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资料收集与运用

研究问题决定了可能获得资料的方法，所以从研究问题出发，本研究主要采用的资料收集方法有：文献收集与分析、个案访谈法、参与式观察法以及口述史。

首先，文献收集与分析。在预调查中主要通过文献法对该县国民经济发展以及历史概况等内容有了初步了解。同时对《W县志》、政府官网、相关新闻报道等内容进行查阅了解。进入实地后我通过参与式观察和非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对当地环境状况与组织介入情况有了了解，这为后来的深入调研提供了丰富的背景性材料。

其次，在正式调研中，主要通过个案访谈、参与式观察和口述史方法收集一手资料。在调研过程中时刻保持对新鲜事物的敏感度，用手机记录所到之处的照片和收集田野实物等。在进入实地调研之前，我的老师一再叮嘱尽量收集一切能收集到的一手资料，如县志，统计年鉴，政府公报和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环境监测报告，公告，等等。老师的建议我一直铭记在心，因此在下田野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将可能涉及的部门、人群以及可能收集到的资料都一一列出来了，避免遗漏。因此，每到一个调查点，我时刻记得用相机记录看到的，用录音笔记录听到的和想到的，向县政府和乡镇政府部门索要相关的文字材料和电子材料，主要包括政策性文件、会议记录、专项数据资料以及各种政策措施的正式文本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留下了我所访谈调研的各部门相关负责人的电话、邮箱和qq等联系方式，以备在后来的资料整理和写作中对可能遇到的困惑向他们请教。他们非常愿意也很理解，并提醒我：“回去后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在网上或电话联系，你来一趟也不容易。”qq等联系方式对我后来整理和完善资料有很大帮助，可以让我时刻跟踪了解退耕还林工程的近况以及与被访谈者联络感情，也为我第三阶段进一步深入实地调研奠定更牢固的基础。

在访谈中，我尽量记录被访者的原话，以便在分析时能更好地把握他们的真实思想。时间紧、任务重，每天晚上都要整理四五个小时的录音，但为了对最新的资料保持敏感度和减少信息损失，我坚持每天将当天的录音整理出来后才休息。在整理过程中，我将大脑中一时闪过的想法以批注的形式记录下来。在村层面访谈共60余人，分别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进行访谈，而对60岁以上的人（占村常住人口的80%以上，他们是当前农村的主要劳动力，这与当前中国大部分乡村现状一致，18～60岁的青壮年都外出务工，留守的是老人和孩子）主要采用口述史的方法让他们重现乡村的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历史场景，这有利于与当前村庄发展现状形成对比分析。通过对村里面几个老书记、老会计的深度访谈，初步对该村历史的全貌有所了解，老人虽然有过亲身经历，但毕竟年月相距已远，他们回忆关于村庄的很多内容存在前后矛盾，在具体事件的时间上也有所混乱。所幸的是大部分的矛盾和遗漏的内容在村主任那里都能找到答案，虽然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个人的偏见，但研究者可针对困惑或矛盾的问题，通过与不同的村民进行交流，做多方印证和进行逻辑性分析。

本研究的一手资料收集主要分为五个层次：一是中央政府层面，主要通过国家林业局网站查阅关于退耕还林的相关政策以及效果评估报告等。二是县政府层面，主要包括县经济发展报告、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W县统计年鉴、W县志、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10年）、环境监测报告（包括水、大气、噪声等监测报告）、退耕还林相关政策以及数据统计、天然林保护相关政策及数据资料、蚕桑办相关资料和数据，等等。三是乡镇政府层面，主要包括村层面退耕还林、种粮补贴、高山移民、村庄环境连片整治等相关政策和数据资料等。四是村委干部层面，主要包括村书记手绘村地图、原来村社规划图片、W县户口簿、农村经济统计表、村主任工作笔记、村主任打官司的文书、用章证明、村社会议记录、走访地点相关照片等一手资料和实地实物。五是村民层面，主要采用面对面的访谈、参与式观察方法收集村民的日常生活、生计方式、对环境的意识以及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态度，对耕种的行动与态度以及与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层面的互动等。对于村民及村干部进行访谈的地点相当灵活，有可能在田间，也可能在地头，我对一个老书记的访谈是在他犁田的地里以与他聊天的方式完成的，这样既不耽搁他犁地，也很自然地得到了我想要的信息。另外，通过网络资源对W县的历史社会变迁以及退耕还林过程中凸显的问题和事件报道做了初步了解，有利于以此为线索进一步发现政策实践过程的可深入追踪的个案（见表2-1）。

表2-1 资料收集方法及不同资料文本获得层次结构表

资料来源：据实地调研整理。

注：表2-1中关于资料收集对象，仅指每个层次中对象人员，而针对与退耕还林政策相关的关键人物及机构，如县林业局退耕办、乡镇以及村社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多次深入的访谈。具体田野访谈获得资料信息详见附录6:“收集文本资料目录”。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当谈到东溪村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弊病”、“隐秘”，特别是“不光彩的过去”的事情，不管是村民还是村干部，各级政府官员都讳莫如深，不愿道出其中的实情。如果研究者与被调查者是非亲非故的关系，一般很难得到真实的情况。但当地村民都愿意把研究者当作“记者”看待，愿意向研究者反映一些用水、用电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我引入访谈主题屡试不爽的策略，但一提到有关退耕还林政策的弊病，还是很难得到真实的信息。是故，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退耕还林政策已经实施10年，政策的执行已经形成固定模式，观察到“隐秘”内容更加困难）会陷入困境。书中的几个文本都是经过深度访谈，各种官方、半官方的资料以及自身经历和观察而“构建”起来的。有关东溪村当时实施退耕还林政策过程中的争议和矛盾，当时的村支部书记（现任村会计——G会计）是文本中的一个关键人物，但从现任村主任（当时辞职外出务工未参与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和村民的访谈之后，了解到G会计的为人。虽然我认为对他的访谈可能意义不大——他在村里的口碑一直不好，不受村民拥护，但他是当时政策实施的操作者，所以最终还是决定找他详谈。多次电话预约都被他以很忙不在家，或在镇里办事等婉拒，最后一次他终于答应让我去他家，但最后的访谈如最初预计那样草草收场，没有得到有价值的信息。所幸的是，在我8月份驻村的时候刚好碰上举家外迁到县城陪孙子上学的前任村主任（他是退耕还林政策实施当年在任的村主任，W主任）刚好回老家避暑。在第二阶段调查中现任村主任（H主任）及其妻子多次侧面提醒我不要去找W主任，从他们语焉不详的话语中我了解到，当年W主任跟现任村委干部之间因为退耕还林政策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情，加之后来身体状况，W主任被乡镇领导撤职后就没有干了，他可能心存很多不满。基于一些困惑以及无法从G会计口中获得信息，我打算亲自去找这个可能是唯一能向我讲述和描绘当年政策实施情景的W主任。我想方设法避开H主任，找到了构建文本的这个关键人物——W主任（自2005年赋闲在家），他看过我的介绍信后（我想他也将我看作记者），很快得到了他的信任。我个人猜想，可能一方面是他对村里面的很多不公和个人遭遇的两场官司一直心存怨气，希望有人去反映，而他将我看作合适的人选；另一方面可能基于对现任村委干部的不满，愿意向我讲述当年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以及与村书记和会计之间的矛盾。他跟我详细交谈了整整两个下午，亲自带着我上山指认了他们社中存在问题的“小班”地块；他还特地回县城取回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当年有关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小班规划情况以及打官司的所有文本材料（在他同意的情况下我留下了所有的照片），由此了解到当年东溪村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也为我完成文本提供了重要保障。

另一文本的构建，起始于2013年3月我在乡政府与林业办公室人员访谈的时候，碰到邻村（N村）的村主任（T主任）来政府办事并与我交谈，在谈及自留山林和退耕还林相关问题中，他提到他们村的村委班子成员全部因为退耕还林补偿款项的贪污而被捕入狱。后来在东溪村我也听到了有关N村的各种“马路消息”，初步对他们村的情况有所了解，并于8月找到T主任以及当时负责该村的驻村干部（L主任），向他们了解到当时该村在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村干部、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复杂矛盾关系及导致的政策整改问题等内容。

需要说明的是，研究中引用的一些文本情节和一些事实并不完整，但可以从中洞悉政策实施过程中不同行动者互动而使政策发生变化的不同规则和逻辑。不得不反省的是，为了避免建构起来的文本可能存在的片面性进而基于此分析和解释带来的误差，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逻辑分析、常识分析和多方佐证的方法。在访谈现场，对于前后矛盾或与常识不同的说法进行追问和质疑；对于可疑事实了解不同访谈者的看法，确认事实描述的真实性。

本研究的整个田野调研分三个阶段进行，共67天，正式访谈人数累计64人次，访谈关键人物有10人左右，一般人物访谈通常1～2个小时，针对关键人物和重点对象都进行了多次且长时间的深度访谈，大多访谈一个下午约4个多小时。此外还在走访过程中开展很多非正式的访谈，对一些有价值的信息会有相应的照片或录音记录。所有的访谈都是开放式的，因为针对关键人物的访谈若采用结构式的提纲形式会有很大的限制，可能丢失很多重要的信息。对此，我每次访谈前，都会根据访谈的目的和关键问题事先想好相应的提出问题的思路，在具体的访谈过程中据实际情况适时调整访谈提纲内容，并不断总结经验，弥补可能遗漏的问题和对相应无价值的问题进行处理。对所有访谈人员的访谈录音都进行文字转化（约30万字），有的访谈为了防止关键人物的避讳而失去宝贵信息，当场只能做简单的笔记或大脑记忆，于是在访谈后及时根据回忆整理相关内容。此外，在访谈过程中收集了大量的文本资料、数据、实物以及一手照片资料等。为了使研究不成为可能影响当事人平静生活的一个因素，在资料呈现过程中对所调查的村与乡镇名称以及调研所涉及的人物名称都做了技术处理，所有这些，都是遵循田野研究的既有规范进行的。

本研究不是单纯讲故事，需要利用访谈资料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分析、提炼和一般化概括，最终发现政策实践不同形态中各个政策执行主体的特点、影响因素与实践逻辑。研究中需要遵循“从资料中发现问题”，即从实证到理论的原则。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即在环境政策地方实践的形态的研究中，试图回答一直困扰着我的一个问题：“中国环境保护工作几乎与世界关注环境治理同步发展，但为什么目前逐步完善的政策法规体系却出现‘边治理、边污染’的环境衰退的困境，环境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受到哪些复杂因素的影响而导致政策扭曲和变形？”根据研究问题建立研究框架并利用在特定时空下收集的资料对退耕还林政策的执行过程进行分析，其核心是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行动者如何利用自身的资源对规范性计划进行策略性行动，为行动创造更大的空间和机会，最终呈现政策实践形态演变的整个过程。

布坎南认为，只有个体才是选择和行动的唯一和最终实体，任何关于社会互动过程的理解都必须建立在对过程参与者的行为分析的基础上（布坎南，1985:21）。结合众多学者将“结构-制度”与“过程-事件”分析策略勾连起来的各种尝试，在本研究中将行动分析与结构分析关联起来，既关注政策规范对行动者的约束和制约，又重视在特定情境中行动者依靠自身的资源创造、运用和解释政策最终使政策执行发生流变的动态过程；同时明确以地方性知识为基础的话语不断建构行动者资源创造、运用以及政策解读，话语实践揭示的是行动者背后的“权力-利益”网络逻辑，从而构建政策地方实践的多元化图景。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不仅需要了解行动者对政策和环境的价值判断以及他们的解读与论述，而且还要辨明行动者在做出行为选择时所受到的正式规则与非正式规则（如地方性知识、日常生活经验）的约束。本书是以个案研究的形式对退耕还林政策执行进行的经验实证研究，社会学方法论的优势在于实证，因而在研究中必须对实例中的行为和过程进行抽象。“理论实证是一种逻辑演绎，而经验实证却不仅仅是一种经验归纳”（张曙光，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