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论研究
Research on Evaluation Theory

论社会自我批判机制中的“两个批判”

陈新汉

【摘要】 “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批判的重要思想，成为社会自我批判机制中的两个环节。这两个环节作为手段和目的、原因和结果的关系，前后相衔；同时，由于社会自我批判的自觉性和发展的不平衡性，又相互作用。以“自上而下”态势呈现的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以“自下而上”态势呈现的社会民众批判活动贯穿于“两个批判”环节始终，以有机与无机、自觉与自发统一的形式体现着社会主体在社会自我批判中的能动性。“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在两个批判环节中不可或缺，但后者的作用比前者更为根本。

【关键词】 社会自我批判；批判的武器；武器的批判；国家权威批判；社会民众批判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了“人体解剖”式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与社会处于崩溃时期的暴力革命相对应，马克思所谓的社会自我批判就是社会处于非崩溃时期的“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的体现为“人体解剖”式的深刻革命。根据邓小平的“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所体现的方法论，我们也可说，社会自我批判就是与作为暴力革命的“第一次革命”相对应的非暴力革命的“第二次革命”。我在《论社会的自我批判——马克思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引出的思考》、《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以及《“人体解剖”命题的意蕴及当代启示》等文章中对由“人体解剖”命题引出的马克思的社会自我批判思想，从历史唯物主义意蕴、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对于当代中国深化改革的启示等方面做了分析。本文着重从“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及贯穿其始终的以“自上而下”态势呈现的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以“自下而上”态度呈现的社会民众批判活动的分析中，揭示社会自我批判活动的机制，以期对作为人类历史重要阶段的社会自我批判予以具体理解。

一 马克思的“两个批判”思想及解读

马克思于1843年3月到9月、10月对黑格尔的法哲学进行了批判，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又名《克罗茨纳赫手稿》），得出结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可“概括为 ‘市民社会’”。在此研究的基础上，马克思于1843年10月至12月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批判这种产生了宗教——“一种颠倒的世界意识”——的这个“颠倒的世界”, “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

正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写下了脍炙人口的一段文字：“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马克思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批判”思想。“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都是形象的说法，就其实质而言，前者是指理论层面的批判，后者主要是指实践层面的批判。显然，理论层面的批判“主要情感是愤怒，它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属于意识范畴，是第二性的；实践层面的批判“不是头脑的激情，它是激情的头脑”，属于物质范畴，是第一性的。

对于马克思的这段文字，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1）不能用“批判的武器”代替“武器的批判”。“批判的武器”最终必须落实到“武器的批判”，这是因为“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这是由实践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基本特征“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所决定的。（2）“武器的批判”必须以“批判的武器”为前提，这是因为只有通过理论层面的“批判的武器”，才能“抓住事物的根本”，才能掌握群众，由此才会转化为具有实践意义的“武器的批判”。（3）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相互作用中使批判走向彻底。这个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这个根本就是“人本身”，人的根本不是宗教意义上的神，而是“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于是在实践层面就“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就当时的具体情境而言，“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由此就说明了体现为“武器的批判”的社会变革主要是与制度变革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理论层面的“批判的武器”的意蕴比较容易理解，即理论上的批判或意识形态上的批判。而实践层面的“武器的批判”由于属于物质范畴，对其应用就需要做些分析。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社会变革主要是指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而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与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变革联系在一起。马克思说的“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中的“关系”，主要是指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等及由制度所决定的“如监狱和各种强制设施”等“物质附属物”。制度由人来制定，属于社会意识范畴。关于社会意识的变革何以归于属于物质范畴的“武器的批判”？

这种质疑的根源在于人们没有辩证地看待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对这种关系，列宁说：“当然，就是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的和什么是第二性的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即从本体论角度来理解，意识作为“人脑的机能或属性”，体现着“有机物最高精华的运动”，是一种特殊的物质现象，属于物质范畴，否则就难以理解世界如何统一于物质。

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中的社会存在第一性、社会意识第二性，是哲学基本问题中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在社会历史领域里的延伸。国家机器中的警察、监狱、法庭等尽管以物理形态的事物为载体，但仍然是“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因此国家机器乃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作为社会意识相对于构成社会存在主要内容的生产方式等而言，都是第二性的。然而，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对立也只有在社会历史观基本问题的“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出这个范围，即从本体论角度来理解，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都是价值形态世界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价值形态世界是物质世界存在形态无限多样性的一个方面，物质世界通过人创造具有无限多样属性的价值形态世界作为物质无限性的逻辑补充”。这样就可以理解对于国家机器乃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及意识形态等进行变革的“武器的批判”属于物质范畴了。

二 社会自我批判中的“两个批判”既前后相衔又相互作用

社会自我批判意味着批判，这是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不能把批判仅仅理解为理论的批判，而是既包含着理论的批判，也包含着实践的批判。这是因为，社会自我批判中的“批判”不仅是情感的“愤怒”，不仅是“揭露”, “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否则，社会自我批判就不能理解具有“人体解剖”式的深刻性，也就无所谓“很少而且只是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够进行”。于是，马克思的“两个批判”思想对我们论题的启示就是，“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是社会自我批判的两个环节，如果说，前一个环节是手段，那么后一个环节就是目的；前一个环节是原因，那么后一个环节就是由原因产生的结果。在社会自我批判中尽管“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地位不同、作用不同，然而两者既前后相衔，又相互作用。

在社会自我批判中首先是“批判的武器”，没有“批判的武器”就不可能有“武器的批判”。当一个在非崩溃时期的社会处在已将自己较为丰富的具体展现出来时，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就能较为充分地展开，这就为社会自我批判中“批判的武器”提供了主客体条件。这既意味着社会自我批判的主体趋于成熟，即社会主体能进行“一种普遍意义的反思”，也意味着社会自我批判的客体趋于成熟，即社会客体的丰富规定已经呈现或正在呈现。就前者而言，意味着具有现实性的社会统治阶级能在意识形态层面较为自觉地通过国家权威评价活动揭示社会的否定方面并予以反思；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民众能在社会心理层面通过社会民众评价活动揭示社会的否定方面并予以反思；并且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之间能在比较宽松的社会氛围中相互作用，从而就能较为深刻地揭示社会的否定方面并予以反思。就后者而言，社会客体的趋于成熟与风起云涌的社会事件、社会运动和社会问题联系在一起，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辩证关系的丰富规定正呈现于其中。“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于是“批判的武器”就应运开始了。

作为社会自我批判环节的“批判的武器”与一般批判的不同之处，在于其全面性和深刻性。它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社会中某些问题的否定，而是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否定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对社会中产生这些问题的“现代国家的隐蔽的缺陷”即某些基本制度的否定；它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社会中某些问题否定的反思，而是通过对这些问题否定的反思，达到一定程度上的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人就是以自己为目的，从而是价值形态世界的最高目的；否则，“批判的武器”就“会认为自己的对象所处的水平低于这个对象的实际水平”，就不能成为社会自我批判的有机环节。

“批判的武器”进展得越是深刻，社会自我批判就越是彻底，从而就越是能“说服人”，这种批判“一经掌握群体，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于是，作为社会自我批判环节的“批判的武器”就转化为社会自我批判的下一个环节，即“武器的批判”。由于社会自我批判处在社会的“非崩溃时期”,“武器的批判”就不能理解为大规模的狂风暴雨式的武装起义或革命战争，尽管并不排除社会上层中朝廷与地方之间、地方割据势力之间的宫廷流血斗争或小规模武装斗争，以及社会下层中小规模的武装斗争或社会骚乱等，但主要是指制度层面的社会改革。社会经济基础中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否定方面主要体现为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武器的批判”就在于改革成为“桎梏”的生产关系所涉及的经济制度和与此相关联的政治制度。

诺斯对制度的变迁做了深入的研究，与我们论题相关的部分可分析为以下几点。（1）“制度是演进的”, “制度变迁则决定了社会演进的方式，因此，它是理解历史变迁的关键”。（2）制度变迁“一般是对构成制度框架的规则、准则和实施组合的边际调整”。（3）“制度变迁一般是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少的“完全非连续性的变迁（如 ‘革命’ 或‘武装征服’）”。体现为“武器的批判”的社会变革主要是指非崩溃时期的社会基本制度的变迁或变革，因而不是“完全非连续性变迁”，然而与纯粹的“渐进的，而非不连续”的变迁又有区别，属于量变中的质变，即“总的量变过程中有部分质变”。一个社会的制度是一个系统，“武器的批判”可以使作为整个系统的制度变迁呈现为“量变中的质变”状态，然而并不排斥某些制度变迁，包括某些基本制度变迁，呈现“质变”状态。例如，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就计划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要作用而言，由前者向后者（尽管在前面加上了“社会主义”的定语）的变迁就是质变，当然这并不影响整个体系的“量变中的质变”状态。

在社会自我批判的过程中，就社会主体的能动性发挥方面而言，“批判的武器”是手段，“武器的批判”是目的；就社会作为历史过程的展开而言，“批判的武器”是原因，“武器的批判”是结果。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任何一个现实的事物都存在于时间（即“此刻”）和空间（即“此处”）之中，“这种此处与此刻的统一”便是该事物的“位置。”由此决定了该事物的确定性。在社会自我批判中，首先是“批判的武器”，然后是“武器的批判”，二者分别作为“此处与此刻的统一”，分别存在于各自所特有的不同时空位置上，都是确定的。通过因果关系联结起来的“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之间的关系不容混淆，不能颠倒。否则，由无限因果系列所构成的物质世界的展开就无法理解。

然而，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不同在于，前者的展开是以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内在环节的。在社会时空结构中，“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不仅是前因后果，而且又相互作用，原因作用于结果，结果又作用于原因。对于“批判的武器”作用于“武器的批判”，可以理解，这就是由前因产生后果；问题是由“批判的武器”产生的“武器的批判”作用于产生其自身的“批判的武器”如何理解，即后果如何作用于前因？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予以理解。

其一，作为结果的“武器的批判”以尚未实现的目的形式对作为原因的“批判的武器”发生作用。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想象中存在着”，这个观念地存在着的目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在实践过程中“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就是说，结果作为尚未实现的目的以观念的形式作用于作为原因的实践活动。“在劳动过程中，不仅有过去对现在的决定，而且有未来对现在的决定”, “不仅可以从过去 ‘顺流向’ 现在，而且未来也可以 ‘倒流向’ 现在”。社会自我批判的自觉性决定了“武器的批判”作为尚未实现的目的总会在作为原因的“批判的武器”中“作为规律”，通过社会主体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而发生作用，这就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由此就可以理解，没有“武器的批判”, “批判的武器”就没有方向和归宿，离开了“武器的批判”, “批判的武器”即使发生也不能持续，更谈不上深刻化。

其二，“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进展的不平衡使得不同时间上的前因后果转化为同一空间中的相互作用。黑格尔把运动理解为时间和空间的本质，“运动的本质是成为时间和空间的直接统一”，否定了“以为时间和空间是完全分离”的观点。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在社会生活中“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在社会生活中的时间和空间是“由人通过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由此就能理解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通过“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而实现的时间与空间之间的转化。尽管在社会自我批判的总体结构中，作为原因的“批判的武器”在先，作为结果的“武器的批判”在后；然而就社会自我批判整体展开的空间而言，其中“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的进展都是不平衡的。在空间上，作为社会自我批判之环节的“批判的武器”在某些方面发展得快一些，在另一些方面发展得慢一些；相应地在时间上，作为社会自我批判之环节的“武器的批判”在某些方面的展开就会比在另一些方面的展开领先一些。根据作为“物质广延性和伸张性”的空间是“一切物质系统中各个要素的共存和相互作用的标志”的规定，在“批判的武器”环节以及“武器的批判”环节的各自进展过程中，作为结果的“武器的批判”在某些方面与作为原因的“批判的武器”在另一些方面，由于处在同一个空间中，就会相互发生作用；同样，作为原因的“批判的武器”在另一些方面与作为结果的“武器的批判”在某些方面，由于处在同一空间中，就会相互发生作用。在“批判的武器”的进程中，存在着“武器的批判”，于是“武器的批判”为“批判的武器”的深刻提供契机；在“武器的批判”的进展中，存在着“批判的武器”，于是“批判的武器”为“武器的批判”的彻底提供观念上的动力。

作为一个完整运动的社会自我批判包括“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两个环节，两个环节缺一不可。在社会自我批判活动的现实进程中，由于社会自我批判的自觉性，“武器的批判”总会以目的的形式观念地在“批判的武器”中发生作用；由于社会自我批判的不平衡性，“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在时间上的前因后果就转化为同一空间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社会自我批判正是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之间的前后衔接和相互作用中走向深刻。

三 贯穿“两个批判”中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

社会自我评价活动把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和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作为其运作的现实形态，“社会自我批判是特殊的社会自我评价”。这就决定了在社会自我批判中必然把属于国家权威评价活动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属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范畴但又不同于一般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社会民众评价批判活动，作为其运作的现实形态。这两种现实形态在社会自我批判中以“自上而下”态势和“自下而上”态势相结合的方式，贯穿于“批判的武器”环节和“武器的批判”环节作为过程的始终。

社会自我批判必然把由国家权威评价活动转化而来的国家权威批判活动作为其运作的现实形态。值得一提的是，在历史哲学中，“现实”和“现存”是不同的概念。现实性并不是一种政治状态无条件地“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具有的属性”。国家机器必须是现实的，从而能担当起“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作用，以其为主体的国家权威批判活动才能成为社会自我批判的现实形态。以不具有现实性的国家机构为主体的社会评价活动，尽管理论上能成为社会自我评价活动的现实形态，但不能形成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因此就不能成为社会自我批判的现实形态。

在国家权威评价活动中，处于金字塔顶端的国家权威机构，一般总是自上而下地对处于层层相叠结构中的由社会运动、事件和问题构成的社会现象进行评价。这就使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具有“自下而上”态势，由此就决定了把国家权威批判活动作为现实形态的社会自我批判所具有的“自上而下”态势。这种“自上而下”的态势，既体现在“批判的武器”环节中，也体现在“武器的批判”环节中。可以对社会自我批判活动中的“自上而下”态势做以下分析。

（1）具有“有机”方式。“有机”和“无机”作为活动方式的特征原本是与自然界中的“有机体”和“无机体”相对应的，有机体的活动方式在新陈代谢的生命现象中表现出一定的内在性、自洽性和自组织性，“有机”方式由此引申而来。黑格尔说：“在国家中现实地肯定自己的东西当然须用有机的方式表现出来”, “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应该像无机的群体那样行动”，国家权威评价活动就是体现着“作为意志而实现自己的理性的力量”。由此就形成了社会自我批判中“自上而下”态势中的“有机”方式。

（2）具有自觉特征。国家机构在社会中所处的顶端地位，使得它总能自觉地反映社会主体的众多需要，经过比较和权衡，把其中的优势需要自觉地凸显出来，并把这种优势需要作为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的现实评价标准；国家机构具有有机结合的职能部门，能形成“自为的神经系统”，从而就能自觉地协调其职能部门，使它们各司其职，以“有序”地进行评价活动；国家机构一般总能自觉地形成在形式上具有统一且有一定理论深度的评价结论并体现在改革的实践活动中。由此就形成了社会自我批判中“自上而下”态势中的自觉特征。

（3）具有权威作用。这种权威作用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国家机构通过赏罚机制来维护其评价活动的权威性。早在两千多年前，韩非子就说：“明主之所导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 “二柄者，刑、德也”。“而已矣”，说明除了“二柄”，没有其他办法。人们总要“畏诛罚而利庆赏”, “人主自用其刑德，则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韩非子·二柄》）。韩非子的“二柄”至今仍然是国家权威评价活动维持其权威性的重要措施，尽管在形式上有很大不同。其次，国家机构通过社会意识中所形成的宣传舆论来维护其评价活动的权威性。阿尔多塞认为，“意识形态不是纯粹的幻想，而是存在于制度和实践中的表象体系，它们出现于上层建筑”, “与国家机器休戚相关，不可分离”。国家机构总要通过其所掌握的意识形态领导权，造成宣传声势，把一定的评价结论灌输给公众，使之形成特定的社会舆论。这种社会舆论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自发形成的社会舆论不同，但两者在表现形式上基本相同，都能对生活于其中的个体产生精神的强制。由上所述的两点就形成了社会自我批判中“自上而下”态势中的权威特征。

社会自我批判必然把由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转化而来的社会民众批判活动作为其运作的现实形态。广大民众生活在社会基层的各个领域，切身地感受到构成社会现象的社会运动、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对于自己利益所发生的影响，一般总会自上而下地对处于层层相叠结构中的社会现象进行评价活动。这就使社会民众批判活动具有“自下而上”态势，由此就决定了把社会民众批判活动作为现实形态的社会自我批判所具有的“自下而上”态势。这种“自下而上”态势，既体现在“批判的武器”环节上，也体现在“武器的批判”环节上。可以对社会自我批判活动中的“自上而下”态势做以下分析。

（1）具有“无机”形式。无机物与非生命联系在一起，其运动遵循自然界中非生命运动的规律，不具有内在性、自洽性和自组织性，“无机”方式由此引申而来。黑格尔把一个社会内的成员“没有经过某一种程序的组织”而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方式称为“无机”方式，这就是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无机”形式。由此就形成了社会自我批判中“自下而上”态势中的“无机”方式。

（2）具有自发特征。尽管众多个体主体在各自进行的评价活动中能自觉地用自身利益作为评价标准，但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是站在社会主体的立场上，其行为可能“完全是自发的、无理性的”, “不论在提出主张时或攻击和争辩时是如何地严肃认真”。在社会民众评价活动中，往往存在着一些民众领袖，他们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但不能由此说明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自觉性。这是因为众多个体主体对民众领袖评价意见的响应，主要是从其评价意见符合各个个体自身的需要出发的，而不是自觉地从社会主体的利益出发的。由此就形成了社会自我批判中“自下而上”态势中的自发特征。

（3）具有巨大能量。“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主体与广大民众的意志相联系，而多数人为了维护自己利益所形成的力量是巨大的。“每一个都以自身为目的”，然而多数人的利益却体现了单个主体特殊利益的普遍性，因而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社会民众评价活动的巨大力量主要是一种以精神强迫为主的力量。当社会民众评价活动形成时，人们处处感受到它的存在，摆脱不了它所产生的刺激，因而它就能造成强有力的声势；当社会民众评价活动运行时，没有明确地标明自己的倾向，但人们却于无形中受到它的制约和左右，其强制力量往往通过非强制的形式体现出来，从而具有很强的感染力。荣格把这种与显意识的“有形”作用不同的感染力称为“集体意识”，它是“似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种种确实形式在精神中的存在”；当某种情势出现时，这种“集体无意识”就会被激活，于是社会中一种不由自主的“强制性会随之出现”，往往“像本能的驱使一样，获得反对所有理性与意志的方法”，其所产生的力量往往比以强制形式的作用大得多。由此就形成了社会自我批判中“自下而上”态势中的巨大能量。

社会自我批判以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社会民众批判活动作为运作的现实形态，形成社会自我批判的“批判的武器”环节和“武器的批判”环节内的“自上而下”态势与“自下而上”态势。与崩溃时期的社会革命相比较，处于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中的这两个态势尽管都不可缺少，但其地位和作用是不一样的。

在“批判的武器”环节中，“自上而下”态势是“批判的武器”得以开启并进行的必要条件。具有现实性的统治阶级，总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体现在社会运动、社会事件和社会运动中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因而就能在意识形态层面自觉地以国家权威批判活动的有机方式对社会进行批判，揭示社会的否定方面，并予以“普遍意义的反思”。正是在这种“自上而下”的态势中，社会弥漫着一种深厚的忧患意识，形成社会批判的宽松环境。

在“批判的武器”环节中，“自下而上”态势是“批判的武器”得以深入的根本条件。生活在社会中的广大民众，总能以切身的体验围绕着社会运动、社会事件和社会问题所体现出来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尤其是其中的矛盾冲突。由于与人们的利益戚戚相关，人们就会“如鲠在喉”地议论纷纷，必然会在社会心理层面上形成主要以个人对社会批判为基础，从而以“无机”方式呈现出来的社会民众批判活动。在对社会的批判中，社会民众评价活动揭示社会的否定方面，并在此基础上予以“普遍意义的反思”。

于是，在“批判的武器”环节中，“自上而下”态势与“自下而上”态势相互作用，以体现有机与无机、自觉与自发的统一。否则，就“批判的武器”而言，就不足以形成认识论意蕴中的社会自我批判，就不能通过“抓住事物的根本”达到理论掌握群众的目的，就不能促成“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转化。

“武器的批判”环节是由“自上而下”态势首先推动和予以贯彻的，否则就不可能实施体现于非崩溃时期的社会自我批判。具有现实性的国家权威机构通过“批判的武器”环节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态势的相互作用，以“社会头脑和社会心脏”的身份在社会意识中形成“武器的批判”环节中的意志。意志的结构中不仅具有“使得这世界成为应如此”的目的，而且具有由“主体在这里为自身主张客观性的权利”所内含的方法。目的的确立和方法的形成离不开理性在其中的作用，而理性的作用正集中地体现在具有“自为的神经系统”的国家权威机构所进行的有机而自觉的批判活动之中。国家权威批判活动的权威性则在于通过赏罚措施和宣传舆论，把民众的活动协调起来，以使目的在“具有绝对现实的资格”的现实社会中体现出来。离开了国家权威批判活动所体现的“自上而下”态势，“武器的批判”就不能发动，更谈不上持续。

然而，“武器的批判”更离不开体现为“自下而上”态势的社会民众批判活动。广大民众不会仅仅停留在对损害自己切身利益的否定因素的议论纷纷上，而必然要“自下而上”地推动否定那些否定因素的、体现为制度改革的实践活动。尽管社会民众批判活动的无机形式和自发属性，使得其所体现的目的和方法具有朦胧性，然而由于与切身利益直接相关、与参与“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所获得的直接体验相关以及其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其在推动“武器的批判”中产生比国家权威批判活动更为根本的作用。

于是，在“武器的批判”环节中，“自上而下”态势与“自下而上”态势相互作用，体现了有机与无机、自觉与自发的统一。否则，就“武器的批判”而言，就不足以形成实践意蕴中的社会自我批判，就不能克服实践活动中常常出现的“意志薄弱”，就不能形成使现实“力求趋向思想”的物质力量。

以“自上而下”态势呈现的国家权威批判活动与以“自下而上”态势呈现的社会民众批判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贯穿于作为过程的“批判的武器”环节和“武器的批判”环节的始终，使得这两个环节在前后相衔和相互作用中体现着有机与无机、自发与自觉的统一，体现着社会主体在社会自我批判中的能动性。社会自我批判能否彻底或能否成功，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就在于社会主体能否在国家权威批判活动和社会民众批判活动的有机与无机、自觉与自发的统一中充分发挥创造历史的能动性。鉴于社会民众批判活动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两个环节中的更为根本的作用，社会自我批判能否彻底或能否成功，人民群众在以“自下而上”态势呈现的社会民众批判活动中能否充分发动就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的论文中予以分析。

【责任编辑：张艳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