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论语》和中国古代书籍的自然状态

第一节 竹书和编辑自由

在中国古代，书的自然状态对其内容影响巨大。以竹简或更贵重的丝绸所制作的书籍，均很笨重。成语“学富五车”，谈及需要多辆车以运输书籍的状况。朱维铮做过估算，五车竹简不过仅相当于现在十卷印刷品。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估计，司马迁《史记》需要150至300捆竹简，每捆有几磅重。由于体积大，书籍以篇或章为单位流传，篇的字面义即“一捆竹简”，章是简短的意义片段，常常被比作现代的段落或相关联的几个段落。这意味着书籍的内容具可塑性，读者能看到哪些篇章，它的内容就有哪些篇章，或者读者想要它有哪些篇章，它就有哪些篇章，内容是变化的。陆威仪认为：“在这种媒介中流传的作品，具有波动性、开放性，与我们所习惯的固定性、封闭性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就使临时的编辑者可以按照他们的意愿改编那些临时汇集一处的篇和章。鉴于这一背景，白牧之与白妙子竭力倡导的有关《论语》编纂过程的“增生理论”，就不只是可能，而是非常可能。

幸运的是《论语》的文本使我们有机会审查增生理论是否成立，因为我们将在下一节中关注对此书的传统看法。此理论将《论语》的编纂视作一进化的过程，即是说，《论语》是一小部分一小部分，随着时间慢慢汇集起来的。胡寅（1098～1156）在其《论语详说》中第一个注意到，《论语》最初分两部分，上半部分由1至10篇组成，下半部分由11至20篇组成，下半部分的组织较差。罗喻义（活跃于1613年前后）认为，上半部分关注的是与圣贤相关之事，焦点在学；下半部分关注的是帝王，焦点在学以致用。伊藤仁斋（1627～1705）《论语古义》提出，第十篇是全文枢纽，是原《论语》的结尾；后面数篇是后来续补的，章的篇幅更长，并频繁使用数字范畴。崔述（1740～1816）《洙泗考信录》根据共同特征，进一步区分11至15篇为中间层，16至20篇则为时代很晚的一个单元。最后，阿瑟·韦利（1889～1966）判别3至9篇为最古老的一层。以上述和其他一些学者的结论为基础，白牧之二人提出相继有四种《论语》古本，它们的篇数是依次递增的。

版本1：含3至9篇。

版本2：含1至10篇，其中1至2篇为后来所增。

版本3：含1至15篇，其中11至15篇为后来所增。

版本4：含1至20篇，其中16至20篇（还有第16篇中的素材）为后来所增。

不幸的是，白牧之二人关于各篇特点、创作年代的结论，以及他们由此得出的各篇被吸纳入《论语》的顺序，都太多地依据揣测、假定。这幅增生过程总图系统、连贯得诱人，却妥帖得不像是真实的——增生也许是事实，但他们并没有证明清楚。这一重构体系最大的方法问题是它以单独的一篇或多篇的集合为增生单位。实际上，章也具有可塑性，也可能被增删，因此也应予以考虑。他们把《论语》的结构分为三个层次——格言组、格言组群（格言组群构成节，节有主题或前后连贯）和篇（由24章组成，几乎所有篇均是如此）。梅约翰（John Makeham）在仔细审查白牧之二人的方法，对这种结构划分最为诟病。然而，在尝试对《论语》分层时，没有其他著作对《论语》这部文集的内在机制比他们挖掘得更深。如果说增生的原因、时间，这些细节仍待确定，那么《论语》的编辑历时很长，并经过不断增生，这一事实则已经被尽可能地充分阐明了。当然，增生理论与其他原始《论语》选集会共同发生作用。直到汉代的某个时候，学术争鸣及学术观点的统一，才会赋予某部《论语》集子特殊地位，在此之前《论语》的各种版本地位相若，这一问题将稍后讨论。

陈慧在应用增生理论研究《论语》的编纂时，采用了新方法。与审视篇层次上的文本不同，她降到章的层次上。她的分析工具是士的性质与功能（官员或潜在的官员），她的做法是逐一审视相关的章，为它们各自确定一个可能的起源时间，或者是春秋晚期，或者是战国或战国之后。她用主题来确定相对时序，比如春秋时的礼仪观念和道德准则，又比如战国时的王道、法治等。不可否认，这样做仅仅使《论语》能部分编年，但它以历史阐释和真实的社会背景为坚实基础。它不仅证实《论语》反映的是先秦的“信息”或内容，而且它还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尝试，关注篇以下的层次章。章与更大的单位篇一样，容易遭受编辑者的删削。

范班安（Bryan W. Van Norden）没有按主题把内容相关但分散各处的章汇集起来，他关注的是一个小单元，有关联的第3至9篇，即韦利所谓最古老的文本层。范班安从章的层面上审视它们，寻找共同的主题或语言风格。他的结论是，这一文本单元的组织紧密，在某种形式上以孔子为中心，像是自传，以套语“子曰”开头反映出它们经过一定程度的编辑；推断它们大约编辑于同一时期是非常有道理的。范班安推断：“3至9篇中每一篇均围绕风格或题材组织起来，在我看来，这一事实表明编辑者（无论是个人或团体）所做的工作是，集中一大批本就存在的格言和轶事（无论是口头的或书面的），并把它们组合到各种标题之下。”

在对白牧之二人的全面评论中，梅约翰阐述了文书以章为基础进行流通的情形。

在流传过程中，不同的倡导团体或编辑者在不同的时期会按照各自的需要和兴趣对一章、两章或者多章进行增添、修改、删除或重组。这些个人或团体并不一定自命为儒。

证明《论语》各章自行流传的例证越来越多。下面举三个例证。

例证1，梅约翰指出，郭店简《语丛》3第64与65支简中的一段话似乎引自《论语》9.4。理雅各对《论语》9.4的英文翻译是：“There were four things from which the Master was entirely free. He had no foregone conclusions, no arbitrary predeterminations, no obstinacy，and no egoism. ”

《论语》：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语丛》：毋意，毋固，毋我……勿物，不物，皆至安。毋必。

此段似乎证明，它是自行流传的一章，在不同的时间被吸纳入不同的文集，其中包括被《论语》吸纳。

例证2。范班安认为，在3.22与14.16～14.17两处，孔子刻画的管仲形象相反，前一处否定，后一处肯定，这反映了“《论语》不同整理者的不同政治需要”。

《论语》3.22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论语》14.16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论语》14.17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对管仲的评价如此前后不一，与其为之辩解，倒不如将其解释成是因为出于不同时期两位不同整理者之手更可信。

例证3。艾兰（Sarah Allen）认为《论语》20.1是一独立自主的迷你文本，是章像楚简竹书一样自行流传的例证。

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所重：民、食、丧、祭。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

在崔述看来，本章的内容毫不相干，只是依附在《论语》末尾。他的观点与这是一篇自行流传的作品这种认识是一致的。

王充还记录了一个几部经书在篇的层面同时增生的例证。

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 《礼》《尚书》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

陆威仪认为“不同的《论语》选集在不同的流传体系里保存了下来”，韩非子提及的八派儒家可能各有各的版本，“它们最终在汉代成为《论语》”。《论语》结集成书是一个增生的过程，此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上述可能的情形。在进化竞争中最适宜生存的版本被最终接受成为“权威版本”，这与增生理论也不矛盾。

儒家典籍之外的书籍也确证了增生理论。郭店竹简保留有《老子》40%的内容。与其将此文本视作不完整的通行本，还不如视它为古代的原始文本，是一个把一些原本独立的章节汇集起来的文集，后来的《老子》也是根据这类独立章节编辑、扩充的。鲍则岳（William Boltz）注意到与《老子》并列的还有标题不同的文献，他认为“尽管《太一生水》不见于传世本《老子》，但没理由不将它与《老子》丙组的14支简放置一处，把这28支简视作一个整体，视作是一部稿本文献”。根据这些事实，鲍则岳得出如下与增生理论相符的结论：

像其他我们不得不为之断代的实物证据一样，这些实物证明了如下假设的正确性：《老子》的产生经过了一个文本筛选过程，在此过程中已有的篇章或被吸纳或被排除。可能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老子》才最终定型成一个与马王堆稿本、传世本相近的文本形态。

陆威仪认为，《墨子》和《庄子》的文本同样有随着时间而增生的情况。

有时候并没有主题联系的书籍也被拼凑在一起；它们可能类似古代的丛书，将一些迥异的稿本松散地串联在一起方便保存。例如，现存上海博物馆的三个稿本《孔子论诗》《子羔》和《鲁邦大旱》被捆在一束，共29支简。后两个文本较短，其中《子羔》是孔子与其弟子子羔之间的一场对话。我们不应将这束简视作一部书，而应视作一部文集。事实上，鉴于简束易于组装，艾兰认为，不能肯定地将这类篇章的组合视作一部书，除非它作为一个整体被反复抄写或传承，其固定性被流传过程确定。上文已详述，班固阐述的《礼记》文本谱系正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文本在流传过程中，随着时间而进化，其形态和篇幅都在改变。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微观层面，上文亦讨论过，11大章（或节）乐论被归并为《礼记》的一篇，题名为《乐记》。

最后，我再补充两个例证进一步说明古书的变化不定。第一个例证是一部无名稿本，第二个例证是一传世文献的出土稿本。1983年在湖北省张家山的一墓中发现一部论数学的竹简稿本。该墓的封墓时间是在公元前186年，此稿本的成书时间自然是在这之前。它被拟名为《算数书》，共190支简，由绳子束在一起。它由69个独立的章组成，约7千字。它的内容很混杂，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由此下推断：“显然，《算数书》从来都不可能是一部成体系的井井有条的专著。甚至在章的层面，也是由来源不同的材料拼凑而成，而非由某个怀抱教学计划的人根据同一类材料编辑而成。”原本就是章的随意汇编，在此汇编基础上增章减章也应是很随意的事。

传世文献指的是《晏子》，又名《晏子春秋》，是哲学家晏子（前578～前500）的作品。该书8篇215章，著录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之首。1972年，在山东省银雀山一墓中发现一大窖竹简。这是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早期的墓葬，那么此《晏子》文本代表了西汉的编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需要。传世本也是8篇215章，保存有刘向为此书所撰叙录，叙录对他的编辑原则有所阐述。

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辩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

刘向模仿孔子的编辑先例，删除重复文本。但由于缺乏圣人那样的地位，他不敢抛弃它们，而是把它们保存下来作为附录另列一篇（即传世本的第7篇，共27章）。他认为与经术不合的那些章，也没被抛弃，保存在另外一篇里（即第八篇，共18章）。

被刘向判定达不到经书标准的那些章，其性质常遭质疑，李学勤在一篇小论文里就此做了探讨。这些章几乎是被刘向淘汰了，它们为什么被如此否定？根据相关各章的内容，李氏归纳出下列几条标准：讥评孔子、有违道德准则、缺少积极的意义、是晏子去世后追述的。这些章有些不见于某些传世本《晏子》。李学勤提及两种明代的版本、一种清代的版本，它们所缺的章不同。这表明历代都有编辑者有目的地抛弃他们认为缺乏收录价值的各种章节。但新近发现的竹简稿本《晏子》，尽管只是一个从原始文本中编选的仅16章的节抄本，但却保存有被摒弃的两章，即第1和第18章。在李氏看来，这表明原始本《晏子》形成时间较早，而且它所展现的道德标准与汉代盛行的不同；汉代以来的编辑者在编辑此书时有他们的道德考量。在我看来，这部十六章的《晏子》同样表现出古代文本的可塑性：编辑者出于自身目的任意挑选在他们看来必要的章节。

自然而然的，每一代编辑者都会无意识地将自身的思想倾向应用到工作中，编辑者认定的世界观也会影响他们如何编辑文本。在一个政治分裂的时代，先秦经学家的世界观总体上渗透着某种理想化的政体幻象；秦汉经学家的世界观则以现实的大一统为前提，此前提反映到了他们的编辑工作中。另外，除了在文本流传中因为繁重的抄写工作而自然产生的一般讹误，显然语言上语义的增生和变化随着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一层层地累积。

鉴于上文的讨论和所列各种文本例证，我们完全有理由得出如下结论：古代的中国书籍，包括那些在汉唐时期被经典化并从此奉为儒家经书的书籍，从根本上讲，或是格言选集，或是教义记录，或是轶事集，或是故事选编，它们随着变化莫测的文本传承，随着不同编辑者的不同目的而增增减减。

如果我们关注的是文本的“信息”（message），而非文本传承的物质媒介，或者说它的“版本”，那么作者权威、作者身份等问题大部分都有争议。根据罗浩（Harold Roth）化用文森特·迪林（Vincent Dearing）的专业术语，“文本”（text）（用信息理论的术语称之为“信息”）是作者创作的独特的观念体系。文本“状态”（states）是由文本分析所决定的一个文本的多种抽象形式。文本“记录”（records）是文本的实物形态和历史形态，是文本的载体。一个“版本”（edition）是文本的一个独特的记录。“信息”可能是孔子或其他诸子的口头教义，或者古代君王、大臣的演讲，或者神父的祷告，或者诗人的颂歌。其流传过程将十分复杂，包括最初的说或者唱、初步记录、汇编、整理（使得内容有意义）、润色语言风格、调整前后顺序，最后还可能添加书面传注，而传注自身极有可能也要经过上述过程。该过程的起点是讲话而非写作。经此过程而诞生的作品，其关键概念不是作者而是话语，不是撰写而是记录，不是修辞表达而是整理编排。换句话说，应该关注的是记录问题而非写作问题，它是编辑活动而非创作活动。分析的范本是被梅德尔（Erik Maeder）比喻成“活页夹”的临时的选集，而不是稳定的书。这与西方的经典时代不同，西方经典是稳定的，或源于诗人的灵感，或源于史家的耐心组织，或源于演说家的雄辩。正是由于这些原因，陆威仪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很杰出，但在某些地方却显不足，他在研究某些类型的文献时，直入本题而忽略了文本传承早期的一些关键步骤。

下面，我们将在篇章不定、选集面貌变化无常的流动背景中讨论《论语》的编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