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学史》总序

中国经学史所涵盖的领域十分广阔，无法简单概括。虽然本研究将用五卷的巨大篇幅对它进行仔细审视，然而可能仍然是肤浅和粗略的。为了研究的可行性，我将聚焦领袖群伦的宗师，呈现举足轻重的先哲，并追踪他们身后的影响，借此概括各个时代的主要潮流，撰写一部有价值的介绍历代经学研究的著作。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用西方语言写成这类的著作，正是此空白促使我进行勇敢的，甚至应该说是狂妄的尝试。这也是我在研究中采用西方经学界观念模式的原因。

威尔逊（N. G. Wilson）在写《拜占庭的学者》（Scholars of Byzantium）时，他不情愿地通过“伟人”“领袖”来叙述历史，这也是鲁道夫·费佛（Rudolph Pfeiffer）在写他的经学史时所采用的方法。威尔逊认为，这种方法是有缺陷的，因为在文献记载中有许多空白，许多传世的稿本无法与任何知名作者关联起来。然而中国的情况不同，经学的传承很好地保存在“伟人”的专门传记和集体传记中；集体传记即《儒林传》，它简要记录了伟人和众多成就较小的名人。因此，讲述中国经学史忽略重要人物是不可能的。另外，在讲述中国经学史时还要有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一样开阔的视野。他仅为一位“伟人”斯卡利杰尔（Joseph Scaliger）作传，就用了煌煌两卷。“为了回顾他（斯卡利杰尔）的学术发展，回顾他的同辈和先驱的学术派系”，须要花100页从百年前的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讲起。显然，中国经学史如此复杂，要把它呈现得令人信服，开阔的历史视野是必需的。

虽然中国经学的传统复杂而丰富，传世文献记载也同样丰富，只要一点一点地去揭示，我们就能得到一张完整的图画。而呈现中国经学全貌的困难正在于这种丰富性，威尔逊也曾面临这种困难，他说道：“真正的困难在于，对我所探究的这一时期，在某些方面我们了解太多。有许多拜占庭学者能力平庸，却留存有大量著作，这些著作每一部都能令我们牺牲大量时间去为之撰写专著。既然我想在有限的时间内为之做一概览，对那些二流的学者我一般处理得非常简略。”基于此，我准备依样葫芦，有时甚至会忽略掉一些小人物；我将主要关注“领袖”，他们不仅为其所在时代的经学定调，而且开拓了新的研究方法，或者对研究方法进行了重大改良。我们既需要一部多卷本的中国经学史，同样也迫切需要审视各种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即使在西方经学界后一种需要也很明显，虽然它早已拥有众多论述经学历史的优秀著作。

《中国经学史》系列将分五卷，其中清代卷又分两卷。经过5年的努力，在我59岁之际，卷一《周代卷：孔子、〈六经〉与师承问题》现在杀青了，秦汉魏晋卷也在顺利进行中。照此进度，完成本系列要20年时间，那时候我将年届八旬。如此高龄，那时候的我很可能精力不济、垂垂老矣。如果我能勉力完成本系列，我相信它将填补当今西方汉学界的一项重要空白，它也会是我事业的巅峰。现在，您手中所执的是卷一，它涵盖了漫长的周代。它探讨孔子、孔子与经书的关系，以及经学的传承。本卷的中心，是分析在礼仪化教学场景中孔子作为经书整理者和传播者的原型意义。本卷也分析孔子的嫡传弟子曾子、子夏，他的孙子子思，以及继承他思想的孟子和荀子在经书传承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卷二与卷三的时间跨度更大，其内容概括如下。

卷二《秦汉魏晋卷：经与传》与卷三《南北朝隋唐卷：文献学的衰落与诠释学的崛兴》所涵盖的时期是从汉代到唐末，讨论秦代焚书之后经典的重构以及它们最终被皇权经书化，并讨论经学因国家资助而职业化，民间经师被专精一经终身聘用的宫廷学者所取代。还探讨小学的多种分支学科的发展，刘向发展了校勘学，许慎发展了文字学，博学的郑玄则注释了几乎当时所有的经书，他们是汉代三位伟大的经学家。接下来我们还将考察汉代以后受郑玄影响而发展出的用于诠释文本复杂性的其他注释模式；这些模式包括杜预《左传注》如何“释”历史人物，陆德明如何“释”经典中的文辞。认真关注汉字的语音性质也开始于这一时期的后期。在唐代，文本注释地位显著，“疏（传的传）”这种注释模式崭露头角。孔颖达和他的团队吸取隋代经学家的成果，编纂了注释经书的“正义”, “正义”很大程度上在今天还是典范。

按照逻辑，接下来应探讨宋、元、明三代的释经活动。然而研究经学史，中世纪晚期的这三个朝代也许可以忽略。此论断虽然鲁莽，但请容我解释。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的儒家并不视经书为研究对象，而以它们作为形而上学和神学思辨的参照体系。严格地讲，经学是对经书的专门研究，包括统摄于小学之下的校勘、语法、古音、目录、注释等必要的分支学科——阐明文本所需的任何技巧或方法都隶属小学。尽管品鉴与阐发也是经学家的本色当行，然而似乎并不属于小学；按照现代的专业分科，把它们归在文学批评家、哲学家或思想史家的名下更自然。民国小学家黄侃（1886～1935）的两句话简练地说明了经学与小学相互依存的关系，“段玉裁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为百世不易之法”;“经学为小学之根据，故汉人多以经学解释小学”。

在德国，经学习惯上被称作“小学史”，例如乌尔里齐·冯·维拉莫维茨-莫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 1848-1931）著有一部简短而扎实的总论经学的著作，书名就叫《小学史》（Geschichte der Philologie）。从所用专门术语就可看出，经学与小学是相互依存、有机共生的。正因为重点论述校勘、注释方法的发展过程，费佛的《经学史》（History of Classical Scholarship）第一卷以亚历山大时期经学的诞生结尾，第二卷却直接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经学的重生开始。这是一个明智的跳跃。从亚历山大城陷落至彼特拉克（Petrarch）时期这之间的经学黑洞，没有一脉相承的小学，只有一些新产生的罗马修辞学，中世纪语法学，亚里士多德学派的逻辑学，神学思辨和拜占庭的手册、大全与集释。为了方便中国读者并填补该领域的空白，我曾试着撰写了一部入门书，完整地介绍西方从荷马时期到现代的经学，而不细究学科之间的分野，虽然它们性质迥异。然而，在本系列里中国古代“小学史”是主线。这条主线在宋代以前十分清晰，没有被过度的形而上学思辨所淹没，但是到了宋代以及接下来的元代和明代，很长时间这一清晰的主线消失了。换个比方说，只有在个别学者身上还映现着小学微弱的光芒。宋代的郑樵、元代的王应麟、明代的焦竑，几乎如同几盏暗淡的孤灯散落在一片黑暗里。在这漫长的暗夜里，经学为玄思的迷雾笼罩，这些玄思虽受文本启发却不以文本为根据。我将仿效费佛，略去中国经学中这一段相对贫瘠的时期，把它留给与之更契合的哲学家和思想史家去研究，而在本系列的卷二、卷三之后直接续之以衰微而易被忽略的清初小学。

《考证之学与济世之术》专论清代，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经学的重建和方法的成熟》，介绍清初随着“考据”的兴起，文本重新被重视。本卷以顾炎武开篇。顾炎武是清代学术大多数分支学科的开创者，尤其是他发明古音学，完善碑刻资料的使用方法，为清代经学开辟了道路。顾炎武的研究方法被称为“考证”，与他同时的阎若璩使用这种方法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他似乎解决了古文《尚书》真伪这一历史问题。第二部分《乾嘉之盛》将分析清代中叶乾隆、嘉庆两朝的考证之学，它不仅是考证之学的高峰，也可被视作中国经学的最高成就。《四库全书总目》的作者、段玉裁、王念孙，与汉代的三位大家类似，分别代表了小学三个基础学科校勘学、文字学、注释学的制高点。在所有这三个领域，戴震均是参与者，或者说先驱，另外他还开辟了道德哲学。以他为中心的学术圈，特别是扬州学派，将会成为比较各种地方学派的参照物。然而，只揭示经书的文本与历史“真实”而不关心经书的道德内容，过于片面，引起了反弹，促使经学向伦理的一面回归。因此，第三部分将通过考察章炳麟的经学、常州学派经学家优美的散文创作、康有为的政体改革、王国维的历史研究，审视清末民初学者对“济世”时务的关注。梁启超严格按照学派勾勒了清代经学史，他的观点总体上被西方普遍认同，然而钱穆的视野更开阔，更具包容性，我们将通过对比分析，挑战梁氏的观点。

总之，在撰写《中国经学史》时，我尝试介绍儒林，解释儒林中重要人物内在的学术机制，希望能在此领域做出自己微末的贡献。谨愿拙著能成为一坚实的基础，帮助像我一样深受中国经学伟大传统启发的同行们在此广阔的领域中做出更精深的研究。

韩大伟（David B. Hon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