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一个普米族村落的百年生计变迁史

赵越云 樊志民

摘要 通过对位于南方农牧交错区的滇西北一个普米族村落近百年间生计模式的演变进行长程观察，可以发现，在继承与发展中，迪姑普米族人以生计模式的转变为基础，逐步实现了从游牧族群向定居农业族群的转变。合理地分配劳动力在各种生计方式之间的时间安排、协调各种生计方式在空间上的分布，是迪姑普米族人在生计模式成功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历史经验。重要的是，迪姑普米族人生计模式的百年变迁史具有历史与现实的普遍性，由此引发了关于回归传统与走向未来的诸多思考。普米族人形成的历史经验启示，如何实现既继承优良传统，又发挥现代优势，是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 普米族；农村；生计模式；传统；现代

DOI:10.13835/b. eayn.25.03

一 问题的提出

农村何处去，是当代中国面临的重要问题之一。不同学者基于不同的学科背景与预设目标针对这一问题阐述着自己的见解。大体来讲，可分为两种：其一为以经济层面的改造为契机实现农村现代化；其二为以缅怀田园牧歌式的农村图景而发思古之幽情，希望农村回归传统。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上述两种倾向都不可避免地存在偏颇之处。

不知其何处来，焉知其何处去？面对关于农村何处去的问题，需要对中国农村进行一种基于历史视野的长程观察，从而了解农村社会发展的来龙去脉，最终回答农村去往何处以及如何去往的问题。本文试图寻找一个具有典型性的传统村落进行个案分析，以期实现对农村社会的长程观察。

滇西北山区属于中国南方农牧交错区，是中国历史上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相互交流和融合的前沿地带，也是多民族交错杂居的区域，普米族便是众多民族中的一个。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维西傈僳族自治县攀天阁乡皆菊行政村迪姑自然村是普米族聚居的传统村落之一，普米族在此定居的历史有100多年，其定居源于一次泻湖造田的政府行为。

本文要着重观察的便是这个普米族村落100多年以来生计模式的演变历程。所谓“生计模式”是指不同的生计方式按照一定的比例构成一个赖以谋生的多元方式综合体，因此，观察“生计模式”的基本单位是生计方式。我们所调查的普米族村落的生计方式可以细分为以下几种：（1）游牧业，是一种逐水草而居、人随畜转移的谋生方式，移动性是游牧业的本质属性，因此，从事游牧业则很难兼顾种植业生产，但可以养殖较大规模的动物；（2）畜牧业，是一种牲畜从人的谋生方式，相比于游牧业而言，从事畜牧业的人有着相对固定的生活居址，也可以养殖较大规模的动物，但同时必须处理好畜牧业与种植业之间的相互关系；（3）养畜业，是一种家庭养殖多种动物的谋生方式，相比于游牧业和畜牧业来讲，养畜业能够养殖的动物规模很小，主要依附于农耕生产而进行；（4）渔猎采集业，本质上来讲，是一种攫取型谋生方式，捕猎动物和采集植物是其实现途径；（5）稻作种植业，是以水田耕作为主的谋生方式，主要农作物是水稻；（6）旱作种植业，是以旱地耕作为主的谋生方式；（7）园艺业，是一种在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种植各种蔬菜的谋生方式；（8）家庭手工业，是一种以商品性生产为主，获取交换价值的谋生方式。

普米族村落在百余年的发展历程中，上述生计方式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性组合，从而构成不同的生计模式。本文旨在观察探讨这一生计模式的百年变迁，以期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对农村何处去的命题提供一种思考途径。总体来看，迪姑自然村百余年的生计模式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从定居迪姑到集体化以前，主要经历了从游牧、采渔猎采集为主的生计模式向稻作种植、畜牧、养畜、渔猎采集等多元化生计模式的转变，并实现了多元生计方式的有效结合，最终构建起一个具有中国历史上传统农业时期循环经济色彩的生计模式。这一转变实现的契机是泻湖造田，接纳稻作农耕；集体化时期迪姑自然村的生计模式获得进一步拓展，主要表现为对旱作种植业的接纳，这一转变的契机则是当地农民在坝子周边开垦山地的行为；集体化以后，伴随土地下户，迪姑自然村的生计模式更趋多元，但逐步开始割裂了以往生计方式之间的有效结合。

二 传统构建：集体化以前生计模式的继承与转变

根据文献史料的记载，围绕普米族的族源问题，学界虽有颇多聚讼，但总体来讲普米族原本是游牧民族。例如，清代的余庆远在《维西见闻纪》中讲：“巴苴，又名西番，亦无姓氏。元世祖取滇，渡自其宗，随从中流亡至此者，不知其为蒙古何部落人也，浪沧江内有之。板屋栖山，与么些杂居，亦么些头目治之。”此外，《中国少数民族史大辞典》也认为：“普米族渊源于古氐羌人，其先民原居今甘、青一带，为游牧部落，后沿横断山脉逐渐南迁，过雅砻江、木里河，迁至川、滇边境地区。约公元7世纪以前，已分布在今四川越嶲、冕宁、汉源、九龙及石棉等地，是当时西昌地区的主要民族之一。13世纪后陆续迁入宁蒗、丽江、维西、兰坪一带定居。”普米族的生计模式最初以游牧业为主，并进行一定的渔猎采集业，与此相应，则过着漂泊不定的迁移生活。

迪姑坝子原本是一处高原湖泊。现在的迪姑自然村位于坝子周围的半山腰上，按照居住址的高低分为上、下两个村民小组。根据村民的描述，他们曾经有过从高处向低处迁移住居的行为，鉴于游牧业生计方式中牛羊等牲畜对水源的需求，可以推测，在定居于迪姑坝子之前，普米族人已经在当时的高原湖泊周围长时期地停留。此外，羊曾经在迪姑的普米族人群中有着重要地位，在丧葬仪式中被作为祭品广泛使用，当是一种游牧文化的延续。狗也作为普米族人的忠诚伙伴，与普米族人有着深厚的情感，鉴于狗在人类生活中的多元性作用，既可以是放牧牛羊的得力助手，也可以是狩猎活动的亲密战友，这大体揭示出普米族人曾经进行游牧-采猎生计模式的史实。

在迪姑村普米族人的心目中，他们开始接受稻作种植业，也与狗有很大的关系。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里，是狗在普米族人最危急的时候，用尾巴沾回来了几粒稻种，从而开启了他们的农耕生涯，也形成了现在当地引以为傲的“黑谷红米”。迪姑坝子一处名曰落水洞的地方，保留着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一处石刻，记录了时任维西通判冯舜生带领当地人们泻湖造田1000余亩的事迹，当为迪姑普米族人开启农耕生活的起点，也是普米族人开始探索如何将原先的游牧-渔猎采集生计模式与新增的稻作农耕生计方式相互结合的时间节点。当地老人讲述的一个关于猫和狗的故事，也揭示出普米族人从游牧转向农耕的史实。据传，猫曾经偷了主人家的钱财，然后栽赃给狗，主人听信了猫的谗言，将狗赶出了家门，猫却获得了登堂入室的特权。在这样一则民间故事中，狗的地位开始下降，猫的地位获得提升。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确实没有见到狗进入主人屋子的情景，猫却可以随意进出。如果狗在游牧-渔猎采集经济中是人类的绝佳伙伴，猫则可以在定居农耕生活中成为守护粮仓的主力，狗并没有被人彻底遗弃，或是考虑到看门护院的需要。可以推测，普米族人已经由纯粹的游牧生活转向了农牧结合的生计模式。

普米族人通过家庭劳动力的合理分工和农作放牧场所的空间分离，实现了农与牧的相互结合，构建起一种具有循环经济色彩的农业经济体系，从而实现了具有中国传统色彩的田园牧歌生活。

落水洞石刻提供的耕地数据与现在迪姑坝子的耕地数据存在差异，揭示出迪姑坝子在集体化以前耕地面积只有现在一半的事实。从当地老人的描述中，也可以知道在集体化之前迪姑坝子的景象是：一半为稻作水田，一半是疏林草地。其中，稻作水田和周围的山地是女人农作采集的场所，而疏林草地则是男人们放牧打猎的场所。直到现在，普米族的男人都很少干农活，应当是传统劳动力分工的延续。男人们放牧的动物主要是马、牛、羊、猪等，这些动物无疑成为农作劳动中的得力帮手，马可以驮载重物，牛可以耕田劳作。同时，稻作农耕的秸秆是牲畜圈栏里垫圈的佳品，而经过牲畜踩踏后的秸秆与牲畜粪便结合，又变成了效果很好的农家肥。需要指出的是，普米族固有的游牧业已经转变为畜牧业，人们已经不需要为追逐水草而随畜转移，也无须再过居无定所的生活，固定牧场的形成使人们可以赶着牛羊朝出夕归，白天将牛羊赶到牧场采食，夜晚则将牛羊带回圈栏。而且，人们还可以养殖较大规模的畜群。牛羊和稻米在这一时期是家庭财富的象征，也是维系社交网络的纽带，根据当地老人的回忆，以往遇到重大节日时，会有比赛宰杀牛羊量的情况，遇到婚丧嫁娶时主人要将自家生产的稻米拿出来宴请宾朋。

在集体化以前，稻作种植业和畜牧业已成为当地普米族人生计模式中最主要的两种生计方式。渔猎采集业则成为这一生计模式中的必要补充，在丰富人们生活与食物结构上起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原先普米族人纯粹的游牧业，伴随向畜牧业的转变，已经开始出现养畜业的萌芽，尤其是对猪的饲养，更多依靠种植业的产出，也更多采取家庭舍饲的饲养方式。尽管直到现在，普米族人依然会对猪进行近地放养，但是在入冬之后，往往要以喂食较多的谷物和残羹剩饭来达到使猪迅速长肥长壮的目的，以备过年时宰杀年猪的需要。这种对猪的饲养方式更多地体现为养畜业而非畜牧业色彩。园艺业是在集体化以前当地普米族人生计模式中出现的另一种新的生计方式。伴随定居生活的实现，在房前屋后开辟空地，种植各种蔬菜以丰富食物来源成为可能。而且，从劳动力的分配上来看，园艺业并不需要太大的投入，只需要在田间劳作的空余时间里顺便管理即可完成。

总体来讲，普米族人以泻湖造田为契机，实现了生计模式游牧-渔猎采集向畜牧-稻作种植-渔猎采集-养畜-园艺的转变，在集体化以前，形成了以畜牧业和稻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渔猎采集业、园艺业等为必要补充的生计模式。本文将这一过程称为“构建传统”。

可以看到，在“构建传统”的过程中，普米族人实现了多种生计方式之间的有机结合与相互补充。原有的游牧业和渔猎采集业的生计方式并没有被完全抛弃，而是经过合理改造后被继承了下来，并与稻作种植业等新生计方式紧密结合，实现结合的途径则是家庭劳动力的合理分工与农牧业地域的恰当分离。从产出上来看，普米族人将农与牧恰当结合，相比于单纯进行种植业来讲，实现了一种“连续性”产出，中国传统农业一般遵循“春种、夏长、秋收、冬藏”的产出序列，“春种一粒粟”后对“秋收万颗子”的期许，需要经历漫长的照料与守候方能实现，还要经历整个冬季的农闲而往往造成“青黄不接”的尴尬处境，因此种植业事实上是一种“断续性”的产出过程。而畜牧业的产出正好在时间上弥补了种植业产出的缺环，从而实现了产出的“连续性”，也实现了产出的最大化。

三 延续传统：集体化时期生计模式的拓展与偏颇

普米族人在集体化以前形成的生计模式，到集体化时期得到进一步拓展，这种拓展首先体现为对种植业的强化。

在集体化时期，牧场被开辟为农田，而且，这种土地开辟拓展至坝子周围的山坡，从而使得可耕种的土地面积达到最大限度。但是，稻作农业对水的需求导致大部分新开垦的土地因无法实现蓄水而不得不进行旱地耕作。因此，从种植业的视角来讲，以新农田的开辟为契机，种植业对象得以进一步多元化，旱地作物的引入已经成为势在必行的选择，玉米、土豆等旱地作物逐渐成为普米族人新的食物来源。

不可否认，水田作物与旱地作物在同一个坝子里的共存，使人们在进行种植决策时有了更多的选择，食物来源的多元化也丰富了当地普米族人们的生活。人们开始种植玉米。而且，玉米既可以当作人们的食物，也可以当作牲畜的饲料，一举两得。因此，集体化时期的土地开垦使普米族人的生计模式得到进一步拓展。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种植对象的多元化使人们在应对异常气候时能够更加从容。例如，在遭遇气候干旱时，人们可以选择多种植一些旱地作物，少种植一些水田作物——水稻，反之亦然，由此而规避种植业结构单一时因气候异常事件而导致饥荒与恐慌的风险。由此而言，生计模式的多元化拓展有利于人们经济生活的稳定。随着种植业经验知识的积累，园艺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房前屋后、田间地头的瓜果蔬菜在增加和丰富人们植物性食物的来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但是，在享受种植业结构性拓展带来的实惠时，人们也面临着新的生计问题。由于原先的牧场被农田替代，牲畜养殖首先面临着较大困境，人们必须将牲畜进行转移。在整个坝子都被逐渐开辟为农田的情境下，可供放牧的空间极大压缩，直至丧失。当地普米族人采取的应对方法是：在农忙和农作物生长的季节，将马牛羊等大型草食性动物转移到距离村庄较远的牧场；在农闲和农作物收获之后，再将这些牲畜接回村庄。由此而解决了农时与牧时的冲突，也解决了农地与牧地之间的相侵。但是，如此从事畜牧业生产毕竟不太方便，而且，农忙时节将牛羊等草食性动物放置于远离村庄的牧场带来较大的风险，尽管当地多山的地貌为牧场提供了天然的圈栏，牲畜走失或被盗还是偶有发生。“构建传统”时期形成的农牧兼营的生计模式逐渐被种植业为主、养畜业为辅的模式所取代。放弃大规模养殖大型草食性动物的畜牧业，而选择以家庭舍饲为主、近地放养为辅，从事养殖小型杂食性动物的养畜业相比之下是一种更为低风险的投资。因此，逐渐减少马、牛、羊等草食性动物的养殖比例，增加猪、鸡、鸭等家畜家禽的养殖比例，成为集体化时期以来当地普米族人生计模式演变的主要趋势。需要指出的是，畜牧业的萎缩与养畜业的拓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两者皆有一个渐变的过程，只是畜牧业的成分越来越少，而养畜业的成分则越来越多。由此，当地普米族人的生计模式在动物养殖领域同样存在多元化拓展的现象，即人们能够养殖的动物种类逐渐增多。集体化时期迪姑普米族人生计模式的拓展与转变，使得牛羊不再是人们财富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养畜业对象——猪，猪肉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主要的肉食来源。

集体化时期农田开辟的另一个直接影响是，渔猎经济的丧失与采集场所的远离。人们将原生景观改造为农业景观，原生景观下的野生动物资源势必要去更远的地方寻找合宜的生存环境。以往且牧且猎的劳动方式由此而无法维持，而且，种植业对劳动力投入的要求又使人们无法在农忙的间隙中远赴深山寻找猎物，因此，渔猎经济在集体化时期以来逐渐淡出人们的生计模式。如今，狩猎已经成为当地老人儿时的回忆，他们成年以后便基本不再从事。新的农田被开辟以后，野生菌的采集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野生菌一般在夏季的雨后出现，而雨后一般又不适宜农田劳作，采集经济以其劳动时间天然地避开农时而得以保留。但是，对于以往在坝子周围的山坡上便可采集到的野生菌，由于农田的开辟，人们必须远距离采集，投入的劳动量逐渐加大。

可见，集体化时期以新农田的开辟为契机，普米族人的生计模式无论是在种植业领域还是在养殖业领域都得到进一步拓展与强化，但与此同时，也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偏颇。首先是种与养之间的争地、争劳力问题，其次则是对渔猎采集经济的挤压。但总体来讲，在集体化时期，迪姑普米族人的生计模式从集体化以前以畜牧业和稻作种植业为主，以养畜业、渔猎采集业、园艺业等为必要补充的模式，转变为以种植业为主、养畜业为辅，畜牧业、渔猎采集业等为必要补充的模式。这一转变虽在各种生计方式的构成比例上有所调整，但依然保持着以往生计模式的产出连续性、产业循环性等特征。因此，总体来讲，集体化时期迪姑普米族的生计模式虽在拓展中产生一些偏颇之处，但依然延续着当地在集体化以前形成的传统生计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集体化以前在特定生计模式下形成的家庭劳动力分工结构——男牧女耕，在集体化时期生计模式拓展的背景下发生改变，畜牧业向养畜业的转变带来的是男性劳动力的解放，为集体化以后男性劳动力开始外流提供了条件。养畜业的养殖方式是以家庭舍饲为主、以近地放养为辅，而且，养畜业比之于畜牧业，动物养殖规模小，养殖对象呈现小型化。在这一方式下，儿童可以作为家庭劳动力参与劳动，例如，近地放牧数量极少的牛羊或放牧猪群、鸭群等，成为儿童放学后的基本任务。这种参与式学习无疑成为普米族人农业知识传承的重要载体。女性劳动力则继续从事着种植业、园艺业等劳作，从而使女耕童牧的家庭劳动力分工结构得以确立。木楞房是普米族的特有的民居建筑，精湛的木工手艺逐渐成为男性劳动力的技能之一；普米族人性情豪爽，酒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必备饮品，家庭酿酒业逐渐成为男性劳动力从事的另一项谋生方式。

总之，集体化时期生计模式的结构性拓展逐渐改变着当地的家庭劳动力分工结构。男性劳动力从畜牧业中解放出来，成为集体化时期以后生计模式变迁的契机。虽然，畜牧业在迪姑普米族人的生计模式中所占比例逐渐减少，地位开始让渡于养畜业，但是，畜牧业毕竟未被全部放弃，依然是当地生计模式的必要补充。这一过程中，合理分配种植业时间和畜牧业时间、调整种植业空间与畜牧业空间，是解决种植业结构性拓展所带来的偏颇时体现出来的一种民间智慧。

四 走向现代：集体化以后生计模式的多样与割裂

以集体化时期男性劳动力的解放为契机，集体化以后，迪姑普米族人的生计模式更加多样，以酿酒和木工制造为代表的家庭手工业开始兴起。由此，男工女耕童牧的家庭劳动力分工结构得以确立。

集体化以后，伴随畜牧业比例在迪姑普米族人生计模式中逐渐降低，越来越多的男性劳动力从原来的生计模式中解放出来。在集体化以后的初期，以马和牛为对象的畜牧业生产，因其具有种植业役畜的功能，如马可以驾车、牛可以耕田等，尚有一定规模的存在。但是，在现代农用机械逐渐普及的时代背景下，三轮车、拖拉机、小型旋耕机等在运输、耕地领域替代了马、牛。大量剩余的男性劳动力谋求新的生计方式成为迪姑普米族人不得不面对的情境，外出务工成为人们的不二选择，而祖祖辈辈流传下来的木工制造技术则成为人们从业的首选技能。此外，从农业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男性劳动力也存在一部分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外出的，从事酿酒业成为他们最佳的选择。今天，常年居住在迪姑坝子的男性主要是老年人，青壮年男子则大部分外出务工，少数则在当地从事酿酒业。以木工制造业为代表的外出务工和酿酒业为代表的当地手工作坊，成为现今迪姑普米族人生计模式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男性劳动力从事手工业生产成为人们实现致富目标的重要途径。在从事木工制作与酿酒手工业之外，如今，年青一代由于受到更多的教育，加之城市机会较多，生计方式更加多元，外出务工也越来越不局限于木工制造，从事教师、公务员、经商、运输等行业的人越来越多。

女性劳动力留守家园，在中国当下的农村或是一种普遍情况，在迪姑坝子也不例外。女性劳动力是迪姑普米族人从事种植业生计方式的主力军，除此之外，女性劳动力还要担负养畜业、园艺业、采集业的劳作。在顾此失彼的情况下，房前屋后的菜园逐渐荒芜，或直接种植大田作物；采集业的从业规模也越来越少；家庭养畜业中儿童逐渐成为劳动力补充。男工女耕童牧成为迪姑坝子普遍存在的家庭劳动力分工结构。在这一结构下，女性劳动力显然无法支撑种植业的劳动力投入，换工与买工成为当地种植业生产环节中极为普遍的现象。所谓换工是指以帮助他人进行农业劳动为代价换取他人帮助自己的交换形式；买工则是指付出货币购买他人劳动力为自己劳作的交换形式。由于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养畜业的规模不断缩减成为必然趋势，儿童虽然可以承担一些养畜业劳动，却远远不能承担养畜业的整个生产环节。对耕作技术、中耕管理要求精细的园艺业也开始逐渐荒芜，或以相对而言技术要求较为简单的大田作物予以替代。换工与买工现象的出现，也使女性劳动力很少有时间空余，因之在采集业领域的投入也逐渐减少。总之，在男性劳动力从农业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的背景下，女性劳动力无力承担全部的农业生产环节，从而导致当地的生计模式开始面临困境。

首先，动物养殖在当地生计模式中的逐渐衰落，造成原本具有循环经济色彩的农业生产遭到中断。家庭养殖的各种动物所产生的粪便，无法担负整个种植业的肥料需求；种植业产出的废品，如秸秆、谷糠等也不存在足够的牲畜将其消费。粪便不足产生的直接后果便是对化肥需求的提高，而种植业废品消费渠道不足的直接后果则是种植业产出的浪费。以往变废为宝、物尽其用的农业生产被逐渐割裂，并愈演愈烈。近年来，当地政府正在努力恢复以往的循环农业经济，但已经无法从扩大畜牧业的比重进行改造。人们更为乐意接受的是在稻田中养鱼、养鸭，以鱼、鸭粪便来替代化肥，以鱼、鸭捕食来替代农药。鸭群一般在早上被赶至稻田，又在傍晚接回住地，这样一种放牧鸭群的任务越来越多地成为当地儿童的工作，尤其是在节假日。黑谷红米是当地普米族人引以为傲的水稻品种，自从泻湖造田以来，便在人们的食物构成中占据重要地位。正如前文所述，黑谷红米一度成为维系当地社会结构与社会交往的纽带。直到如今，黑谷红米依然采取最原始的穗选法保留谷种以世代相传，在当今杂交稻种横行的时代背景下，当是一种亟待保护的稀缺种质资源。因此，当地普米族人更愿意在水稻种植方面投入更多。但是，相比于传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生计模式而言，稻田养鸭、养鱼依然显得捉襟见肘，种植业产生的秸秆、谷糠依然无法被全部消费。

其次，如果说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为人们实现致富追求提供了可能性，那么女性劳动力留守家园则为人们实现稳定追求提供了可能性。从事农业生产无疑有利于人们实现对稳定生活的追求，正如《吕氏春秋·上农》所讲：“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復，其产復则重徙，重徙则死其处而无二虑。”外出务工则是人们实现致富追求的有效途径，城市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广阔空间，也吸引着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涌入，这在当下中国极具普遍性。正所谓“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如果说从事农业生产体现了人们对传统田园牧歌生活的眷恋，那么外出务工则表达出人们对现代方便快捷生活的期许。但是，上述两种生计方式在同一个家庭中的并存却带来极大隐患。一方面，女性劳动力无法承担全部农业生产环节的劳作而导致农业生产陷入衰退，最终造成稳定追求的落空；另一方面，男性劳动力受家庭羁绊往往需要在一年中多次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尤其是在农忙季节，最终造成致富追求的落空。以往人们可以通过合理分配种植业时间与畜牧业时间的方式来解决生计模式所面临的矛盾，但务工时间与农业时间却很难相互兼容。不可否认，按月结算工资的形式使人们享受到了连续性产出带来的优惠，也弥补了农业断续性产出的时间空白，但显然外出务工与农业生产在新的劳动力分工结构下极有可能陷入或已经陷入两头脱空的困境。

总之，集体化时期以后，与迪姑普米族人生计方式多样化发展同步出现的是不同生计方式之间的相互割裂。这种割裂主要体现在多样化的生计方式在劳动时间、劳动场所方面都使得既有劳动力在各种生计方式之间难以协调分配，从而导致人们对稳定与致富的双重追求难以兼顾。在回归传统与走向现代之间，如何调整劳动力在各种生计方式之间的时间、空间分配以建立一种新的生计模式，成为迪姑普米族人面临的主要问题。当地正在试图打造以黑谷红米为主的旅游业，以期能够使更多的劳动力回流乡村。但是，黑谷红米作为一种稀缺的种植业种质资源是否具有旅游参观价值尚需加以斟酌，而多数外出务工者的观望态度和新一代年轻人纷纷进入城市的事实，似乎揭示出经营旅游业仍无法解决上述困境。

五 结论与进一步讨论：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若干思考

通过上文论述可以发现，迪姑普米族人在百余年的历史进程中，逐渐从一个游牧族群转变为定居农业族群，而百年间生计模式的每一次变迁，都建立在对过往生计模式进行继承与发展的基础之上。合理地分配劳动力在各种生计方式之间的时间安排、协调各种生计方式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以往迪姑普米族人在生计模式成功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基本历史经验。当前迪姑普米族人生计模式所面临的困境则源于传统农业生计方式与现代务工生计方式在时间安排和空间分布上的矛盾，如何借鉴历史经验解决这一矛盾是人们当前无法逃避的问题。

不可否认，上述问题并不是迪姑普米族人独自面临的个案，而是在当前的中国农村具有极大普遍性的问题，因此，这一问题也是诸多学科面临的当代难题。本文自然无法解决这一时代性难题，但是，普米族人在成功转变生计模式的过程中形成的历史经验无疑对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启发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迪姑普米族人在“传统构建”与“延续传统”的过程中所走过的历程，基本类似于中国农村殷周以来3000余年所走过的历史。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农业发展经历了从殷周时期农牧并重到逐渐重农（种植业）轻牧（养殖业）的过程，到明清时期则出现了家养动物的小型化趋势。如曾雄生对历史上牛的饲养方式的逐步演变进行考察后认为，“中国农区耕牛的放牧方式经过了一个由牲牛到放牛再到縻牛的过程，它背后则是用于养牛的土地面积的减少，用于粮食等种植的土地面积增加。此消彼长的结果，导致了中国跛足农业的形成”。而动物养殖在整个生业模式中的萎缩正是迪姑普米族人接受稻作种植业以来所呈现出的客观现象。由此而言，上述引文作者所认为的“破足并非是先天所具有的，而是后天形成的”观点，有待商榷，在接受种植业之后，动物养殖的萎缩或许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现象。《中国农业通史·明清卷》则对明清时期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中家养动物的小型化趋势有详细介绍，这与迪姑普米族人动物养殖对象从马牛羊向猪狗鸡过渡，最终演变为鱼鸭的过程如出一辙。由此而言，迪姑普米族人百余年的生计模式变迁历程，不仅在“走向现代”的阶段具有现实的普遍性，在“传统构建”与“延续传统”的两个阶段也更具有历史的普遍性。换言之，可以透过普米族百年生计变迁史，了解到中国农村当下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历史地形成的过程，以此为基础，则可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农村何处去的答案。

传统已逝，自然无法回归，但也没有理由摒弃世代积累的历史经验、本土知识、物化种质资源等优良传统。而且，越是向前靠近现代，这些优良传统弥足珍贵。现代近在眼前，方便快捷，没有理由裹足不前。但是，走向现代的代价过于惨重，是谁都不愿承担的后果。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显然应是继承关系而非替代关系。恰当处理继承优良传统与发挥现代优势的关系，这或是未来农村何处去的基本走向。在如何处理这一关系方面，普米族人所形成的历史经验，事实上也是数千年中国传统农民世代相承所形成的历史经验——合理分配劳动力在各种生计方式之间的时间安排、协调各种生计方式在空间上的分布，事实上是一种结构性调整，而非单一的某一个环节的应对，这非常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