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卷导读

本书是美国汉学家韩大伟（Honey B. David）多卷本《中国经学史》的第一卷。作者现为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亚洲与近东语言系中文专业教授。作者的汉学生涯，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是先研究了中国的“西戎”和“南蛮”，代表作有《中世纪匈奴的中兴》（The Rise of the Medieval Hsiung-nu:The Biography of Liu Yuan, Papers on Inner Asia, No.15. Bloomington, Indiana,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1990）、《南园诗社：文人文化与社会记忆传授》（The Southern Garden Poetry Society:Literary Culture and Social Memory in Guangdong，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3）等，因为不甘于“边缘化”，所以奋然“汉化”，跳入“苦海”，近10余年投身中国经学的研究。话虽如此，事实上作者与中国经学结缘很早，早在攻读硕士、博士学位期间，便师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名教授王安国（Jeffrey Riegel）学习《三礼》。鉴于西方汉学界至今尚无一部记述中国经学的通史，作者很早便发下宏愿，要弥补这一缺憾。

本卷一共11章，前七章论孔子的经学，后面四章论孔门弟子或再传弟子曾子、子夏、子思，和孟子、荀子的经学。作者的目的不是论述孔子等人的思想哲学，而旨在揭示周代经学的学术机制，亦即经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周代是如何存在和发展的。作者认为，以孔子为中心的周代经学虽然只是中国经学的原始时期，但对整个中国经学史而言具有“原型”意义，是后世经学家推崇和效法的对象。孔子经学的目的和形式都是礼仪化的，孔子整理、诠释和传授经书的活动本质上都是礼仪活动。孔子在多大程度上干预过《六经》的文本已无法考据清楚，但经学传统承认正是由于孔子的删定，经书才成其为经书。“文”与“献”相辅相成，“文”是原始经书和旧传的书面文本，“献”是这些文本“活着的见证者和传承者”，孔子等周代经学家即是这样的“献”。“文”一般很简略，须要“献”的口头阐发。这些阐发比书面文本要丰富得多，既有“献”继承的师说，也有他们自己的新创。“献”的阐发就是“传”。“传”无疑主要是口语性的，“献”向门徒传授经学主要通过口传。无法用语言记录和阐发的古礼，须要“献”身体力行地把它们演绎出来，因此“传”也有一部分是行为动作。“献”与门徒的教学情境是仪式化的，非常注重礼仪。师生之间讲究问答之礼，有一套礼仪动作贯穿在教学过程中。周代经学的主体靠“献”而非文本来传承，“献”的权威凌驾于文本之上。虽然主张“述而不作”，反对创作与传统没有任何联系的作品，但“献”的阐发常常根据当时的需要或自己的直觉，不顾语境而“断章取义”“以意逆志”。“献”的无上权威是“师法”和“家法”的基础。以曾子、子夏为代表的第一代弟子忠实地传承孔子的经学，正是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门人将孔子的口头学说转录为书面形式，在传承过程中发挥了枢纽作用。以子思为代表的再传弟子在传承经学时不再局限于忠实地传承，他们开始用自己的话阐发《六经》和孔子，逐渐转向阐释学。孟子的教学情境不再是礼仪化的，而是理智化的。他提倡“私淑”，通过自修经学成为孔子的门徒。荀子是先秦经学的集大成者，他可能拥有很多传统传注，是经书文本流传至汉代的枢纽。荀子还是一名优秀的老师，门徒众多，他对经学研究的制度化影响甚巨。

在作者看来，中国有经学，西方也自有其经学，即西方研究古希腊、罗马经典之学，中西方经学多有可以互相借鉴之处。因此，作者在撰写自己的《中国经学史》时，便自觉地采用了一些西方经学界的叙事模式和理论方法。作者力图以各个时代开宗立派的大师为中心，在广阔的历史视野下审视中国经学的传承和研究方法的发展。先秦经书多源于口传，因此作者特别借用西方经学界正流行的仪式理论来分析先秦的师生关系和教学情景。作者出入于中西经学两个传统，自然而然会有比较的视角。值得赞赏的是，作者没有侈谈中西方的差异或优劣，而是努力寻求不同传统之间的互相印证。

唐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