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去工体看球
接下来的一场,中国队和朝鲜队争夺东亚赛区第一位置。
朝鲜足球队一直是东方的一个异数,那时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远远好于中国。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里,整个亚洲经济状况最好的就是朝鲜与日本了。
在1966年的第8届英格兰世界杯上,朝鲜足球队曾创造过人类足球界的一个奇迹。小组循环赛中,他们力克当时全球顶级强手意大利队,昂首挺胸地进入了四分之一决赛,成为有史以来,欧洲与南美球队之外,唯一踢进了世界杯前八名的一支球队。
所以对北京的球迷来讲,当听说中国队面对亚洲第一强队朝鲜队时,皆认为胜算不大。
然而在苏永舜的指导下,中国球队上下精诚团结,硬是以4比2的优异战绩,将亚洲强队朝鲜队斩于马下,特别是有着“拼命三郎”绰号的大连球员黄向东,一个人就贡献了两粒进球。
这场球兄弟是在《北京晚报》上看到相关球讯的,一时间喜悦之情难以言表,对强大国足无比自豪之情油然而生。
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因为忙于学业,尽管其间也在电视上看过中国队与其他国家球队的友谊赛之类,但相比世界杯预选赛来说,我对输赢的关切度不高,所以基本没有再和球迷们聚在一起看过球。
上了大四后,课程明显地少了,进入毕业设计阶段,时间随之多了起来。所以后来那几场世界杯预选赛,我基本上都是去徐家看的。原因很简单,周围只有他们家里有大屏幕的彩电。要知道那会儿除了家里有海外关系,或是有出国机会从而有大件指标的那些人家里,一般中国人只能看黑白电视,当时周围谁家里要是有日本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照相机或音响之类,绝对会让邻居们羡慕得不行不行的。
由于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做买卖还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那会儿清华校园里也有人从事倒卖从香港、深圳那边舶过来的电子表、电子笔及计算器之类的事情,甚至有几个当年没考上大学的人,由于倒腾买卖,成了牛烘烘的万元户,可这些靠“投机倒把”发了财的人在周围人的心底里,多少还是有点异样。那些年里,清华校园里的不少当年在美国获得过学位回国的教授的子女,开始通过海外关系,走出国门,那些曾和我们一起玩大的孩子能有机会到美国去念书,绝对是令周围人最为羡慕的。
就这些现象,每次在徐家看球后,大家也悄悄地议论过。不过多数时间主题依然只有一个:世界杯预选赛与出线机会。
就这样,1981年国庆节前后,一帮人在徐家看了新西兰队来北京以及中国队到奥克兰的那两场比赛。结果面对着人高马大玩欧式橄榄球长大的新西兰球员,中国队踢出了两场很难令国人满意的比赛:一平一负,由此意味着新西兰队已从中国队身上获取了3分。
至此,根据《新体育》杂志的专家预估,中国队的出线形势不太乐观了。
这次亚大区预选赛中,第一阶段共有四支球队获得了出线机会,分别为东亚的中国队、西亚的科威特队与沙特队,以及大洋洲的新西兰队,根据当时国际足联设计的规则,这四支球队将采用往返赛的办法进行双循环赛,分别打一次主场一次客场,胜2分,平1分,负0分。四支球队赛完六场后,积分高的前两名获得前往第12届西班牙世界杯参加决赛圈的资格。如各队积分相等,净胜球多者为胜;如净胜球数仍持平,则再加赛一场,如前120分钟踢平,以点球决定输赢。
那几年里,令兄弟感到最为幸福的一件事情是,某日徐大哥打来电话,以一种相当神秘的口吻说道:“工体有场世界杯出线赛,有兴趣吗?”
“这不是废话吗?”兄弟在电话里声音有点变态,“这球即使是卖血也得去看啊。”
“好吧,明儿你拿根管子来,我买你点血。”徐大哥在电话那头逗着兄弟道。
几天之后,兄弟和徐大哥愣是骑着自行车从清华去了远在朝阳门那边的工体。聊起来,这还是兄弟长到20多岁后,头一次进工体。
记得那是个星期日。那会儿不像现在,即使是星期六,整个北京也得照样上班。所以那场比赛日赶在了星期日,满大街到处都是人。
还没骑到工体,路边就有无数的人手里攥着“大团结”(第三套人民币十元纸币的别称),问我们有没有富余的票。如果你敢说还多出一张,兄弟估计你就会生生地连人带车地被人架到路边上去商量了。
在一票难求的气氛中,兄弟和徐大哥推着自行车在人群中艰难地向工体存车处挺进着。锁好车后,又付出了一身臭汗的代价,总算进了工体的大门。
只见整个工体从外边的广场到里边的看台,人声鼎沸,到处彩旗招展,一派节日景象。
上了看台才知道,原来徐大哥搞来的两张票离下边的球场到底有多远。这么形容吧,一个成年人站在高处朝下看,看到地上有几只蚂蚁在那里爬动,徐大哥带着兄弟坐在最后几排的位子上看球场当中的那些运动员,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情形。
还没开赛呢,远远地就见下边的工作人员做着赛前准备。
兄弟一看,心中有点凉,冲着徐大哥来了一句:“这球怎么看啊?”
“能听就行了。”徐大哥冲着我又来了一句,“到球场里来,除了坐在主席台上的那几位,谁看球呀?”
徐大哥他老爸有路子,七弯八绕地不知和哪位神仙搭上了关系,凡北京有重要的赛事,他们都有路子搞到票来。白天没有问题,很多工体晚上举办的赛事,因为担心活动结束得晚,赶不上从平安里回清华的31路公共汽车,所以过去他们家有工体的票,多是父子两人骑着自行车赶过来。随着徐伯伯年龄越来越大,一来一回骑上3个多小时,老人体力不济,所以后来徐伯伯就改在家里看球了。当然,也正是因为他老人家体力不支,才有了徐大哥今天叫上这个哥们儿,明天喊上那位弟兄看球的好事,所以才有今天兄弟头一次坐进工体看球的机会。
在兄弟眼里,工体大概是兄弟有生以来,见到过规模最大的建筑物。工体占地35万平方米,南北长282米,东西宽208米,光看台上下左右就建了24个,是建国十周年大庆之际,北京修建的十大建筑之一。过去人多的体育活动,都是在先农坛体育场举办的,自从工人体育场于1959年建成,再以后中国所有最重大的体育赛事基本上都在这里举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历届全运会的开幕式闭幕式,都由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在这里发布重要讲话;改革开放以后,除了举办各种大型文体活动之外,这里的功用主要有两个,一是成了北京第一足球俱乐部国安队的主场,二是从老崔、零点到小汪,这里成了无数摇滚歌星前来举办需要无数警力维持的超级摇滚音乐会之场所。
1981年,后来名震华夏的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尚未成立。
此刻,兄弟立于高高的看台上,四下打量,但见全场座无虚席,观众心潮澎湃,抬头远望,只见主席台对面挂着斗大的标语: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不久,在一片欢呼声中,当天的那些主角出场了。
主队中国国家足球队,客队科威特国家足球队。
赛事名称:第12届西班牙世界杯亚大赛区出线赛北京站中国队对科威特队比赛。
科威特的首发队员上场时,就听见体育场的高音喇叭里一会儿是阿卜杜拉,一会儿是易卜拉欣,一会儿是马哈迈德,我什么也没听清。
中国队首发队员站成一排,每听到广播当中念到一个人的名字时,全场就一阵欢呼,印象最深的是念到三个人的名字时,全场一片热烈欢呼,那就是八一的李富胜、广东的容志行与北京的沈祥福。特别是咱们北京的沈祥福向看台两边的人鞠躬致意时,只见全场的北京观众们集体起身,一片欢声雷动,好不热闹。
直到哨起开球,热情的工体球迷才算落了座。
很快地,兄弟发现了两件有意思的事情,一是身边的徐大哥不知从什么地方摸出了一架袖珍的望远镜来,致使兄弟羡慕得要死要活的,关键是在位于高台的位置上,此刻不论是容志行还是沈祥福,在兄弟眼里基本上都是地上的蚂蚁,别说欣赏他们的技术动作了,事实上连他们球衣上的号码都看不清楚;再一个令兄弟感慨不已的是,站在身旁的一位老球迷,在听到哨响的第一刻,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台半大不小的收音机来,很快地,收音机传出的声音就从一片嘈杂的信号声变成一个声音尖细的体育播音员的声音,语速快得像速射机枪声回荡在周围。气人的是,他在比赛的整个过程里,基本上都是将收音机的喇叭贴在他自己的耳边,绝无分享的意思,有好几次兄弟甚至产生了一把将他手中的收音机夺过来的冲动。
没过一会儿,突然之间,就看见周围的人集体地站立了起来,随着欢呼声,就听见体育场的高音喇叭宣布说,进球者是中国队11号容志行。
从那一刻,兄弟发现周围再也没有人坐下看球了。尽管站在站台通道里的工作人员一再示意大家文明观赏,礼貌看球,但挤在体育盛事当中的观众,卷入此时此境之中,天使都成了魔鬼,贤人也都变成了凡夫。
用句徐大哥的话讲,赢球之后,在球场看台上,基本上就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清了!
结果容志行进球还没几分钟,六万人座无虚席的工体再次陷入了近乎爆炸般的欢呼声中。
随后体育场里的喇叭又在宣布着什么。
这次兄弟什么也听不清了,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吼叫。
只见在兄弟身边的徐大哥,突然间一把将兄弟像情人般搂紧,眼睛红得像个赌徒喊道:“小老广,小老广,小老广万岁!”
站在兄弟身边的那个陌生老球迷,此刻也把收音机扔在看台上,一把将兄弟搂在了他的胸前,大声喊道:祖国万岁,中国足球队万岁!喊叫中,苍老的脸颊上已是泪水一片。
那一刻,兄弟只好挣扎着笑道:“老哥、老哥,您轻着点,兄弟这小身子骨快被您老抱碎了。”
中场休息时,兄弟跟着徐大哥离开看台,向着厕所方向走动。结果,一幕令人震惊的景象出现在了眼前,只见整个男厕里里外外全是人,每个向外排泄的所在都有几十双焦虑的眼睛凝视着。几十年后,回想起这件事来,兄弟的商业思维曾有萌动,忘了是哪位伟大的企业家说过,哪里有长队,哪里就有生意。想想也是,如果此刻兄弟将一捆捆的儿童与成人尿不湿,放在不远处的过道中,为了膀胱与尊严,说不定有不少双紧迫的手会将一把把的现金递到眼前,再抢去这些救急的物资。
从拥挤无比的厕所到嘈杂无度的过道,一个人才能深切地理解,赢球之后球场周围将迎来一个怎样的节日,同一个场所,输球之后以看台为核心,随后将降临一场怎样的灾难。
和徐大哥坐回看台后不久,很快地场上的裁判员吹响了下半场比赛的哨声。
与上半场一开始不同,那时绝大多数的观众还是坐着看球的,下半场之后,除了身边那个体力明显不支的老球迷手里拿着台收音机,坐在人群身后闭眼收听之外,像徐大哥之类的观众,不但是站着看球,更准确地讲是站着喊球。很快,兄弟就发现了两个现象,一是只要中场中国队断下球来,当球向科威特大门前滚动时,所有的观众就会立身狂喊起来,这时你什么也听不见了,看台之上的每个观众手指都会僵硬地纠结在一起,一只脚离地,皆怀着一片临门一脚的期待。再一个现象是,赢球之后的看台之上,没有人能够抱怨为什么大家不坐下来看球,那是因为大家都不顾工作人员的管理,前边的人集体站着喊球,后面的观众怎么可能不跟着站起身来!
结果下半场开场后不久,原本站着看球的很多观众,突然间又一次跳了起来。
那一刻,除了人群激动中高举的手臂与亢奋中的吼叫之外,彻底看不见球,也听不清球了。
兄弟只好坐下来,歪着头看着身边的老者,问道:又进球了吗?谁进的?
他没有回答,因为周围的气氛太热烈了。
不知过了多久,兄弟才在身边那个老者的嘴里听清,这次再为中国队贡献一球的是咱们北京的球员沈祥福。
随后无数的看台上开始有节奏地喊着:沈祥福,进一个!进一个,沈祥福!
震天的喊声,此起彼伏。
看台之上的北京观众不知亢奋了多久,后来不知从哪个看台上开始,突然之间,有歌声传来,侧耳一听,原来是《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声音变得越来越大。
听到歌声,兄弟发现,很多周边的人哭了。
随后的比赛之中,歌声、吼声、欢呼声,久久持续着,直到终场的哨声响起。
回家的路上,兄弟和徐大哥在很多路段基本上骑不动自行车了,因为北京的大小路口,全是欢乐的人群。
最令兄弟感慨的是,回到清华校园时发现,无数的年轻学子,一路高喊着在校园里游行起来。后来,在不到三周后,清华大学的学生再次高喊着“振兴中华”“祖国万岁”的口号游行于校园,那也是为了庆祝一场世界杯的胜利,那次是中国女排第一次在世界杯决赛上击败对手,荣获第一,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集体项目第一次赢得的世界冠军。
对于无数中国球迷来讲,1981年的中国体坛不但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无数的喜悦,更带来了无限的信心。
那一年,有太多的事情留在了兄弟那一代人的记忆深处,美好且震撼。
那一年,中国无数街道的墙上,可以看到政府对人民的呼吁与倡导:五讲、四美、三热爱。
那一年,国家领导对外第一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随后成为几十年对外交往的一项国策。
那一年,国家批准第一批包括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对外开放,此后大批北方精英流向沿海,由此进一步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
那一年,为了吸引中国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测试英语能力的托福(TOEFL)试卷首次运抵北京。
那一年,后来成为天皇巨星的刘德华刚刚进入无线艺人训练班学习。
那一年,整个中国企业界,都在传颂着一位民族企业家创业的辉煌故事,他就是台塑董事长王永庆。
那一年里,兄弟在徐大哥的帮助之下,亲眼看到了中国足球队踢出的一场好球,近40年后回首,那大概也是无数期待着国人在世界杯足球赛上有令人满意表现的球迷,一生之中所看到的尤为精彩的一场球。
近40年了,每个北京球迷都在期待着,何时那激动人心的呼喊之声再次响起:进一个!进一个!
至少在那一刻,足球在兄弟的心目中还是美好而干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