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语》

阮元对孔子漫长的作者、编者生涯做有如下总结：“《春秋》《易大传》，圣人自作之文也；《论语》，门弟子所以记载圣言之文也。”依据这种观点，孔子是多部经书的作者，而且通过讲述间接编纂了《论语》, 《论语》中的素材均依据其教导和他生活中的言行。因此，我们在《论语》中可以找到孔子是经学家最明确的证据。

《论语》是如何成书的？班固在其《艺文志》中概括了传统的基本观点。

《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

那么，此书的起源是课堂笔记或书面记录，由各个弟子依据各自的听闻而汇编，他们汇编的时间也不尽相同。此过程偶尔也见于《论语》自身的记载。子张向夫子问询合于礼的言行之后，“子张书诸绅”。子张可能是在遵循他听说过的孔子本人的先例。刘向、刘歆《七略别录》虽也失传，但残留的一则佚文记录有一个书名，《孔子三朝记》，此书归于孔子名下，也是记录对话的笔记，分七篇。二刘的序录阐述此书的来历道：“孔子见鲁哀公问政比三朝，退而为此记。”孔门72弟子及其后学编有一文集，选录礼之“记百三十一篇”，这些“记”无疑就是他们亲聆其先生讲述礼时所作笔记。

《论语崇爵谶》是汉代的一部谶书，仅有一句话留存下来。令人高兴的是这句话讲到了《论语》的成书经过：“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事素王。”这可能反映了一种口头传说：这次活动由子夏主持，汇集了弟子、第三代弟子或其他孔子学说的追随者共约64人的私人笔记和记录。陆德明（556～627）引用郑玄的一则佚文说是仲弓和子夏一起编纂了《论语》。朱熹《论语集注》序引用程颐的观点称：“《论语》之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故其书独二子以子称。”贾丰臻进一步阐发了程颐的观点，指出第一篇《学而》: “第一第三章是记孔子的话，第二章就是记有子的话，第四章就是记曾子的话，而且学而第一篇中记有子话见三处，记曾子的话见两处；即此可知此书的来源了。”然而，鉴于书籍形成过程变化多端，流传过程多有突发事件，章节常被任意增删，因此最好要考虑到《论语》可能在不同时空经历过多次编纂。《论语》自身的内容支持这种观点。

多次编纂的一个明显证据是，门人的称谓很歧异——有时候用名，有时候用字，有时候用氏，有时候字与氏连用——整部书均是如此。朱维铮认为：“这类称谓的混乱，令人更有理由怀疑多数篇章本各独立，出于不同时间不同身份的记叙者的口授或笔录。”他区分了不同的层次：孔子门徒的正式记录相互间以字称呼，例如子张；儒家学派的追随者在他们的“侧记”或“追叙”中字氏连用以尊称他人，例如颜回；再传弟子在他们的正式记录中只采用氏，例如曾子。

据汉代的目录记载，《论语》最早的版本有三种：《古论》《齐论》《鲁论》。后两种明显是教材，因为刘歆这样谈及它们：“鲁人所学，谓之《鲁论》”; “齐人所学，谓之《齐论》。”刘歆之父刘向所撰叙录保存于何晏（190～249）《论语集解》序，它对这些版本的显著特点作有如下介绍。

《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琅邪王卿及膠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于《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

刘向叙录中的信息使我们能得出几个重要结论。第一，三种版本的差异反映出它们出自不同编辑者之手，这些编辑者根据可资利用的资料选取不同的内容，将它们分成内容不同的篇，而他们对篇的排序也不同。第二，张禹可随意选用他所认为的最好的读法，这意味着在这些版本之间存在不同的读法，无论是词本身的差异或者拼写差异。事实上，桓谭（约前43～公元28）在《新论》中统计《古论语》里有640多个字与齐、鲁《论语》不同。第三，传世本基本根据张禹的版本，是三种最早版本的混成本。第四，不存在所谓《论语》“原始本”——所有早期版本都是同类材料的不同汇编，在后世又被反复整理。然而，这三种《论语》早期版本的相应篇章有不可否认的相似性和共同的内容，那么它们至少有一个无名的共同祖本，或者说它们都是《论语》某一支学术传承中的成员。

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末年，鲁共王（前155～前128在位）为扩建宫殿拆孔子旧宅（王充称之为“教授堂”），却在墙壁中发现《古论语》与其他古文文书。这些文书可能藏于汉朝建立之前，或者藏于汉惠帝（前194～前188在位）公元前191年废除挟书律之前。鲁、齐《论语》的出现可能是在汉宣帝（前74～前49年在位）执政时期，《古论语》与它们至少间隔70年。

根据上述史实，梅约翰得出合乎逻辑的推论：“在战国时期，后来被称为《论语》的那21篇业已存在。”但是这些篇的性质如何？他继续说道：

当我们考虑到（Ⅰ）总体上各篇缺乏系统安排，最后10篇尤其丛杂，（Ⅱ）大量章节亦见于传世本，下述可能性就变大了：大约公元前150～前140年发现的这21篇可能原本是好几种选集，每种选集都编选有一些记录孔子及其弟子言行的篇章，只是在它们被发现之后这些选集才被视为一个整体，是一部书。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21篇反映了所有这类早期夫子格言集的全貌，或者说在先秦时代它们已被视为是凌驾于任何其他早期夫子格言集之上的一部选集或一组选集。

为了进一步证明战国时期存在多种《论语》选集，梅约翰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孟子》《荀子》对《论语》的引用上来。孟子直接引用孔子28次，但这些引文仅8条见于传世本《论语》，而且这8条的措辞大多数与传世本差异显著。荀子称引孔子的次数很多，但从未提及有一部名叫《论语》的书，而且他的引文没有一条见于传世本。梅约翰的结论是，鉴于大量这类引文不见于《论语》却保存在《左传》《国语》《孟子》等许多古书中，各种孔子格言选集的累计篇数必定比《古论语》中的22篇要多得多。

《论语》一书是在汉代开始以《论语》为标题进行流传，下面我们来谈汉代《论语》实体文本的自然状态。王充（公元27～约100）总结了那个时代对《论语》这方面的认识。

说《论语》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周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

最末一个尺寸“二尺四寸”是用于书写经书的竹简的标准长度，更庄重，能相应地抬升书写在上面的文本的地位。郑玄曾提及《春秋》刻在长二尺四寸的竹简上，这佐证所有经书均书写在这种尺寸的竹简上。王充道出了《论语》被刻在短竹简上的意味，这是只关注内容的专家认识不到的。显然，王充既是文本批评家又是阐释家，他不但注意《论语》的形式和素材，还注意到它的书写材料。王充说《论语》有“数十百篇”，我们不清楚他依据的是传闻还是他对稿本遗存的亲身研读。但他的说法与我们对古书形成过程的认识是完全一致的，与古书可能有多重来源的观点也不矛盾。

王充说《论语》的实体文本尺寸较小，他的说法被两部早期竹简稿本《论语》证明。第一部1973年发现于中山怀王墓，在第二章已经提及。它含有620支简，部分有残缺。这些竹简的制作时间大约是在公元前55年之前，长6.3寸，宽0.2寸，每支简平均20字。近年从朝鲜平壤附近贞柏洞364号墓中发掘出的乐浪（Nangyang）本《论语》（公元前108年汉朝在该地区置郡，此稿本据古地名命名；该郡汉语名乐浪），2011年发布。它含有约39支简，每支简的长度和宽度与定州本《论语》的竹简一样。

战国末期汉代初期的文献《礼记·坊记》（中国学者认为此书可能源于战国中期）最早提到有部书名叫《论语》。《坊记》在引用《论语》1.11时道出了它的书名：“《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韩诗外传》引用《论语》三次。《韩诗外传》是韩婴（约公元前200～前120）编纂的一部轶事集，韩婴是《诗经》诠释传统一派的创立者。《韩诗外传》的成书时间约在公元前150年，是一部故事混编，旨在阐明如何贴切地引用《诗经》，这些故事大多取材于先秦文献。它的这三次引用都道出了书名《论语》。另外，间接引用《论语》而未道出书名的也都将他们的引文归结于同一部书，例如司马迁对《论语》17.21的引用，扬雄（公元前53～公元18）对《论语》16.7的转述，司马迁称“传曰”，扬雄称“吾闻诸传”。王充在《正说》篇末也采用了术语“传”，然而他用它来反对经传相配，他所谓“传”可能更接近于“传说”或“传奇”，即把孔子理想化了的事迹。

《论语》为什么出现于汉代，除了因为发现《古论语》，朱维铮还提出了两个言之成理的假设。他没有详细阐述，我对他的两个假设作了合乎逻辑的扩充。首先，孔子去世后，他的追随者分裂成不同学派，各学派均声称自己是夫子正当的合法继承者。各学派纷纷汇编孔子的学说，但他们的编本均未获得对手的承认，因此未能在自己的小圈子之外流传；在小圈子内部，这些既神秘又神圣的编本被珍藏着不轻易示人。秦朝统治期间，所有学派均遭到了压制，而压制削弱了宗派对立。汉代初期，政府崇尚黄老思想而排斥儒学，抛弃宗派之争以弘扬儒学成为迫切需要。正因如此，《论语》从秘籍变身为儒家自封的经典被各派广为流传。

第二个假设类似，但它假设在秦代与汉代初年不存在一部或两部完整的《论语》文本，所有的只是许多未成型的各自独立的素材。在上面所说的历史需要的推动下，这些素材被编辑成一标准文本以为儒家摇旗呐喊，但是为了有威信，编辑工作被粉饰成是在古时候完成的。上述两个假设，无论哪一个，都能从文本流传的时空环境轻易地解释《鲁论》和《齐论》这两种基本类似的版本的存在，以及与它们关系密切的《古论》的存在。

至于那些随着时间而产生的差异，我想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在抄写过程中渗入了讹误；编辑者常常下意识地想要插入字句，或者为了易懂而改变措辞，结果导致文本被扩写；文本因自然原因遭到毁损。由距离而造成的差异，指由于方言不同而引起的误解。《春秋》的《公羊传》《梁传》两传之间的相似性，与《齐论》《鲁论》的情形相仿。程艾蓝（Anne Cheng）指出：“已经有学者认为，二者起源于一共同的书面或口头文献，而且二者的编纂时间大约相同。”然而，前者含有齐方言，后者含有鲁方言。齐地语言成分的渗入，是由于齐人胡毋子都的编辑，大约公元前150年他帮助某位公羊氏移录了此书。

方言差异影响文本准确移录，下面这则有关《尚书》传承的故事可以作为例证；虽然其真实性可疑，但它仍然有启发性。它讲的是笔录伏生口述《尚书》的故事，由于伏生（或者他女儿）的口音以及他的年迈，晁错的笔录工作困难倍增。

征之，老不能行，遣太常掌故晁错往读之。年九十余，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