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乡村与市场集镇的关系

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一书中，将基层市场同时也看成一个社区。市场不仅仅是一种社会结构同样也是一个文化载体。他认为，以往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著作都忽视了市场作为社会结构的重要性，从而难以理解农民的日常生活实际。

施坚雅通过研究表明，基层市场区域的大小与人口密度呈现反方向变化，而且，大多数基层市场的范围可以让最边远的村民很方便地步行到达。因此基层市场区域自然而然地就成为农民进行各种社会交往的社区。

由于农民对他所在基层市场区域的社会状况有着充分的了解，所以他需要的劳务和雇用人员都会在这个区域内寻找，如接生婆、裁缝等。同样地，资金等借贷关系往往也会通过区域性的互助会来寻求帮助。甚至婚姻、说媒等人生大事也多半要通过市场社区中的各种人际交往来实施，因此施坚雅认为，市场的范围即是婚姻的范围。

此外，宗族同样也受到市场社区的影响，同一个市场体系内的宗族联系较紧密而属于不同市场区域宗族的联系就较为松散。在市场社区中，占统治地位的宗族往往能够获得对于市场的控制能力。与宗族类似，秘密会社组织也在市场社区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许多行业的经纪人都是秘密会社的成员，他们通过收取各种费用作为会社的经费来源。施坚雅将寺庙也看成基层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庙会常常是市场活动的交易场所，庙会的董事会通常由该市场区域范围内的各种精英人物组成，此外，寺庙神灵的活动范围，即祭祀圈往往与市场区域相一致。此外，各种各样自发组成的团体和其他正式组织——复合宗族、秘密会社分会、庙会的董事会、宗教祈祷会社——都把基层市场社区作为组织单位，同样地，职业团体，如木匠、泥瓦匠与农业生产联合会，如看青会、看水会等也通常由基层市场社区内的人员组成。

施坚雅发现，各种各样的底层人物同样也是基层市场的组成部分，市场是盲人、摆赌摊儿的、卖艺的、练杂技的、卖膏药的以及魔术师等人物的舞台。“正如集日通过提供娱乐机会减轻了农村生活的无聊一样，庙会使村民全年的娱乐达到高潮”。可见市场社区不仅仅是一个社会结构还同样是文化载体，正是基层市场决定了不同区域农民之间的文化差异。施坚雅进而使用了度量衡差异、语言差异等证据来证明其观点。在分析市场体系与社会结构的相互关系时，施坚雅提出，中国较低的和中间层次的社会结构与市场结构平行，与后者一样采用了一种等级网络的形式。基层市场区域中的宗族与秘密会社往往是更高等级市场中对应社会组织的分支。每一个等级层次的市场体系对于阶层间关系都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基层市场社会一方面可以被视为小商人和农民之间的交往空间，另一方面还是小商人和地方上层之间交往（主要通过市场控制机制）的核心，这种交往实际上体现了农民与乡绅之间的关系。

市场体系中的地方上层人物是农民与官宦上层之间的媒介与缓冲器，而小商人则是农民与高层次中心地的商人之间的中介。正是他们把基层市场社区与更大的社会的机构、习俗联系起来。与基层市场相比，中间市场实际上是农村中间阶层的社会世界，“在中间集镇的茶馆、酒店和饭铺中，来自周围的基层市场社区环的地方上层的代表们，指导着这个中间市场体系为之服务的更宽广的区域中的各项事务”。

在分析中心集镇时，施坚雅指出，正是在这个层次上，市场体系与行政体系相交汇，这一层次的集镇不仅是较低层次市场上已出现过的各种集团间关系的中心，而且也是官吏与他们管辖范围内“乡绅”的领袖人物及镇上有领导地位的商人们举行重要磋商的中心。从基层市场到中心市场，随着市场等级的上升，社会的边界逐渐与国家的边界相重合，国家对社会的影响更加明显。在这个过程中，村庄通过市场与更大的地域范围联系起来，正如前面提到的那样，正是市场连接了国家与社会。