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这是一本也许再花两年或更久时间才能让人比较满意的小书。从2008年动笔到现在，它的并不算太早的早出，主要是由于笔者感到过了不惑之年的人，剩余的高效的学术生命已不算太多，而前方尚有大片未开发的学术密林有待探险。
笔者感到比较大的遗憾是，“导论”对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探讨未能置诸更大的学术场域。一是未能有效地展示出近代以来《论语》注疏与同期《大学》《孟子》《中庸》注疏之间的互动，与同期儒学研究之间的互动，以及与同期中哲、西哲、马哲研究之间的互动。二是未能较为切近地勾勒出近代以来《论语》注疏在中国的发展与其在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的发展相互间的互动轨迹。目前，“导论”主要只是描绘了近代以来《论语》注疏基本格局的形成过程各个阶段及其主要特点。同时，笔者感到比较大的遗憾是，“导论”对所涉及的近代史的把握还相当粗浅，且是以描述性的方式而不是以致诘式的方式来切入。以上两点不足，也许再花上更多时间，才可稍有弥补，但目前却只能让拙稿以现在的面目问世了。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拙稿其他地方就完美无缺了。只是相较而言，笔者对那些地方略有信心罢了。首先，诚如上文所言，“导论”重在描述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嬗变过程，点出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并试图探究《论语》注疏的现代之路。受篇幅限制，详于1870～1895年、1895～1919年、1919～1949年前三阶段，尤其是第三阶段，略于1949～2010年第四阶段。这主要是由于学界至今对前三阶段有代表性注本的发现虽已逐渐增多，但遗珠不少，笔者感到有必要较全面缕述下这三个阶段。其次，也由于前三阶段处于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各种发展的可能性比较丰富，容易惹人兴致，而影响第四阶段的文化思潮则相对单调。最后，最重要的是，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大体格局在第三阶段末已基本成型，往后的70年，只是在变化了的时空里分流式地继续。因此，第四阶段便略写了。好在书末有两个附录，一是《钱穆先生〈论语新解〉探微——以“学为人之道”为致思线索》，另一个是《近代以来〈论语〉注疏的又一范本——读黄克剑的〈论语疏解〉》。这两位注家均属于第四阶段，一个为港台地区，另一个为大陆，各有代表性。可资参考。至于正文，涉及第四阶段注本的文字随处可见。
拙书正文分为三大部分。“上编”认为，近代以来《论语》注疏在体例上有明显突破，此即“依篇疏解”、“就章迻译”、“按句疏证”，因此这部分重在考辨有代表性注本在这方面的尝试。“中编”看起来更像是辨析《论语》注疏的传统做法的延续，即就有争议的章句，选取重要注本，一一予以辩说。不过，这部分其实缺了一章。自从郑玄《论语注》敦煌残本被发现、定州《论语》竹简本重见天日以来，学界便开始整理，并利用它们来考订《论语》世传本。拙书应对此有所介绍。只是笔者意识到这点已是在全书完成之后，而拙书篇幅显然已过长。“下编”将贯穿《论语》全书的大义提炼为四个论题：义利之辨、文质之辨、形上形下之辨、内圣外王之辨，在此四论题下，论说近代以来各有代表性注本之得失。相较而言，这部分是正文部分义理性最强的，亦是视野最宏阔的，笔者的《论语》观就此暴露无遗。“上编”则意在彰显近代以来《论语》注疏最明显的新创获，尤其是第一章对“依篇疏解”体例的讨论，相信会引起不小的争议。“中编”看起来跟传统差别不大，但在章句义蕴的反复推敲中，却是最能考验论说之笃实与否。
笔者领略《论语》之路，有两位向导，一位是朱子的《四书集注》，另一位是导师黄克剑先生的《论语疏解》（初版名为《论语解读》）。犹记得2006年秋，老师自人民大学文学院转入国学院，次年春季，即开始以朱子的《四书集注》为底本逐字逐句讲解《论语》。笔者从这学期起便开始旁听，此后听过多次，课后常反复抄、读从古至今各种《论语》注疏，尤嗜好李颙《四书反身录》这类以修身为主的注疏。不止笔记本上的字密密麻麻，课本的天头地脚也无处插针。那段时间，坐公车时，最喜欢就是手吊在车环上，心在默诵章句，忘了就拿出《集注》瞅瞅。在天津的单位九点才上班，住在北京的笔者总是八点二十就到单位大门，九点不早不晚一分到所里，这中间的半个来小时便在图书馆门前回廊度过。那戴着羽绒服帽子，套着手套，捧着《集注》逐句温习朱子注疏的冬日清晨，真是让人难忘。就在这反复阅读、揣摩各种注疏的过程中，《论语》的义理一点一滴渗入笔者心灵。而在这过程中，笔者总是有很多疑问，于是便时常向老师请教。老师大扣大鸣，小扣小鸣，笔者问得深，老师就谈得久，笔者问得浅，老师就谈得简。笔记做满了各种纸张。大概很少章句没有被深究过。如此情形，差不多持续了三年。附录二《读黄克剑先生的〈论语疏解〉》一文，因此于笔者有深切的纪念意义。不过，此文所透露的也是拙书的立足点，笔者有意选此文为附录，主要是为了读者便于了解拙书论说背后的义理构架。但拙书这立足点的选择并非出于私意，笔者相信，诸君倘读完全书，会同意这一判断。需特别申明的是，笔者没有丝毫以老师的注本抑扬其他注本之意，若拙书行文引起了哪怕是一丝一毫这方面的误会，都是笔者的错。这不仅是对其他穷年累月于注疏的注家的不敬，亦是对老师这位总是教诲笔者为人处事要谦退厚道的长者的不敬。恳请诸君谅宥，请相信这绝非笔者本心。
16年前，在笔者还是个刚入校的博士生时，导师黄克剑先生送了笔者那一届弟子一段话，那话是出自宗白华先生译的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第162～163页脚注，老师借此勉励我们要对学术怀着“神圣的战栗”以引起“庄严的注意”。那段话是这样的：“大概从来没有人说出过某一更加崇高的东西，或一个思想曾被更崇高地表达出来过，像在那伊惜斯（lsis自然母亲）庙上所写的话：‘我，一切存在的，曾经存在的，将存在的总体，没一个有死的人曾揭开过我的面幕。’赛格耐尔（Segner）曾在他的意义丰富的著作《自然论》书面图版上利用了这观念，以便他准备引入这庙宇的学生先期被这神圣的战栗所充塞，这个战栗调整他的心情进入庄严的注意。”16年过去了，回想起当时接过老师抄在纸上的那段话，还是感到同样的亲切，只是，在这亲切感中，多了一份羞愧、惶恐：时时保持“神圣的战栗”、“庄严的注意”，这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啊！拙稿在写作的过程中，不知放失了多少次这“神圣”、 “庄严”了！而且，即便有“神圣”、“庄严”的时刻，所论说的就一定尽妥么？拙稿问世在即，恳请方家不吝批评、指正。
陈洪杏
2018年3月8日深夜于福州小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