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调查点的选择与进入
(一)调查点选择
调查点的选择决定了研究资料获取以及研究问题的深入挖掘的可能性,需要充分考虑宏观与微观层面的因素。在宏观层面,选择渝东北大巴山区W县为研究地点有几个原因。
首先,W县地处大巴山的南麓,属于渝东北翼11区县之一,也是三峡库区的重要县,境内有多条河流共同汇入长江一级支流——大宁河。大宁河下游流经巫山和奉节县注入长江,所以该县的生态建设和水土保持对长江流域以及三峡库区具有重要的意义;该县是重庆市退耕还林实施的重点县(截至2012年全县退耕还林面积为22.5万亩,占重庆市退耕还林总面积的3.4%)。其次,W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12年县GDP收入为53.1亿元,地方财政年收入仅7.3亿元),而贫困与生态脆弱、经济贫困与生态恢复和建设密切相关;选择贫困地区的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作为试点更能反映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矛盾如何实现一种均衡。再次,关于政策系统效应方面的考察,重庆自2008年来实施的一系列“惠农”创新试点政策,如户籍改革中的“五件衣服”等,为当地退耕还林政策的影响作用分析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经济环境。最后,在重庆市经济发展的功能分区中,W县属于渝东北的11个生态涵养发展区之一(主要以长江主要支流覆盖的区县为主,属于库区县,且地处欠发展地区),该区对水环境保护力度要求较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该县的经济发展。该县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森林覆盖率将达到53%,超过年度计划1个百分点,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约束性指标,可见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之间呈现了一种紧张的关系。因此选择该县作为调查点能更好地反映退耕还林政策实施中可能面临的自上以及自下的各方压力与困境,由于东溪村属于三峡库区、生态涵养限制发展区、国家贫困县地区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情境更能反映政策执行过程中不同的行动者的复杂互动关系和策略性行为选择的逻辑。
在微观层面对调研村庄的选择也涉及多方面的因素。本研究主要以单个村庄为例展开分析,希望通过近距离、深入地发现和理解政策实施的真实情况。当然,如果能选择不同类型乡镇的村庄展开政策实施过程的田野调研,并进行概括比较,将会更加全面,但限于个人的能力、时间和经费,并考虑调研点进入与收集资料的方便,研究者选取渝东北W县S镇的东溪村的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进行深入调研。
(二)获准进入与研究关系建立
在研究关系建立中,关键有两点,一是语言无障碍,二是找到守门人。在语言上,由于该县是重庆的一个县,离主城有500多公里,地处渝陕鄂三省(市)交界处,语言基本以重庆话与四川话为主,研究者作为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在语言沟通方面基本无障碍。从重庆主城区到达W县只有两种方式,一是水路,二是公路,不通铁路。每天从主城区有3趟大巴车到W县,车程为9个半小时。该县位于三峡重要风景区“小三峡”的大宁河源头,可以乘坐旅游船到达,从重庆朝天门码头出发途径奉节县转乘小型旅游船沿大宁河而上,一般要历时两天左右。到达W县城以后,需要在县城客运中心转乘县际小客车经过1个小时左右车程到达S镇,该路段沿着大宁河一侧的山谷修建,汽车在崇山峻岭中穿梭,沿途可谓风光旖旎,清澈泛蓝的大宁河水时而宁静时而湍急,山脚靠水的古时栈道孔清晰可见,途经盐文化浓厚的宁厂古镇,沿河岸的古老破败的建筑见证了当时制盐业发展的繁荣。到了S镇之后还需要搭乘当地最普遍的交通工具——摩托车,约10分钟,若步行则约40分钟,才可以到达笔者所入住的东溪村H主任家。
在本研究中,关键守门人的寻找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依托在当地开展农村社区建设的一个社会组织进入,通过参加该组织的活动以及试点的走访观察,与该组织对接的县级层面相关部门(县群众工作部,下文简称“群工部”)的负责人以及乡镇层面主要领导和当地的村民精英建立了良好关系,这些领导、负责人和乡村精英对笔者下一阶段顺利开展调研工作具有关键作用。第二阶段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脱离组织关系以个人名义进入村庄,相比之下这次进入较第一次难度更大,面临着更多不可预期的困难,需要通过个人的努力打通县级层面、乡镇层面、村委层面以及村民等各层级关系。到了实地后笔者才发现,介绍信在进入县级层面的各级部门时很难发挥作用,如果没有内部相关人员的介绍根本无法找到部门的责任人;然而进入村庄相对比较容易,但村民对正式程序上的介绍信根本不懂。简单地说,介绍信在正式与非正式环节都没有起到理想中的效用。但幸运的是在第一阶段的调研中与当地政府群工部负责人以及S镇的书记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第二阶段在东溪村的调查的全面铺开以及第三阶段的深入调研奠定了基础,他们也是我进入东溪村和县相关部门的关键守门人。在守门人的帮助下,笔者进入了各个层面并获得了宝贵的一手资料。
首先,笔者通过之前结识的县层面群工部相关负责人获得了再次进入的许可,并在他的帮助下,打通与县相关部门关系,如林业局、环保局、发改委、统计局、县志办以及群工部等部门,取得了对这些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的机会,获得了大量重要的文献数据材料。其次,通过之前认识的S镇的领导,对所属乡镇进行全貌了解,并通过他得到乡镇政府各部门和领导(如农业服务中心、统计办公室、党政办、计划与人口办公室、林业办公室等和镇长书记与人大常委会主席)的支持和配合,获得乡镇层面相关部门的访谈和大量资料;在乡镇领导的推荐下,获得了进入到东溪村的许可。再次,通过乡村精英认识了东溪村村干部(村委支书和村主任),由于有乡镇领导的推荐,笔者在村层面的进入就相对容易,在得到村主任和村书记的允许下笔者参与了各项村务活动、乡村大型活动以及村突发事件解决等工作,这为笔者后期开展主题调研提供了丰富的背景知识并建立了与村民之间熟识的人际关系和信任基础。最后,通过村主任和支部书记,笔者有幸获得了村主任的同意并入住到他家,由此正式拉开了田野调研的序幕。
在获得同意的过程中有一段有趣的经历。2013年3月6日,在没有获得任何自上而下的正式许可下,笔者直接奔去了S镇的东溪村,整整一上午走访了3户农家后发现没有针对性的入户面临诸多问题:一是村民对外来者有防备心理,不愿意多说;二是很难得到比较有价值的信息。这也是笔者第一次体会到一个行政村实在是太大,尤其是在山高坡陡的山区,村民居住分散,想在短时间内靠步行了解一个村的全貌是无法实现的,并且天公不作美,下午突如其来的一场暴雨浇灭了笔者高昂的热情,在失望中赶回了县城。在回县城的路上,笔者不断反思和总结并从长计议。第二天(即3月7日)笔者改变策略再一次进入东溪村。上午不到8点笔者就坐上往S镇的小客车,大约9点在S镇(沿着河谷而建的小镇)下车后直接叫了一个摩托车师傅让他带我到东溪村村委办公室。路上,摩托车师傅听笔者是外地口音,以为笔者是记者要去村委会采访。经过大约15分钟师傅就把笔者从山脚的小镇载到了坐落在油菜花海中的一栋三层小楼门前,这栋楼背后是一栋2层小楼,墙上的“东溪村服务中心”几个红色大字十分醒目。后来笔者才知道,前面这栋楼房就是村支部书记L书记的家。下摩托车后,恰巧碰上村委会在开会,于是一直等到临近中午12点他们散会后笔者才找到了L书记,向他说明来意后,他实在太忙抽不开身与笔者坐下来交谈,于是让笔者找村主任H主任。H主任是一个比较细心谨慎的人,在我给他介绍信后,他还要求看笔者的学生证和身份证,在确认身份后他才同意与我交谈。整整一下午,H主任在村委办公室详细而耐心地给我讲述了东溪村在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乡村发展变迁历史等方面的内容,让笔者对东溪村有了全貌性的了解。正因为H主任的介绍,果断决定了将东溪村作为深入个案研究的田野地点。我们相谈甚欢而不觉天色已晚,由于我必须赶回县城,笔者借此向H主任提出请求,希望他能帮忙在村里找一家农户入住下来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东溪村。我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即3月8日)大清早就给H主任打电话,试探性地问他是否已经给我找到住处,结果在电话那头他迟疑了一会儿后,比较勉强地说:“你就来我家吧!”虽然是一种勉强的同意,但那时的我不知道有多么的兴奋和感动,这是一种似流浪者获得收留后的感激,也是一种从心底里被人接纳和认可的感动。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一刻不停留地拎着行李赶往H主任家,当天中午我就找到了H主任家,认识了他家里的另一个成员——H主任的妻子G阿姨。这样我就名正言顺地正式入住东溪村了,为我广泛而深入地了解东溪打开了广阔的田野空间。
巧合的是H主任在东溪村已有30年的工作经验,做过村会计、主任、支部书记。这为我从一个村干部的生命历程了解整个村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通过他的帮助我首先获得了与该村一些重要人物(如老村长、老会计、老书记、村庄精英等)的深入交流机会,全面了解到历史中的村庄,并且每天晚上都能针对当天的疑惑向村主任求教,得到一些意想不到收获。此外,在该村下设的7个社社长的帮助下进入到村民家庭,获得与他们进入日常交流和互动的机会。
最后,在明确调研问题和主题后我第三次进入该村,由于与该村以及村主任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使该阶段的进入在前两个阶段基础上显得游刃有余,但在实际的田野调查过程中又面临很多更加具体的困难,如选择进入乡村与研究主题的契合性,深入挖掘研究问题的可能性,重点个案的发掘和资料获得的可能性,县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再次访谈的可能性,等等。
(三)目标样本选择
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应该到所观察的对象中间去观察、体验和学习。条件允许,还可以与研究对象一起生活和工作一段时间,深入当地仔细观察以了解情况。我采取与某个家庭亲密接触、长期住在一个家庭中的策略。因为得到当地人的认可和接纳后,才能真正进入田野,从他们的言行和生活细节中了解更多的鲜为人知的重要信息,从而增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真正做到“从实求知”不容易,但在田野中秉承这样的信念就会有更多的收获。本研究中退耕还林政策实践过程所涉及的目标群体比较广泛,随着不同阶段的进入和调研的不断深入样本对象有所差异。
本研究的田野调研共分为三个阶段,总共67天。第一阶段,摸底调查及关系建立阶段(2012年8月20~9月2日,共14天)。该阶段主要依托一个乡村建设社会组织进入,鉴于时间关系,我对社会组织在4个村开展试点工作进行走访调研并和与之对接的县相关部门负责人、社会组织负责人以及乡镇领导和乡村精英建立了关系。
第二阶段,全面铺开阶段(2013年3月2日~4月5日,共计34天)。该阶段是以个人研究的名义进入田野展开调查,经过各种努力进入W县S镇东溪村后,从宏观层面对该村展开了关于“社会变迁与环境演化关系”的全面调查了解。该阶段正好赶上了东溪村最美而繁忙的季节,经历了当地一年一度盛大的菜花节,我参与了村社为迎接节日而组织村民处理垃圾的活动,跟着他们一起为春耕组织村民疏通檐沟而测工,因为春旱而与村民一起找水,等等。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对东溪村的社会、环境、人文等各方面有了全面的了解。回来后与老师商量,老师觉得我的面铺得太宽,不容易深入下去,建议我选取其中一个比较小的方向,以小见大,“小题大做”,把研究做得细致、深入一些。老师建议以对该村社会经济和环境影响比较大的退耕还林政策实践过程作为研究的切入点,对该项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全面的了解和研究,对政策参与过程中的各个主体的行动进行分析,总结归纳政策实践的策略与逻辑,为环境与社会关系模型做一些实证的积累和理论铺垫。这也是接下来再次进入该村需要深入了解和调研的重点。该阶段主要涉及的调研目标群体包括:该村的村民、村委层面的主要干部(村支书、村主任、会计、林业员、综合治理员、计生专干以及各社社长)、乡镇政府层面的主要领导(书记、镇长、人大常委会主席)和相关部门(如林业办公室、农业服务中心、统计办公室等)、县层面主要部门(如环保局、林业局、统计局、发改委、群工部、县志办等)及负责人。
第三阶段,深入主题调研阶段(2013年8月8日~8月26日,共计19天)。该阶段在前两阶段的关系建立以及对研究问题进一步明确的基础上,对东溪村退耕还林政策实践过程以及个别突发事件展开深入的探究。该阶段主要面临的挑战是,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从不同层次围绕“退耕还林政策实践的过程”的展开调研,并探究其中发生的特殊案例以及焦点事件的隐秘文本。调研中发现,从村民群体获得的信息很容易达到饱和,很难在村民中发现特殊案例。随着我与村民、村委会关系的进一步深入,发现2001年的“合村并组”村社体制改革对村委干部利益关系结构有很大的影响,从而引出原村主任与现村委干部群体之间由于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的矛盾,于是为了防止现任村干部的影响,经过一番努力我对原村主任(WJS)进行了两次深入访谈,并获得了当时东溪村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重要事件文本。与村主任建立关系的日常交流中了解到现东溪村村委会干部班子内部的利益关系以及关于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的争议等各种宝贵的文本资料。该阶段主要的目标群体涉及:村民、村干部、乡镇干部(尤其是退耕还林政策实施过程中的负责人,如村支两委、乡镇驻村干部、林业办公室负责人等)、县林业局干部(退耕办、天保办、蚕桑办主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