余力，为市场保驾护航成为各级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方针的核心原则。自由市场有助于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也使“以经济发展为核心”的地方政府能在政绩考核的锦标赛中获得好成绩。在中国政府的行为中，“改革”一直是不断被强调、不断被实践的一种执政逻辑，而市场化是“改革”一以贯之的目标，市场繁荣的表现之一就是物质生产的发展。

用物质生产说明社会历史的发展动力、道路和形态，用物质生产说明一切社会活动，用经济关系说明一切社会关系，这种社会观念被称为“生产主义”。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产观的学者看来，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都是在这一意义上批判“生产主义”，虽然他们所使用的概念有不同之处。

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最大限度地增加产量，引导人们关心增加剩余而非关心分配剩余，这是生产主义的表现之一。效率是衡量社会功能的主要标准，生产的目标就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这是纯粹经济学为社会打造的地基。

设置一套与效率至上体系相适应的社会治理体系，这是生产主义的表现之二。资本化生产的逻辑进入农业社会，打破了传统农业自给自足的自主状态，产业形态扩大化，需要更多社会主体来参与。而社会的组织方式也按照生产的逻辑来塑造，经济对社会的殖民，意味着社会这一本体论意义的存在被降至“生产条件”的地位，社会治理制度为生产的效率服务。

一套由经济制导的“发展观”、以商品化为方向的“物观”、理性至上的“人性观”三者构筑的互为表里、相支互动的观念体系，构成了生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的生产需要三要素的支持，而货币、土地与劳动力都要从前现代的形态中虚拟化为具象的、可交易的商品，进而产生资本化的占有关系。

（二）农业的“生产主义”改造

土地所具有的多重功能，在“生产主义”发展观之下被简化为生产功能，以追求农业产量增长和农业生产效率为唯一目标。在改造传统农业的政治方针中，“农业现代化”发展战略强调，确保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同时要求农业产值不断增加。这就要求在农业改造过程之后，实现产量增长与生产方式优化，生成一种可持续的新型农业形态。

斯科特提醒人们国家农业发展项目的另一种思路，即在国家的角度来看，改造农业模式的理由在于，国家在农村建立了便于自上而下进行监督、管理、征税和控制的新的制度形式和生产单位。斯科特以苏维埃集体化和乌贾玛村庄化（其中集体农业是主要内容）为例探讨了工业化农业的运作逻辑。两个国家虽然在一些方面存在差异，但是它们所做的都是利用国家权力使农业由分散的小农经营转向集中的集体农场经营。这样的大型社会工程之所以会发生，主要源于以下四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两国领导人都抱有极端的现代主义信念，体现在农业发展上就是对“大型、机械化和工业化农场的迷信”。第二，国家管理和控制的需要，无论是国家征收赋税还是政治控制，都要求国家对社会进行清晰化和简单化的设计，相比分散的小农，集体农庄显然更符合这一要求。第三，集权国家，这是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得以实现的权力基础。第四，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国家项目的能力，是这些项目得以推行的社会基础。

黄村的改革一再证明了斯科特的预见，这项名为“农业现代化”的改造产生了多方面的社会后果：粮食产量下降、生产效率低下、生态退化，因此不但没有实现设计者的初衷，反而给农民生活带来灾难。国家机器的核心在于简单化和清晰化，而社会一方（包括农业生产）则由于地方知识、实践和背景等特殊性的存在是无比复杂的。国家在实施项目中往往将社会的复杂性、不清晰的地方性知识和实践视为落后的并将其移除，从而导致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生活状况的项目最终失败。

本章所关注的以土地经营权整村流转而形成的资本化生产形式，其所遵循的是“生产主义”逻辑，这一逻辑贯穿在当前地方政府农业发展乃至地方治理的方方面面，在此逻辑推动之下的政策实践正在将农民与土地的关联迅速打破，农业与农村的社会型式在被重新塑造。黄村所在的地方政治力量仍在不遗余力地扩展“生产主义”的领域，他们试图以此来发掘土地之中蕴藏的“财富”。

“生产主义”的信条之一——生产至上——的逻辑在短期内已经产生了未预料到的结果，而这种未预料的结果，正在否定“生产主义”的自信心。本处借用“自反性”概念来说明这种“事物在自身发展中走向自我否定”的悖论状态，而这些自我否定已经通过鲜活的经验呈现，本节以经济与社会两个方面的后果来进行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