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跨进近代门槛的《论语》注疏

引言 西学：“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入侵者？

大半个世纪以前，蒋梦麟曾形象地比较过19、20世纪的中国人对佛教、基督教东渐中土不同方式的印象，其谓：“慢慢地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认为如来佛是骑着白象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这当然主要是一种错觉，诚然有部分传教士、信徒确实依仗教会胡作非为。而且，正如蒋氏指出的，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东传早期亦是和平的；蒋氏所说的中国人，也不能包括澳门及与之毗邻的香山一带自16世纪起便与洋人密切接触，对洋人有一定了解的普通民众。

据载，1552年12月，西班牙耶稣会士方济各·沙勿略（Francisco Javier, 1506～1552）踏上了广东的上川岛。此后，受过良好科学训练甚至其自身即是科学家的耶稣会士络绎不绝经由澳门进入内陆，他们一手捧着《圣经》，一手携着在其看来足以引发中国人尤其是士大夫阶层好奇、赞叹的科学、技术。在利玛窦（Francis Xavier, 1506～1552）、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南怀仁（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等人的努力下，天主教在中国持续发展，到1700年左右，教徒总数已有20万人，传教士亦达153人。不过，之后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敬孔祭祖，天主教和中国民间祭祀礼仪之争不断升级，康熙皇帝遂于1720年颁布禁教令，天主教的传播从此转入地下，其被官方目为类似于“白莲”、“无为”的“异端”、“邪教”。截至彼时，天主教传教士留下了多达186种人文、自然类的汉译西著。但这些新颖有趣的著作，只在明清之际部分士人中激起心灵的回响。唯一一定程度上曾引起明清政权更迭、对中国社会变迁影响颇大的西洋技术，大概要算由葡人传入的制造佛郎机炮、红衣炮的技术了。但普通民众对这点并不了解，并且自清政权逐渐稳固后，这方面的军事技术也日渐衰落。可以说，随着中国禁教令的颁布、罗马教廷于1773年对耶稣会的解散和清政权的稳固，西学对中国的影响便走向式微。倒是澳门、香山一带的民众，自16世纪起，日与葡人往来，或与之通商，或为其领航，或充其仆役，或任其买办，或与之通婚、同居，甚至入教会学校读书，接受施洗，乃至出洋，等等。这些帝国的“边缘人”，由于中西交通，意外获得原来帝国体制难以提供的谋生机会，甚至有望由此以别种方式在帝国体制内得到擢升，因此即便洋人、西学在广袤的帝国陆地深受排斥，他们亦不至于仇视洋人，敌视西学。他们较熟悉西方文化，甚至对之有一定兴趣。不过为其所熟悉、感兴趣的西学，就现存有限史料来看，更多仍是局限于谋生或日常生活方面。

1807年，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872～1834）途经澳门到了广州，新教传教士自此陆续入华，西学东渐翻开新的一页。不过，新教在华的早期传播可谓步履维艰，聚居于澳门的天主教传教士所怀的猜忌、敌意，帝国禁教令的长期实施，这些都造成了严重障碍。到19世纪中叶，传教士在广州、澳门、南洋一带留下的历史、地理、经济类的中文著作、杂志并不多。其中值得一提的，有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编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该书对梁廷枏的《合省图说》、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的《瀛环志略》都曾有过相当影响。此外，由郭实腊（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1803～1851）创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发行量曾达每月900份，这份在华人世界受到一定关注的报刊，被魏源的《海国图志》援引了28处。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的初版于1818年的《生意公平聚益法》亦分别于1832年、1847年两度再版于澳门、宁波。但现有材料并未能证实华人、侨胞曾对西学表现出太大的超出信教或谋生的热情。

与民众精神上的封闭性可相互印证的是，这个以天朝自居的帝国从来就不屑于了解世界的局势，更不消说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也不消说法国大革命、英国产业革命、德国古典哲学，即便是对迫在眉睫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亦茫无所知。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14、15世纪以来，以中国、印度尤其是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区域内的贸易逐渐扩大，差不多到了16世纪，中国俨然成了世界白银尤其是经由欧洲的拉丁白银的“秘窖”，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彼时，广泛充当货币的白银有相当部分——自1775年后则几乎全部——源于美洲，其结果便是，由于缺乏货币主权意识、货币结构不合理，中国经济实际上已过深卷入国际市场，一旦国际市场有所波动，其必将动荡不已。最直接的危机便是，1810至1830年间拉丁美洲爆发民族独立运动，地方政府无力维系银矿开采，金银生产因此衰退，全球白银供应减少大约50%。不但中国生丝、茶叶出口市场萎缩，而且由于白银在中国比其他地区昂贵的套汇基础此时也已消失，国外旨在换取套汇的白银不再涌入，同时，输入鸦片以换取中国白银，则因英国白银短缺、急需白银而大受刺激。19世纪前期中国因此经历了历史上最严重的白银外流，整个国家陷入贫困、动荡，甚至后来还诱发了太平天国运动。然而，当时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还没有世界性眼光，更不用说借此以反省自身的缺陷了，举国上下几乎无一不把这场白银危机简单归咎于鸦片输入，一时之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弥漫了朝野。类似这种粗暴地诉诸民族主义的事件，在中国近代一再上演。

可以说，直到19世纪中叶，从西方发射来的炮弹一再击中了中国这个早就丧失了自我反省能力的庞然大物，西学这才开始引起它惊诧而痛楚的注意。而这种注意，从一开始就伴随着混合了对剧烈的天朝陷落之失落感的有意无意的误读、曲解，这误读、曲解里，就包含了以浓重的敌对情绪来看待西学，将其视之为“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入侵者。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便诞生于这样的时代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