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汉魏时代的经学
第一节 师法、家法及五经之传授
师法与家法之起源
秦一统天下，焚诗书，经籍散失甚多，故汉初学习经书的人，手上都没有书本，只靠老师宿儒，凭着记忆，加以口授。传经者对于经文音义，注疏训诂，各有不同见解，称之为“师法”。后汉经师，虽从一师之法，然弟子众多，各展其个性，而立一家之学，渐而成为一种“家法”。兹分别言之。
一、西汉“师法”推行的情形。汉初诸经，俱赖口授。口耳相传，难免讹误。欲有凭借，不能不重“师法”。此为西汉重师法之原因。不过学问传授，难免后学者之衍述发明、注释解说，故章句以起，时感本师之说已病简易，可代之而立。故若以严格的师法言之，汉武所立博士，书《礼》易《春秋》四经，各只一家，唯诗之鲁、齐、韩，因申培公、辕固、韩婴三人，生非一地。学非一师，必须分三家，共七家，此后亦应有此七家之师法。及传至宣帝时已八十余年，后学者既各有发明，必难免有歧异之立说。甘露三年，宣帝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太子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宣帝亲称制临决。各家讲论的结果，诗仍齐、鲁、韩；《书》则于欧阳之外，增立大小夏侯；《易》改立施、孟、梁丘《礼》改立大小戴；《春秋》、《公羊》分立为严、颜，是已增至十三家。元帝时《易》增京氏为十四家。汉代师法，以此为本。
然由七家增至十四家，其所增立，亦有幸有否。《诗》本三家，固无异议。《书》则欧阳生与张生俱传自伏生，而武帝时张生未立，何其不幸？至宣帝时，张生之传遂立为大小夏侯，又何其幸？初传《易》唯田何，田授王同、丁宽。王同授杨何，武帝时立；而丁宽授田王孙，遂未得立，此亦田王孙之不幸。但施、孟、梁丘俱学于田王孙，宣帝时施、孟、梁丘立而杨何废，亦杨何之不幸。而杨何传之于京房，率以元帝时立，又何其幸。故各家之得立与否，全以传之者之能辩争于朝廷与否为断，并无一定不移之理。最初之重师法，因为明其本源，防止冒伪之意。皮锡瑞所谓“师法者溯其源”，盖有尊崇经学之意。但既立学官之后，遂转以此为限制其他师傅之工具，而不免于门户派别之见。
二、东汉“家法”推行情形。时至后汉，学官之立已定，后学者之衍述发明，既为师法所限，遂又另为“家法”。如《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韩诗》有王、长孙之学，《易》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氏有翟、白之学，梁丘有士孙、邓、衡之学，均有家法，而从师法分出者，皮锡瑞先生说“衍其流也”。盖师法溯源至本经，家法衍流唯在章句。如干即分枝，枝又分叶，为学术演进自然之理。各师或立学官，或未得立，既有公私之别，难免正统之争，故必严其家法。《后汉书儒林传》云：“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可见博士严守家法，而孝廉亦要必守家法。则东汉家法之戒，可谓极严。然学术之推衍发明，复为自然之势，故家法虽严，终不足困其藩篱。故汉末遂有通经之学者。
师法与家法之区别
东汉初年，大体是西汉今文学术的绍继，与西汉没有多大相差。但皮锡瑞说：“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虽体一师之法，然弟子甚多，各展其个性，成一家之说，遂成为一种家法，恰似大宗、小宗的关系。
田王孙一师的《易》学，成为施仇、孟喜、梁丘贺三家之《易》。又施仇授张禹、彭宣及其他，禹至丞相，宣为大司空，因此二人为高官，虽未成学派之祖，然成了所谓施家的张、彭之学。施氏之《易》别为二派就是为此。又孟喜授白光与翟牧，他们都是一家，称为孟家的翟、白之学，这也产生了二派。又梁丘贺授其子梁丘临，临授王骏及五鹿充宗，充宗授士孙张、邓彭祖、衡咸三人，因此三人也各立一家之学，梁丘贺之《易》即成了士孙、邓、衡三家之学。故田王孙一师之《易》，共分为三家七宗。
伏生的《尚书》，有欧阳氏、大夏侯氏、小夏侯氏三家之学，分别支派。因而最初的师法、家法，不免渐次变化，因而所谓师法、家法，也未必严密。如前之《尚书》，有欧阳、大小夏侯的相差可以知其大概，把师说三十万言减为二十万言，其弟子更有省为十二万言者。如伏湛之弟伏黯，改定《齐诗》章句，作解说九篇。故在实际上，师法、家法虽不能守得严密，但宣言世间的时候，以某师的法或某家之学为标榜，世间亦因此崇信之。例如《后汉书·儒林传》云：“范升、陈元、郑兴、杜林、韂宏、刘昆、桓荣之徒，继踵而集。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张玄字君夏……少习颜氏春秋，兼通数家法。”又《后汉书·左雄传》中说，左雄上言郡国所举孝廉，请“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后汉书·徐防传》云：“伏见太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诚非诏书实选本意。”《后汉书·蔡伦传》云：“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及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家法。”家法之严，可见一斑。但其实所谓家法，与人之思想无异，是不能从外面了解的。且师说也不尽为其弟子所守，徐防之“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就很可玩味。倘若一言一句，尽守师法的话，则是死法，而成为无生命的学问。同样，孔子门人七十余人，虽同样传孔子之道，恐怕七十人所传的道各有不同。其后子夏、子游等的弟子，又传子夏、子游别种的道。这样从前汉传到后汉，皆多少有变法，前后汉诸儒并不说是把七十子之说照原样传下来。自然其训诂在前汉、后汉虽无大变，然以“大麓”为“大录”，以“箕子”为“荄滋”，称帝比王卑，从这等解说之不同上，生出种种之大议论。又同样的训诂，在前是用轻意味，想是为了合于时代思想潮流，是不得已的手段。
五经之传授渊源
古人为学虽重师傅，然传授抄写，难免讹误。而学者又每欲润色发挥，借以自显于当世，于是经学虽同发源于孔门，而推衍流传，遂因乡土风气之异同，分为若干派别。班固云：“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先秦之世，盖已如此。然建元五年（前136年）立五经博士时，《书》、《礼》、《易》、《春秋》均只一家，《诗》则有齐、鲁、韩三家，共为七家。其后辗转传授，各有增改。西汉末，五经博士遂有十四家。其余派别尚有蒙得立者，现试详述其时五经传授的情形。
一、《诗》之传授。《诗》在汉初，分鲁、齐、韩三家，后加《毛诗》，流行当世。
《鲁诗》《鲁诗》溯源于荀卿，汉初著称者则为申公。申公，鲁人，名培，高祖十二年过鲁时，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高祖于鲁南宫。高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白生、穆生俱受业于浮邱伯，盖荀卿之弟子。申公卒业后，归鲁，居家教授。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阙而不传。文帝时，闻申公为《诗》最精，以为博士，于是有《鲁诗》一派。《汉书·艺文志》载《诗》有“鲁故”二十五卷，“鲁说”二十八卷。武帝初立，申公之学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太常，为武帝言安车驷马以迎申公。虽未博用，因已荣显于当世。申公学生为博士者，十余人之多。孔安国、鲁赐、徐偃等，俱显于武帝时；终汉之世，《鲁诗》俱立于学官。
《齐诗》《齐诗》创始于齐人辕固生，景帝时以《诗》为博士；武帝即位后，以贤良征诸儒，多嫉毁之，遂罢归，年已九十余。诸齐以诗显贵者，皆其弟子，而夏侯始昌最明，但始昌并未为博士，其弟子后苍为博士。虽已在宣帝及武帝立五经博士时，其《齐诗》博士当为辕固之其他弟子，姓名已失考。《汉书·艺文志》：《齐诗》有“后氏故”二十卷，“后氏传”三十九卷。后苍授弟子翼奉、白奇、萧望之、匡衡。衡授弟子师丹、伏理、满昌。由是《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终汉之世，《齐诗》立于学官。
《韩诗》《韩诗》创始于燕人韩婴，文帝时为博士。婴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燕赵间言诗者，俱出于婴。《汉书·艺文志》有《韩诗》“故”三十六卷，“韩内传”四卷，“韩外传”六卷，“韩说”四十一卷。韩婴之孙韩商，为武帝时博士。弟子之见于史籍者，则有贲生、赵子。赵子授蔡谊，谊授食子公、王吉，俱为宣帝时博士。食子公授栗丰，王吉授长孙顺。由是《韩诗》有王、食、长孙之学。丰授张就，顺授东海发福，皆至大官，徒众尤盛。
《毛诗》文帝时有《毛诗》，汉时未立于学官，但汉初行于民间，东汉亦极盛行。相传创始于赵人毛公，以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毛公自谓传自子夏，著有《毛诗故训传》三十卷。毛公授其学于贯长卿，长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陈侠，侠在王莽时为讲学大夫。故平帝朝曾一度立《毛诗》博士，旋又罢去。迨东汉时之郑众、贾逵、马融、郑玄皆注《毛诗》。郑玄又作《毛诗传笺》，盛行一时。《毛诗》既盛，三家诗遂日微。
二、《书》之传授。
《书经》创始于济南人伏生，为故秦博士。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乃闻伏生治之。年九十余，老不可征，乃诏太常，使晁错往受之，得二十九篇。还因上书说，晁错遂为文帝时博士。伏生以《尚书》教于齐鲁之间，齐学者由此颇能言《尚书》，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伏生弟子著名者为张生及欧阳生，亦文帝时博士。
欧阳生字和伯，以其授学倪宽，有俊材，曾见武帝论经学。故欧阳和伯虽未为博士，而武帝时，言《书》者皆本之。宽授欧阳生子，世世相传，宣帝时，曾孙欧阳高为博士。《汉书·艺文志》称，《尚书》有“欧阳经”三十二卷，“欧阳章句”三十一卷，“欧阳说义”一篇，是为欧阳氏学。
三、《礼》之传授。
《礼》在孔子时其经即不具，汉初仅《士礼》十七篇，鲁高堂生传之，以授萧奋，奋以《礼》为淮阳太守，然未立为博士。但文帝时鲁徐生以善《礼》颂《礼》官大夫，子孙世传甚久。奋以其学授孟卿，卿授后苍。苍说《礼》数万言，撰《后氏曲台礼》九篇，昭宣时为《礼经》博士。
后苍授其学戴德、戴圣、庆普。德号大戴，为信都王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庆普为东平太傅。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后汉初，二戴具立于学官，平帝时曾一度立《逸礼》于学官，未几即罢，王莽朝刘歆以《周礼》为博士。《周礼》原为古文，其出现来历不明，既立学官，诸儒并出共排之，以为非是，卒致罢废，是为今古文相争之始。
四、《易》之传授。
汉兴，传《易》开始者为田何，其先鲁商瞿受《易》孔子，商瞿传《易》六世至田何。文帝时，田何以其学授王同、周王孙、丁宽、服生，皆著《易传》数篇。丁宽所作《易说》三万言，训故举大谊，以授田王孙，武帝时为博士。王孙授施仇、孟喜、梁丘贺，由是《易》有施、孟、梁丘之学。
五、《春秋》之传授
《春秋》本为东周列国编年体的史记。儒家所崇奉的《春秋经》，相传是孔子据鲁史所改作，义存褒贬以警当世。唯《论语》中既无一言及此，故后世学者，有疑《春秋》与孔子无关者。然儒家之崇《春秋》为经已二千余年，其体裁既为编年的纪事，殊无连贯意义，故其重要在传，而纠纷亦在传。汉初传《春秋》的共有五家：公羊（有十一卷，不出于一人之手），谷梁（十一卷，亦非一人手笔，其虽传不绝，然不若公羊之盛，故未立学官），邹氏，夹氏，左氏。《汉书·艺文志》谓“邹氏无师，夹氏有录无书”，故仅有三家留传至今。
第二节 马融与东汉经学
马融生平
马融，字季长，扶风茂陵人，“初，京兆挚恂以儒术教授……名重关西，融从其游学，博通经籍”，“才高博洽，风流倜傥”，曾为校书郎。东汉顺帝刘保时，迁南郡太守，与马皇后亲，后拜议郎。为世通儒，坐高堂，施绛帐，教授诸生，生徒多达四百余人；涿郡卢植，高密郑玄，南阳延笃，陈留范冉，并列门下，学重儒林。著《三传异同说》，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惜其所注诸经，今皆不传，诸书间有援引，唯所存无多，前儒偶有论及，亦仅具鳞爪耳。
马融对东汉经学的贡献
首先，集东汉古学之大成。西汉治经，以今文为主。其后所立之十四博士，亦皆今文学。古文初出，知者甚少，只藏秘府，未见通行。至孝成皇帝，陈发秘藏，命光禄大夫刘向校理旧文，于是古文始显。东汉代兴，更为灿然，杜子春、郑兴、郑众、贾徽、贾逵、杜林、卫宏、许慎等并为古文大家。马氏继郑氏、贾氏父子之后，又推敬叔重，遍注诸经皆古文，称其集东汉古学之大成者，并不为过。是后今文、古文方并称于世。清丰学者皮锡瑞《经学历史》云：“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近代经学大师廖平亦谓马融之后，古文乃成家，始与今学相敌。
其次，精于训诂，为说经之正鹄。东汉以还，经师学多博通，著述亦趋繁复，至马融作《三传异同说》，注《易》、《书》、《诗》、《三礼》、《孝经》、《论语》，达于顶峰。其注经深得训诂旨要，准《尔雅》，依《毛传》，稽考许慎《说文》，会通群经，旁采太史、班书，取资庄子、淮南，援证旧说，恢宏扩张，贯穿经义，无不极其能事。其或申之以儒理，董之以礼制，而归本于人事。不尚虚玄以惑众，不标新奇以立异，平易而近人，实为马氏说经之所长。马氏治经，已用声训，声训有双声，有叠韵，有同音。马氏训注，亦得其要。至于晦涩难读之字，或古今音变者，或方言有殊者，马氏并释其音，用直音，用反切，开后人诂书并释音之例。
第三，杂揉今古文说，为郑氏注经融会今古文之先导。郑康成《毛诗笺》，颇采三家之说。后人言淆混今古文家法者，往往集矢于郑氏，未免有欠公允。实则，康成之师马氏，虽尊崇古文，然其说经亦不能自尽于今文之外；马氏诸经，取今文家说者，亦屡可见之。如《释文》引马氏语，“贾逵说，俗儒以锊重六两，《周官》剑重九锊。俗儒近是。”段玉裁谓俗儒指欧阳、夏侯，即《尚书大传》之一馔六两也。马云“锾”即“锊”，故引《周官》以明欧阳、夏侯六两之说是也。是马氏释经兼用今古文一证。
第四，深受纬说之影响。纬书立名，义在配经，故谶纬中亦有经义也。汉儒喜言灾异征验，亦一时风尚。孔颖达《尚书正义·洪范》篇，以为纬侯之书，伪起于哀平之际，汉儒常取其说，以辅弼经义。马融亦素研图纬，《后汉书·郑玄传》云：“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授于玄。玄日夜寻诵，未尝怠倦。会融集诸生考论图纬，闻玄善算，乃召见于楼上。玄因从质诸疑义，问毕辞归。”马融因深受当时图纬之影响，故其注经亦有用纬说者。如《正义》曰：“书序郑玄、马融、王肃，并云孔子所作，依纬文也。”又《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何晏《论语集解》引马言：“所因、谓三纲五常也。”皮锡瑞以为“三纲大义，名教所尊，而经无明文，出《礼含文嘉》。马融注《论语》引之，朱子注亦引之。注经杂采纬说，马融实先于郑氏”。
第五，并采阴阳五行之说。两汉政治社会具有浓厚阴阳五行色彩，诸儒注经亦难免受其影响。盖汉初社会风气，笃信邹衍阴阳之说；灾异符瑞之变，五行生克之理，深中人心。故儒家之流，为求发扬儒道，广宣经义，不得不顺从社会心理，附会谶纬，极设灾异，使儒家之义，易为天下所接受，亦不得已也。借阴阳以宣教，此汉儒之深心，然其志在兴废继绝。
西汉承赢秦灭学之后，言五行之风甚炽。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孝武时，夏侯始昌通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商，皆以教所贤弟子（见《汉书·五行传》）。马融注《易》亦言灾异，兼采阴阳五行之说。如《易·坤卦·彖传》：“西南得朋，乃与类行；东南丧朋，乃终有庆。”李氏《周易集解》引马融曰：“孟秋之月，阴气始著，而坤之位，同类相得，故西南得朋；孟春之月，阳气始著，阴始从阳，失其党类，故东南丧朋。”
第六，马氏注经，博综群经，亦兼采众书之说。经者乃恒久之正道，不刊之鸿教，人伦之表率，天下之至理也。故群经大义，当可相通。马氏每注一经，必荟萃他经，如注《易》论礼制，则兼用《周礼》；论《易》之幽深，用《左传》、《论语》，又本诸《书经》，以验之易理；注《尚书》，则旁采《易》、《诗》、《周礼》、《礼记》、《左传》、《公羊》诸说，注他经亦然。且间亦有取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者。如《尚书·尧典》：“胤子朱启明。”《释文》引马曰：“胤，嗣也。”《史记·五帝本纪》作“嗣子丹朱”，此从《史记》之说也。
第七，归本人事，以发经义之微旨。孔门治经，贵在身通。《史记·孔子世家》：“仲尼以诗书教，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熊公哲先生曰：“夫既曰身通，则断非以口耳为功矣。《礼记经解》，历述六经之教，而首云‘其为人也’，则非其为人深有得于‘温柔敦厚’之教，不足以通礼矣。非其为人深有得于‘恭俭庄敬’之教，不足言通礼矣。所谓身通，兹殆其义。推之《易》、《书》、《春秋》、《乐》，当亦有然。”（《仰止詹言》）马氏说经，虽长于训诂，但亦不离人事，欲人躬行，不特以口耳为功也。如《论语·学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韩愈《论语笔解》引马曰：“其设可反覆，故曰近义。”覆，践言也。马融注经必以人事为依归，若此例者甚多。至郑康成继其学，亦莫不兢兢于此也。
第八，验诸史实，以证经义之不诬。黄宗羲曾主张为学当本乎经，而后验诸史实。史实者，乃是非、得失、真理、邪说之明鉴也，故注经若能列举史实，则易取信于人，马氏亦深得其要。如《论语·宪问》：“齐桓公正而不谲。”何氏《论语集解》引马曰：“伐楚以公义，责包茅之贡不入，问昭王南征不还，是正而不谲也。”马氏乃据《左传》之史实，以证齐桓公正而不谲也。
第九，师法、家法之分，至马融已混而难明。汉人说经最重师法、家法，其戒极严。后因渊源流别，滋生支脉，遂杂而难分。马融初从京兆挚恂游学，恂明《礼》、《易》，遂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后又从班昭受读《汉书》，长而校书东观，亦明贾逵、许慎、郑众诸儒古学，故其注经颇能揽诸家之胜。如其注《易》本源费氏，但又杂有子夏、孟氏、京氏、梁丘之说；注《尚书》则有取郑兴父子，与贾逵之绪者；注《诗》则有取自毛传、孔安国、刘歆之说者；注《三礼》亦有从刘歆、贾逵、郑众之说者；注《春秋》则对贾逵、郑众之说颇有取舍；注《论语》亦兼用《韩诗》说者。是以师法、家法，至此已淆而难明矣。
马融对经学的影响
其一，马氏训诂方式，影响后世注疏之学。马氏训诂方式，变化甚多，或下定义，或演绎，或引申，或易之以相类之词，或省文以释之，或取相反之训，或以声子释声母，或声母释声子，或言某貌，或言犹某也，或言辞，或以具体释抽象……后郑康成注经，莫不依用之。自清代以来，有所谓汉学、宋学之分，宋学长于义理，汉学长于考据训诂。所谓汉学，初实指东汉之马、郑而言，是以马、郑并为训诂大家，汉学之泰斗，对日后注疏之学，影响至巨。
其二，马氏博通群经，郑玄之注诸经，亦深得马氏之启示。后汉诸儒，多兼通群经，马氏博通经义，而皆为之注。郑玄曾师事马融，亦遍注诸经。《后汉书·郑玄传》云：“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孝经》、《尚书大传》、《中侯》、《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余万言。”著作之丰，与马氏并霸儒林，观其训经，亦多与马氏同者，可见其深得马氏之启示也。
其三，师法、家法之混杂，使后儒解经无所拘泥。汉人说经虽重师法、家法，但后因渊源流别，支脉滋生，遂杂而难分。马融初从京兆挚恂游学，后又从班昭受读《汉书》，故为通儒，采百家之言，明诸儒古学，而其注经又探诸家之论说，揽百家之胜，是以师法、家法，至马融已淆而难明。既无师法、家法之限，故后之儒者，可放手研经，无所拘泥，身通数经者，所在多有，郑玄经学之所以卓绝，盖亦缘于是因。
第三节 郑玄经学的贡献与评价
郑玄，字康成，东汉北海高密人。入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东郡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以山东无专门学者，乃西入关事扶风马融。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原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然其亦颇自修，勤奋好学，终成一代大宗师。玄年七十四卒，受其业者千余人。门生把玄与弟子们问答的言语，撰集起来，依《论语》体例而作《郑玄》八篇。
郑玄在经学上的贡献
其一，郑氏注经皆兼今古文。郑玄之学，虽出于古文家马融，然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孝经》、《尚书大传》、《中侯》、《乾象历》，及所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等，百余万言，皆兼采今古文二家之说。以郑玄注《诗》为例，其诗笺以毛为主，而间易毛字，自云：“著有不同，便下己意。”所谓己意，实本于三家，是郑诗笺兼采今古文；再者，其注《仪礼》亦并存今古文，从今则注内叠出古文，从古文则注内叠出今文，是郑注《仪礼》采今古文。故说经至郑玄，可谓已集今古文之大成。
其二，郑氏治《礼》的贡献。郑玄以前的学者，不曾涉于“三礼”全体的研究，只郑兴、郑众、马融等开始研究《周礼》，但却不充分。到郑玄，他不但将之彻底地研究，而且与《仪礼》、《礼记》及其他经书相通，加以注释。这实是一大事业，后世没有不用其说的。
郑玄治经的得失
一、优点方面。
1.以谦虚精敏的态度来治经。郑玄不取今文派那种直接排斥古文传承以迎合己说的态度，凡是古经书作为圣人道之所在者，皆重之，而一切内容活用；其研究的态度，极端慎重，毫无轻率论断的事。故可取则取，不可取则让其保存，仅注明自己的看法而已，绝不掩前人的所长。
2.以经学为一门学问，又使经学独立。从来所谓经学，是“利禄之途”，是作为得一官吏资格的手段。甚至应用于政策，欲达到所谓一种目的，其手段方法就是把孔子抬出或是高唱经学。郑玄则反之，他既已归农乡里，仕宦之意殊少，只以六经为圣人道之所在，乐于从事，孜孜不倦，一意耽于注经、尊经、乐经。所谓不以今人为徒，而与百世圣人为徒。
3.重章句之学，不离经文空立理论。郑玄既以为先王之道在于六经，所以研究其训诂或百物制度，他虽不说如宋儒那样空的理论，但并非不知。他注《礼记》、《乐记》说：“道：谓仁义也。”这是韩愈《原道》之所由来。又《乐记》注：“理犹性也。”这可以说是宋程子“性即理”说之根源。又《中庸》的“仁者，人也”注，“人也，读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问之言”。这就是人类的爱，即张子之所谓“民吾同胞”的意味，所谓万物一体的思想。这些郑玄仅是极简单注述，不似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一样离开经文以立论。其为章句之学，实具谨严的态度。
4.能在经学上把周公、孔子的文化形成一种有系统的组织。郑玄广通群经，又是揉合今古文经的能手。今文学派信谶纬之说，一切以孔子为中心去研究；但古文学派信古书史册，着重周之制度。虽然今文古文各异其传统，但亦可彼此相通，可以将六经看作整个体系，从而认识周公、孔子经学的全貌。故郑玄治经在这方面是成功的。
5.保存汉学之功。《毛诗》《左传》汉时不立学官之书，而后世不可少；郑玄为汉儒败坏家法之学，而后世尤不可无。汉时《诗》有鲁、齐、韩三家，《春秋》有公、谷二传。《毛诗》、《左传》不立学官，无碍其发展，而三家、二传更不至淆杂也。汉后三家尽亡，二传殆绝，若无《毛诗》、《左传》，学者治《诗》、《春秋》便无所凭借矣。需知汉学重在颛门（即独立门户，自成一家），郑玄杂今古学，使颛门学尽亡；然颛门学既亡，又赖郑注略可考见今古文学面貌者。
二、缺点方面。
1.治经未能脱离时代的影响。郑玄虽是一代大儒，但亦不能脱离时代的影响。例如经说的解释，主要是蹈袭秦以来的汉制，常用当时流行的纬候来说明。这虽未必是郑玄的过失，然并无永久墨守之必要。如果经学作为其时代政治道德的标准的话，必得依据各个时代的特征加以变迁，但郑玄笺注群经时，在这方面未能做到。
2.勉强揉合今古文之不当。郑玄揉合今古文来治经，虽有其进步的一面，但亦有其坏处。归根到底，古文与今文有着不同系统的传说，所以古文有古文的主张，今文有今文的主张；其说大体虽一致，然彼此折中以为相通的话，那就未免有点牵强。例如《周礼》的制度与《礼记》的王制不合，公羊、谷梁与左氏不合。郑玄却为了融通，妄将他说作为周代的制度，这样便有不妥之处。如《礼记》王制作为殷之制度，对于孟子、荀子所述周代制度，也就成为殷之制度了。这是郑玄过信《周礼》的结果。
3.因郑氏注经混合今古文，而使两汉家法亡而不可考。东汉年间，盛行今古文两派之争。当时两家相攻击，学者受此事烦扰不堪。然郑君博学多师，今古文会通为一。学者苦其时家法繁杂，见郑君闳通博大，无所不包，众论翕然归之，不复全此趋彼，于是郑《易注》行而施、孟、梁丘之《易》不行矣，郑《书注》行而欧阳、大小夏侯之《书》不行矣，郑《论语注》行而《论语》不行矣。重以鼎足分争，经籍道息，今古文不复分别，使两汉家法亡而不可考。
对经学的影响
首先，导致郑学与王学之对峙。魏晋南北朝文化重心，虽已转移为清谈玄虚之学，然而儒家思潮，究仍潜伏其间。例如北魏君主，起自代北，俗尚廉悍，于玄虚之学，较难理会，而爱谈华佗，喜宗经术；于是传世之章句儒生，皆归附之，人文辐辏，朴学复兴，汉末郑氏之学遂盛行于北方。而南方则自魏王肃为魏三公，遍注群经，力与郑异，以女适司马昭，故其学得盛行于西晋，所注《尚书》、《论语》、《三礼》、《左传》与《诗》，及其父朗所作《易传》，皆立于学官。其时孔晁、孙毓等，并申王以驳郑；而孙炎、马昭等，又主郑以驳王。断之于王郑两家之是非，而两汉专门之学，无复问矣。
其次，汉学寖衰。郑学虽盛，而汉学终衰，《三国志》董昭上疏陈末流之弊云：“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士子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杜恕上疏云：“今之学者，师商、韩而上法术，竞以儒家为迂阔，不周世用，此最风俗之流弊。”鱼豢《魏略》以董迈、贾洪、邯郸淳、薛夏、隗禧、苏林、乐祥七人为儒宗，其序曰：“正始中，有诏议圜丘普延学士。是时郎官及司徒，领吏二万余人，虽复分布，在京师者，尚且万人。而应书与议者，略无几人。又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饱食相从而退……各处荒乱之际，而能守志弥敦者也。”鱼豢序见《三国志注》，令人闻之悚然。夫以两汉经学之盛，不百年而一衰至此，然则文明岂可恃乎？范蔚宗论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芜，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盖以汉时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学者莫知所从。郑玄兼通今古文，沟合为一，于是经生皆从郑氏，不必更求名家。郑学之盛在此，汉学之衰亦在此。
第三，郑学风靡天下。郑君徒党遍天下，亦可谓经学论议一小统时代。传云：“非但齐鲁间宗之，传列郗虑等五人”，“郑志”、“郑记”有赵商等十六人。《三国志·姜维传》云：“好郑氏学，不知其何所受。”时昭烈为徐州牧，尝以师礼事之，然则蜀汉君臣亦郑学支裔矣。王粲谓：“世称伊洛以东，淮海以北，康成一人而已；咸言先儒多阙，郑氏道备。”郑学之盛可知。
第四，今古文之争。有与郑君同时而学有不尽同者荀爽、虞翻，并作《易》注，荀用“费易”，虞用“孟易”，今略存于李鼎祚《周易集解》中。虞尝驳郑《尚书》注，又以郑《易》注为不得。王粲亦驳郑，而其说不传。有较郑稍后而学不尽同者王弼《易》注，尽扫象数，虽亦用费《易》，而说解不同。故李鼎祚云：“刊辅嗣之野文，补康成之逸象。”何晏《论语集解》虽采郑注，而不尽主郑说。王肃尤显与为敌者。又有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与其师王弼追述李育意，以难左、谷二传，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乃作《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以抗之。
第五，经学分立。自刘石十六国并入北魏后，为南北朝分立之时代，而其时说经者亦有南学、北学之分，此经学之又一变也。《北史·儒林传》序曰：“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案南北学派，北史数言尽之。夫学出于一，则人知依归；道纷于歧，则反致眩惑。郑君生当汉末，未杂玄虚之习、伪撰之书，笺注流传，完全无缺，欲治汉学，舍郑莫全。北学《易》、《书》、《诗》、《礼》皆宗郑氏，《左传》则服子慎。郑君注《左传》未成，以与子慎，见于《世说新语》。是郑、服之学本是一家，宗服即宗郑，学出于一也。
郑玄的贡献与评价
《后汉书·郑玄传》赞云：“自秦焚六经，圣文埃灭。汉兴，诸儒颇修蓺文；及东京，学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滞固所禀，异端纷纭，互相诡激，遂令经有数家，家有数说，章句多者或乃百余万言，学徒劳而少功，后生疑而莫正。郑玄括囊大典，网罗觽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此论可谓得郑学之真趣。然郑氏之学已近似章句，不守家法，又能删裁省减。家法之不如古学，则以家法偏守而古学兼通也。郑氏学综古今之长，焉得而不为一时学者所归向乎？但家法之真传，从此渐失。
第四节 许慎之生平及其对学术之贡献
汉代乃我国文化史之辉煌时代，文学家如枚乘、司马相如等，史学家如司马迁、班固等，经籍文献学家如马融、郑玄等，他们不仅继承春秋战国以来之学术遗产，且能将之发扬光大。而许慎乃为其中代表之一，他不仅是中国文字学之开山祖师，又为一著名经世学者。现将其生平及其对文字与经学之贡献分述如下。
许慎之生平
范晔《后汉书·儒林传》谓：“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卒于家。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此寥寥八十五字短传中，已可简略窥见许慎之生平。但从许慎撰写之《说文解字》后叙，及其儿子许冲之《上说文解字表》中，可更详细认识。许慎被推举孝廉后，到洛阳为太尉府祭酒，问业于当时精通古今文经之贾逵。许慎著作有《说文解字》、《五经异义》和《淮南子注》。但除《说文》外，其他著作均亡佚不存，只有清人辑本而已。章帝建初四年（79年），贾逵、班固、傅毅，博士、议郎及诸生名儒在北宫白虎观讲论五经异同，许慎闻之，退而撰写《五经异义》。《说文》后叙作于永元十二年（100年）。安帝永初四年（110年），许慎又曾与马融、刘珍及博士、议郎五十余人在东观校五经、诸子和史传。建光元年（121年）因病居于家，命其子许冲之上说文，其时距其写后叙已二十二年。许慎之生卒年已无可考，据估计，许慎生于明帝永平之初，卒于桓帝初年，岁数约为八十余。
许慎对文字学之贡献
关于许慎对文字学之贡献，可由其著作《说文解字》中看出。许慎著此书时，正是古文经盛行时代。自古文经出现后，受今文家之排斥，并称秦时隶书乃古帝先王之书，不得更改，而随意解说文字，牵强附会。许慎既博通经籍，又从贾逵习古文经，对今文家问壁虚造之巧说深恶痛绝，故搜罗篆文、古文和籀文编成一字书。一面写下经传群书中之训诂，一面说明字体之结构与字音等，使人知古文字之写法，从字形字语上理解文字之本意。《说文》一书乃将汉代能看到之古字记载下来，实为我国古代文献中一重要著作。
许慎清楚地看到文字在文化发展上之作用，故他曾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读古书，认识古代文化，非懂得古文字不可。有许慎之《说文》，才能认识秦时之篆书的石刻和器物的铭文，才能认识商代甲骨文字和商周时之青铜器文字，以及战国时之古文。没有此书，则商周文物上所载之事实便很难理解，故此书可谓一极宝贵之文字遗产。
许慎《说文》之贡献，除保存上古时代之古文字外，更重要的乃为他所创造文字构造之条例。此书乃中国最早按部首来编排而又有系统之字书，给后世编撰字典立下一个规范。
《说文》以前已有“杂字”书，如赵高之《爰历》和胡母敬之《博学》，及相传为李斯所著之《仓颉篇》等。但此种杂书除可作考见汉代词汇之外，在文字学史上则没有什么价值。许慎《说文》据文字之结构加以区分，凡形旁相同就类聚一起，籀文同之，形旁作部首，同从一形旁所构成之字都系属其下。许多部首又按照篆书形体之相近与否来编排先后之次序，把极其纷繁而成千上万之汉字编排在一起。此种六书之分类法，将语音分歧之汉字，编排至更有系统而便于应用。故段玉裁称赞此书云：“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若网在纲，如裘挈领，讨源以纳流，执要以说详，与《史籀篇》、《仓颉篇》、《凡将篇》乱杂无章之体例不可以道里计。”
《说文》解说每一字，必先解说字义，然后说明形体构造。而在说明形体构造时，凡象形字，则言“象某某之形”；凡指事字，则曰“指事”；凡会意字，则曰“从某从某”，或曰“从某某”；凡形声字，则曰“从某，某声”。如是会意而又是形声字，则曰“从某从某，某亦声”。例如：
气：云气也。象形。
齿：口龈骨也。象口齿之形，止声。
毛：眉发之属及兽毛也。象形。
上：高也。此古文上，指事也。
多：重也。从重夕。夕者，相绎也，故为多。
奢：张也。从大者声。
故可知《说文》对字形结构和字的含义特别重视。有时在解说中也指出读音，则曰“读若某”。例如“瑂读若眉”，“逝读若誓”，“【牜+余】读若涂”。“读某”中，有注音，有兼明通用，但注音是主要的。此种解释字形结构和造字含义，是进步的。
许慎认识到形声字乃汉字里最多之部分，故特别注重形声字之分析。许慎指出某字从某，一面分析字形，一面指出字声；凡从某得声之字，其读音必与某声切近，正如以上所举之例。因此，清儒从《说文》悟出，根据谐音字，可参照《诗经》之韵脚考定古韵之分部。清儒从《说文》中之引经与现在之经文往往不同，又体会到古人应用文字以记录语言，有时假借另外一字来写。自从了解古韵之分部，又了解古人用字有假借，使古书中一向难解之字句，可从声音通假上理解其原义。
许慎之《说文》，有以引用经传来说明字义或字音，除《仪礼》用今文经，《诗》间用《韩诗》外，其他多用古文经。而解说中亦常常引他人之说法，此种解说，全书共一百一十余条，这就是叙文所说“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之实例。解说中涉及训诂有出于《尔雅》，有出于扬雄之《方言》，有出于前人之经传训释，故可知许慎著《说文》，不仅只从贾逵问业，且囊括许多前人之经说与字说，可谓集两汉之大成。
许慎之《说文》对学术影响颇大。郑玄注《仪礼》、《周礼》、《礼记》，都曾引《说文》。而晋代吕忱之《字林》与梁代、顾野王之《玉篇》，都可看出受到《说文》之影响。及清人编之《康熙字典》，都是按照偏旁部首来编排，只分部有不同而已。就是今天，《说文》仍有其价值。
许慎著《说文》，在解释字义上，还特别注重造字之本义，其说虽未必完全正确，但清儒从而认识字义有本义，有引申义，有假借义，在语义学上有一新发展。及至现在，《说文》仍有其价值。但它亦有缺点，如许慎根据孔壁不可靠之材料以为解说；而且此书古字、古义很多，必须有注解才能理解透彻。
许慎对经学之贡献
经学以汉为最盛，许慎既被称“五经无双”，可知其对经学造诣之高。许慎擅美经学，独鸣于当世，故群士慕习，推为大师，且著有《五经异义》一书。但由于年代久远，人事变迁，许慎之《五经异义》，《隋唐经籍志》尚有著录，但到宋代已亡佚。郑康成《驳五经异义》十卷，亦同散失。而许慎对经学之贡献，仍可在清儒之辑录旧疏中看到一些痕迹。其贡献有如下：
其一，许慎于白虎观闻诸儒讲论五经同异而撰写《五经异义》，故每举一隅，各具家法。此书引致郑康成写《驳五经异义》十卷。辩论之风一起，学术益盛，而郑康成此书，亦各有依据。许、郑二人解经之例有三：一为守师说，二为以经解经，三为以字解经。许慎解释“珽”为“挺直无屈”，解释“罍”字从“畾”，取象于云雷博施，乃是以字解经之例也。又举《尚书》“旻天”为总括四时，《左传》夏四月亦称旻天，以证明古《尚书》说天号乃各用所宜称之者，此乃以经解经之例也。其余谨案云云，乃笃守师说。郑康成之解经亦具此三例，可知许慎之经学当不比郑康成为低。故后世治经者，只重郑而轻许，实为不当。
其二，许慎治经学之法则是博学，故许慎博通今古文，以使自己多闻多见，而可选择其中较正确之义理。如许慎论国灭君死，诸侯无去国之义，则从今文家之说；论诸侯乃天子蕃卫，故是纯臣，则从古文家之说。此种治学方法，与当时今文家只排斥古文家，随意解说文字，牵强附会，可谓一大对比，且立后世之模范。
其三，后世儒者言经学之源流，多重西汉经学之授受渊源，但少言及东汉之儒林宗派，乃因后人言东汉之经学，仅独推郑康成为集大成，不知东汉时许、郑二家，讲论六艺，天下慕向。若宗郑而舍许，当然不能窥见东汉经学之全貌。如许慎晚年撰写《说文》，于《易》称孟氏，故取京房、施仇说，可明其师法，又可取虞翻、马融、郑玄、荀爽、陆绩、崔憬诸家以证其脉络相通。至于许慎《诗》、《书》、《礼》、《春秋》之学，亦可加以详释。许慎之师承便明显出现，东汉经学之源流亦即显现。故许慎实为东汉经学承先启后之人。
其四，许慎治经，若遇有解释经文不全，必将引申其义，以求其明达。如《诗经·卫风·氓》中有云：“女也不爽，士贰其行。”士者，夫也。许慎将“士”字读细音“壻”，壻者即婿，亦即夫也。《毛诗传》并无此解释，可见许慎之创见。
其五，时学者多有以假借字作训经书，但许慎却反对此法。他特重字本义，因此，当《毛诗传》以假借字解释，许慎则兼用三家诗以说明。如有古文家之训义非本义时，便依今文之解释。许慎虽博通今古文，但他多少偏重古文，故许慎之传仍多以古文为据。而许慎之不重假借，而求其正之法则，实使经学之解释得一致。又遇经中无传解释，若别家之传与义是正确的，则取之连贯，使经义更易明确。
第五节 王肃经学及其得失评价
生平略历及著作
王肃生于汉兴平二年乙亥（195年），字子雍，东海郡人。父朗，注《易》、《春秋》、《孝经》、《周官传》等。肃读扬雄的《太玄》，更为之隐解。文帝使大司马曹真攻蜀时，王肃上疏说征之不利，遂罢其役。又上疏，复五日视朝之仪，使公卿尚书各以事进，并有省徭役以使民安息的上疏，都被采用。仕至中领军、散骑常侍，卒谥景。善贾逵、马融之学，而不好郑氏。曾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并撰定父朗之《易传》注，晋时皆列于学官。又有朝廷议《礼》等百余篇与《孔子家语注》。传见《三国志卷十三·魏书十》。曾注《丧服要记》一卷，见《隋书·经籍志》，今佚。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曾辑有一卷。遗著甚丰富，有：《周易注》十卷，《周易王氏注音》一卷，《尚书王氏注》十一卷（今存二卷），《尚书驳议》五卷，《毛诗注》二十卷，《毛诗义驳》八卷，《毛诗奏事》一卷，《毛诗问难》二卷，《礼记注》三十卷，《周官礼》十二卷，《春秋左氏传》三十卷，《孝经传》一卷，《论语释驳》三卷，《孔子家语注》二十一卷，《论语义说》一卷，《圣证论》十二卷，《王子正论》十卷，《丧服要记》一卷，《魏台访议》一卷。
王肃之注经与成就
王氏注经，据史志所载，为数甚繁，惜多已亡佚，今可见诸古籍所引，及各家所辑佚文之成帙者，有《周易注》、《尚书注》、《诗注》、《三礼注》、《左氏注》、《孝经注》、《论语注》等七经注。今依唐陆德明经典释文之序，列章申疏，亦所以借明经之次第也：
王肃之《周易》学，计二百二十三则。
王肃之《尚书》学，计二百二十五则。
王肃之《诗经》学，计三百三十五则。
王肃之《三礼》学，计二百（一）九则。
王肃之《春秋左氏》学，计五十五则。
王肃之《孝经》学，计二十则。
王肃之《论语》学，计四十六则。
王肃经学盛行，是借政治力量取得学术上之地位。王肃女妻司马昭，即晋书所谓文明皇后；司马炎是王肃之外孙。王肃及其父王朗所注之群经，汉晋时已立学官，故在东晋偏安江左时，仍然宗尚王学；则王学之所以大盛于南方，是有其政治背景。按《三国志·魏书·王肃传》：肃斥曹爽，盖党于司马懿。司马师废魏帝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由肃奉法驾迎之。及师时以经术问肃，盖颇相得。王肃注经，亦今古文兼采；然其用意，似在难郑。
王肃的贡献与评价
一、贡献方面。
1.王肃对于郑玄一一加以反对，宁说是滑稽。王肃除针对郑玄以外，虽出异说，时起波澜，对于经学无不良影响，反而造成一种新面貌，更给予一转机，回复经学的生命。皮锡瑞说：“王肃出而郑学衰。”然假令王肃祖述郑玄，恰如元明诸儒宋儒之说作纂疏，愈是成为没有生命的学术；同样，郑学反而更衰是无疑的。王肃所以出诡曲的异说，是由于易代革命不得已，与个性敏锐、不堪立于人下所致。但由此对于经说开启自由研究的风气，对后世经学有伟大的功绩。
2.个性自大的中国人，由此被启发的却不多，这是可惜的。经三国、六朝至唐止，老庄学与佛学兴盛，但经学依然以南北之争保持相当的生命，此点与王肃颇有关系。
二、缺点方面。
郑学出而汉学衰，王肃出而郑学衰。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贾逵、马融皆古文学，乃郑学所自出。肃善贾、马而不好郑，殆以贾、马专主古文，而郑又附益以今文乎？案王肃之家学，亦兼通古文。肃父王朗师杨赐，杨氏世传《欧阳尚书》；洪亮吉《传经表》以王肃为伏生十七传弟子，是肃尝习今文而又治贾、马古文学。故其驳郑，或以今文说驳郑之古文，或以古文说驳郑之今文。不知汉学重在颛门，郑君杂糅今古，近人议其败坏家法；肃欲攻郑，正宜分别家法，各还其旧，而辨郑之非，则汉学复明，郑学自废矣。而王肃之缺点，乃不严分别今古文，一以驳郑君为目的。他以古文说破郑玄的今文说，以今文说驳其古文说，其方法仍然是古今文混合的。他伪造孔安国《尚书传》、《论语》、《孝经注》、《孔子家语》、《孔丛子》五书，以互相证明；托于孔子及孔氏子孙，使其徒孔衍为之证。不思《史》、《汉》皆云安国早卒，不云有所撰述；伪作三书，已与《史》、《汉》不合。而《家语》、《孔丛子》二书，取郊庙大典礼两汉今古文家所聚讼不决者，尽托于孔子之言，以为定论。不思汉儒议礼聚讼，正以去圣久远，无可依据。故石渠、虎观，天子称制临决。若有孔子明文可据，群言淆乱折诸圣，尚安用此纷纷为哉？肃作《圣证论》，以讥短郑君，盖自谓取证于圣人之言；《家语》一书，是其根据。其注《家语》，如五帝、七庙、郊丘之类，皆牵引攻郑之语，适足以自发其作伪之证。当时郑学之徒皆云：“《家语》，王肃增加。”或云王肃所作。是肃所谓圣证，人皆知其不出于圣人矣。
王郑之争及其比较
王氏注经，往往今古文兼采，其以今文说驳郑氏之古文说者如《诗·小雅·车舝》：“觏尔新婚，以慰我心。”《毛传》云：“慰，安也。”《郑笺》衍《毛诗》之古文说云：“我得见女之新婚如是，则以慰除我心之忧也。”然王氏从《韩诗》之今文说，易“慰”为“愠”。云：“《韩诗》‘以愠我心’。愠，恚也。”即其一例。又王氏以古文说驳郑氏之今文说者如《诗·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郑氏取三家诗之今文说，以为后稷无父，感天而生，云：“祀郊禖之时，时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满，履其拇指之处，心体歆歆然。其左右所止住，如有人道感己者也。于是遂有身，而肃戒不复御。后则生子而养长之，名曰弃。”然王氏从《毛诗》之古文说，以后稷为帝喾之子，而反对感生说，云：“帝喾有四妃，上妃姜嫄，生后稷……帝喾崩后十月，而后稷生，盖遗腹子也。虽为天所安，然寡居而生子，为众所疑，不可申说。姜嫄知后稷之神奇，必不可害，故弃之以著其神，因以自明。”即为一例。现试在经学方面，比论王肃和郑玄二人如下。
首先，注经态度之不同。郑氏为汉末大儒，遍注群经，融合古今，弥缝争端，厥功至伟。范晔于《后汉书·郑氏传》云：“郑玄括囊大典，网罗觽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是言允矣。郑氏《六艺论》亦云：“注《诗》宗毛为主，毛义若隐略，则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使可识别也。”其实郑氏不唯注《诗》如是，其他各经，亦莫不如是。如《周礼序》云：“二郑者，同宗之大儒……今而辨之，庶成此家所训也。”
王氏亦曹魏时大儒，成就良多，唯其好名，不惜作伪以遂其志。其于《孔子家语》序云：“郑氏学行五十载矣，义理不安，违错者多，是以夺而易之。”仅此一语，已可窥其用心。《三国志·魏书十·王肃传》云：“肃集圣证论以讥玄短。”是其注经，实乃冒郑氏大名，欲代其学术之地位而已。于此，陈氏澧言之甚允，其于《东塾读书记》中云：“凡郑君之说，未必尽是；肃之所难，未必尽非。夫前儒之说有误，后儒固当驳正，即朝廷典制，亦当论驳。肃之病，在有意夺易，此其心术不端；虽有学问，徒足以济其奸耳。”姚姬传《仪郑堂记》亦云：“郑君起青州，弟子传其学，既大著，迄魏之肃驳难郑义，欲争其名，伪作古书，曲传私说，学者由是习为轻薄。自郑、王异术，而风俗人心之厚薄以分。”姚、陈二氏之言，洵为持平之论。
其次，郑玄以五帝为五天帝，与昊天上帝合为六天；王肃则说天只有一，没有六。
第三，郑玄说圜丘祀与郊祀是有别的，而王肃则说是二而一。
第四，郑玄综合六经是贡献，伹不分古文与今文的差异，未免笼统。王肃亦蹈其辙，以古文说破郑玄的今文说，以今文说驳其古文说，其方法仍然是古今文混合不分。
第五，王学之影响。
一、王氏注经，以简明切要见称，是以后儒颇采其说。然王学之盛，初由魏时列于学官。《魏书·王肃传》云：“初，肃善贾、马之学，而不好郑氏，采会同异，为《尚书》、《诗》、《论语》、三礼、《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传》，皆列于学官。其所论驳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重，凡百余篇。”正始六年（245年），诏故司徒王朗作《易传》，今学者得以课试。甘露元年（256年），高贵乡公临幸太学，问诸经义，帝虽执说郑，而博士之对，则以肃义为长。又蜀有李撰，著《古文尚书》、《毛诗》、《三礼》、《左氏传》，皆依准贾、马，异于郑玄。虽与王氏殊隔，初不见其所述，而意归多同。是亦足为王学张目也。故在此时，王学几夺郑氏之席。
二、晋承魏祚，武帝兴学崇儒，置博士十九人，先儒典制遗训贾、马、杜、服、孔、王诸人之章句经学，率皆寓焉。然对王氏之学，尤加崇重。晋初郊庙之礼，悉用王氏说，而孔晁之于《书》、《礼》，孙毓之于《诗》，复党王氏，推波助澜。当此之时，正为三学之阐发时代。杜预《左氏注》，何晏《集解论语》，亦多采其说。逮及南北朝，其说犹行。宋裴骃《史记集解》，时引王说，而《乐书》一篇，所引尤多。梁皇侃《论语义疏》，复申其义。至其《典礼》，亦间探之。至于北朝，王氏《易》亦间行焉，若阚骃，曾注《王朗易传》，刘芳所撰《诸经音义》中，皆有王肃所注《尚书音》。是知王氏之学，未绝于南北朝。至唐，陆德明《经典释文》，孔颖达《五经正义》，及张守节《史记正义》、杜佑《通典》，更有玄宗注《孝经》等，无不采择其说。
三、至宋代文学大家欧阳修，甚且引其释《卫风·击鼓》云：“郑不如王。”有清一代，朴学树帜，大倡汉学，非王者固不乏人，而采择其说者，更为多见。如孙星衍之《周易集解》、胡承珙之《毛诗后笺》、马瑞辰之《毛诗传笺通释》、孙希旦之《礼记集解》、洪亮吉之《春秋左传诂》、刘文淇之《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以及刘宝楠之《论语正义》等，无不择探王说。今考释其佚文，益觉其言之确有不可废者。吾人又何可因其作伪而舍其可用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