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论语》注疏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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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论语》若干迻译示例辩难

一 “就章迻译”：从“话解”到“译文”

近代以来的《论语》注疏，体例方面最显著的变化莫过于“就章迻译”开始被广泛采用。至迟，自清末起便陆续有学人忧虑前贤诸注“足以资博览，而不可以便初学”，开始尝试以“话解”方式讲说《论语》, “使穷乡僻壤，家置一编，虽无贤师长之指示，皆开卷了然于心目”。林寿图：《论语话解·序》，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据清同治、光绪年间刊刻本影印，1990，第2页。是序作于同治十三年（1874）暮春。所谓“话解”，即以浅白之语逐句详细讲说，间或夹以注者对句意的简略敷衍，不过此敷衍并非以申达注者之意为能事，而是以传示原意为务。如陈濬的《论语话解》据序，是书至晚成于同治辛未（1871）之夏初版信息不详。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有影印。（1871）于“注”之外明确标“解”，其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道：

[解]


孔子说，人在世间，第一要学做好人。做人的道理，不读书，如何晓得？所以做人，不可不学。学得一件，再学二件，又学三件，渐渐学去，自然都晓得。既晓得了，却还是生的，又要时时温习，莫教忘记。工夫用久，生的自然会熟，从前晓得的，更加透彻，心里岂不喜欢么？陈濬：《论语话解》卷一，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据清同治、光绪年间刊刻本影印，1990，第1页。原书用顿号断开。


又如刘珍的《论语最豁集》是书辑者为刘珍，订者为孙振基、徐命世、孙兴文、孙宏德、安苕、李景瑗。成书时间不详，光绪年间有木刻版，推测当为此一时间著述。天津市古籍书店1990年有影印，影印时更书名为《白话论语》。（光绪年间）。其在体例上虽未标识“解”或“话解”，不过已有其实，其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道：


此欣动人为学之意。夫子说学中真趣无穷，只是人不肯学耳。若跟着人学了来，能常常温习，则所学者熟，平日不知不能的，忽然知能了，心里岂不欣喜而悦乎？刘珍辑、孙振基等六先生同订《论语最豁集》卷一，天津：天津市古籍书店据清光绪年间刊刻本影印，1990，第1页。原文无句读。


此时的“话解”，介于以引申、演说为主的讲论与以章意的逐字传达为主的迻译之间。

受“白话文运动”鼓舞，“话解”经典以资童蒙自20世纪20年代前后逐渐演为一种风尚，各种以“白话解说”、“白话注解”为题的《论语》注本相续出版，如江希张的《新注论语白话解说》是书最初由上海书业公所联合全体印行，与江希张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新注四书白话解说》。（1916）、施崇恩的《论语白话解》是书最初由民强书局出版、上海广益书局发行，与施崇恩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四书白话解》。初版时间不详，1918年7月出修订版，至1932年7月已发行25版。（至晚1918年）、许伏民的《论语白话注解》是书最初由上海群学书店印行，与解说《大学》、《中庸》（作者均为许伏民）、《孟子》（作者为童官卓）的其他三书合称《四书白话注解》。（1924）、《言文对照：广注论语读本》是书最初由上海世界书局印行，由国学编辑社进行语译与注释，与该社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言文对照：广注四书读本》。1932年该书经杜天縻修订出了新版，1935年再版。（1925）、冯宗道的《论语白话注解》是书最初由文昌书店印行，与冯宗道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四书白话注解》。（1928）、琴石山人的《论语白话注解》是书最初由上海会文堂书局印行，与琴石山人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新式标点四书白话注解》。长春市古籍书店1983年有影印。（1932）、肃房编译室的《论语白话句解》是书最初由上海永昌书局出版、沈鹤记书局发行，由肃室编译社、沈鹤泉和王佐才校订。与肃社编译社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四书白话句解》。（1934）、王天恨的《白话论语句解》是书最初由上海国学研究社印行，与王天恨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四书白话句解》。成都古籍书店1988年有影印。（1934）、沈元起、张兆瑢的《白话论语读本》是书最初由上海广益书局印行。后来于1947年2月、1949年1月分别出了第2、3版，印刷次数高达20余次。（1935）、王湛心的《论语话解读本》是书最初由上海广益书局印行。（1938）、张守白的《论语白话新解》是书最初由学生书局印行。（1939）、何澄平的《论语白话解》[17].是书最初由重庆桂林新生书局印行，与何澄平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四书白话解》。（1948）等。这些注本承袭了早期的风格，不仅皆用尽量贴近日常用语的词汇逐句讲解原文，在标注体例时亦大都沿用“解”、“解说”的字样。其中，有部分注本作“解”时偶尔仍会间以注者的简单引申、敷演，如此，既使章意浑整，又使以白话文组织编排而成的新语文犹存章法。如[17].是书最初由重庆桂林新生书局印行，与何澄平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四书白话解》。本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道：


孔夫子说：“世界上的人，不论读书的、务农的、做工的、经商的，各样的人都要去学。学了这个事情，而且要时时刻刻操练这个事情。虽然心里欢喜的事情不少，这个事情学习熟了，不亦是欢喜的吗？”⑩施崇恩：《四书白话解·论语》卷一，上海：广益书局。原文无句读。⑩


又如琴石本：

[解]


孔子说：吾人生在世上，第一件要紧的事，就是学：凡我不知道的，要学的知道；不会做的，也要学的会做；学了一回，还怕记不牢，须把学会的时时去温习他；隔了许多日子，把所学的事，都能够记在心中，心里不是欢喜的吗？琴石山人：《四书白话注解·论语》卷一，长春：长春市古籍书店据上海会文堂书局1932年刊印本影印，1983，第45页前。


此外亦有部分注本的“解”、“解说”已很少，甚至根本不作些微引申，紧贴原文，行文利落。其中最有代表性者当数江本。其首列“字解”，次列“节解”或“章解”，末列“演说”，对“节解”、 “章解”与“演说”作了明确区分。如其解“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说道：

[节解]


孔夫子说：“效了道来，又时时刻刻的演习，不也欢喜吗？”江希张：《新注论语白话解说》卷一，安东：宏道善书局，1942，第1页。原文用圆圈断开。


又如《言文对照：广注论语读本》：

[白话讲演]


孔夫子说：“把学过的学问，时时刻刻去温习，不是很快活的事么？”《言文对照：广注论语读本》卷一，上海：世界书局，1925，第1页。


又如沈本：

[解说]


孔子说：“人既学了，而又时时去温习的，心中不是也喜欢的么！”沈元起、张兆瑢：《白话论语读本》卷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第1页。


这样的“解”、“讲演”、“解说”其实与后来的“译”已毫无二致。

明确标示“译”体可能始于上个世纪上半叶后期。至晚，1955年付梓的张守白《注译评讲论语白话新解》是书最初由台湾中央书局发行，与张守白解说《大学》、《中庸》、《孟子》的其他三书合称《注译评讲四书白话新解》。后来由台湾大夏出版社1993年12月发行的译注者为“王天恨”的《四书新解》，与其有着惊人的相似，前者仅仅于各章多出了“章旨”。这是一件颇为蹊跷的事。于“编例”已指出：“本书解释，分 ‘注’、‘译’、‘讲’三种，每章均具。学者须以一章为单位，先将注译看明，然后再看讲。”并对三者之功用作了明确规定：


“注”，注重字之音义及语句之涵意，使学者明确单字之用法与语读之文法。是为一般的个别的解释。“译”，注重全章联贯之意义，务求畅达，概从语体，使读者通盘了然于胸中。是为全部的有机的解释。“讲”，注重阐发原旨或以现代眼光比较批评，使学者对于每章之了解更进一层。是为研究的广义的解释。张守白：《注译评讲四书白话新解·注译评讲论语白话新解》“编例”，台北：中央书局，1955。


“译”从此作为一种独特的体例获得了与“注”、“讲”比肩而互援的地位，这是“译”体的自觉。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翻译已达相当水准，如其译《八佾》“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竞争，除掉射礼之外。就是射礼，也必揖让而升堂，揖让而下降，揖让而饮酒，礼貌非常周到；虽是竞争，也仍像个君子。”张守白：《注译评讲四书白话新解·注译评讲论语白话新解》，台北，中央书局，1955，第29页。


此后，1958年面世的杨伯峻《论语译注》是书最初由中华书局印行。后来于1980年12月出了第2版。首标“译文”，次明“注释”，且径直以“译注”名书，较之张守白之作的书名，进一步凸显了“译”体的自觉。尽管该书译文“有时不得不加些词句”，但这是由于“古人言辞简略”，译者的用心原在于使“译文在尽可能不走失原意并保持原来风格下力求流畅明白”。杨伯峻：《论语译注》“例言”，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34页。如其译“君子无所争”章：

[译文]


孔子说：“君子没有什么可争的事情。如果有所争，一定是比箭吧！[但是当射箭的时候，] 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箭完毕，] 走下堂来，然后 [作揖] 喝酒。那一种竞赛是很有礼貌的。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第25页。


约晚十年，台湾商务印书馆着手编纂“古籍今注今译”丛书，由毛子水撰述的《论语今注今译》是书最初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印行。后来于1984年7月出了修订版。（1975）数年后甫一问世即畅销于海峡彼岸。其对迻译体例的把握颇有鉴于杨氏。在此两种译本的引领、鼓荡之下，“就章迻译”广为注家接受，时至今日，不添加译文的注本已几不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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