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藏与康区的界线形成演变过程探讨

黄辛建

摘要 在三大藏区中，卫藏和康区之间界线的形成，与吐蕃以“bod-yul”和“khams”为区分的地域观及藏区不同地域之间迥然相异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联。而元朝在藏区设立三个行政区使卫藏与康区之间有了较为明确的地理分界线。明清时期的汉藏史籍中关于两区间的界线虽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记载，但这些界线大致在同一经度线上，且全部位于不同时期卫藏往来中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上。民国时期，康藏纠纷频繁，军事对峙所形成的防线成为康藏之间的实际分界线，第三次康藏纠纷所形成的西藏在康区的暂时疆界，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川、藏两省（区）之间的行政分界线。

关键词 藏区；卫藏；康区；界线；形成演变

DOI:10.13835/b. eayn.25.02

在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卫藏与康区是三大藏区中的两区。长期以来，卫藏同康区之间一直有着紧密而广泛的联系与往来，两区的界线也经历了长期的形成演变过程。直到今天，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仍不十分明确，大体以鲁共拉山为界，东为康区，西为卫藏。由此，人们对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认识也相应地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和一些错讹，近代频繁发生的康藏纠纷及由此引发的康藏界务争端更是多次引发川康、青海及西藏之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和政治纠纷，并对当时我国藏区的发展稳定和民族团结进步造成了一些不利的影响。为此，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之上，结合藏汉文献资料，对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形成演变过程作一初步探讨。

一 卫藏与康区界线的形成

早期藏人将其视为中心的地域称为“bod-yul”。公元6世纪开始，随着位于雅隆河谷的悉补野部崛起并建立吐蕃王朝，“bod-yul”的地域范围逐渐定格在雅隆河谷地带。此后，随着吐蕃兼并、征服并内化苏毗和象雄两大部落联盟，“bod-yul”所指代的范围实际上已经包括了整个卫藏地区。这一点在吐蕃的建制调整变化中也得到印证。吐蕃在其王朝建立初期，以雅隆河谷的悉补野部为中心，将其建制分为“四如”，即藏如、卫如、约如和叶如。到赤松德赞时期，吐蕃将其统治中心划分为“五如”，增加了以原苏毗部落为基础建立的孙波如。这五如的地理区域范围大体上是与卫藏地区相当的。

通过对吐蕃时期遗留下来的古藏文记载的分析，我们可以有进一步的了解。直到吐蕃王朝建立早期，雅隆部落及其王系被称为悉补野部。赤松德赞在位前后，古藏文记载中开始将吐蕃王朝所统治的疆域和民族通称为“蕃”。在赤松德赞时代所立《恩兰·达札路恭纪功碑》中，多处出现“蕃”的字样，诸如“蕃境黔首”“向蕃地纳赋”“蕃兵”等，均体现出了这一点。从地域范围上看，此“蕃”的范围与今卫藏地区是大致一致的。随着吐蕃不断向外扩张，“蕃”和“大蕃”两种称呼在藏文文献中开始并列出现。于821年（长庆三年）在大昭寺门前所立的“唐蕃会盟碑”中，我们发现了多处“大蕃”“吐蕃”等字样。从含义上看，这些诸如“大蕃”、“吐蕃”及“蕃”的文字记载中，“吐蕃”“蕃”与“bod-yul”的含义一致，而“大蕃”则包括了吐蕃王朝所统治的整个区域。

那么，吐蕃对“大蕃”之内除“bod-yul”以外的统治区域又是怎样称呼的呢？这时，在藏文文献中出现了一个较为宽泛的称呼“khams”。该词有多种含义，在这里为“边地”之意，后来才又逐渐发展成为对今康区的指代。从指代范围上看，吐蕃时期的“khams”包括了吐蕃王朝所控制的整个区域中除“bod-yul”以外的所有地区。这样一来，吐蕃所统治的区域，即“大蕃”，实际上包括“bod-yul”和“khams”两部分。显然，“bod-yul”和“khams”相应地存在一个大致的分界线或过渡地带，虽然这一界线或过渡地带在当时可能非常宽泛，且并不那么明晰。如此，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卫藏与康区两大藏族传统地理概念虽然在吐蕃时期还未形成，但吐蕃时期“bod-yul”（与卫藏的范围基本一致）和“khams”之间在青藏高原东缘地带所客观存在且可能并不十分清晰的分界线或过渡地带为后来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元代在藏区设置了乌斯藏宣慰司、朵思麻宣慰司和朵甘思宣慰司三个行政区进行管辖。其中，乌斯藏宣慰司的管辖区域与今卫藏基本吻合，朵思麻宣慰司与安多地区一致，朵甘思宣慰司大体是今康区的范围。元朝统治者在逐步接受藏族传统地理区域概念的基础上将藏区划分为三区进行管理，正是藏族三大传统地理区域形成的起点和直接基础。尤为重要的是，这一举措明确了乌斯藏宣慰司与朵甘思宣慰司之间的行政分界线，这也是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形成的起点和直接基础。成书于1434年的藏文文献《汉藏史集》是目前发现的最早记载两区之间界线的文献，其称：“由嘉王阿里贡墉以下到索拉甲沃以上为正教法区，自索拉甲沃以下到黄河河曲以上为黑头人区，自黄河河曲以下到汉地大白塔以上为俯行马区。”根据这一记载可以看出，元代所确定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非常明确，即“索拉甲沃”。张云先生经过考证后认为，“索拉甲沃”是今西藏自治区那曲地区的索县。

同时，《汉藏史集》对元朝在藏区设置的驿站也有着详细的记载。其称：“从汉藏交界之处起，直到萨迦以下，总计设置了二十七个大驿站。若分别叙述，由朵思麻站户（支应的）七个大站，在朵甘思设立了九个大站，在乌斯藏设置了十一个大站。乌斯藏的大站中，由乌斯地方（前藏）的人支应的大站有：索、夏克、孜巴、夏颇、贡、官萨、甲哇等七个。”根据祝启源、陈庆英两位先生的研究，乌斯藏驿站中的“索”与前述的“索拉甲沃”为同一地方，在今那曲地区的索县。可见，元代在藏区设立三个行政区进行管理的方式，不但明确了乌斯藏宣慰司和朵甘思宣慰司的管辖范围与行政分界线，也确定了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即以“索拉甲沃”（索县）为界，西为卫藏，东为康区。

在此后成书的一些藏文文献中，也沿袭了《汉藏史集》的这一说法。如成书于1629年的《萨迦世系史》记载到：“从上部阿里三围至索拉甲波以上为圣教法区；索拉甲波以下至黄河河曲以上为黑头人区；自黄河河曲以下至汉地白塔以上为良骥马区。”1869年成书的《安多政教史》中，称“若按三大藏区的划分来说，则自阿里的贡塘至索拉夹窝山以上至区域，称为卫藏法区；自黄河河湾以上区域，称为多朵人区；自汉地白塔寺以上的区域，则称为安多马区。”上述文献中均将“索拉甲沃”视为卫藏与康区的分界线。可见，元朝所确定的乌斯藏宣慰司和朵甘思宣慰司的管辖范围和两者之间的分界线“索拉甲沃”在藏地得到了普遍认可，并成为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的分界线。

二 卫藏与康区界线的演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另外一些藏文文献中，有关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却出现了不同的记载。1564年成书的《贤者喜宴》中称：“东至工布芝纳，南至夏武达果，西至卡热康孜，北至玛拉拉举，以雅隆昌珠为中心，是为约茹。”根据任新建先生的研究，“工布芝纳”在“今工布江达境……可见传统的卫藏地区之东界，最东只达工布江达一带。”在1692～1698年成书的《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宝鉴》和1748年成书的《如意宝树史》中，均将“工布和康区波窝交界”视为卫藏与康区的分界。“工布”位于今工布江达县境，“波窝”即波密。由上可见，自明末清初开始，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又出现了以工布江达为界的说法。

与此同时，清初的汉文文献中也陆续出现有关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记载。根据《清实录》的记载，康熙皇帝在1720年（康熙五十九年）称：“打箭炉西南，达赖喇嘛所属为危地，拉里城东南为喀木地。班禅额尔德尼所属为藏地，合三地，为三危耳。”1724年（雍正二年），在平定罗卜藏丹津的叛乱之后向雍正所呈奏文中，年羹尧言及：“洛笼宗以东，凡喀木之地，皆纳添巴于西海诸王、台吉者也；其洛笼宗以西，藏、卫两处，昔日布施于达赖喇嘛与班禅喇嘛，以为香火之地，是知洛笼宗以东巴尔喀木一路，皆为西海蒙古所有。今因西海悖逆而取之。当分属四川、云南无疑也。”由上可见，前后相差仅数年时间，身居帝位的康熙和朝中重臣年羹尧二人对两区之间的界线认识就已有所不同。此处的拉里，即喇里，为川藏大道所经之地，所指大致为今天的嘉黎县；洛笼（隆）宗则在今天的洛隆县一带。两相比较，洛笼（隆）宗与拉里之间有着不小的距离。同时，我们发现，在清早期的汉文文献中，将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定位在洛笼（隆）宗似乎仅有年羹尧一人。这可能与年羹尧个人对藏区地缘格局认识还不太清晰有关，更可能是年羹尧出于某种考虑而将洛笼（隆）宗以西原本属于康区地域的归为卫藏范围。

从表1可见，清初成书的藏区方志为我们进一步考察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提供了一些线索。刊行于1736年（乾隆元年）的雍正《四川通志》是清代“正式成书刊行的最早的西藏志书”，书中称“在工布江达之西，为图伯特国，又称为康、卫、藏。康，即今之叉木多；卫，即今之西藏；藏，即今之后藏扎什伦布”。此则记载有多处矛盾之处，显现出作者对藏区的认识还比较有限，如认为“康”位于“工布江达之西”，但其中明确称以“工布江达”为界，往西为“图伯特国”，无疑是正确的。1739年（乾隆四年）成书的《雅州府志》沿袭了《四川通志》的说法。同时，在雍正《四川通志》及《雅州府志》中，作者均采用了图的形式来反映藏区的地形分布，“基本上画出了当时西藏之一部分的康的区域，使康在西藏方志中首次以图的形式展现出来”。《西藏志》成书于乾隆年间，其对藏区的认识更进了一步，称“自拉里至昌都土民皆称康巴”。

通过对上述明清时期汉藏文文献中有关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11处记载（其中藏文文献6种、汉文文献5种）的统计和比照，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记载总体上呈现出以下两个显著的特点。

首先，从地理位置上看，上述地点大致处于同一经度线上。从地理坐标的角度来观察，索县的经度为东经93.5°～95.0°，其最东端的纬度为95.0°；工布江达县的经度为东经92°09′～94°25′，其最东端的纬度为94°25′；波密县的纬度东经94°00′～96°30′，最西段的纬度为94°00′；嘉黎县的经度为东经91°09′～94°01′，最西端纬度为94°01′；洛隆县经度为东经95°20′～96°32′，最西端纬度为95°20′。通过上述仔细比照，我们可以发现，除年羹尧所提出的洛笼宗（今洛隆县）距离较远外，其余汉藏文献中所呈现出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几个地点所处的经度是十分接近的。

1743年（乾隆八年）告竣的《大清一统志》为我们认识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视角。根据《大清一统志》的记载：“喀木在卫东南八百三十二里，近云南丽江府之北。东至雅龙江西岸，西至努卜公拉岭卫界，一千四百里；南至噶克拉冈里山；北至木鲁乌苏河南岸，一千七百里。”可见，根据《大清一统志》的记载，乾隆时期清朝统治者是将“努卜公拉岭”确定为了卫藏与康区之间的分界线。“努卜公拉岭”即“鲁共拉山”，大致位置在今西藏嘉黎县东北一带。显然，《大清一统志》以山脉为标志的分界方式与之前我们所统计的界线划分有着很大不同，这实际上是建立在清朝统治者对藏区认识更加清晰和全面的基础上的。我们今天所普遍提及的卫藏与康区之间大体以“鲁共拉山”为界最早正是来源于《大清一统志》的记载。“鲁共拉山”虽然是以山脉为标志来确定两区之间的分界线，但与其他的分界地点相对照，它们仍然是处在同一经度上的，而且《大清一统志》所涵盖的区域相对来说更为广泛，更具有地理意义上的标志性和可识别性。正是汉藏文献记载中所出现的这些分界线，共同勾画出了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大致走向和基本轮廓，而“鲁共拉山”正是其中具有标志性的地理意义上的分界线。

其次，汉藏文文献中所出现的有关两区之间的界线均处于卫藏与内地之间往来的交通要道上。在关于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记载中，“索拉甲沃”（索县）出现的时间最早，《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安多政教史》等藏文文献均谓此为卫藏与康区之间的分界地带。那么，“索拉甲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索拉甲沃”（索县）是元明时期自中原地区经过安多和康区进入卫藏后的第一个驿站，也是卫藏最东端的驿站，正处于元明两朝内地与卫藏之间往来的主要交通线上，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元朝帝师八思巴数次往来元廷和萨迦均经由“索拉甲沃”进出，可见“索拉甲沃”在元明时期的汉藏交流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卫藏与中原交流往来的枢纽。

明中期以后，随着藏区僧俗首领前往中原地区朝贡路线的变化，川藏大道在汉藏交往中的重要地位开始凸显。明初，中央王朝对于藏地僧俗首领朝贡的路线没有明确的规定，因沿元朝所建驿站入贡，较为平坦易行，故来自卫藏地区的朝贡使团大都沿元代驿站所经线路，进入中原地区。自天顺、景泰以后，由于朝贡人数急剧增加，以及北方蒙古部落不断侵袭，明朝统治者开始对朝贡路线做出了明确规定：“乌斯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的朝贡路线，“由四川路入”。到成化年间，又将赞善王朝贡路线改为取道甘青一线，阐教、阐化及辅教三王仍从四川路，其他如大乘法王、大宝法王及护教王均从四川入贡。这样一来，明代卫藏僧俗首领往来中原地区所经路线与元代已经有了较大差异，经康区由四川出入的川藏道逐渐成为卫藏地区僧俗首领前往中原地区的主要通道。

到了明清政权交替之际，康区在藏区中的地位进一步提高。随着清军入藏驱逐准噶尔军队，以及其后数次出兵进藏平定西藏内乱，清政府在康区建立了往来西藏的驿站和塘汛制度。驿站和塘汛制度的建立使康区及卫藏的往来通道在使用和管理上都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期。清代康区塘汛的设置始于康熙年间。至乾隆年间，塘汛得到进一步重视，并逐步确立与完善。清代前期，康区塘汛主要沿川藏线南路设置。其路线主要有以下几道：其一为川藏道，“自打箭炉出口至藏，计程不及五千里，共安台八十四处，安汛十三处”。其二为滇藏道，自云南中甸出口至洛隆宗，计程3080里，凡38站。同时，川藏道分南北两路，分别为川藏官道和川藏商道，其路线与明代藏区僧俗首领前往内地朝贡所经过康区的主要路线是一致的。

显然，随着元明清三朝往来卫藏与中原地区的交通道路的调整和变化，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对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认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索拉甲沃”是元明时期的驿站和贡道的必经之路；“工布”、“波窝”、“拉里”和“洛隆宗”均处于明末清代开始兴起的川藏大道上，《大清一统志》所提及的“鲁共拉山”同样是清代入藏大道的必经之地。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正是由于元明清之际入藏道路的变迁，加之上述著作的作者本人所处环境、自身经历和对整个藏区认识程度不同，以及其人际交往所涉及的对象和其本人出入卫藏与内地之间道路选择的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源自于元明时期的驿站和贡道，以及清代川藏道两种不同的记载结果。例如，《安多政教史》的作者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生于安多藏区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曾先后两次赴西藏深造，其若从安多地区出发，当是沿着元明时期的驿站和朝贡旧道出入西藏的，因此安多地区出身的智观巴·贡却乎丹巴饶吉认为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是“索拉甲沃”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同时，清代汉文文献中分别将位于川藏大道上的拉里、洛隆宗、工布江达等作为卫藏和康区之间的界线，显然是与明末清初开始兴起的川藏大道联系起来的。

不过，不管是对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何种记载，均是以不同时期的不同人群进入卫藏地区的大道为准，“对处于两区之间的其他地区的分界并未有明确的划分”。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进一步认为，元明两朝的驿站和贡道的建立，以及明末清初以后川藏道的兴起均对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元明两朝的驿站和贡道上的“索拉甲沃”和其后兴起的川藏道上的“工布”、“波窝”、“拉里”、“洛隆宗”以及“鲁共拉山”共同构成了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文献记载和历史记忆。

三 清末卫藏与康区界线的打破与近代康藏界务争端

在实现对藏区的直接统治后，为防止来自西藏的势力干涉其他藏区的政治事务和重建藏区的政治秩序，清政府在雍正时期采取了一项重要的治藏政策——康区划界。通过划界，康区最终分属于四川、云南、西藏及青海。其中，西藏与四川之间以宁静山为界，大体位置在察木多、乍丫、打拉和石宗一线。如此一来，清政府实际上打破了元朝以来在藏区所实行的三区管理的统治模式，也突破了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的传统界线，让原本不属于卫藏的宁静山以西一带地方由来自卫藏的势力进行管理。清政府所实施的这一举措的影响无疑是深远的。除川、藏之间的界线因近代频繁发生的康藏纠纷和界务争端而稍微有所变化外，雍正时期在康区所划定的界线最终发展成为了今天川、滇、青、藏四省（区）之间在康区一带的行政分界线。

到了清末，随着清朝逐渐衰落及其对藏区控制力的弱化，西藏格鲁派势力利用派遣藏兵进入瞻对平定工布朗吉之乱之机，越过雍正时期所划定的西藏与四川之间的界线，并取得了对瞻对的管辖权。此后，西藏方面开始积极插手康区的政治事务，使“各土司处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清末，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德格、察木多、乍丫、恩达、硕般多、洛隆宗、边坝、三十九族及瞻对等地进行改土归流。这样一来，卫藏的最东端再度成为西藏所控制区域的最东面；雍正划分给西藏的康区部分地区成为川滇边务大臣所辖的区域。此时，赵尔丰与傅嵩炑均主张在康区设行省，但最终因清朝政府的灭亡而中辍。我们注意到，在傅嵩炑的奏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东至打箭炉起，西至丹达山止，计三千余里。南与云南之维西、中甸两厅接壤，北越俄洛色达野番与甘肃交界，亦四千余里。其西南隅过杂（察瑜）外，经野番境数日程，即为英属。西北隅毗连西宁，东南隅抵四川宁远所属各州县境；东北隅乃四川、甘肃之交。

上述内容为傅嵩炑对康区地域范围的描述。在其中，傅嵩炑认为康区的最西端为丹达山。那么，丹达山同前述之卫藏与康区之间的传统分界线鲁共拉山之间有无区别呢？丹达山，位于今昌都地区边坝县城西南数十公里外，藏语称“沙工拉”山，又作“斜贡拉”“夏贡拉”山，意思为“东雪山”，丹达山顶为“鲁共拉”岭。丹达山之名来自“鲁共拉”岭东麓山脚的村名“乌金丹达”。可见，丹达山与鲁共拉山之间所指地方大体是一致的，但丹达山的区域明显大于鲁共拉山。此时，傅嵩炑提及的建省边界与长期以来形成的卫藏和康区之间的分界线大体一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以后，西藏格鲁派势力先后通过民初（1912年）的驱汉事件、民国七年（1918年）的类乌齐割草事件，将其在康区的势力范围扩大至德格一带。到1930年代的第三次康藏纠纷发生后，西藏格鲁派势力一度占据瞻对和甘孜一带地方，其在康区所控制的地域范围达到极致。反观川康方面，则丢失了自康乾以来在康区所管辖的大部分区域。不过，随着藏军被击退，这一状况很快被打破，双方最终以金沙江为界，形成对峙局面。

在民国时期西藏与川康方面的冲突之中，康藏界务问题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英国在其主导的“西姆拉”会议上抛出内藏和外藏的解决方案，红线范围几乎包括除青海湖地区和滇西北藏区以外的整个中国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势第一台阶，即整个青藏高原；蓝线沿柴达木盆地南缘向东后折向南，跨过金沙江后沿澜沧江与金沙江分水岭南下，包括了西藏与青海省北部及从打箭炉到宁静山之间的广大康区。其中，蓝线以外属于“外藏”，蓝线与红线之间的范围为“内藏”。但未能达成一致。西藏方面认为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惟在毗连地界之安宁，倘得解决，人众深蒙幸福，此即异常重要”，因此要求康藏界务问题后再确定“中藏问题”，将界务置于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地位问题之前。国民政府方面则坚持“中藏问题，应请向首先承认者，中藏是否为一家，如为一家，则边界问题，自不难解决”。

在各方的诉求之中，有两点需要我们特别提及。首先，西藏方面视康区为西藏的一部分，刻意淡化卫藏与康区之间历史上形成并早已存在的分界线，“将西藏语及西藏文化影响所到之处，全纳入西藏的范围”。其次，国民政府及川康地方势力派则希望按照卫藏与康区的传统分界线来划定川藏之间的界线。早在西姆拉会议期间，北洋政府就提出“以清末赵尔丰边军所及之地为限，允以江达为界，而江达以西归藏自治”。南京国民政府在名义上仍然坚持上述原则，但在谈判中所把握的尺度则是同意将江达以东的地方划归西藏，但昌都一带“必须划入西康范围之内”。不过，上述各方最终均未达到目的，军事分界线最终成为康藏之间的实际界线。直到解放前夕，关于康藏界线的问题仍是各方关注的焦点，并未得到妥善解决。

四 几点认识

通过上面对藏地三区中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形成演变过程的探讨，结合藏区地缘格局的基本特点，我们大体可以得出以下三点认识。

第一，藏地三区中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在唐代吐蕃时期就已有雏形。两区之间界线的形成与吐蕃以“bod-yul”和“khams”为区分的地域观及藏区不同地域之间迥然相异的自然地理环境相关联，是建立在藏区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等基础上的，两区之间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是其中最重要、最直接的自然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其各自所处的自然地理区域的特点和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差异所决定”。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形成演变过程为我们认识藏区的地域人文特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第二，藏地三区中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发展演变同历代中央王朝在藏区的施政有着密切的联系。汉藏文献中出现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地点均处于不同历史时期卫藏往来中原地区的主要通道之上。元朝在藏区设立三个行政区划第一次明确了康区和卫藏的大致管辖范围，使两区之间已经具有了相对确定的界线——“索拉甲沃”。“索拉甲沃”正处于元朝在藏区设立的驿道和明代的贡道之上。明末清初以来，川藏道成为卫藏与内地之间往来交流的主要通道，川藏道上的“工布”、“波窝”、“拉里”和“洛隆宗”等有关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地名也出现在汉藏文献记载之中，乾隆年间成书的《大清一统志》对两区之间以“鲁共拉山”为界的确定更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的大致分界。元明清时期的有关记载，不但为我们呈现了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也共同为我们勾画出了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大致走向，而鲁共拉山正是其中具有标志性的地理分界线。这些均说明，中央王朝对藏区的施政一直影响着卫藏与康区之间界线的发展演变。

第三，近代频繁发生的康藏纠纷，其中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康藏界务争端，而这又牵扯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问题。此时，元代以来所形成、演变而来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已然作为藏区传统地理概念中的卫藏与康区之间的界线得到人们的认同和传播，清朝和民国政府也在康藏界线问题的争论中参照了这一界线。不过，西藏及川康方面等涉事各方的控制线最终成为康藏之间的实际界线，但各方有关康藏之间界线的诉求却远未停息。当时，西藏方面无视卫藏与康区之间历史形成并早已存在的分界线，将康区视为西藏的一部分。国民政府及川康地方实力派则以藏族传统地理概念中的卫藏与康区的分界线作为界线划分依据。整个民国时期，各方之间冲突和对峙所形成的军事防线成为康藏之间的实际界线，第三次康藏纠纷所形成的西藏在康区的暂时疆界，事实上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新中国建立后川、藏两省（区）之间的行政分界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